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学角度揭示中医学科学原理

江边日月

　　　　　　　　　　　　　　　　　　　　　　　　系统思维时代的中医学方法论研究
                   　　　　　　　　　　　　　　　————《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推介
　　　　　　　　　　　　　　　　　　　　　　　　　　江    厚    万
　　　　　　　　　　　　　　　　　　　　（中国科技开发院芜湖分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芜湖241001）

　　20世纪初普朗克提出的量子假说与爱因斯坦创立的狭义相对论，象征着现代科学革命的正式开始，亦即宣告了机械决定论的“牛顿时代”的逐渐终结。20世纪中叶以贝塔朗菲创立的系统论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一个系统思维的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对世界性“传统医学热”与“中医研究热”的反思中，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思考：面对现代科学与西医学的挑战，我们是否还要以更新的视角，更新的思路来进一步审视、研究、发展中医学？！
　　祝世讷教授以一个专业哲学工作者的深厚理论底蕴、一个中医多学科研究专家的渊博学识、一个中医系统论学科开创者的严谨科学态度，对中医学方法论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著成洋洋百万言的《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它标志着中医系统论学科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该书是继他的《系统中医学导论》、《中医系统论》、《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等专著，以及包括“中医学重大理论问题系列研究”专题论文12篇在内的100多篇中医系统论研究论文之后，应用现代系统科学研究中医学的又一部力作。作者从哲学的高度和思维科学的角度，以纵横对比、全景观照式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中医学思维方式和中医学理论的发生学历史与研究现状，对中医学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及其今后所应抉择的发展方向，均进行了有深度的思考与艰苦的探索，发表了一系列极具创造性的见解与论点，使人如啖蔗饴、如获至理，启迪良深，它对中医学现代研究与未来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一  系统论对中医学传统思维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人类思维发展的基本轨迹是：从古代的整体论到近代的还原论再到现代
的系统论，西方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沿着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发展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与西方一样是整体论的，但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近代社会，没有发展还原论思维，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发展了朴素的系统论思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没有经过两次否定的飞跃，为何也是系统论的？作者认为：与西方的“认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颗粒，世界和万物是由原子‘组合’而成的原子论思想”不同，元气论是中国产生系统思维的思想基础。“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认为元气是产生世界万物的原始物质，元气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世界和万物是由这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产生出来的。《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而生物。”《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天下篇》曰：“建之以常无有，立之以太一。”《吕氏春秋•大乐篇》曰：“万物所生，造于太一，化于阴阳。”显而易见，中国的先哲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探求方式，本来就采取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整体观和分化观。他们认为世界和万物的本原是无形无象、混沌未分的“道”，通过造化万物的混沌为朴之气（“太一”）的一分为二（“阴阳”）的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化生出万物。其“以常无有”（“有生于无”）的深刻思想，与现代科学关于宇宙和物质形态的演化从“无”到“有”的认识可谓如出一辙；其“（人）无为而（道）无不为”的“道法自然”与“阴阳自和”的自然无为思想，与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却十分一致；现代系统论的各项基本原理，如整体性原理、联系性原理、动态性原理、有序性原理等，在元气论中都有其原始雏形。
　　孕育、产生、发展于中华大地的中医学本能地吸收了元气论，按照元气论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形成以元气论为理论基础的系统思维，并将元气论进一步具体化为医学理论，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史学家马伯英指出：“医理以‘气’为本。‘气’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沟通的桥梁，连锁的环节。”
　　基于《周易》“太极一元论”的中医学整体观，如实地把人理解为一个由混沌未分的整体分化而来的系统，其“元整体”性决定着其不可分解性。《周易》
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思想指引中医学把注意的重心放在影响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矛盾关系上，而不是实体性物质成分上，创立了“阴阳失调”、“正邪交争”、“气机失常”三大病机。《周易》的“见乃谓之象”的观象论，认为事物整体与外环境相互作用所表现出来的可见属性、功能、行为可作为对事物本身状态、趋势、规律的考察和判据。中医学由这一思想引申、发挥，创造出“藏象”学说与“辨证论治”学说，并不断发展、完善，创立了独特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作者指出：人们早就明确地认识到，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西医学的思维方式有着原则性的差异，常常表现出格格不入的特点，也早就认识到西医学的思维方式是还原论的，而中医学思维方式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却长期争论不休，仁智互见。许多人常常把中医学的思维方式称为朴素辩证法的、整体性的、有机论的、东方式的等等，但这样的概括并没有揭示其本质，特别是没有揭示其与西医学的还原论的原则区别的症结所在。系统科学在中医学应用研究所要解决的第一重大问题就是对中医学传统思维方式的系统论性质的认定。这里应当指明，首先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思维的，是我国国家级科学家钱学森院士。1980年他就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曾多次反复论述与强调：“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科学已从分析时代进入系统时代，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西医的思维方式也要走到系统论的道路上来。”并满怀希冀地鼓励作者：“您如能把中医固有理论和现代医学研究用系统论结合起来，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一定能实现一次扬弃，搞一次科学革命。”
　　然而，中医学系统思维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属于古代，毕竟没有冲破古代整体论的襁褓，虽然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许多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有所把握与驾驭，但并没有揭示清楚，还深深地打着整体论（“黑箱”）的烙印，更没有建立起关于系统论的专门概念、理论。因此，它的系统论思维具有朴素的性质，或者说与整体论思维交织在一起，与现代系统论思维存在时代差距。也就是说，虽然人们在中医学传统思维这种“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马克思），但这“最新的东西”并非完完全全就是标准意义上的“新东西”，它往往是包含于“旧东西”中的“新胚芽”，或者“种子”、“基因”、“引信”，由它可以发育、引发出真正意义上的、完完全全的“新东西”。爱因斯坦说：“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重新刻勒。”作者在研究中正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不仅要在“最旧的东西”中发现“最新的东西”，更要对“最旧的东西”予以“重新刻勒”，使它成为“最新的东西”。
二  系统论对中医学科学原理的揭示与发展
　　系统论是关于系统的专门理论，它研究系统的特性和规律，从理论上总结为基本原理，为考察和调节现实系统提供理论和方法。它是现代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也是现代科学革命的重要突破口和生长点，对于生命科学和医学具有特别重要和直接的意义。中医系统论是关于中医学系统思维的专门理论，是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医学所驾驭的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从基本原理的层面进行挖掘、揭示与概括，并使之上升为现代水平。何以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中医系统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在客观上，系统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各个领域应用的深入，形成把系统科学应用于医学和中医学领域的必然趋势。在主观上，中医学现代研究和发展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提出了研究和发展中医系统论的内在性迫切要求。
　　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医学，随着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中西两医并存，中医学原来一统中国天下的格局被打破，结束了独立发展的经典之路。质言之，中医学从那时起，实际上就已迷失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因而，便出现了“废止旧医”派的叫嚣，“中西汇通”派的悲壮，“中西医结合”的坎坷与“中医现代化”的迷茫。导致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不外两类，前者视西医学为科学，用西医学标准来评判中医学，对中医学从根本上持歪曲、无视与否认态度；后者虽然从主观上承认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并企图发展它，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与局限，不懂得中医学的科学原理究竟是什么，与现代科学、西医学的本质差异是什么，因而采取的是“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培根)，尽管愿望是美好的，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作者的研究正是从中医学科学原理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的。他以思想者的深邃，哲学工作者的睿智，科学工作者的谨严，运用系统论这个科学武器，对中医学科学原理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提炼，赋予医学的特定内涵，并以系统论基本原理为逻辑起点，引申、创新与整合为中医系统论六大原理。
1  元整体原理    基于元气论的中国“元整体观”，不但肯定事物和世界的整体性，而且认为，事物和世界的本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先天的”。所言“元者，原也”，此意之谓也。作者指出，中医学元整体观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就人自身而言，人的整体性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整体内的各部分是由整体分化产生的，从来没有离开整体单独存在过，更没有作为整体的本原先于整体存在过。二是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是宇宙演化的产物，是环境这一母系统分化出来的子系统，这种母子关系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人既没有先于环境而存在过，也不能离开母系统单独存在。“元整体”一语为作者首创，闻所未闻。然而，作者所持的态度是严肃的、科学的。他并非采取抓住“黄老之学”中的只言片语，望文生义，肆意阐发，而是运用现代科学提供的事实，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科学论证，是在“最旧的东西”中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现代科学已经证明，200亿年前的宇宙本原是一个原始火球，演化到第150亿年时开始形成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又经过10多亿年的演变，开始产生生命物质，然后形成占据整个地球表面的生物圈。地球生物在进化到距今300万年时，从中分化出了人类。
　　作者又指出：近年有人提出，西医学也有自己的整体观，并且越来越注意人的整体性，整体观日益成为整个医学的共同观点，不再是中医学专有的特色。这里有一个前提概念必须辩明，西医学虽然也逐步承认人的整体性，但它把整体理解为由先于整体分散存在的各个部分组合而成，部分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它是一种“合整体观”。产生“合整体观”的思想根源是西方的原子论。根据现代科学提供的全部事实，可以明确地肯定，分化过程、分化系统、元整体与组合过程、组合系统、合整体都是客观存在。问题的关键是，医学的整体观必须回答：人究竟是一种元整体，还是一种合整体？中医学元整体原理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第一，人是分化系统，人的机体是从一个混沌未分的整体，通过分化出其内部各部分形成的。第二，人的整体是元整体，人的整体先于各部分而存在，是“先天的”，是产生各部分的基础和前提，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部分。第三，人的整体产生着、支配着部分。第四，人的整体不可分解，即人的整体的属性、功能、行为不能分解、归结为机体各部分的属性、功能、行为，分解开来的各部分离开整体不能单独存在。第五，人是由环境分化出来的一个子系统，与环境是不可分解的母子关系，必须考虑环境对人的作用。
　　只有理解了中医学元整体原理，才能懂得中医学关于“五运六气”与人类繁衍和健康密切相关观点的正确，才能懂得“防病知本，诊病求本，祛病治本，愈病固本”“务本”思想的深刻，才能懂得只有“整体最佳”才能实现“部分最佳”的整体治疗原理的科学，才能懂得微尔肖“局部中心论”疾病观的错误所在，才能懂得用于中医学阴阳、藏象、经络、证等研究的还原论方法为何“还原”不了的内在原因，也才能懂得为什么说“元整体观是医学整体观发展的必然方向”。
2  非加和原理    元整体原理着重从发生学角度，揭示和回答了人和各种元整体为什么不可分解的问题。非加和原理是在肯定人的元整体性的前提下，着重揭示和回答了人的整体有哪些东西是不可分解的，即人的整体属性、功能、行为不能分解为各部分的属性、功能、行为或其相加和。非加和原理是系统论的联系性原理在人体健康与疾病研究中的深化与展开。系统论的联系性原理着重强调了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非加和原理包括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各种情况。该原理告诉我们：第一，除了在特定情况下存在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关系之外，多数情况下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第二，整体与部分之间，有量的关系，其中有“加和”关系，也有“非加和”关系。同时，还存在质的关系，质的关系更不具有“加和”性。第三，系统整体的属性、功能、行为只存在于系统的整体水平，它不等于各部分的属性、功能、行为或相加和。非加和原理是对还原论的一种批判和突破。还原论错误地认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是整体与部分的唯一关系，不懂得“加和”关系之外还有“非加和”关系，因此认为万物皆为相加之和。非加和原理在肯定“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规律的基础上，着重揭示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客观规律性，证明这是万物复杂性的重要特征，是事物的系统特性之一。该原理对人的整体性的更深层次本质进行了揭示，它指出人是典型的非加和系统，强调了人的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着“非加和”关系，因而不能把整体的健康或疾病分解、归结为各部分来说明。
　　作者特别指出，掌握非加和原理的关键在于理解“系统质”。系统质是系统整体水平的质的规定性，要素质是要素水平的质的规定性；系统的非加和性就在于系统质与要素质之间是质的差别，不存在量的加和关系，因而不能用还原的方法从要素质直接解释系统质，也不能把系统质归纳为要素质；系统的整体性或不可分解性在于系统质是系统整体所特有的，一旦把系统分解为要素，系统质就被破坏，失去了整体水平所特有的属性、功能、行为；系统质可表述为系统整体的属性、功能、行为；不可能也不应该用还原的方法把它归结为什么实体形态或提纯为什么物质成分；系统质的存在和表现以系统与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为前提，离开这种相互作用，系统质既无从表现，也无从考察。
　　人的系统质就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思维属性的高度统一，分离开来单独存在的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或思维属性、或这三种属性的简单相加和，都不是人的本质。进而言之，人的自然属性是一种系统质，生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飞跃出来的新的系统质，人是从生命世界飞跃出来的、具有了其它生命所不具有的新质，人体生命运动不是所包含的多种低级生命运动和非生命运动的代数和。人的社会属性是一种系统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具有人的生理、心理但不参与人类社会，就不能具备人的社会属性，不能具备完整的“人性”。“狼孩”的生理、心理特征与人类没有两样，但其饮居、行走、语言、思维却带有“兽性”。人的思维属性也是一种系统质，思维是人类大脑所特有的功能，思维过程无疑包含了大脑内细胞的和各种组织的活动，但思维是整体性的，决不是神经元功能简单相加的结果。“证”是人的系统质病，不是系统内的“要素病”（西医学之“病”），“证”犹如“油画蒙娜丽莎的微笑”，若将构成“微笑”（“证”）的颜料（要素）予以分解，表征“证”的整体形象也就不复存在。“证”与“病”之所以不可能直接通约，关键就在于系统质病与要素病在层次、内容、性质、原因、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虽然两者之间发生着相互作用，病变过程存在着交叉性、相关性。
3  有机性原理    非加和原理揭示了人的系统质的客观存在，揭示了“证”的本质是系统质病，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人的系统质的病变？有机性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相互作用是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真正终极原因，“和”为健，“失和”为病。中医学有机性原理是系统论的联系性原理在人体健康与疾病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对哲学和现代科学关于“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恩格斯）论点的进一步论证。该原理告诉我们：第一，人的系统质的产生与保持，其基础或根据是人所处的各种相互关系。第二，影响人的系统质状态（健康与疾病）的基本因素是人体形态结构、人体内各层次上的实体要素，以及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人的整体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又是影响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关键因素。第三，认为在病因病机中，关系因素比实体因素更基本，更重要，应注重各种关系的失调。第四，关系失调的评价标准不是什么物质成分或理化指标，而是关系的最佳状态 —— “和”的丢失。第五，“失和”病机的基本规律是三条：正不胜邪、阴阳失调、气机失常。
    有机性原理与系统论的联系性原理一致指出，有机性是生命和人等复杂系统的复杂性的主要体现，有机性的本质是系统的相互作用、组织、有序化。并指出，对于系统（人）的复杂性来说，要素起重要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因此，研究和理解系统的复杂性，就要
把“关系”、“相互作用”放到注意的中心，而不应把要素特别是实体性要素放到注意的中心。这在哲学上可称为关系中心论。作者指出，中医系统论的有机性原理，是在关系中心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不仅肯定和强调关系失调为病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而且认为，在实体与关系之间，关系比实体更基本，关系病比实体病更基本。作者又指出：生命科学和医学都承认人的有机性，但人的有机性的实质性内容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难以作出具体的回答。根据现代科学提供的事实，从宇宙物质演化的整个图景来看，实体是关系的产物，关系者是关系的体现者，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关系者，“关系即实在，实在即关系”。
　　关系中心论并不否定实体、实体病的客观真实性，但否定实体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实体中心论可表达为：把“物质”理解为构成宇宙的最小的砖块，它本身是永恒不变的、具有第一性质的“实体”，它就是原子；“实体”是一切事物的唯一的、终极的主体、基础、原因、本原，以它为本原构成万物，以其第一性质为基础派生出第二性质。19世纪末叶以来的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从根本上动摇了物质的“实体”概念，否定了实体中心论。证明原子是产生出来的，它的性质也是产生出来的；物质的存在方式是运动，物质形态无限多样，有“实体”形态也有“场”形态，“实体”只是物质存在的多种具体形态之一；实物粒子是能量的聚集，粒子的质量由能量转化而来。实体中心论对世界的本原、本质的理解，对于因果关系特别是终极原因的理解，是不合事实的，把这种观点运用于科学研究，只能从一定层次和一定环节上作出局部性的因果解释，作为一种因果解释的基本原理却是错误的。在现代医学研究中，对于各种非实体的“失调”性、“紊乱”性疾病的处理，实体中心论所采取的以特定的“实物粒子”去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特异治疗方法已暴露出它的无能为力。在中医学研究中，搬用实体中心论的思路与方法，力图把中医学的“证”归并为实体性疾病，力图把中医学所论的那些内容，如阴阳、七情、六淫等，提纯、归结为“阴物质”、“阳物质”、“喜素”、“怒素”、“风素”、“寒素”等, 更是方法学上的失误。
　　中医学有机性原理对处于复杂关系网中的人，着重注意到了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人与外环境的矛盾关系，提出“天人相应”、“正邪交争”理论，认为人是宇宙（即广义的“天”）分化的产物，因而其生命活动的基本特性和规律是与“天”一致的，并受着“天”的制约；把人能与之相应的环境变化称为“正气”，把人与之不相适应的环境变化称为“邪气”，概括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人与环境的关系“失和”是发病的主要机制之一。二是人自身的矛盾关系，主要概括为五大关系，即形神关系，气血津液关系，阴阳关系，五藏关系，气的升、降、出、入和离、合、聚、散关系。只有形神兼备，气血和调，阴阳统一，五藏协同，气机畅、序有度，才能产生和保持健康态，一旦其中任一环节或几个环节“失和”便出现疾病态。
　　作者卓有远见地指出，把中医学有机性原理坚持和贯彻到病因病机学的研究和发展中，必然形成系统中心论。系统中心论吸收了关系中心论和实体中心论的所有合理成分，把它统一在新的思想之中。它强调相互作用在病因、病机中的根本性、决定性意义，但反对无视或否定实体性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它否定的是把实体作为“终极原因”的观点，但充分肯定实体在发病过程的“作用链”中的“中介”、“环节”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正确地认识和控制这些“中介”和“环节”，是有效地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
4  功能性原理    有机性原理从病因病机学的角度指出了关系失调比实体性病因更基本。功能性原理则明确提出：第一，人的疾病在本质上首先是功能性的。第二，西医学基本上不考虑器质性病变之前、之外的病变，中医学则几乎相反，主要或重点反映了器质性病变之前、之外的病变，并由此来解释器质性病变。第三，西医学不了解甚至不承认解剖结构之外还有非解剖的结构和结构性病变，中医学则掌握了相当典型的非解剖的结构和结构性病变。第四，西方传统和西医学强调结构对功能、器质性病变对功能性病变的决定作用，不重视甚至不考虑结构性、器质性病变的内在发生学过程。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医学，特别是现代科学，认为结构是由特定的功能过程产生出来的，结构就是过程流。第五，人的一切功能异常并非都是由器质性改变引起的，还存在不是由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或不能归结为器质性病变的“纯功能性”疾病。第六，西医学之“病”主要是器质性病变，中医学之“证”主要是功能性病变。“证”所涉及的功能性病变不仅仅是西医学所认识的由器质性病变所引起的功能异常，更重要的还有：人的系统质异常、功能子系统异常、器质性病变的前驱性功能异常、熵病等等，它远远超出以解剖学为基础而认识的疾病范围。
　　作者依据中医学对功能性原理的原有认识，结合现代科学对功能与结构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重点论述并发展了“什么是结构”、“功能子系统”、“功能A”与“功能B”等重要概念，使人对功能性原理有了更完整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与领悟。
　　以实体中心论为基础的“结构”观认为，结构即物质实体。按照这种观点，人体结构当然就是解剖形态。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体解剖形态这种实体性结构是真实的，但是，却不是唯一的，除了这种结构之外，还有多种非实体的、更为复杂的结构形式。形态结构是一种空间结构，它只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所认识的人体复杂结构的一个特定侧面，还有许多更重要的“非解剖”或“超解剖”的结构漏在了解剖视野之外。目前已经认识的人体“非解剖”结构有：⑴时间结构。非平衡态热力学创造性地研究了系统的“内部时间”，证明了每一个现实系统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具体的时间，以特定的节奏、节律、周期等时间形式形成其特定的生命过程，从“生”到“死”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时间结构。中医学“顺应四时”、“神转不回”、“子午流注”等理论，已具有时间结构的基本含义。⑵功能性结构。系统论揭示，系统能够通过其内部相互作用的功能活动把相关的要素组织为一个统一体，这种“相互作用结构”可称为“功能性结构”。它只存在于功能活动的过程中，一旦功能活动停止，结构就不复存在。⑶以功能为基础的“功能－时间－空间”结构，它是以特定的功能建立结构和维持结构的，功能是全部结构的基础。这种结构可以包含多种结构形式, 功能活动的不同环节之间或不同功能项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功能性结构；功能活动在时间进程中的连续、节奏、周期，形成时间性结构；功能活动在长、宽、高三维方向的展开，形成空间性结构。这种“活结构”是功能结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的统一体，是“三位一体的”；虽然从一个侧面可以观察到结构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结构形式，但功能是全部结构的基础，没有离开功能过程的独立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功能过程一停止，功能性结构消失，其时间、空间结构也不复存在。不突破对“结构”定义狭隘甚至错误的观念，就不能理解“经络是功能性结构”，方剂也是功能性结构；也就不能理解萧渥和雷曼在现代研究中的发现：“同一个皮质成分，在某一时间担当了一个功能柱的成分，而在另一时间，又可充当另一功能柱的成分。在不同的时间，功能柱可以形成，也可以解离”。
　　作者首创的功能子系统概念进一步丰富了功能结构的内容。所谓功能子系统，是指人体内由若干功能项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子系统，在系统论中把它称为“概念性单元”。功能子系统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它是由相互作用的功能项联系起来形成的结构，是以功能为基础的“功能－时间－空间”结构，带有“纯功能性”的特点。第二，形成这种结构的要素是功能项，不是解剖实体，其结构不具有解剖形态那样的特征；功能子系统所包含的功能要素往往是某个解剖单元的多项功能中的一项，多个解剖单元各以其多种功能项中的一项或几项参与同一个功能子系统，一个解剖单元的多项功能可以分别参与多个功能子系统。作者认为，五藏、六经、经络、三焦、命门、营、卫等，都具有人体功能子系统的性质。
    现代科学对宇宙、世界起源、演化的研究成果，使人类一改牛顿时代把事物和世界理解为“既定的”那种观点，清楚地认识到，一切现实的存在都有发生过程，一切事物的结构都是产生出来的，又是被维持或改变着的。生命结构、人体结构同样有其发生过程，同样是“过程流”。有人提出，可以承认结构有发生学机制，但在发生过程中仍然以物质基础或特定的结构为前提，因此，归根结底还是结构决定功能。还有人认为，既有功能决定结构的关系，也有结构决定功能的关系，两者是辩证的，正如鸡和蛋的关系，争论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无意义的。作者以哲人所特有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功能A”与“功能B”两个概念，从逻辑上彻底澄清了“鸡、蛋”之争。所谓功能A，是指建立和维持结构的功能，它是结构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种功能，结构就无从建立，建立了也不能维持。所谓功能B，是指已建立起来的结构所产生和负载的功能。它是结构的派生物，没有特定的结构，就没有这种特定的功能。作者进一步指出，提出“功能A”与“功能B”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把产生结构的功能与由结构产生的功能区别开来。在病理学上，就是要把引起器质性病变的内在的功能异常，与由器质性病变引起的功能异常明确地区别开来。再深究一步，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考虑发生学机制，就不能不承认，器质性病变不过是“功能A”的异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或结果。尽管外来致病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功能A”的异常是器质性病变的内在根据，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在这里不能颠倒。中医学注意的是“功能A－结构”的关系，强调“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侧重于功能A的调理，从阴阳失调、气机失常、正不胜邪等功能性异常来认识和调理疾病，构成辨证论治的主体。各种“证”虽然也常常包括着一定的“功能B”异常，但中医学不注重查清其与器质性病变的特异关系，而是把“功能A”与“功能B”统一起来对待。
5  有序性原理    功能性原理揭示了系统（人）的功能对结构生成与保持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与功能性病变对器质性病变的先导性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而人体健康与疾病既有功能性内容，又有结构性内容，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转化，不仅仅是量上的改变，而且有质上的改变。量上的改变可以从众多的理化指标来反映和描述，质上的改变怎样评价和描述？这样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新的命题：究竟应当怎样定义健康？医学家们曾经用“平衡”、“稳定”来定义，但发现都不准确。中医学用“阴平阳秘”来定义，在现代研究中有些人把它解释为“阴阳平衡”，引起了争论。系统科学的理论把对健康的理解推进到新的深度，发现健康的本质是有序稳定，“阴平阳秘”是中医学从阴阳学说的角度对有序稳定的概括。用系统论的术语可表述为中医学有序性原理。
　　作者从系统科学有序性原理的特定内涵与“阴平阳秘”的本来含义出发，对表征系统（人）有序性特征与规律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的阐发、逻辑的论证与理性的反思。显示出作者雄厚的理论功力与巨大的思想勇气。有序性原理提出和回答了如下基本问题：第一，为什么“平衡”、“稳定”不能定义健康？第二，什么是“有序”？其衡量标准是什么？其医学意义是什么？第三，什么是“有序稳态”？它与“平衡”、“稳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第四，“阴平阳秘”是不是“阴阳平衡”？
　　作者指出，哲学的“平衡”范畴不能定义健康。假设用“相对静止即平衡”（恩格斯）和“平衡”即“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毛泽东）来定义健康，那就等于说，只有“相对静止”才是健康的，绝对运动是不健康的；“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才是健康的，矛盾的绝对的斗争就是不健康的，由斗争性打破统一性推动矛盾转化就是不健康的，这在理论上都是不能成立的。物理学各领域的“平衡”概念分别有其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内涵，但共同的含义都可表述为“平衡即静止”。“化学平衡”的定义是：“在可逆反应中，当正向和逆向的反应速度相等时，两个相反的化学作用就达到了动态的平衡”，而阴阳两虚态的“反应速度”同样是可以相等的，但并非是一种健康态。生理学的“平衡”概念只反映矛盾（或变量，如血压的收缩压与舒张压）双方在比值（或变化速率）上的等价（或等比）关系，不反应参与“比”的“值”有多大，由于变量的变化从极大到极小有无限多个梯度，因而其比值的“平衡”可以建立在无限多个梯度上，究竟在那一个数值上的“平衡”才是“健康”的，它本身无从界定，只能用表征健康的“正常值”才能界定，因此，真正能定义健康的不是“平衡”，而是“正常值”。总之，“平衡”一词无法包容人体健康的复杂而深刻的内涵，而就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本质来讲，是非平衡的，其本身既包含着某些平衡现象，又包含着许多不平衡现象和不能用平衡来描述的现象。
　　1878年法国生理学家伯尔纳首先提出了“内环境的稳定”概念，用以表述机体内环境在与外环境的交流中保持稳定的机制和特征。20世纪初，美国生理学家坎农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平衡”概念的局限性，提出了包括和强调调节机制在内的“内稳态”概念。嗣后坎农的“小朋友”维纳在控制论的研究中，提出了“负反馈”原理，对“内稳态”的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说明。医学科学对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本质的认识与界定，在理论上从“平衡”进到了“稳态”，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进步。然而，用“稳定”、“稳态”或“内稳态”是否可以定义健康？医学的现代研究，特别是系统科学的发展证明，“稳定”、“稳态”、“内稳态”可以是健康所呈现的状态，但还不是健康的内在本质。因为，稳定、稳态可以有不同的性质，保持在不同的水平，有些稳定、稳态并不是健康态。决定稳定或稳态是否是健康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本质，即有序，只有在特定的有序度上的稳定或稳态，才是健康。
　　所谓有序，是指相互关系的规则和确定。反之，则为无序。系统论的有序性原理指出，有序性是系统的内在质的规定性，有序与无序的变化决定着系统的进化与退化，有序稳定是系统的最佳状态。有序稳定的本质不在于稳定，而在于有序。系统论的联系性原理揭示了系统的有机性的基本机制    相互作用，有序性原理则进一步揭示了，对系统的整体状态来说，并不是任何相互作用都是积极的，提出了两个重要认识：第一，相互作用既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规定性，不同质的相互作用对系统整体的作用效应不同，有的起建设性积极作用，有的起破坏性消极作用，是相互作用的性质不同，造成了系统的不同稳定状态。第二，相互作用的质的规定性是有序与无序，即系统的组织化程度。有序性的提高即系统的组织程度提高，对应着系统的进化；有序性的降低即系统的组织程度降低，对应着系统的退化。20世纪以来的信息科学在19世纪热力学热熵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广义熵概念与信息概念，用以测评和量度有序化程度和有序度。系统科学不仅提出了系统的有序问题，而且揭示了系统有序性的内在本质，即熵和信息的变化。熵从负面表征系统的有序性，熵的增加对应着系统的有序度降低，熵的负增加对应着系统的有序度提高。信息从正面表征系统的有序性，信息量的增加对应着系统有序度的提高，信息量的减少对应着系统有序度的降低。
　　作者高度概括地总结出，生命和人体是一种复杂的热力学系统，不可抗拒地遵循着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逆地出现熵增，走向热力学平衡    死亡。但是，它又是不同于一般热力学系统的开放系统，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通过与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而交换熵，形成负熵产生，以负熵产生来战胜热力学第二定律，实际是在熵增加和负熵增加的矛盾运动中“走钢丝绳”，负熵化的必要强度是保持生命、保持健康的前提。因此，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断言：“生命以负熵为食。”
作者认为，中医学对人的认识与理解模型与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是一致的，尽管还是自发的和模糊的。中医学对人的耗散结构特性特别是其有序稳定的认识，最有代表性的是两项理论：一是气化学说，把人如实地看作开放系统，从气的出、入、升、降的机制和过程，来说明机体如何与环境交换而耗散物质、能量，并通过体内的离、合、聚、散过程，以获取负熵提高有序度，建立和维持机体的耗散结构。二是阴阳学说，认识到物质、能量的耗散包括“阴藏精”和“阳化气”两种方向相反的过程流，两者之间又相互作用，在总体上形成阴平阳秘，阴平阳秘是机体的有序稳定状态。作者指出，“阴平阳秘”是“阴阳自和”的过程和结果，是阴阳关系的质态的最佳，无法单纯从量的比值来表征。“阴阳平衡”概念却突出了阴阳的量的方面，忽视甚至抹煞了其质的方面，力图用量的“比值”、“平衡”来概括和说明一切，这与“阴平阳秘”的本义显然不符。作者又指出，中医学用“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理论，说明了人体是通过物质、能量的耗散（气化）形成耗散结构，由气化的秩序决定形（气化结构，亦即“功能－时间－空间”结构）的秩序，明确地把气化的有序稳定理解为形的稳定和健康的内在本质。
6  自主性原理    有序性原理揭示了表征系统（人）的最佳（健康）是有序稳态，建立和维持有序稳态的机制是系统（人）的自组织作用与系统耗散过程的负熵化。那么，从这一概念的对立面思考，就必须追问，导致系统（人）有序稳态偏离（发病）的原理是什么？纠正和恢复这种偏离态（愈病）的原理又是什么？中西医学对此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别。西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和痊愈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中医学则认为人是最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对于外来营养的、致病的、治疗的等各种作用，机体都自主地作出反应。用系统论的术语可表述为：发病和愈病都是系统（机体）的自主性反应过程。从理论上则概括为中医学自主性原理。该原理提出和回答了如下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自组织系统？人是不是自组织系统？第二，自组织系统（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发病和愈病的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医学应如何对待它？第三，医学的防治手段与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顾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单纯地依靠防治手段来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还是在尊重、依靠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医学手段来推动、发挥机体自主调节机制的作用，以达防治疾病的目的？
　　现代系统科学依据系统的组织机制不同将系统区分为自组织（系统）和他组织（系统），前者是指动力、指令、调节都来自系统自身内部的组织机制和过程；后者是指动力、指令、调节都来自系统外部的组织机制和过程。自组织系统具有：⑴自动性，系统的发生、发展、消亡是自我发动、自我完成的，其组织的动力是自身内在的，组织过程是一种“自己运动”；⑵方向性，系统的自组织是向着特定方向发展的，沿时间的方向一去不复返，形成系统自己特定的“内部时间”；⑶目的性，由于系统内在指令的作用，系统在演化中把自己组织到特定的目标值上就稳定下来，并不受初始条件的限制；⑷自稳性，系统在内外条件变动的冲击下，能够自己把自己保持在目标值上，使系统的状态不随时间的延续而变化，即保持稳定；⑸自主性，即系统对外来作用的反应是自主性的。自组织机制是外部条件与系统之间的中介环节，自主地对外部条件发挥组织作用，不经过自组织的作用过程，外来作用因素就不能直接进入系统的结构或要素，也不能改变系统的状态。
　　现代科学认为，生命是最高级的自组织系统，而人是自组织的最高典范，自组织的几个基本特点，在人身上都充分地表现出来。只要承认和理解人的自组织特性，就必须承认和理解机体的自组织机制在发病和愈病中的枢机性地位和作用。作者指出，研究和理解依靠机体的自组织机制进行自主调理，需要提出和研究治疗深度问题，并指出治疗深度包括：⑴治疗的层次性，认为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发展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层次性。如发生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不同结构水平病变的层次性；熵病、功能子系统病、功能A病、器质性疾病、功能B病等不同病变阶段的层次性；原发性病变与继发性病变、原经病与传经病等不同病变过程的层次性等等。发生在不同层次上的病变，或病变在不同层次上的内容，要按相应的层次进行诊治。应确立治疗的深度原则，按照病变的层次性有层次地治疗，直达最深层次。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冰注《内经》那一经典论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这一论断明确地把病变、病机分为3个层次，即“阳光”和“阴翳”  “水”和“火”  “水之主”和“火之源”，要求把治疗的作用点放在最深的那个层次，即水之“主”、火之“源”，而不是“阳光”和“阴翳”，也不是“水”和“火”。⑵推动机体自主调理，治疗深度的核心是如何发挥机体的自主调节作用的问题。治疗的深度不仅要进行到病变所定位的结构层次或演变所达到的阶段，而且要有效地驾驭和调节影响着病变的基本机制和规律。病变是机体与致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病变的发生和发展，还是病变的治疗和痊愈，机体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在自主性地发挥着作用。
　　希波克拉底时代的西医学注重整体调理和自然疗法，16世纪以后把牛顿力学的机械观点和机器模型移植到治疗学中，形成了“修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观点是把疾病理解为机体的局部异常，治疗的任务在于消除和修复已有的病灶，在病变和治疗中都把机体置于被动地位。19世纪以来，西医学逐渐认识到特异性的致病因素和特异性的病理改变，发现了能够特异性地消除病因和纠正病理的化学物质，治疗模式从“修理模式”发展为“特异模式”。这种模式把疾病理解为由特异性原因引起的特异性病理改变，损伤与抗损伤是疾病和治疗的基本矛盾，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是治疗的主旨。这种模式开始注意机体的自愈力，但把它置于治疗的辅助地位而不是主体地位，没有把它有机地融入病理和治疗的体系之中。
　　中医学以元气论、气化学说为基础，从正邪、阴阳、气机的矛盾运动来理解病因、病机，把气的正常的运化、调节机制和过程理解为“正”，“正虚”是一切病变的共同本质，“证”是“正”的病变，“证”是“标”，“正虚”是本，要纠正“证”，必须调理“正”，强调治病必求于本。求本、治本是中医学治疗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把疾病理解为“正”的异常，把“正”放在发病和治疗的自主性主体地位，把“扶正”、“治本”作为各种治疗的中心环节，着眼点是最大限度地依靠、调动、发挥机体本身固有的自主调节的机制和能力，达到祛病、愈病的目的。作者对两种治疗模式进一步作了辩证的论述，认为不能怀疑和否定治疗手段对于祛除疾病的重要作用，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意义。但是，更不能怀疑和否定，机体与疾病的矛盾是贯穿于一切疾病和疾病的一切阶段的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痊愈，疾病的向愈必须以机体与疾病的矛盾的良性转化为基础，归根到底，疾病主要是靠机体自身的力量痊愈的。
系统（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自组织系统的内在规律。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自和”论正是对这一规律的理论概括，它闪烁着现代自组织理论的思想火花。作者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与阐发，认为，“阴阳和合”是阴阳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但“阴阳自和”的思想更深入了一个层次，即揭示了阴阳之间的“和”是靠阴阳的内在力量自我实现的，是“自和”，而不是靠外力支配的“他和”。阴阳为什么是“自和”的？先贤有云：“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是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是“一”中的“二”，阴阳作为“二”首先是“一”的。因而，“和”是阴阳的先天根基、自然本性，是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完全无需任何外力来支配。“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阴阳自和是普遍的客观的自然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可顺而驭之，不可逆而更之。
　　中医学虽然没有提出自组织概念，但以“阴阳自和”理论为代表的自主性原理，却充分反映着自组织系统（人）的深层规律，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指引着中医学治疗、医学治疗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正如德国学者拜因豪尔在《展望公元2000年的世界》一书中所言：“只要弄清了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的活动原则，就意味着在医学发展中有质的飞跃。”
三、系统论对中医学未来发展的思考与指向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关于中医学的发展乃至存亡的争论相当激烈，但是，除了“汇通”、“废止”、“结合”等基本观点以外，几乎没有一种观点是主张中医学要相对独立地自主发展的。1980年3月，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会议确定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明确提出“中医要逐步实行现代化”。这是1840年以来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中医学独立自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但是，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包括中医界内部对于中医学的独立自主发展仍然存在怀疑和争论。有的怀疑和否定“三支力量”，认为中医不是一支能与西医、中西医结合相并列的力量，把“三支力量”理解为“两支力量”或“两支半力量”。有的怀疑和否定中医学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认为中医学要“大力发展”，必须走用西医研究中医的道路，舍此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有的怀疑和否定中医现代化，怀疑和否定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的可能性，认为只有用西医研究中医才是可行的，提出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更多的人拥护和支持中医学独立自主地研究和发展，但对如何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和发展，却不甚了了，难以独立自主地开拓研究和发展的道路。尽管怀疑和否定的角度不同，但问题的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没有弄清什么是中医学，什么是西医学，什么是思维方式，什么是“以西解中”等基本问题的前提下所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否“科学”？！
　　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严密论证与明确阐述。作者指出，“中医”指的是起源和发展于中国的医学体系，是对于在中国起源、经过几千年发展所形成的整个医学体系的抽象和概括；“西医”指的是起源和发展于西方的医学体系，是对于起源于古希腊、在西方发展几千年所形成的整个医学体系的抽象和概括。作者又指出，思维方式是构成人的思维活动和过程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体，一定的思维是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相统一的模式。不同的民族，其哲学、科学的特色和传统不同，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医和西医是东西方两种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母体的产物，接受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具体化。一个人或一个学科或一个民族，一定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往往成为一种思维定势，遇到任何问题总是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解答，其结果往往与事实本身并不十分一致，有时把这种思维方式所不容的东西删除，有时把这种思维方式所偏爱的东西强化。
所谓“以西解中”就是用西医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中医学的学术问题。“以西解中”研究方式把中医学的学术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特定的研究来验证、解释、应用。其具体特点可概括为：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不是把中医学的学术内容作为研究和解决新的医学问题的武器，而是被当作研究、验证的对象，把西医学的知识和方法作为验证和解释的标准，符合这种标准的内容可以作出解释，不符合这种标准的内容，要么被否定，要么被搁置。第二，所研究的学术问题是中医学的，但对问题的理解、课题的设计、预想的答案、研究的方法等，一般都贯穿着西医学的思维方式，或者按西医科研的基本思路进行。第三，在这种研究中用以理解和解释中医学学术问题的知识，基本上是西医学现有体系之内的，应用的部分较新的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或新技术，也是经过西医学吸收和应用而移植过来的。第四，研究的结果，一般不能按照中医学学术问题的本来面貌作出回答。目前显示出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某些问题或问题的某些方面，能够用西医学的知识和方法得出某种肯定的结果，但一般带有“西化”的特征；二是中医学的有些问题不能按西医学的思路、知识、方法作出解释，往往使研究陷入困难；三是中医学的有些内容无法用西医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难以纳入这种研究模式，因而被搁置。
　　作者对这种研究方式并非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而是给予了中肯的分析。作者认为，“以西解中”的研究方式不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但它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现实的选择”，“以西解中”不是不对，而是不够，不够就是局限。突破这种局限，按照中医学自主发展的规律来研究、发展、创新现代中医学理论体系，实现中医学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作者研究的初衷，也是作者给出的答案。
1  必须恢复、坚持、发展中医学系统思维    在中医现代化研究和发展中究竟怎样处理系统论与还原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目前还存在一些模糊和混乱。有的认为，中医学要克服其认识笼统、模糊、细节不清楚的局限，就必须走还原研究的道路；有的认为，中医学再回过头去重复西医学走过的还原研究道路没有必要，只要通过“中西医结合”或“以西解中”，把西医学的还原论思路和相关知识、方法吸收到中医学中来，就可以弥补中医学缺乏还原研究的不足；有的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中医学许多认识和理论的笼统、模糊、细节不清楚，不仅是缺乏还原研究造成的，实际上也是其系统思维处于朴素水平的局限，只要把系统思维从朴素水平上升到现代水平，就可以补上还原研究的课，克服原有的各种局限。
　　作者指出，这些观点对问题的分析与回答都不充分和透彻，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来作讨论。第一，思维方式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和解释世界的思想模型。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等都是这样的模型。问题在于，哪一些模型更加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就中医学现代研究来说，就要考虑哪一种思维方式更加符合人的实际，更加符合中医学的实际？在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研究中，有些现象可以进行还原研究，有些现象则不具有还原性。对于不具有还原性的现象，则无法进行还原研究，只能遵循系统思维才能进行研究和认识。在中医学现代研究中，涉及的是人体健康与疾病所认识的内容，它主要是关于人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不具有可还原性的内容。对于这类现象的现代研究，需要的不是还原论思维，而是系统论思维。第二，还原论并不是弄清“细节”的唯一道路，现代系统论提供了比还原论更加有效的新武器。系统论与整体论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系统论吸收了还原论的一切合理内核，发展了在系统思维中对“细节”的研究方式，克服了整体论“细节不清楚”的局限。系统论与还原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系统论重新“回到”了整体，克服了还原论割裂整体、把整体归结为部分之和的局限，而且揭示了系统复杂性的机制和规律，能够从更深、更细的层次上阐明“细节”，达到了还原论所没有达到的深度。第三，中医现代化是要实现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发展，首先要明确现代化的内容是“中医学”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现代化的要求应以整个现代科学为参照系，而不是以西医学为标准。中医现代化不仅是学术内容的现代化，同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科学已从“分析时代”跨入“系统时代”，医学思维模式也开始了从还原论思维向系统论思维的转变，系统思维是新世纪、新千年医学思维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医学和西医学的思维方式都要发展为系统思维，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规律。
2  必须确立正确的理论观点    理论是研究思路的基础和核心，它支配着对问题的理解、对答案的设想、实验的设计，决定着解决问题的方向、途径，乃至研究的成败。系统论与还原论的差异，首先是理论上的差异。例如，按照还原论的观点，人体结构就是解剖形态，遵循这样的理论观点来理解经络的结构，只能把经络的结构理解和设想为解剖形态，只能从解剖形态来寻找经络的结构。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人体结构是多样的，有解剖形态的，更有非解剖形态的，因此，关于经络结构的研究要突破，必须首先在“什么是结构”的理论观点上进行突破。又如，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辨证论治是科学的、深刻的。“证”具有整体性，无论发生在哪里的证，都是人这个分化系统或其子系统发生的病变，因其病体和病位的元整体性，证也具有元整体性；“证”是人的功能疾病态，有的证包含着器质性病变，有的证包含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功能异常，证与器质性病变有关但不能划等号；“证”是人身之“正”与致病之“邪”之间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的表现，是自组织系统（机体）对致病因子作出的自主性反应，无法把证归结为特异性病因引起的特异性病理改变，也难以遵循特异性治疗原理、用特异性治疗手段来治疗。有人力图把“证”仅仅局限于病，认同于病，更从属于病，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作者指出，中医学辨证论治适用于以证为核心的病变系列，西医学辨病论治适用于以病为核心的病变系列，“证”与“病”在整个疾病谱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病变性质和特征，遵循着不同的病变规律，因此，要求把两者完全融合，变成同一种诊疗方式的想法不合实际。如果不放弃还原论思维，不遵循系统论思维，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理解证的病变特性和规律，就不可能真正地掌握辨证论治。作者告诫：目前存在着辨证论治的异化倾向，出现亦中亦西、半中半西、不中不西的不纯正倾向，“方因证立”日益变成“方因抗菌消炎而立”，辨证论治的真谛越来越淡化、浅化，辨证论治这种诊疗方式存在着变质、失真、失传的危险，这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3  必须发展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按照系统观点，从其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在不分解系统整体的前提下，研究和认识系统内各个方面的细节，形成一种水晶箱式的清晰认识，系统整体是完整的，而系统内各个方面的细节是清楚的。第二，分析认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局限于实体性的要素，要求对影响系统整体功能的各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第三。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认识的具体方法是多样的，不同质的矛盾采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中医学已有的分析研究，如辨证论治，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系统分析。问题在于，中医学传统的分析研究不够深入、不够充分，许多必须认清的细节还没有认清，许多需要进行分析研究的内容还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研究，而已经作了分析研究的那些方面，分析认识得还不够精确、严格，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便于临床操作的规范化指标不足。系统科学所提供的系统分析，是一种全方位性的分析研究方法，它包含了分解、还原研究的所有合理成分，补充了适合研究复杂现象的分析工艺，在分析原理上大大高于中医学和西医学已有的分析方法，在分析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上大大超过中医学和西医学已有的分析方法。
4  必须开创中医实验模式    创立中医学的实验研究模式，关键不在于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手段，而在实验原理。所谓实验原理，即通过实验解答问题的解题原理，它由理解问题的理论观点转化而来，有什么样的理论观点，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实验原理。实验原理是贯穿在学术问题中的思维方式在实验中的体现。现有西医学的实验原理基本上是还原论的，在其适用范围内是有效的。中医学的各种学术问题贯彻着系统论原理，按照还原论实验原理难以实验。只有冲破已经采用的西医学的还原论实验原理，开辟和发展系统论的实验原理，才能创立中医学的实验模式。
5  必须坚持中药现代研究的自主发展道路    药与医相表里，药学原理是医学原理在药学领域的贯彻和体现。中医系统论在药学领域的应用，根本任务是要研究并阐明中药和方剂的基本原理，研究并阐明其基本原理的系统论性质，及其与西药原理的区别。中药现代研究的状况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作者经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得出了基本认识：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已经分化为两条道路，一条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中药方剂研究，一条是以西医理论为指导的中药西药化研究。要严格地区分两条道路的原则性差别，认识中药西药化研究的必然性和局限性，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决不能走中药西药化的道路，必须正确地把握自己独立研究和发展的方向，关键是要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坚持系统论思路，坚持为辨证论治服务，揭示和阐明中药方剂的整体取性原理、因证论效原理、中介调理原理。这三大原理是作者对中药方剂系统作用规律的精辟概括，是对中药作用原理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与理论意义。可进一步具体表述为：整体取性是指中药方剂所具有的“性”、“味”和功效，都是从中药的或方剂的整体水平取定的，其实质，是在治疗中运用药的系统质和方剂的系统质；因证论效是指中药和方剂的功效，是根据其对“证”的调理效应论定的；中介调理是关于机体处置进入体内的药物的机制和规律的药动学原理，强调中药在体内的处置，是由若干中介环节进行转化，最后才呈现为治疗功效的，这种生效方式与西药药动学原理有着更深刻的差别。中药的药理和方剂的方理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其整体取性原理、因证论效原理、中介调理原理远远落在西药原理的视野之外，需要采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阐明、发展，在新的发展水平上与西药的新发展一起融入新的统一体系 ——   这就是中药方剂现代研究与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为中医学现代研究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时代水平，值得每一位中西医学工作者认真研读。愿祝君一如既往，焚膏继晷，再赋更高水平的佳作，为中医学事业，也为整个医学事业不断增添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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