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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tong162305 于 2017-4-22 12:39 编辑
行医60年的心得体会
赵炳南(1899-1984)，中医皮外科专家。从医6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皮外科治疗的独特风格。一生勤奋好学，诲人不倦，为中医学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
悬壶生涯六十年
我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今年八十三岁，经历过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行医生涯一甲子。可以说，人间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备历；人生道路的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尝。
老妈妈大全
我学名德明，改称炳南是以后的事了。听老人讲，祖父是饭馆掌灶的，很早故去。
父亲很小便独立谋生。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凭父亲给人帮工做糕点，母亲零碎做点外活勉为生计。
我自幼身体羸弱，经常生病。记得五岁那年，我出天花，高烧昏迷，好几天睁不开跟。疹子出全，可谓漫无行蚁，体无完肤。
那时，家里根本无钱就医，只听别人说：“别瞧这么厉害，要是出得顺，七浆、八落，九回头。”在万般无奈之时，只好请一墙之隔的老邻居王二大妈诊视。
提起王二大妈，本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老人家虽不识文墨，但粗晓医理，多知多会，大家尊称她“老妈妈大全”。
我的病经王二大妈指点，慈母上街买些化毒丹之类的小药，服后很快好转，落下一身小疤，出街门，乡亲看见，都叫我“麻孩”。
六岁那年，我闹一场红白痢疾，每天拉肚子，一病就是一年。家里穷得连手纸也买不起，只好把破旧衣服撕成片当手纸，使脏了，用小灰水洗完晾干，以后再用。
还是老大妈出了个偏方，用无花果加蜜蒸熟，每天服数枚，才把我的病治好。
七岁那年，我患了场疟疾，一闹也是接近一年，家乡泊岸边有块长条石，发烧时，我就躺到条石上冰身子，发冷了，就去晒太阳。不少人出偏方没治好。
家母央求王二大妈说：“您别瞧着孩子受罪了，干脆死马当活马治吧。”
王大妈说：“有个单方试试看，好了就好，不好就了。”
她找了块绿豆大小的信石(红信石加工制品为砒霜)，布包砸碎，开白水送服。
服药后，我觉得全身发热，如同登云驾雾，恍惚之中，彷佛有个天梯，爬呀爬呀，一不留神，撒手摔下来，吓得出身冷汗，病也就逐渐好了。
三年的大病，使我失去了启蒙就读的大好时光，但也培养了我对中医中药的浓厚兴趣。
记得以后念私塾，老师常讲：“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我想：凭我家的条件，哪还希望当什么良相、良医呢？要是能像王二大妈那样，骑个毛驴，拎个包袱，能给人瞧病，也就知足了。
放了学，别的孩子走东串西，我就喜欢到王二大妈那儿去玩。看她熬膏药、配方子，给她打下手，听她谈天说地讲故事。
有时，老人家外出采药，遇到爬坡上坎的地方，我就爬上去帮助采集。
在和王大妈接触中，耳濡目染，我也学到了一点极为简单的验方小药，如马蛇子（蜥蜴）焙干压面能治“羊角风”，鱼骨盆外敷能止血等。
记得八、九岁时，正遇少数民族办红白事，杀鸡宰鸭，热闹非凡。本家外甥金荣奔走相告，不留神，摔倒在石头角上，头上撞个大口子，流血不止。
旁人用点细灰尘土用手堵住，我听王二大妈讲，鱼骨盆止血好，我找点药给他敷上，很快好了。
回想起我多病的童年生活，毋庸置疑，王二大妈以她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望学医的强烈愿望。
后来，我学徒期满，业已行医，治好了一位盲人患者，他出于感激，问了我的生辰八字。
只见他掐了掐手指头，叹息地说：“好刚强的八字啊，就是五行缺火，改个名子还可以补救。”常言道：“南方丙丁火”。赵炳南的名子就这样叫开了。
皮球的风波
要是讲学历，不怕您见笑，我既非书香门弟，也无家学真传，只间断地念过六年私塾。
八岁那年，我才开始上学，因为不是官办的学堂，经费、校址和师资都没有保障，就读之处不是庙宇，就是清真寺，老师常因经费不足辞去不干，或另被富豪家聘教专馆。六年之中，我就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
我懂得单凭家庭接济，根本无力供我完学。所以每在放学之余，常帮人捎带买东西，挣上一、二个铜板，零星添置点笔墨纸砚。
有一次，好容易攒足了十三个铜板，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有皮球，心里很羡慕，就一个人到城里洋货店买个小皮球拍着玩。
第二天，家母看见皮球，问我是哪来的，没等我说清了原委，家母急切地说：“咱们家哪能玩这个，你也不瞧瞧，鞋袜还都破着呢！”
回到家，母亲把皮球刷洗干净，用净纸包好，带我进城。到了洋货店，家母向掌柜先生连连道歉，说我不懂事，错买了皮球，恳请退换。
掌柜先生拿起皮球，看看完整无损，勉强同意换了双鞋面，由母亲给我做双新鞋。
这段往事常常勾起我童年生活的辛酸回忆，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
看看现在的学生，一个个生龙活虎，无忧无虑，他们生活上甜如蜜，学习上有人教，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简直是手捧金饭碗，生活在天堂，而我那时过得是什么日子啊。
小沙弥子
十四岁那年，我经人介绍到伯贤氏药房学徒。一次偶然机会，德善医室的老师丁庆三出诊到药房歇脚，顺便谈起正在他那儿学徒的陈某，想到其舅父伯贤氏开办的药房学徒。于是二人商议互换徒弟，我就换到德善医室，投师丁庆三，开始了新的学徒生活。
提起德善医室，上岁数的“老北京”可能有些印象。我的老师丁庆三，起初开羊肉铺。遇有病家买肉，常常施舍肉铺自制的膏药。膏药很灵，患疮疡疖肿者，一贴就好。
常言道：“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一传十，十传百，病人越来越多，以后干脆弃商从医，又收了几个徒弟，开设医室，给人治病。
我学徒那会儿，中医外科的水平低，人数少，只占中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谈不上用麻药、止痛药，更没有抗菌素。
有了病，吃点中药，贴点膏药，再就是上白降丹。痛厉害了，让病人到大烟馆抽上一、二口大烟。
当时有：“外科不用读书，只要心狠就成”和“会打白降红升（丹），吃遍南北二京”之说。
在这种环境下学徒，哪有老师耐心地手把手教呢？记得有一次我看《濒湖脉学》上讲：“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对“厌厌聂聂”四个字，我百思不解其惑。请教师兄，也只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熬膏药、打丹、帮下手……不仅伺候老师，还要照顾师兄。无冬历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二十个小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
有一次，我摊膏药，一面用棍子搅，一面打瞌睡。突然，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掉一层，疼得我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撒在上面。
由于我年龄小，手脚麻俐又勤快，师兄都叫我“小沙弥子”，即小和尚。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时，我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又接着念。
学习所用的文具纸张，家里根本无钱购买。医室对面纸店家有个小徒弟和我相熟，常取出店内残缺不能售出的纸、笔二人分用。
在这种饥寒困苦的环境下，我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
对于一些中医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很娴熟。这些，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颇有受益。
设馆行医
1920年，北洋政府举办中医考试，我虽然考取了，但所发的是“医士”执照，只能在四郊行医，不准进城。
过了几年，又经过一次考试，二百多人参加，只取十三名，我是其中之一，才准许在德善医室门口挂了个行医的牌子。
旧社会，作为一个中医，不管你有多高技术，多大名气，也只能是个医士。就连蜚声遐迩的四大名医也绝无例外。
直到现在，我还深存着这张用汉满两族文字书写，加盖官印的老执照，作为旧社会歧视中医的一个铁证。
就在我学徒的第四个年头，老师不幸病故，我又和诸师侄支撑门面，并继续苦读了三年。经过几年的钻研，我总算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也为德善医室效尽了徒弟之劳。
一次，河南省伪省长的女儿患鼠疮（淋巴结核），我出诊一周。师侄满以为这趟美差一定可捞到一大笔出诊费。谁知这个伪省长一毛不拔，回来两手空空。
师侄怀疑我独吞了出诊费，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我辞退，由他们独家经营。
当时我没有一点积蓄，生活无着，只好到处奔波，求亲告赁，这家赊药，那家借房，东挪西借，总算在西交民巷办起了二间房子的小小医馆，有了落脚之处。
三年后，医馆业务逐年兴盛，我再礼道谢了亲友，还清了债务，又租赁了一所有“天蓬、鱼缸、石榴树”的大四台院，如此又干了三年，有点积蓄，才正式开设了西交民巷医馆。
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
旧社会，皮外科患者多为勤劳辛苦的穷人，一旦得了“腰痈、搭背、砍头疮”，往往“腿息工，牙挂对”。非但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能力，还要花费一笔钱治病。
我来自底层人民，深知穷苦人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者，我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
一次，几个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组织炎）的患者。我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义务出诊，每次带上四、五磅药，隔五、六天去一趟。
用药后，坏死组织很快脱落，新鲜疮面大小如盘，其深洞见筋骨。经我细心诊疗，亲自上药，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
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我进了块木制的义匾，一路上百八十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一直抬到医馆。
在我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惟独这块义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请我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我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业务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
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我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我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我竭力资助。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
御医与换帖
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
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
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间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
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随人愿，但求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旧社会挑战的回答。
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
溥仪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
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医药治疗。
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用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
康德年间，我又给溥仪的婉容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
我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
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
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嗦。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
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牲，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
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未成。
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挂钟和拐棍
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
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钟拨快一小时。
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
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
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新挂钟。
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日子可能好过些。
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
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
1955年，经卫生部傅连暲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
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
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
经验不带走
1956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
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间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
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
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
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数据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
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应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
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
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性狼疮、白塞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每个病倒的特殊性。
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
1975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本《赵炳南临床经验集》。
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五十一个，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
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器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器，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
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哪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砂成塔。
我常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
知识不停留，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三岁，行医一甲子，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绝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
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要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给青年一代，绝不带进坟墓。
几点希望我经常收到各方面的来信，其中许多是有志于从事中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希望我能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不成熟的话。
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书不可不读，对于一些中医经典医籍，不但要读，有的还要能背，但希望同志们不要钻进书堆里出不来。要重视临床，多认症、多实践。
我年青时，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余人，下午出诊，晚上睡在医馆，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后虽说年岁大了，也坚持门诊，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
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
二、寻师认能，博采众方
要善于学习，不仅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要向病人学，向民间学。我自己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
比如熏药疗法是在我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癣（神经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
查阅古书中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加以改革，临床治疗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
又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我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
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
我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
三、千年的字会说话
要善于保存、总结临床资料，日积月累，相当可观。不要忽视只言片纸，有了新的思路，要及时记录在案。
俗话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文字比记忆更加可靠。至今，我还存有一些二十年代的资料，闲暇时翻阅一下当时治好病人的感谢证明书，对回忆病例颇为有益。
四、慢走强过站
古语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做学问要持之以恒，不怕慢，就怕站。停止不前，满足于现成的经验，必将一事无成。
我常给青年人讲龟兔竞走的故事，勉励他们不断长足，有所进步。
五、宁可会而不用，不可用而不会
俗话讲，“艺不压身”。凡有用的知识，都要用心学，现在不用，以后可能有它的用场。希望年青人珍惜大好时光，多学一些有益的知识，多掌握一些操作技巧。
为四化贡献晚年
1980年底，我大病一场，生平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在院、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精心医护下，我很快好转出院，目前小休一段，待体健复元，争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知道，年岁大了，身体的各部件也不那么灵活了。就身体的健康而言，六十岁的人，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岁的人，一月不如一月；八十岁的人，一天不如一天。
对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我内心感到十分平静。所感欣慰的是：我的记忆力还不错，腿脚还算灵便。
我愿意在耄耋之年，抓紧有限时间，扎扎实实地做点经验整理工作，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我的晚年。
人品·医德·医术 ——追忆先父赵炳南
赵恩道
先父赵炳南在他行医的六十多年中，向人们充分展示了他高贵的人品、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人们之所以热爱、尊敬赵炳南，是缘于他选择了从事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神圣事业，也是缘于他关心、体贴、尊重病人，视病人如亲人的朴素、深厚的感情。在治病过程中，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与病人患难与共的朋友。病人的痛苦他痛心，病人的烦恼他理解，病人的康复他快乐。他曾经多次讲过，把病人的病治好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事。
众所周知，赵老行医几十年，在与病人的接触交流中，无论男女老少，称呼对方总是用“您”字，而不用“你”。有人曾问他，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您何必以“您”相称呢？他笑着说：“一个陌生人坐在我们这些穿着白大衣的医生面前时，他就成了一名有求于你，渴望我们为他解除病痛的病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是普通陌生人的关系了，而是变成了医患之间的关系了。‘您’字与‘你’字的区别，就在于多了一个‘心’字，就是这个‘心’字缩短了医患之间的距离，融洽了医患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医患之间的感情。”这一个“您”该有多深刻的含义啊！
理解真情
1975年夏季的一天上午，赵老例行去鼓楼中医院出门诊，开诊后不久，一个满面怒气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坐在凳子上对赵老说：“我吃了你上礼拜开的7剂中药，怎么病情越吃越厉害呀？疹子越吃越红，越吃越痒，你算是什么名医？”在座的弟子、学生们听了这些话，既惊讶又愤慨，怎么能用这种口吻对一位老人讲话，况且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呢？顿时，小小诊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人们不约而同地看着赵老。只见赵老却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地对他讲：“您不要着急，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治愈总是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短一些，有时长一点，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上方您吃得效果不好，今天咱们再看看，调调方再试试，千万别着急，急躁情绪只会加重病情，对疾病是非常不利的。”说到这儿，赵老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像您这么重的病，得在谁身上都会十分痛苦，也会着急。若是我本人得了您这种病，可能比您还急躁呢。”赵老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感动了在场所有人，更深深打动了这个病人的心，只见他突然站起来向赵老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并向赵老抱歉地说：“刚才我说错了话，请赵老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实在是因为太痛苦了。”看完这个病人的病后，赵老还特意起身送他到诊室门口，并嘱咐他按时吃药。赵老回到座位后，大家都用敬佩的目光望着这个老人。赵老只说了一句话：“他是病人，他的急躁正说明他是多么需要咱们的理解与关怀啊！”后来，这位病人痊愈后还特意来医院看望赵老。因为当时赵老不在医院，我接待了他。当他得知赵老没在医院时显得十分失望，张着嘴半天也没讲出话来，就像有千言万语要对赵老诉说，可到最后也只剩下两句话：“赵老他老人家不仅治好了我的病，而且还教会了我如何待人、如何做人啊！”
“北京有个赵炳南”
解放前的北平，在广大皮外科患者及其家属中，“赵炳南”这个名字已不陌生了。“北京有个赵炳南，看病不花钱”的顺口溜早已广为流传。在赵炳南医馆里，穷苦病人都能享受免挂号费、免诊费、免药费的“三免”待遇。对于一早还没有吃过早点的穷苦病人，赵老总是给他们一些零钱，让他们先去对门的庆丰包子铺吃点东西，然后再候诊。对于那些下肢病重，特别是刚开过刀行走不便的穷苦病人，赵老总是给他们发点车资，让他们乘人力车回家去。那时病人都说：“赵大夫真是关心病人到家了。”一语双关，可见病人对赵老的感激之情！
医馆里有一位老药工，叫李长泰，我们都唤他李大爷。他经常向人们讲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腿刚刚开过刀的穷人，术后赵老让他到休息室歇一歇再走，并在床头给他留下一个小红包，让他待会儿雇辆人力车回家。可是，这个病人在屋里躺了一会儿，拿起红包，慢慢走出了大门。出门后，他并没有雇车回家，而是一瘸一拐地向西交民巷西口走去。说来也巧，这时赵老正好送一位朋友出大门，无意中看见了刚才的一幕，他马上从衣袋中掏出一些钱顺手交给了一个在门口旁等活的人力车夫，并叮嘱他赶快追上那个病人，送他回家。送走了朋友，赵老久久站在原地，望着坐上车的病人渐渐离去，消失在远方。李大爷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间。在赵炳南医馆里，30年来，有一个从未改变的规定：凡是穷苦的重症患者，来医馆初诊时就会得到一张“免费证”。这个小小的牌子不仅免去了初诊时的挂号费、诊疗费和药费，而且还是“一免到底”。无论病情多么严重，病程多么漫长，直到痊愈为止，费用一律全免。这种特优病人的举措在北京，乃至全国也是绝无仅有。整整三十年，到底有多少个患者享受了特优待遇，没人统计，无人知晓。
还有一次，一个患小腿溃疡化脓感染的重症病人来医馆就诊。他一进诊室就对赵老说：“我这病时间太久了，已经烂得很厉害了，而且气味特别大，先生不用打开了，只求先生听我说一下病情，给我开些药，回家我自己上就很好了。”赵老听后亲切地对他说：“没有关系，不怕。看病，看病，就得看了以后才能把您的病治好啊。”说着就亲手给他打开了脏臭的绷带、纱布，清洗伤口，为他治病。病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连声道谢，称赞赵先生真是活菩萨啊！几件小事，几个故事，赵老人品之高贵，医德之高尚可见一斑。
赵炳南生平
赵炳南(1899～1984)，原名赵德明，回族，经名（即回回名）伊德雷斯，祖籍山东德州，出生于河北宛平(今属北京市)一个贫苦家庭。他自幼身体羸弱多病，从五岁到七岁仅三年间就出过天花，患过痢疾，得过麻疹，发过疟疾。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早早地懂得了生命的珍贵，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长大为医的种子。
1912年，赵炳南开始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于名医丁德恩，学习中医皮外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刻苦学习、孜孜以求，尽得其传。1920年，他自设医馆，悬壶于北京西交民巷。因德艺双馨，享有“年方弱冠，誉满京城”之赞誉。
赵炳南曾任北京市中医公会外科委员、华北国医学院外科教授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北京中医医院皮外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中华医学会及其外科学会及皮科学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被推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第二、三、四、五、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理事。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的接见。
赵炳南是我国现代中医皮外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通晓中医经典著作,博观古今而约取,厚积德才而薄发。他继承前人、勤于实践、终身学习、善于思考，尤善吸取百家之长和研究创新。创立了中医皮肤科疾病辨证论治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湿滞”、“顽湿”、“血燥”等学说；研发了拔膏、熏药、黑布药膏等独特疗法；创立了清热除湿汤、凉血活血汤、全虫方、除湿丸、润肤丸等名方。擅长治疗恶疮、痈疽、顽癣、瘰疬、瘘管等疑难顽症。晚年则专门致力于皮肤病的治疗与研究，整体治疗观在临床治疗中更加突出，治疗皮肤病的经验炉火纯青。著有《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和《简明中医皮肤病学》，这两部著作形成了完整的中医皮肤科辨证论治体系，是现代中医皮肤科学的奠基著作，也是反映赵炳南学术思想的标志性著作。《赵炳南临床经验集》一书全面翔实地辑录了赵炳南的大量临床病案及经验总结，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先后参加《中西医结合外科临床手册》、《实用皮肤科学》、《中医外科学》等编审工作，对我国中医皮肤科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为祖国中医皮肤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赵炳南人品高贵，医德高尚，对平民百姓特别是贫穷患者怀有深厚的情感；他一生乐善好施，为学校、诊所、清真寺等社会公共事业做了大量善举；他一生助人为乐，慷慨地帮助生活困窘的患者、同事、甚至素不相识的人；他一生大公无私，将毕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他德高望重，医术精湛，每起沉疴，声名远播，不愧为中医界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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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2 12: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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