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杀少正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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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南都B叠历史评论版登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的一篇文《孔子为什么杀议政者少正卯》，对这个立论的前提我首先便是怀疑的，再加上想起此前看凤凰世纪大讲堂，似乎一个学生提问也提到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在当代大多数人的知识谱系中，孔子杀少正卯，基本是定案。搜索中，看到天涯也有相关帖子——『关天茶舍』荀子有关孔子杀死少正卯事件的记载可能属实。

搜索中，大致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关于孔子杀少正卯，早期的记载只见于《荀子》，而后被多次引用。

我不禁讶然，难道人们不知：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的著作，都是“托人立言”，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希望言说的一个道理而已。荀子如此记述，即表示，荀子认为，当“诛杀”“少正卯”这样的人。少正卯是指代（这一点很多先贤已讲明），诛杀其实也是指代，就是表示要严正的否定那一类言行。

孔子的时代，仍是一个宽和的时代，孔子本人的思想也是宽和的思想，所以孔子肯定是不会诛少正卯的。这一点无须再说。需要讨论的倒是，荀子认为当诛少正卯，就一定不对吗？战国之时，儒之方向歧分孟荀。后因宋明儒之扬孟抑荀，孟子旬为正统。蒋庆师曾言，当重视荀子路向之儒家。其实，就历史而言，亦是荀子一脉直接促成了秦之大一统。孟子一脉延续而有宋明儒学，其发展也暴露出该路向之不少问题（即使有不少问题，其间之智慧亦不容否认）。孟子一脉自个人立言，荀子一脉自（竞争之下的）国家立言。固有不同。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荀子认为少正卯当“诛”之罪何在？“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

荀子的时代，已经是乱世到了很深入的程度，在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战争日益残酷，个人和社会思想都在走向极端主义。荀子认为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最有效地凝聚力量，要求实现基于团体主义的合理性最大化，所以对乖离于团体主义目的的个人分离主义，自然认为是一种有害力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家国都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你还要坚持自己不同于集体利益的个人意见，并且要传播这种思想，让集体精神产生分离导致涣散，对此一定是要严正批驳的。（并不是说一定要肉体消灭，主要意思是否定这种思想，不过也不排除动用“杀”的手段，但有时候杀并不能消灭一种思想，所以必须指出，批驳目的主要是为了否定这种思想）

大争之世，合理化的极端性发展必然是集体主义。对于当时当下，那也是道之所在。虽然过了那段时间回首时，人们会因为和平时代对自由的追求而否定彼时的价值。

以下转引自西祠博客《六月六月的角落》

从两起大公案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历代先贤

－、孔子杀少正卯了吗？

今天有人为了贬低孔子在说孔子杀少正卯之事，有人推崇孔子也在说孔子杀少正卯之事。徐复观先生曾说此事，是起初在台湾成为台湾当局镇压自由知识分子的依据，后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陆，则又用来批孔反儒尊法，此时孔子成了大恶人，少正卯则成了革命分子“法家”。如此反复，此论也就叨叨不休了。

那么究竟孔子是否杀少正卯呢？

孔子杀少正卯最早出于《荀子》，《苟子．宥坐》原文：“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日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

这是先秦古籍中唯一的记载。时至两汉。一些人士纷纷转述。文见《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白虎通》、《尹问子》、复有《孔子家语》《刘子》等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此类种种转述中又生异说，而且更为详细，曰：“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说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被诛者少正卯的身份由一个普通的士说成“鲁大夫乱政者”或“乱政大夫”；孔子杀他的理由又同二人在鲁办学发生竞争问题联系在一起。杀人地点更具体了，说是诛于“东观之下”或“两观之下”。而且“尸陈于朝三日”；有人似乎觉得“七日而诛”未免唐突，于是不提七日。只说孔子当政时期。等等。以上的变化。都围绕一个目的。就是使这一假说更周全、更合理、更具有政治性。由于这个假说有明显的压制“异端邪说”的政治倾向，故它一出现，便被专制者当作“奸禁”和反对“佞道”的圣人遗训加以宣传，直接为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主义服务。也正因为如此他被人们长期信奉而未受怀疑或不敢怀疑。而所有的此说始见于《苟子．宥坐》。而在同一篇《苟子．宥坐》还有孔子见一容器。灌满水就倾倒。而灌到一半就直立的故事。然后孔子感慨要谦虚。这是已被公认是后人所托也。可见荀子《苟子．宥坐》只是论理虚构之创作。而非历史。至于司马迁的《史记》则也有人怀疑似小说而非历史。如其就语气肯定的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的南宋朱熹，朱熹开始对此提出疑问。他说“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吾又安敢轻信其言”此说一出，许多学者表示赞同。其主要理由是：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足为信。成书早于《荀子》的《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都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左传》、《国语》、《墨子》、《庄子》，如庄子就虚构出孔子被盗拓批的哑口无言。但对杀少正卯一事却都从无提起。试想如果真有此事。儒家的论敌如墨、庄、法岂不大肆鼓噪呢？可见历史上没有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

而且世人都知道孔于提倡“仁”，坚决反对杀人，当有人要杀尽坏人时，孔子就反对，论语载“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还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天下无道”，孔子是赞同老百姓就可以议论讽刺朝政的，而且在《左传》中还记载：“襄公31年子产不毁乡校。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这里说郑国的执政者子产不因为有人在乡校诽谤自己，就毁掉关闭乡校，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从以上种种，可见孔子是不仅反对杀人，而且还是主张言论自由的，后来朱熹也解释“庶人不议”说 :“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箝其口使不言也。”，可见儒家是一贯主张言论自由的。如此的孔子岂有杀少正卯一事呢？

更尤其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和事实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习俗驳斥了这种历史的捏造。原文很长，择其要点：第一是从古到春秋时期。用事实点出了各个王贵都是不能随便杀士的。而是盛行养士。钱穆其中说：“崔述曰：“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郑国其时有七家执政。子产为一家）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如此的背景才会有以后百家争鸣的大环境。第二是从荀子列出的五大罪状，时间上应是战国时期。荀子的列出罪状和其《非十二子篇》很类似。则知少正卯即当时荀子在战国时攻击的十二子的化身。

其实荀子也非有意捏造，只是当时的文风。如风行全国的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除墨者外，其他三家人士都假托过孔子以申述己意。那是孔子可是最大的名人啊，比如庄子、韩非都编撰过孔子的故事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就如同列子所载的“两小儿辩日”一样。“孔子”之名只是借用假说而以。所以孔子杀少正卯只是荀子假借孔子之名而己说。实乃“荀子杀少正卯也。”而荀子则是法家的祖师爷，所以荀子培养出的学生李斯、韩非成为“严刑峻法”的法家代表也就不奇怪了。孔子杀少正卯是伪说这在史学界已是下了结论的。现在的孔子传记都是将其特别剔除或专门驳斥的。

可是就是则早有公认的事，却在被屡次沉渣泛起，为何如此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官方并不支持中国的传统文化，试想如果把“孔子是否杀少正卯”这段公案，直接刊载于中学、小学课本，而不是只在一定小圈子的学术界，其谣言岂能还时时传播呢？再究其根本原因，正如在海外广泛报道的“端午节之争”一文中写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社会学者对本报说，传统文化在中国遭受冷落，表面上是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实质上却与长期以来官方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密不可分。”，因为现在一切是视西方外来的马列为“马首”，为“真理”，儒家不受排斥就不错了，谁还管你你是否受到了不平呢。在续文中我将再顺便提起另一起大公案，可为佐证。

从两起大公案说中国传统文化（续）

说起朱熹，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即使知道的，也是这种印象，我在一本畅销书中看见说起宋朝文化，大意是这么说的，此时理学占据了中国文化，而理学是对中国人性最大的扼杀，理学宣扬“饿死事小，失身事大”，但理学最虚伪，其理学老祖宗朱熹表面上道貌岸然“道学先生”，暗地却是道德败坏，不仅和人争强妓女，而且竟然还夜宿两个尼姑。等等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事实上以上两种说法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都是有历史根据的，那么到底朱熹是不是道德败坏呢？

当然对于学术界来说，此问题很幼稚，因为已有公论,但却不被人所知,正因为官方对传统文化的不支持，所以你还会在各种书上，看见此种各类论调。

关于朱熹争强妓女一事。事见。南宋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而妓女就是指“严蕊”。此详细报道可见此文：

“先读一首词：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首词的作者叫严蕊，是南宋孝宗时天台州的一名营妓，营妓这个词翻译到现在，大概是慰安妇一类的意思吧。当时，严蕊也是一代名妓，据说善歌舞、书画、诗词，天台知州唐仲友，经常在邀请宾客时让她作陪。

那时，有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是那个“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倡导者，他的理论在当时，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唐仲友就抨击过朱熹的学说。就因为这学术上的分歧，朱熹一直怀恨在心。正好那时朱熹担任了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就想借经济审计的机会，给唐仲友安条罪状。可惜查来查去，偏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于是朱熹又想着用男女关系搞臭唐仲友。

按照当时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个把小姐陪客人唱歌跳舞可以，上床的话就成了嫖娼行为了。为了达到扳倒唐仲友的目的，朱熹把严蕊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有狱卒劝她认罪算了，严蕊坚定地说：“我本来就是卑贱的妓女，即使承认与知州有肉体关系，想来也不是死罪。但是非真伪，怎么可以胡说八道来诬陷一位士大夫？我就是死，也决不诬陷别人！”

这件事上报之后惊动了朝廷，孝宗亲自过问，派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岳霖处理，岳霖敬佩严蕊的气节，也怜悯她伤病交加，在提审时，让她作词自陈志向，严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也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首，岳霖当即判严蕊从良，无罪释放。

严蕊死里逃生，唐仲友也躲过了一场风波，兴风作浪的朱熹，易地为官，又满口仁义道德去了，后来还被捧作一代圣贤、道德典范了呢。

有句俗话：“又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在我看来，朱熹的人品远不如一个妓女，可朱熹立的牌坊却大得吓人，到今天还压得一些人喘不过气来。（载完）

此说的另一种说法就是：“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见宋史）而唐仲友和王淮是亲家。因此王淮就暗令御史陈贾等出头攻击朱熹。

而关于朱熹六次上文弹劾唐仲友,今人束景南教授在其大作《朱子大传》中以确凿的史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证出世传的《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张岱年在其书序中评语说“关于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近人抱着“反理学”的偏袒态度多同情唐氏，《朱子大传》以确凿的材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出世传《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竖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也是令人信服的。”

但这一部的关于朱熹的学术权威刊物,发行量是很有限的,与学术刊物敌通俗畅销耸人听闻的小报类刊物，正是一人难敌万口的,正所谓“众口铄金”，可见此种血盆诬蔑朱熹的话，还将流毒下去。

至于“夜宿尼姑”，最早见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指责朱熹有“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为害风教”等六大罪，还主张斩熹之首，以绝朱学，而史称“庆元党案”。在不孝其亲中说朱熹有好米不给母亲吃。使老太太逢人诉说。“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哭吊汝愚”、这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最有意思的是在这六大罪后。又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时都带着她们；说朱熹家中的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

而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则说：陈亮和朱熹友善，陈亮游台州官妓，求台州太守唐仲友为妓脱藉，唐不肯，亮怒，去见朱熹，挑拨朱熹说，唐说你字都不认，怎么做的监司（大官）。朱熹怒，乃抓当时的名妓严蕊，让其供唐仲友强奸她，严蕊严刑不招。后来朱与唐一起免官。还有朱熹为风水掘别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亲，标榜俭德，不给自己的母亲吃好米，娶尼姑二人做妾。最后范文澜说，“这些都是南宋人说的，应该可信”。如果真的是南宋人说的就是可信,那么秦桧还说岳飞谋反呢?是否也是可信呢?可见如此根据，不是学术素养不够，而是心术不正的体现。

至于沈继祖说的，“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却怀了孕”，可惜范文澜还有些脸皮而尚未敢引用。

其实事实是这样，在对道学的态度上，南宋一直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1194年（绍熙五年），当时的权相韩侂胄得势，将支持道学的宰相赵汝愚免去相位，赶出朝廷，发遣边地，最后病死衡州。继后为了打击支持赵汝愚的人，又将矛头对准了当时政敌的领军偶像人物朱熹，此时朱熹虽然已经闲职退居在家讲学，韩侂胄乃授意太常少卿胡纮弹劾朱熹。而监察御史胡弦早就起草了一份弹劾朱熹的奏章，但一直不敢上奏，此时觉得时机到了，就将此文给了另一监察御史沈继祖，沈继祖自以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就落井下石的上奏了，因此这篇奇文也就面市了。

在束景南教授的大作《朱子大传》中，也对这些罪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证明其全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蓄意诬陷。这里不再多说，本来这些罪状的荒谬已经令人可笑。而对付可笑的唯一正确方式就是还于可笑。因此朱熹竟然对这些“罪行”统统招认了。在这里，我想朱熹处于百口难辩的不公平的环境，而且对于其中什么儿媳无夫怀孕，以映射自己的无耻之言，又如何辩解呢？我想朱熹的做法，可以和今天的一个笑话相比，有人说“圆明园是你烧的”，那我的回答就是“对了，阿房宫还是我烧的”。所以对于这些种种无耻、无边的指控，不值一驳，而非要回答时，那就是全部应承下来，这是无奈、也是玩世不恭的，更是不屑一辩的幽默耻笑，而这也是最好的回答。

当然历史是公正的，事实证明了一切，宋宁宗怒贬朱熹，后来韩侂胄又立“党人”碑，打击所谓的“伪学之党”。虽然如此，却丝毫无损朱熹的声名，后来韩侂胄被诛后，还是宋宁宗就开始追封朱熹及其“党人”，直至理宗追封到朱熹为太师、信国公，后来朱熹更是配享孔子庙，而成为千年的又一圣人。其平反后的荣誉也是远远高于同样平反的岳飞，甚至其的影响威震日韩800年，日韩的儒学其实就是朱学。

就是这样一起无中生有、蓄意人身攻击的公案，在今天没有了诚心、没有人了信心，没有了信任、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神圣的中国，则更广为流传。成为我堕落，你也肯定堕落，而人人都堕落，甚至祖宗也早堕落的心安理得和洋洋自得的嘴上嚼头。

再深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祖宗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前言》中满含深情的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今天我们是不敢以流言蜚语冒犯伤害一个人的，因为这是犯罪。可是对于我们长眠地下的祖宗，再不能捍卫自己人权的祖宗，我们老爷爷祖祖辈辈的神圣信仰，我们就如此的糟蹋吗？把已经平反了岳飞，依旧要在今天大骂其为居心不良、叛乱吗？

如此自己给自己的祖宗圣贤传谣，难道不是自辱身价吗？西方再言论自由，也不会互传谣言说：耶稣争抢妓女，夜宿尼姑，使儿媳怀孕。可是中国就在一直做自辱其父母祖宗的事。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警察”不制止犯罪，而在那看笑话，甚至起哄帮腔呢，因为自从有人把中国历史分为新社会、旧社会之后，对于被划入旧社会的五千年的历史，都是可以任人践踏的，岳飞不是地主阶级的走狗吗？因为其镇压农民起义，林则徐不也是地主阶级的鹰犬吗？因为其日夜兼程的要镇压太平天国。

有人说，孔子、朱子现在真的还那么重要吗？我说，在哲学上有公认的三大问题： 1、我们从哪里来? 2、我们是谁? 3、我们将到哪里去?这是人类的终极的、心灵归属、归宿的问题。而孔子、朱子所代表的时代、哲学、文化。就是在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而知道了我们是谁，也就知道了我们将到哪里去。

而我们生于此，长与此，浸与此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不是空空的概念以及一些绘画、书法等形式的东西，而是生命。中国传统文化的肌体——是一个个时代的鲜活的生命——先贤哲人。因此在今天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军人物，历代先贤，这是刻不容缓的使命。

今天我们一会儿申请保护这个物质遗产，一会儿申请保护那个物质遗产，那么想到过申请保护我们的历代先贤，保护我们的无价之宝，精神品牌遗产——“孔子”、“孟子”、“刘恒”、“赵匡胤”、““朱子”、“包拯”、“文天祥”、“史可法”、“海瑞”等等祖先人物吗？而不要被人哗众取宠、知假传假的谣言败坏了。要知道中国文化不是空的，而是具体体现在一个个人身上的。没有了——“孔子”、“孟子”、“刘恒”、““赵匡胤”、“朱子”、“包拯”、“文天祥”、“史可法”、“海瑞”等等具体先贤，中国就没有了根，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文明，没有了传承，中国就不再是中国人的中国。就如同今天的埃及和古代的埃及是两种人，而今天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也将成为两种人那样。

而这就是“生死存亡”、“生存还是毁灭”的大问题，不可不察也。

如何对待自己的历代先贤，实质上就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历代先贤呢？古人早有答案，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不散的唯一原因。这就是祭祖。要知道中国自古一直到今天的海外，还都保持着祭祖的传统，何谓祭祖，就是缅怀、敬仰、感激先人，始终牢记自己的根。有人说：先贤哲人我放在心上，何必要祭呢？放在心上只有内心的想法和动机，而还要见于具体的行动，否则是没用的。先贤不是寄放在心上的，而是要缅怀、敬仰、感激，是要拜的。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有庄严肃穆的“祭”的仪式，才能使人们从心中燃起庄严肃穆的感觉。一个起源于外国的追求“四肢发达”奥运会，还要从根里取什么圣火，搞什么火炬游行，难道自己的祖宗，自己的根就不配取圣火，隆重的游行，拜一拜吗？

今天我们祭祖的孔庙成了游人游玩嘻嘻的场所，配享孔庙的朱熹则被人踩在脚下践踏，如此侮辱自己祖先的是中国人吗？是中国人难道就应如此的无中生有，以讹传讹败坏中国的过去吗？可怜中国的孔子、朱熹只能在韩国、日本受到顶礼膜拜，他们的根被保留在异国他乡。而没有了根的中国，则是在分离，台湾人要做台湾人，新加坡人要做新加坡人，他们都在去“中国”。因为中国没有了根。而祭祖就是中国的根，这是中国人最根本的人性，甚至是早于孔子儒家的。只有重建起这个根，才能凝聚海内外华人的的心。全国修家谱，使四海终为一家。各个姓氏隆重的祭祖寻根，是孤悬于台湾的、新加坡、海外的华人都有了自己的根，自己的归属。

“祭祖”首先是要“祭天”，中国古人在《吕氏春秋》中曰：“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始生之者天也”、“始生人者天也”。

人是猿猴来的，那猿猴呢？是鱼？那鱼呢？是细胞？那细胞呢？天也。天就是所有生命的祖宗。“祭天”，就是祭所有的生命，祭我们的地球、祭生我们、养我们的大自然。我们要尊重所有的生命、尊重大自然；要感激所有的生命，感激大自然；要爱护所有的生命，要爱护大自然。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这就是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信仰遗产，华人自古的归属感。几千年的“祭天”、“祭祖”、“祭孔子”（我们的至圣先师）就是我们的“华教”，而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魂中之魂。

没有“祭天”、“祭祖”、“祭孔子”就没有了中国历史、就没有了中国文明，就没有了中国传承，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了中国的疆土，国将分裂，人将变种。此乃亡天下也，凡中国人者又岂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以救大危亡也！

凤凰台主人

一篇极好的文章！

xiaozheng

换了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