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钟:中医，来自政治的隐喻

梁知行

费振钟出生于中医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乡间悬壶名医。到了费振钟这一代，虽然他也自幼翻着《本草纲目》长大，但总归离医途越来越远，终走上写作的道路。在远离草药氤氲味和发黄古旧医书多年之后，费振钟这些年重拾家族“传统”，扎进医学史从事历史文化写作。从几年前的中医文化散文集《悬壶外谈》到即将出版的《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费振钟通过对中医历史文献的梳理，采撷历史中大量的医学人物、医学事件，在这些医学的叙事基础上，解读其背后的隐喻意义。

　　问费振钟在家里受到中医熏染了那么多年，自己是否会替人诊脉下药呢？费振钟说，他像过去的古代文人那样，读了点书可以看一些病，“但我肯定不会像苏东坡那样，对自己的医术太过于自信。苏东坡就是太自信自己的医术，可能把自己都医死了，也害了不少人。文人从医的传统，我是不会轻易地继承的。”不过没有年轻时候对医书的基础性阅读，没有这些医学经验，没有祖父诊病环境的影响，没有小时候阅读《本草纲目》的感觉，“我后来的写作兴趣可能也就不在这里了。”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在中国传统里，身体的健康反映着道德完整性，如果你的身体遭到破坏，这预示着道德和政治上的问题。”

　　早报：以身体和疾病作为研究对象，做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在西方挺流行的，比如桑塔格写过《疾病的隐喻》，福柯有《临床医学的诞生》，还有你在书里提到的费侠莉的《繁盛之阴》等，你写这本《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是否也受了他们的影响？

　　费：我当然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的书我也反复读过。但桑塔格他们面对的是西方的医学和身体，他们的研究跟中国语境还是有不同之处，但他们的解读方式对我还是很有启发，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视角，“原来看中国问题也是可以这么来看的”。

　　费侠莉在书里使用了“黄帝身体”的解释模式，试图从中国医学的身体概念对中国医学，特别是女性身体作医学性的梳理与讨论，这个概念对我很有启发。不过费侠莉是从女权、女性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历史上被遮蔽的女性存在，她希望从医学史的角度重新发现这些被遮蔽的女性身体和欲望，我主要的着眼点是中国医学的政治语境而不是解释模式。

　　早报：关于中国医学的政治语境的讨论，在书中对《黄帝内经》讨论的那一章最为明显。

　　费：对。我主要想从《黄帝内经》中寻找黄帝在先秦政治语境中的位置，一种叙事对象。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他开篇就写黄帝，这实际上还是包含着政治意图。西汉的学术基本上是政治讨论，它从五经、先秦思想中为西汉政治制度找到理论和制度资源。所以，黄帝是重要对象，司马迁的叙事就从此开始。其实对黄帝的讨论，在先秦就已成为一种政治显学，比如稷下学派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就是黄帝之学。

　　从对黄帝的讨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医的特殊性。在我看来，中医这一医学理论不是来自临床，也不是来自对身体的目视，而是来自政治的隐喻，当然在这里，政治概念也是身体概念。先秦的养身观念和道家学派基本观念是，人的身体体现的是道德完整性和政治完整性。在中国传统里，身体的健康反映着道德完整性，如果你的身体遭到破坏，这预示着道德和政治上的问题。而黄帝是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典范出现的。

　　早报：但我们还是习惯把《黄帝内经》当做一本中医百科全书来读，不知道用《黄帝内经》看病到底有功效吗？

　　费：用《黄帝内经》看病，现在外面宣传得神乎其神。我觉得，对这种怀疑早已有之。《黄帝内经》提供了我们认识身体的方式，这点很重要，但也不能把它神化。事实上，我在书里也写到，中医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宋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宋代以前，中医的主导理论是道家的阴阳学说，医学在解释身体和疾病时依据的是道家思想。到了宋代之后，随着新儒学的出现，知识权力发生迭替，新儒学是对之前道家的反动，它重述儒家的道统。中医因为新儒学的介入，它的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黄帝内经》被纳入到儒学知识体系当中，但更重要的是，《易经》地位提高了，《易经》作为儒家宇宙论的一个重要文本，成为医学就天人之际、格物致知的一个主要依据。《易经》既是儒学的一本经典，同时也成了医学经典。新儒医的要求就是读通、读懂《易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很多儒医都精通《易经》，甚至都有关于《易经》的专门著作。虽然儒医还使用《黄帝内经》的五行和阴阳概念，但这些概念是在新儒学格物致知之下统摄的，对五行和阴阳的解读都被儒学化了。

　　同时，两宋时期，士大夫开始介入医学，不少士大夫都是名医，特别是苏东坡，他可能自己把自己治死了，但他特别相信自己对医学的见解。

　　早报：所以，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是“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费：对。实际上，这种观点特别符合中国文人的理想选择。他们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本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医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医学史上，医生的职业化是很弱的，中国的文人会随时随地转换自己的角色。士大夫一会儿是名医，一会儿是官僚。这种身份转换，在新儒学知识背景当中，是很自然的。

　　“知识分子在遭受疾病痛苦之后的表现，常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失意。”

　　早报：在你这本书里，一个概念反复出现——“修辞”，政治修辞或文学修辞。

　　费：关于修辞，我受到的最大启发来自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他们在研究西方各种政治理论时，从古希腊古罗马那里找到修辞术，研究这些修辞术是怎么影响到他们的国家政治和公民政治，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这促使我必须重视中国人的修辞。中国的修辞其实也很发达。比如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你可以把它看做是政治对话，对话是中国最重要的修辞方式，对话体与西方的演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修辞更多是感染你、打动你。医学也是他们对话讨论的对象，医学与政治如此的紧密相关，比如在《庄子》里就有那么多医学的比喻，借一个人的身体说国家政治。在中国古典时代，政治家们就已经很娴熟地把一个疾病当作政治来处理。

　　早报：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扁鹊见蔡桓公》了。

　　费：对。很有意思的是，《扁鹊见蔡桓公》被作为一个政治隐喻事例来出现，但在医学上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很难说中国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是否产生于一个专业医师之手，它更接近福柯这样的写作。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它可能是某个政治人物或者政治理论家写出来的，而且里面用的是对话体。你看到过其他医学理论著作是用对话体的吗？他在讨论各种疾病和现象的时候，没有论证推理，都是比喻，然后借助颜色、气味、声音等来述说一个身体，而使用的中心概念都是先秦反复使用的一些政治概念。所以说，与其把先秦医学当做宇宙论来看，还不如把它当做一门修辞学。宇宙论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表达方式，医学是借助这套政治表达方式反观身体表达医学。

　　早报：你这本书的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医史看知识分子。在以往的很多中医史著作中，主角往往是方术道士，顶多来一个孙思邈、张仲景，但你这本书的主角是知识分子。

　　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身体时，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知识分子思想史可以体现在各种历史长河和语境之中，医学也可以是这样一条历史长河和特殊语境。知识分子在处理自己身体时，特别能表现他们的思想和特点。比如我写卢照邻，他通过自己疾病的诉求表达政治诉求。知识分子在遭受疾病痛苦之后的表现，常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失意。

　　早报：《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以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结束。你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考察和对中国古代中医史的文化考察有何关联呢？

　　费：对毛泽东时代的医学运动书写是必需的，拿掉这一章给人感觉我只是在研究传统，这个医学传统到了当代就没有了，并非如此。

　　中国医学传统中的政治传统一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自然延伸。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怎样借助中国医学的传统资源，使之当代化。比如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技能主要有两个——针灸和草药，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资源。赤脚医生利用这两个东西才能树立其医学合法性，中国人也很容易信任他们。与此同时，这也是利用中国资源抗拒西方文化的表现，这又跟民族主义有关。在黄帝的传统中，一个帝王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借助人民，其中一个内容是对人民身体负责。毛泽东很本能地会利用这些传统资源。还比如针刺麻醉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对这一技术的疯狂膜拜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诉求。毛泽东喊：针灸万岁呢？他还预言，世界人民会使用。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人物对医学的政治利用。就算到了毛泽东时代，党内的一些内部斗争还在继续使用医学隐喻，比如电影《春苗》，赤脚医生演变成政治隐喻，即所谓“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的路线斗争。

　　
人物介绍

　　
费振钟， 1958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1986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乡村民办教师、高邮师范学校语文教师，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著作有《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堕落时代》、《悬壶外谈》，新作《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来源：东方早报

maixue

WENREN文人从医的缺点，是具体实践的真实体验不足。医不归道，缺失在步步局限于已知已验，而道变无穷。

云中居士

很是期待此书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