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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医理论里五臓理论和经络理论是什么关系?三阴三阳理论和以上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什么是共通本质,什么是差异?在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中各占据什么位置,负责哪种情况的分析?能不能(有没有必要)混用?
答:五臓和经络理论好有一比:五臓好似六部,是“政治”架构,互相合力治理“天下”之余又互相制约彼此权力,是权力体系“衍化”后的系统治理。比如财政工作是治理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各级的财政权力又受各级政治架构和具体环境、条件的制约而各有不同,只是财政的根本意义和功能不变罢了。人体一样需要一个功能架构对机体的正常运动进行管理,只不过“自动化”和“程序化”很高,没有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那么复杂,那么体现更多的“不确定性”。古人也有同样的考虑,在《灵兰秘典论》就有类似的认识。肝主对外防御和向外扩张,故为将军之官,军事要在“集中”、在主观“指挥”,所以主动的肌肉筋腱、神经系统以及体现主观性的意识——“魂”即为肝功能的集中体现范畴(实际就是获取外界能量的能力,好比战争对资源的占有);而集中就必然“消耗”,所以肝位居于肾前,是消耗“藏”的积蓄和力量展现的阶段,同时集中必须辅之以动,否则难免壅塞之患,故“动”亦肝的特性之一;集中之动必然产生“突破”之力,故而肝之力体现予“通”,所以生发、春天、草木、风等“象”所蕴含的意义亦在此,身体中只要体现了此功能或者此种能量运用阶段、状态的生命运动方式都可以目之为“肝木”。心主“分配”,所以掌握大权,是为君主之权,对能量的分配是心的特性,必须神而明之,即对各部分有一个基本的“评估”方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正确分配,但是“人神”是一个逐渐蒙昧的退化过程,所以其君只能是守成之君,以早期建构的模式进行分配,血脉及人体必须的能量物质的分配“渠道”就是心之所主范畴了,“神”之余寄于心,若要心神之力强大,则必须从一般生活和欲望中“超越”出来,所以《汉书·艺文志•方技略》里有神仙、导引一家(经方家从饮食来,房中从繁衍来,神仙导引从超越来,包括体力的超越和心神的超越,医经家出现应该最晚,是前数者的总结)。分配自然是“散财童子”,所以“散”就是心的特性,能量分散以后,就可以转化为其它的形式和存在,所以“火”之化物(形态的转化、生熟的转化实际是能量的转化,是一种能量的分配转移后的结果),夏之长养万物均是“心火”的功能特点。脾为加工生产的功能,一切细胞乃至高级器官都是不同层级的生产单位,所以主肉(细胞),其生产所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供养所有部门的,所以脾土灌溉四旁,支撑其它部门的一切消耗。也是“意”——对感官资料的加工,对本能的“魂”的抑制。生产和流通是合一的,生产必须要资料的供应,产品必然要有使用的目的地,所以“运”输也是脾的基本功能之一,运输出了问题自己解决不了自然要请武力护送,所以肝脾的关系是基本的关系之一。湿之氤氲,长夏之消“化”生“化”万物(是有无之间的化而不是心火的形态的化)也都是“脾土”的功能特点。肺作为延续生产的阶段,延续新陈代谢的阶段,主要体现的是“分拣”的能力,好比一道关卡,好的藏起来,坏的处理掉,要执行此功能,需要的是“秩序”,而秩序需要强力部门来保障,所以肺金古义主“刑杀”,肝对外,肺则对内,由刑杀、秩序而到相辅之官,主“治节”,即所谓“燮理阴阳”、“承上启下”的“调节”之功。所以自身免疫、自主肌肉、自主神经以及反映人体感官的——“魄”就是肺的功能体现,所谓收、秋(《内经》称之为“容平”、论脉称之为“秋应中衡”,亦平衡秩序之义)、燥、金的特性均是着眼于此的,是阴阳的交界点(或区域、阶段,另一个交界点是肝),是凝练,是肃杀,是降泻,是排汰,是结果(也就是质量问题)……能量完成了一个基本的由外而内的转变,所以“春秋”为时间变化之代表,“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正是此意。节、制(治)、收、肃等都体现了“双相”的意义,蕴含了新旧、粗精、优劣的动态平衡,这是“肺金”的特性所在。肾是能量精华之藏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精华存蓄方有“志气”,否则“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精华之蓄在于建设之用,或者说投入再生产。从冬官(水利)、作强(匠作)、少府(内府库)等的演变可以看出五行肾水的内涵所在。身体中凡骨、脉、各种结构通道以及内部核心的建设均肾所主,凡能量的蕴藏(如脂肪),凡“政策指令”的抑制也均属之于肾。这五个方面是一切复杂系统均需具备的最基础的方面,无论人体还是社会,抑或战争、经济,一切复杂巨系统均可以找到这五个规律性的组成部分,虽然随具体环境条件会有细微的差别。这就是五行在人体上的体现——五臓(每一个具体的器官组织也准此可以分出五种不同的功能,也就和其它器官组织在整体上整合为五臓)。
经络则不然,它好比是“利益集团”(商帮、漕帮、社团、政党),可以和一切的具体的组织单位如政府部门、经济实体、企事业单位等等有关,甚至可以控制它们,但却不是它们,而且集团互相之间存在着竞争,存在着联系和封闭。一个实体可以因为利益集团的存在而更有效的整合整个实体的资源,从而产生出更为系统、更为强力的力量和能力,但也会因为利益集团的存在而产生对实体的侵蚀和分裂(唐昊《竞争与一致》)。经络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它植根于实体组织(而不像五臓一样是功能“虚体”),但却不属于任何实体组织;它使用一切实体的结构通路(如利益集团不会有自己的码头、公路、水路,不需要单独的工厂,而只是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整合、利用资源,更多更有效的占有资源),却不是任何一条通路;它和一切五臓功能有关(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影响部门决策),却不单独体现任何一种功能……古人有导引之术,有金丹大道之法,讲求的就是使身体的组织度再一次提高升级,达到更高级的系统化,毕竟人体经络不是人类的组织,没有那么多的主观性,只有客观的更快速、更如一的连接。所以五臓和经络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内涵、外延均有不同,不能并列(只是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未必有健全、完整的“经络”存在,所以十二经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存在,一般人的经络系统是断续的甚至不全的,只有通过主观的努力才有可能“打通”经络,产生更高层次的身体控制)。那么为什么《内经》偏偏把二者合而为一呢?
这就涉及到对《内经》的定位问题了。《内经》的作者不是中医学的创造者,而只是传承者、整理者,他们和我们别无二致,所区别者仅仅在于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不同。据我估计大概王莽-东汉时期《内经》经历了较为系统的修改,把一些传承的资料按照但是的主流理论模式加以整理、规范、统一(比如《灵枢》中的经脉篇,其中的内容把《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内容杂合在一起,不加研讨),他们未必更能理解中医创制者的想法,所以书中有相当整齐的理论模型,也有混杂不堪的资料,有对一些文本的解读,也有不同理念或模型的并存。所以,就如我之前所说,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不会因为学科不同或者载体不一而发生本质的变化,它是一种最基本的变化(既然理论物理学追求统一场,继而有了“弦理论”、“M理论”,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有阴阳五行理论呢?只要换一种表达,未必不是揭示存在的一种模型。在这一点上,医学界是封闭而保守的,是滞后于科学的发展的,仅汲汲于技术的改良以敷用于实用,恰恰证明所谓现代医学仍然不脱五百年前医学的“市侩”嘴脸和小器格局。具体可参考史蒂芬·霍金的《大设计》)那么如果我们现代人能够比较完整、深刻的揭示阴阳五行之理,并且在其它复杂巨系统上验证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和《内经》先贤并驾齐驱甚至超而胜之。那么,如果我们坚持中医的精髓不放,就更有理由质疑同为“解释者”的《内经》结集者们了——把藏象和经络混合对应不符合逻辑,不符合理论与概念本身。把三阴三阳和五臓混合这又再基础概念上制造了新的混乱,真是把治医学当作治“经学”的典范,是不恰当的。三阴三阳是人体应激整合状态下的流变,是战争状态;五臓是基本结构状态,是生理基础,三阴三阳的合力作用超于五臓之上又受制于五臓治理的基本状况;三阴三阳同样超于经络之上又受制于经络的整合状态以及经络的对局部的控制力,三阴三阳是整合程度最高的,经络次之,五臓再次之。而若论整合的基础有正好反过来,经络以五臓为基础,三阴三阳以经络为基础,五臓之用固化了实体的范围,经络之用提高了一个层次,但二者是固定的,三阴三阳虽然其体现的规律如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永恒不变,但是具体到对人体基础“部门”、“功能”的运用,却又是暂时的,它的“集合”状态因应而生,应罢则止。所以,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层次来认识这三者,并且在不同层次的疾病中应用这三者,同时避免说理、分析时混用这三者,关键就是看疾病波及到了哪个层次,需要动用哪一级别的力量,需要哪一种层次的支援,这个和处理复杂系统的问题如政治、军事、经济等毫无二致(经络居于二者之间,好像跨国集团一样,又有实体的产业,又有虚体的金融控制;既有经济的有形的影响力,又有政策的无形的影响力)。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三阴三阳在中医理论中有时还作为“符号”出现,和本意已经产生了差别,如五运六气学说。就好像干支、五行、八卦在术数中的符号意义已经和医学中的符号意义不一样了,其内涵的“规定性”和指向产生了差异,用以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保密或者包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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