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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常常并举,其实是可以分开的,古人几乎从未怀疑过阴阳学说,但五行学说一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根据较可靠的早期资料,五行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此时的五行已有抽象意味,并配有五味,但还没有涉及生克乘侮的关系。
《尚书·大禹谟》:“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这个六府包含了五行的名目,水火之类跟“谷”并列,指的是实物。
《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也是物质的五行。
五行的继续发展是互相作用(生克乘侮),并与天地万事万物相配。生克说并不是一起出现的,先是在先秦时期出现和完成了相胜(克)说,具体何时出现的,很难考定。
近代有人把战国之五行说分为“常胜派”(绝对相克)和“无常胜派”(非绝对相克)。墨子、孟子、孙子都属于后一派,后来的司马迁、张衡也是坚决反对“常胜派”的。《孟子·告子上》:“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墨子·经下》:“五行毋常胜,说在宜。”“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孙子·虚实》“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
与孟子同时代的邹衍用五行预测朝代更替,完成了五行的相胜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名类》)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接受了这套理论,尚水德。
最早表述五行相生说的是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西汉末王莽篡位,曾靠五行相生说造舆论,他说自己是黄帝之后,应土德,火(那时汉家改为火德)生土,坐皇帝是天意。王莽不是用武力夺权,而是通过“禅让”,所以不宜用相克说。
汉代民间,五行说已经比较流行,弄得人们“拘而多畏”,比如,有姓商的人家不敢向南开门(商属金,南方为火),惹得王充大为恼火,见《论衡·术数篇》。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写了很多字批判五行学说。
《汉书·律历志第一》说:“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这是典型的五行归类,其余如三阴、三阳、五声,六律、四时、八风、干支、卦象,凡《内经》所有,无所不有。
五行与医学结缘,最关键的一步是五脏配五行,但此举并非出自医家,而是祭礼。根据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早期的《仪礼》,祭礼很讲究,相当繁琐,但还没有五行气息,到了《礼记·月令》,祭礼开始五行化,这大约是在汉初(或稍早一些)。月令规定的五时祭脏与五行的关系如下:
春、 木、 脾
夏、 火、 肺
季夏、 土、 心
秋、 金、 肝
冬、 水、 肾
这个配法顺序与古文《尚书》之说相同,站在今文《尚书》和《内经》的角度看,既非按相生排列,亦非按相克排列。
《内经》运用五行说最多的是五行归类,见于多篇,但有矛盾,主要是五脏开窍不统一。《内经》也没有完成乘侮说,经文中有个别乘侮字样,但与后世的说法不一致。
历代都有批判五行学说者,在五行学说尚未定型的时代,这是学术争鸣,不算什么,但随着《内经》地位的提高,反对它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意味。
明赵献可《医贯》:“今人皆曰:水克火,而余独曰:水养火。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余独曰:水生金。世人皆曰:木克土。而余独曰:升木以培土。”赵质疑的是五行学说的随意性。
清尤在泾《医学读书记·五行问答》中,有客质疑五行学说,尤为之辩解。章太炎评论说:“尤在泾心知其非,借客难以攻之,尤不能不为曲护。”
《金匮要略》开头有一段“实脾”之论,经常被当作“仲景也说五行”的重要论据,其中说补脾为的伤肾,肾伤了就不能克心,心强大了就去伤肺,肺伤了就不能克肝,这样肝病就好了。对此,清代程林在《金匮直解》中说:“愚谓见肝补脾则可。若谓补脾则伤肾,肾可伤乎?火盛则伤肺,肺可伤乎?然则,肝病虽愈,又当准此法以治肺、治肾,五藏无宁日也。”尤在泾在《金匮心典》里也说:“果耳,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之有哉。”唐立三在《吴医汇讲》里也说:“无论补脾以伤肾,纵火以烁金,然后使肝无伐,获益者少,受伤者反多,已属不经。且于治法亦隔四藏,迂回极矣。”
近代许多学问家如章太炎、梁启超、顾颉刚、钱玄同、章次公,具体看法虽不一致,但都认为五行生克之说不可取,更不认为五脏配五行有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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