[探讨]老调重弹——“脏腑”、“六经”体系之比较

graydragon

文/ graydragon

脏腑体系是《黄帝内经》著作的理论，六经体系是《伤寒论》著作的理论，此两种学说的产生时间、背景、理论基础及临证应用等皆有区别，不容混淆。然而，在脏腑体系的医学背景下，后世医家把两种体系混杂一谈，尤其在解读《伤寒论》著作上。对此种体系混杂的现状，当代医家已有清醒认识，并有文章撰述发表。所以笔者再谈这个问题有些老调重弹，但鉴于目前此种现状依然存在，所以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就有再探讨的必要，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立足于文本及临证思维，从系统论、源流等角度对脏腑、六经两种中医学体系进行比较，以示区别。

1、脏腑体系与六经体系都是对人体系统功能层面的划分。

毫无疑问，脏腑学说是现存《黄帝内经》著作的核心思想。脏腑学说的起源，一是源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五行学说，一是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学。这两部分的相关文献，载于《素问》《灵枢》，一般学习中医的人都非常熟悉，具体文献笔者不再引用。

脏腑学说脱胎于人体解剖学，例如“心肝脾肺肾”等藏象名词，最初都是解剖学术语。但当这些解剖学术语与五行理论结合起来以后，它们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解剖学含义，而是从器官层面上升到人体系统的功能层面。在清代王清任之后，民国恽铁樵明确提出中医的脏腑是言气化。在当代，有医家从系统论角度研究脏腑学说，提出中医的脏腑理论有着系统学特性，似乎为中医的脏腑学说找到了现代科学的理论依据。

接下来，笔者想为脏腑学说“换脸”。

以脏腑学说中的“五脏”为例，既然“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并非实指人体解剖器官，而是言气化，是对人体系统功能的系统学划分，那么，我们不妨用“ABCDE”来替代。

“心”→→“A”
“肝”→→“B”
“脾”→→“C”
“肺”→→“D”
“肾”→→“E”

其中“A”脏主血脉、藏神；“B”脏主藏血、疏泻；“E”脏主藏精、主水、主纳气......

对五脏进行如此“换脸”之后，其本质含义没有改变，相信大家能同意。

接下来，就是为六经体系“换脸”。

六经名词非《伤寒论》首载，但六经体系是《伤寒论》著作首先提出。显然，六经的六个抽象名词概念——“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读起来没有“心肝脾肺肾”这些医学术语这么亲切直观，尽管五脏其实也并非所指我们肉眼所见脏器。但实质上，如同脏腑体系具有系统学特性，六经体系也是对人体系统在功能层面的划分，但这种划分不是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不是五行学说的“一分为五”，而是“一分为六”的划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个系统部分，以“太阳”子系统为例，其系统功能所属即“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等具体方剂所支配的人体系统功能区域。

事实上，中国古人对人体系统在功能层面进行了多次划分，如“一元论”的“元气论”；再如“一分为二”的“阴阳”划分；再如“一分为三”的“三焦”划分；再如“一分为四”的“卫气营血”划分。所以，虽然六经体系是“一分为六”，非五行学说的“一分为五”，但它们都是对人体系统在功能层面的划分。

接下来，笔者以为不妨也为六经体系“换脸”，即分别以“ABCDEF”来替代六经的“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六个名词。

“太阳”→→“A”
“阳明”→→“B”
“少阳”→→“C”
“太阴”→→“D”
“少阴”→→“E”
“厥阴”→→“F”
（图）


接下来，就是比较脏腑体系与六经体系“换脸”后的“面貌”。

比较“ABCDE”与“ABCDEF”，两者都是对人体系统功能层面的划分，不同点在于“ABCDE”体系是“一分为五”，而“ABCDEF”体系是“一分为六”。

由此，一个问题产生了：既然“ABCDE”与“ABCDEF”两种体系都是对人体系统功能层面的划分，那么有什么证据表明，中医的理论基础应该建立在“ABCDE”体系之上，而不能建立在“ABCDEF”体系之上？

2、六经体系是唯物的理论，脏腑体系是唯心的假说。

接下来，笔者想从脏腑体系和六经体系的产生源流来探讨两种理论体系的区别。

前面谈到，脏腑学说产生于：1）中国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2）中国古代的人体解剖学。《素问》的多篇文章反复阐述提示，脏腑学说的框架实质上就是五行学说的框架。所以，对脏腑学说的产生，笔者认为是从哲学思想到医学思想的理论移植，是以一个既有的理论框架来认识人体生命规律的思维演绎过程。所以，脏腑学说的产生，是主观的，是现存哲学理论延伸到医学的产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评价，这种先入为主来研究医学的方法论是机械、唯心的，但因为是发生在古代，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它符合人类认识自然界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同时它也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五谷”“五方”“五音”“五色”等五行观认识。

此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脏腑学说的产生是纯粹理论的推导，和方药的应用是相对分离的。五行理论并非方药的应用理论，方药的应用来自具体的生产实践，具体论述见笔者《也谈经方与时方》一文。

那么，六经体系的产生，是否也是主观的？有人会列举《素问·阴阳离合论篇第六》这篇文章。诚然，这篇文章中出现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个哲学名词，并且提出了“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的哲学概念。但是，作为医学体系出现的六经，是在《伤寒论》中首次提出的。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伤寒论》的六经体系是否也是从哲学到医学的理论移植？笔者认为，绝对不是！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伤寒论》这本书中有关“六经”的文字、条文删除，也就是说，暂且不提什么太阳病提纲等类似内容，仅仅凭借诸多明确记载“症状、体征、方药”的条文，我们在临床上检验一下，看能否指导伤寒病的治疗？毫无疑问，删除了“六经”体系的《伤寒论》，一样能指导伤寒病的治疗，而且后世医家，也正是因为跳出了“六经”的限制，从《伤寒论》中抽出了“方证相应”这一中医方药应用的精髓，从而扩大《伤寒论》所载方剂的临床应用范围，开创出了“类方”新学派。

那么，《伤寒论》著作为什么又明确记载有“六经”体系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六经”体系的产生了。也就是说，“六经”体系是源自医疗实践，源自张仲景长期治疗伤寒病的方证应用，是从具体的方证实践中感悟、升华出的“以证类方”的理论体系。“六经”体系是从“药物、方剂→理论”的产生过程，“脏腑”体系则是从“理论→药物、方剂”的产生过程，两者的源流截然相反。
（图）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两种中医学体系的形成进行哲学评价，“六经”学说是客观、唯物的，“脏腑”学说则是主观、唯心的，而对这种主观、唯心的，以理论移植所构建出的所谓医学理论，笔者只能遗憾的称它为“假说”。但因为这一“假说”又穿戴着“心肝脾肺肾”这些解剖学名词术语的医学外衣，所以它又是如此的具有视觉上的“欺骗性”！试想，一个以“ABCDE”为外衣的医学理论显然要失去它无比鲜活的亲和力。

当然，经过金元、明清直到近代、当代中医家的努力，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脏腑体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唯心的假说”来定义了，它吸取了大量的方剂应用经验，已非当初那个单纯的理论残壳，并且在现实情况中脏腑体系稳居中医学的主流理论地位。但即便如此，笔者认识到，五行理论的先天架构是这套理论体系的致命弱点，这一“瓶颈”无形束缚了这套理论体系的生命力，也扭曲了方剂的临床应用。当代医家无疑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对这套理论进行修补的想法应运而生。

然而经过以上对脏腑、六经体系的比较，笔者认识到，一个与脏腑体系处于同等系统层面的六经体系已经被古人提出，它从实践中来，它有疗效确凿的经方为临床基础，它是理论与经方紧密结合的中医药体系。所以，力图完善脏腑体系、乐于构建中医理论体系的医家，倒不妨把亲睐的目光从脏腑体系转向六经体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因为提出“脏腑体系是唯心的假说”这一论点，就意味着希望取消脏腑学说。在哲学发展上，唯心学派与唯物学派向来是对立发展的，没有人说要取消唯心学派。中医虽然是传统文化，但作为医学，与京剧等传统文化有本质区别，也与《周易》《老子》等传统哲学有本质区别，倒与传统文化中的农学、四大发明等技术操作性行业的关系更紧密。作为医学，当代中医要解决疾病的治疗问题，需要落实到一首首疗效确凿的方剂上面。比较脏腑体系与六经体系，我们无疑看到，六经体系从来不单纯强调阴阳哲学，也不搞五行哲学，而是以方证为本。此种迥异于脏腑体系的临证思维，丝毫没有影响临床疗效，相反有着脏腑体系所不可追及的优势，难道这一临床现象不需要被关注？不需要深入思考吗？

笔者希望当代对脏腑学说的研究能深入到本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指导，以临床为本，把其中不科学的、迷信的部分剔除出来，同时笔者反对把《伤寒论》《金匮要略》脏腑化、俗化，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并非只有一个脏腑体系，只有阴阳五行这些古代的哲学理论。

3、六经体系的局限性及后世发展。

虽然六经体系的创建来自临床方证实践，但它是针对东汉末年伤寒病治疗而总结出的一套方证应用理论。定位张仲景，或者说定位《伤寒论》，我想，张仲景首先是一位伤寒病学家，而《伤寒论》是一本指导临床治疗伤寒病的著作。东汉张仲景时代的流行疾病谱，不同于金元时期的流行疾病谱，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流行疾病谱，同时东汉末年的社会背景、生活条件、人民体质，也不同于金元或者明清时代的社会背景、生活条件、人民体质。所以，虽然《伤寒论》来自临床，但时代的局限性导致了临床经验的局限性。所以，继《伤寒论》之后，中医历史上有了“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寒温之争”等无休无止的医学论争。而到了清代，叶天士、吴鞠通针对温病治疗，发展出“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其体系的产生与“六经”体系同出一辙。“卫气营血”“三焦”体系弥补了“六经”体系的不足，但它们自身也同样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此外，对于《伤寒论》六经体系中的“厥阴经”一直是争论不休的悬案，因文本缺失等种种原因导致研究的困难。

随着后世医家对《伤寒论》著作的研究及经方的应用，特别是当代医家所提出的六经体系，其所指含义已经超越了《伤寒论》著作的六经体系，其临床应用范围也得到扩展。这是六经体系的发展，是当代医家对六经体系不断完善的完美追求。

4、方证相应是中医临证的根本思维，需要深入研究。

如果把六经体系、卫气营血体系、三焦体系比作中医理论中的高楼大厦的话，那么，“方证相应”无疑是这些高楼大厦的共同根基，它超越了这些体系各自的局限性。自清代柯琴、徐灵胎之后及日本古方派所兴起的“类方”学派，在发掘出“方证相应”“药证相应”这一中医古方应用的精髓之后，涵盖并超越了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理论体系，从而推动中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虽然目前国内的学院教育是脏腑体系的中医学，但中医临床的实际情况是脏腑体系与六经体系等多种体系并存。在脏腑化的客观医学背景下，方证相应的临证思路是不容忽视的一支临床力量。所以笔者在这里想用简短的语言简单地比较一下两种体系临证思维之不同。

脏腑体系的临证思路是：从症状、体征（舌诊、脉诊）等临床资料→脏腑分型→处方用药。
方证相应的临证思路是：从症状、体征（腹诊、舌诊、脉诊）等临床资料→处方用药。

可见，后者是一步到位法，省略了“脏腑分型”这一中间环节。

笔者认为，与脏腑体系的临证思维相比较，方证相应具有两点优势：

1）方证相应是来自临床实践的唯物理论。
在文章的前一部分，笔者阐述了脏腑体系理论的唯心性，而方证相应的临证思路则巧妙的避开了“脏腑体系”这一唯心、不确定性模糊因素。方证相应的临证思路来自临床实践，是中国远古时代的医生在长期探索应用中药治病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类似于方证相应的思维模式，也是中国远古时期人类的直观思维模式，如烹饪对调料的应用，“需要这种味道就应用这种调料”；如古代探矿对矿苗的认识，通过铜苗寻找铜矿等等这些思维模式都是等同“方证相应”的思维模式。从思维的角度评价，方证相应是人类认识自然界直观、一一对应的原始低级思维模式，而脏腑体系的五行架构，则是高级的思维模式，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评价，同时也是片面、唯心的思维模式。

2）方证相应指导经方应用的高精确度。
在前面文章，笔者也提到，虽然脏腑体系的理论具有唯心性，但继汉代以后直到近代的医学临床，大量的实际医疗经验已经与脏腑体系的理论融合起来，其中尤其是张仲景著作的被脏腑化，所以今天的脏腑体系已经不是一个唯心的理论残壳，而是一套能指导临床中药应用的理论。于是，就引出了第二个比较：在“脏腑体系”与“方证相应”指导临床中药应用上，我们看谁的效率更高？谁更精确？

在笔者《也谈经方与时方》  《经方之“力”》 文章中，通过对经方起源的探询，笔者认识到，“方证相应”指导下的经方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经验成果，是经得起重复的临床经验，同时，“方证相应”“药证相应”的临证思维就是中医经方最古老的应用理论。所以，在“方证相应”的临证思维下应用经方才是中国医药学从古延续至今的一条主线，是“神农尝百草”传说的精神延续，是对中医药学的科学继承。而“脏腑体系”，笔者认为倒不妨看作是这条主线的一条支流。
（图）


在冯世纶教授的《伤寒杂病论传真》一书中，通过经方应用具体阐述了方证相应指导经方应用的精确性，引文如下：

“例如遇有：‘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这一证候时，如用五行、五脏辨证则会出现二种甚至二种以上的辨证结果，而经方辨证从症状反应认证只有一个结果，一个方证，那就是桂枝加桂汤。”《经方探究》
“如症见：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心悸短气等症，有的人可认为是脾阳虚弱，水气上犯；有的人认为是肾阳虚弱，水饮上迫；有的人可认为是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但治疗时有可能都用苓桂术甘汤这一方药，使疾病痊愈。这是因为，他们都熟悉《伤寒杂病论》苓桂术甘汤这一方药和其适应证，在掌握苓桂术甘汤方证上是一致的，是经方的方证经验给了后人以规矩。”《经方的方证体系》
（图）


5、方证相应的客观局限性。

然而，即便方证相应的临证思维具有以上优越性，但在临床具体应用时，依然有着局限性。

1）医生辨方证的精确性。
虽然说方证相应的临证思维具有精确性，但如果实施辨证思维的医生，根据具体的症状、体征等临床资料不能辨析出正确的方证，无疑会影响疗效或导致治疗失败。但通过不断学习，尤其在有着丰富经验的医生及著作的临床指导下，年轻医生的个人技术是可以不断提高，从而最终接近完美。
笔者认为，对于此种理论实际操作中的局限性，与理论体系的局限性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任何理论应用于实际所不可避免，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的。

2）方证相应是直观的，也是表面的。
方证相应的临证思维为临床应用中药治疗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依据来自临床实践，是实际的临床经验总结。但也应该认识到，这种经验停留在一个现象的层面，虽然这种现象也同时反映出本质，但从现代科学的语言上，对药物是如何治疗疾病？是如何支配人体的系统器官？经方组方？在这些深层的细节问题上，尚没有答案，这无疑会导致在“方证”“药证”认识上的模糊性，所以有待深入研究。

6、因体系冲突所导致的历史悬案。

遗憾的是，《伤寒杂病论》这本经方著作在脏腑体系的医学环境、儒学化的社会背景中产生，其最终结局只能是被脏腑化、儒学化，最终失去它的本来面目。笔者看到，既然今天的中医研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何种目的，需要从脏腑学说的角度来解读《伤寒论》《金匮要略》，那么，在1700年前，在《伤寒杂病论》面世以后，主张脏腑体系的医生同时又是位居太医令的王叔和，他完全可以把《伤寒杂病论》裂书为二，不让“杂病”部分在社会上传播，避免体系冲突，从而永绝后患。（至于“伤寒”部分为什么能流传，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伤寒疫病是社会需要迫切解除的威胁，另一方面按照脏腑学说的理论，根本解决不了伤寒疫病的治疗问题。）那么，我们所熟知的那段历史，所谓《伤寒杂病论》因兵火散佚的历史，还重要吗？

而《金匮要略》的面世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某年某月某日，以蠹简的形式忽然被某人所发现，而发现它的这位翰林学士居然也姓“王”，这可真是悬案！

毫无疑问，《金匮要略》的面世，它能为官方的脏腑学说所接纳，必定是要批上道学的外衣，于是翻开今天的《金匮要略》第一章，标题赫然写着“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如同前面对《伤寒论》删除“六经”相关文字及条文，我们不妨对《金匮要略》也进行删读，删除第一章“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删除其他章节中有关脏腑学说的条文内容，看这本书还能否读通，看这本书还能否指导我们治病？毫无疑问，结果是肯定的。关于《金匮要略》著作的争议，冯世纶教授已经有过阐述，所以，笔者又老调重弹了。

困学

脏腑与六经的分别是中医的关键问题

温小力

学习了。
　

黄煌

经方医学的理论研究是带有攻坚性质的，很多理论问题，我们还说不清楚。但如果说不清，就会妨碍经方医学的推广和普及，更导致经方医学在表层踏步。前面两篇文章都是今年来高水平的理论探讨文章！谢谢ｇｒａｙｄｒａｇｏｎｈ和温小力！同时，也希望看到更多的对经方医学的理论思考性的文字。

何运强

文章层层深入,脉络清晰,论据充分,能触动读者很多思考!

graydragon

首先要感谢温女士的阅读，您想的比我远！以一个非中医专业的身份关注中医，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值得敬佩！

需要指出的是，文章中的“六经体系”不同于现存对六经体系的认识，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从下到上，从方证到六经”的源流论述。由于我所认为的“六经体系”是从方证实践中来，是临证经验的总结、体系化，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所以相比较脏腑学说的产生源流，我提出六经体系是唯物的理论。

汉代之后，对六经体系的争论很多，当代研究六经体系的医家也有多位，孰优孰劣，主要还是各自对六经的理解不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而且从六经的角度研究经方也只是当代对经方研究的学派之一。

对六经是什么？传经？等问题我不关心，我认为六经是一种分类法，是以证类方的方剂归类，所以六经体系的实质就是方剂体系。所以既然是分类法，能分为“六类”，就可以分为“四类”“三类”“十类”等等，所以叶天士分为“卫气营血”四类，吴鞠通分为“三焦”三类，黄煌老师则分为“十大类方”十类。借鉴“方人”“药人”的思维，每一味药物，每一首方剂，它同时也映射着人的系统功能区域，所以，六经体系也是对人体系统功能层面的划分，这里有一个思维的跳跃。

生理学不是中医研究的特长，虽然中国古人对生命规律有认识，但内容不多，生理学是现代医学的研究课题。中医药的课题是中药治病，更确切说是经方治病。但目前的主流中医视线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不能落实在具体的方剂上面，难于保证疗效，从而导致中医局面江河日下。提出“六经体系是唯物的理论，脏腑体系是唯心的假说”，是为了把视线转移到方证中来，而非探讨六经理论，更非要去研究“太阳是什么？”“传经”这些虚空的臆想。

此外，“六经”是否张仲景提出，也值得怀疑？从文本上来看，张仲景似乎只提出了“太阳”“阳明”“太阴”“少阴”这四经。“六经”也许是王叔和根据《素问》弄出来的。在温病治疗上，叶天士提出的也是“四经”，这显然是临床总结。假如张仲景提出的是“四经”，则“寒温”在辨证上可以相对统一了。当然，这些都还只能是猜想。

在方证相应的前提下实现“专病专方”是我的探索目标，作为一名中医师，如果不能很好继承《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这批经方，即便对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研究再深入，也于临床无补。

诚如黄煌老师所言，经方理论研究是攻坚课题，它需要多学科知识、文理兼进，同时要以临床为依托，非举一人之力而能为之，希望能有更多像温女士这样关注经方的人，参与进来。

longhl

有启发,有收获.

maixue

脏腑学说脱胎于人体解剖学，例如“心肝脾肺肾”等藏象名词，最初都是解剖学术语。但当这些解剖学术语与五行理论结合起来以后，它们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解剖学含义，而是从器官层面上升到人体系统的功能层面。在清代王清任之后，民国恽铁樵明确提出中医的脏腑是言气化。在当代，有医家从系统论角度研究脏腑学说，提出中医的脏腑理论有着系统学特性，似乎为中医的脏腑学说找到了现代科学的理论依据、、、、这个结论可不是随便下的，证据？论据？他是一个巍巍大厦的基石。

maixue

五元藏象是始于取象比类，从文字到实际表述都是。解剖脏器大多数被选择性的吸纳，解剖的完整性大多数是临证应用的次要支持知识，或研究选择的内容。中医的核心突出整体的动态状态，而不是死人或死的静止的人体联系。

litianxiang

个人觉得，如果六经体系剥离了脏腑、经络，只会变成无源之水。

李国栋

《伤寒论》原文分明是“六病”脉证并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作为“六经”来解读呢？六病的病位明确分为三部，即表部、里部、半表半里部，每部都有阴病与阳病之分，即表阳证、表阴证；里阳证、里阴证；半表半里阳证、半表半里阴证。简明易别的病位与病证，一定要处处套用经络来解读吗？经络辨证不止是六经，还有奇经八脉，以经络解伤寒，是不是贴切呢？

klsllc

以经络解伤寒，是不是贴切呢？有点欠缺。

暖风

六经名称先出现在内经    六经名称叫法一样而没有作出解释这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汉代 经方十一家并不是真正的十一派     如五脏六腑什幺病占了大多数 风寒热病 等更象病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