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法方法论

雍乾

尝谓：“八法之中百法备焉，一法之中八法藏焉”。所以笔者以为一个成熟的中医不但要在临证时，能够根据病情的寒热虚实，熟练的运用八法来治疗疾病。而且还要对每一法则的真正内涵以及他所具有的特殊性了如指掌。以便更好的、确切的运用于临床。
根据我多年在基层的经验，今天就后者谈一些自己的认识，当与不当，还请海内贤达斧正。是以为幸。
八法在临床上的出现，最早应该源于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笔者以为原不应指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者，而是汗、吐、下、和、针、灸、水、火。这在《伤》一书的原文都有体现（若火熏之、若水灌之、当刺期门等语）。而确切完整的提出八法一词的，就笔者所知应该是新安名医程国彭。他在《医学心悟》一书“医门八法”中，就详细的论述了八法的具体运用。但笔者以为，程氏虽然论述详尽，却只是对病症的观察、分析和对比、类化，而缺少对病的“人”的勾勒。
就这个问题，笔者暂将八法归纳为汗、吐、下、针、温、清、消、补。其实八法就其服务对象而论，大体可分为两法，即攻法和补法，这是阴阳两分法。如《内经》形苦志乐、形乐志苦及勇者、怯者或《金匮》尊荣人等。也可以按天地人三才，分为攻、补、和。比如说汗、吐、下是攻法，是病邪的三大出路。是“去其所本无”的最佳治疗手段；而温、清、消当属和法，与补法是“复其所故有”的完美体现。其实八法所论治则，概言之当不越“去其所本无，复其所故有”两端。仓扁之时，民风淳朴，高下不相慕，所以当时大医皆善用攻法，所谓“药不眩冥，其疾弗疗”。治病多以五毒攻之，助以五果、五蔬，然后养以五谷。所以汗、吐、下、针四法，古为疾医之道，适当用之，效若沃雪。然传者绝少，或为禁方流落民间，唯张子和能修明之，笔者佩服至深。日本吉益东洞、中神琴溪亦善此道，但所传皆不广。为什么这么好的治疗手段，会有如此境地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能与时惧进。不被或者说很难被现代人（当然也有古代人或未来人）所接受。追起原由，皆因当代之人恶苦喜乐、恶劳好逸、恶繁尚简、恶抑喜扬所致，疾病多由此而生，攻法难用亦多由此而起。酒肉不节加重了脏腑负担，房室怨怒损伤元真之气。当代中风、三高症、胆肾结石、神经症多发并非偶然，此皆不自重、不自爱所致。寻流探源，倘若能自节、自省，去其恶习，其病已去五成。服药则据证或温调阳气，或清其火郁，或消其积滞，或补其虚损则可，不必大汗大吐以伤正气。且病人（多为尊荣人）易于接受，可以形成良好的医患共识。而对于体力劳动者和身体较强的病人，如外邪突袭，或可一攻，可与汗、下、吐、针（针法有补有泻，但相对而论，仍属泻法，尤其是刺络放血和火针燔刺），但如病情复杂，即便是身强体壮亦要考虑周全，不可孟浪，以免出现不必要的后果和麻烦（当前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尤其是内伤七情，病机复杂，影响气血津液、并夹有痰饮瘀血的病人，更要小心。而且对于汗、吐、下后的将息调理很是重要，这些往往也是治疗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但病人却多不注意，即便是医生，有些认识也不同，或是觉得太多的忌口都是多余，或为了迎合病人的某些心理。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人生活在物欲的世界，难免有个七情六欲，但对于病人有时侯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在汗、吐、下、针等治疗后，损伤气血都没有恢复，新的阴阳平衡也还没有建立。何况偏偏有些病人却在不知保养，追求享乐，对疾病和生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出于对病人的病情和健康负责，所以医生有时就要矫枉过正。要再三叮嘱，不可使治疗的胜利成果功亏一篑。其实八法的形成，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的适应更多的，有着不同需求和接受程度的服务对象的过程。这其中有需要治疗的，有需要改善的，有需要康复的，有需要关怀的，这也是医学逐渐进步，治疗手段不断完善的结果。即便是出于治疗考虑，辨证施治亦要活泛，不可为攻而攻，为补去补，要与时代相和，化裁曲直，此仁者之心，医者之智，亦医这之明也。医虽小道，但若要论之，却无不法阴阳，贯五德（仁、义、礼、智、信），暗和气数，行天地之道，医岂易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