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丸衣

汤一笑

纸丸衣

      在《中药丸衣的若干历史问题》一文中提到，医学史家认为《外台》引《广济方》的“吃力迦丸方”（宋改称苏合香丸）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蜡纸裹丸”史料。范行准先生30年代时，从蜡纸裹丸的乞力迦丸的名称、药物组成认为它是“胡方”，从而认为“蜡纸裹丸”是胡人传来，这看起来似乎比较有论说力。但以纸裹丸不出现在发明造纸的中国，而由胡人传入中国，此非怪事？况且8世纪中叶造纸术才传到阿拉伯，巴格达在公元751年才建成第一座造纸坊，而“蜡纸裹丸”已经出现在723年之前。

      所以这里就再谈谈以纸丸衣的问题。历史上，以纸裹丸应该更早在蜡纸裹丸之前出现，并且在中成药丸药的包装、保存史中一直都存在。

       除书写、绘画外，中国自从纸的发明起，就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中国考古发现早期的纸有很多并不具备书写的性能，所以也有另类考古学者认为，中国最初发明纸并非用于书写，而是用于包装、卫生、引火等杂用。

      1990年在敦煌的汉悬泉置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批汉简，与一些有西汉纪年简牍相伴出土的就有几件纸片，其中有一件约一市尺多见方的大纸，其上书：“巨杨左利上缣皁五匹”。 陈国灿先生解读是：“巨阳邑的左利上交黑色缣五匹”， 由此不难判断，这是一张五匹丝织物的西汉包装纸。由此可见中国将纸张应用于物品包装之早。

      1973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发现不晚于公元前52年的两块麻纸，其一件经修复展开，长宽为12×19公分，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考古学者研究后认为金关纸就是用于包裹物品的。

      西汉末年，汉成帝刘骜（前51年—前7年）宠幸赵氏姐妹，但赵氏姐妹一直不能生育，所以她们就经常毒杀有孕宫妃及皇嗣，即所谓“燕啄皇孙”，成帝偶然临幸的后宫女官曹伟能产下皇子，赵氏姐妹就哭闹逼迫昏蒙懦弱的成帝杀掉曹伟能母子，掖庭狱丞籍武不忍下手，并奏劝成帝留下皇嗣，成帝派人秘密转移了皇子后，还是派人送了毒药给曹伟能，史书记载：“（籍）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曹伟能哀号孩子并咒骂赵氏姐妹后服毒自杀，其身边的六个婢女后也被迫自杀。皇子后来也不知所踪，大概还是难逃赵氏姐妹毒手。汉人应劭曰：“赫蹄，薄小纸也。”有学者解读上面那句话，认为毒药丸就是用成帝写有命令的小纸片包裹的，但从“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一句看，其实应该药丸和信是分开的两物。“裹药二枚”并没有明说是用纸“裹”，但按目前对西汉考古发现大量的纸来看，皇室丸药用纸“裹”还是很有可能的。另外，也有人解读是“赫蹄纸”包药丸，信是用简或牍所写，仍显勉强。参见 《汉书》[卷九十七下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 [孝成赵皇后]部分内容。

      以纸裹药在汉代确实已经出现。1990—1992 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麻纸，共460 余件 。其中写有文字的残片10 件，根据同出简牍和地层以及书法分析，考古学者认为，这十件纸张分属西汉、东汉初期和西晋三个时期，其中有三张纸定为西汉武、昭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4年），其色白，纸面粗而不平整，有韧性，上用隶书写有药物名称，根据纸的形状和折叠痕迹，当为包装药物用纸。其中TO212④2为“薰力”二字，张显成先生考证认为即是“薰陆”。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纸当年曾引起造纸史学者的争论，其中7 行31 字的那张书信残片最受关注，开始考古学者也定其为汉纸，但有史家根据书法等因素有力质疑年代，后来考古学者重新认真研究了出土纸张，此文书被改定为西晋纸。所以包装药物的三张纸是否确实西汉的，也可能有些存疑。但这场大争论之后，这三张纸最终仍定为西汉纸。参见网文《甘肃出土汉代古纸研究综述》著者待考。

      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有一些医药文物，其中有两个香囊内有球形香料药丸（毡制长方形香囊 92L S II M2 : 58和皮制A型香囊 92L S II M3 : 274 ）；另外有银白色片叶状物（可能是薄荷叶）、红色和乳白色粉末状物，多包扎在小绢布里；还有乳白色粉末状物是用纸张包成小纸包。出土香药丸的这两座墓 , 属于山普拉早期墓葬 , 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 55 年至公元 110 年之间（西汉末东汉初）。陈明先生推测这些香药、膏丸当来自于阗以西的地区 (印度或者波斯)。而纸我想只能是来自汉地。参见陈明《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

      汉代西北边陲之地就出现不少纸张包裹药物的情况，中原城市情况可想而知。

      在高度发达的隋唐时代，纸已经几乎成为了一种万能材料，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在这时名副其实地进入了纸的时代。唐代时纸张除书画、书籍应用外，还用于做伞纸、灯笼纸、糊窗纸以及房屋内部装潢；民间还将纸用于包装食物、茶叶、中草药、干果、水果、礼品、瓷器等，象出土的著名何家村金银器、以及法门寺地宫秘色瓷上都有用纸包装的痕迹，而且当时一些商人已使用了纸盒、纸笸箩、小型纸缸、纸坛、纸篮等多层裱糊的日用包装容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大量的纸鞋、纸帽、纸钱、纸衣、纸被子、剪纸人、纸棺材等明器，基本用的是报废的文书、帐册等故纸所制，年代为十六国到唐代，最早的大约为公元400年前后。唐朝人大解也出现了手纸。纸质商业广告招贴、招工广告也已出现（见《谢小娥传》之“纸榜子”），具体可参考姜锐《中国包装发展史》以及有关纸的历史书。

      唐代《千金》、《外台》等医书中，纸张的应用非常广泛，除直接做药外，还用于包药物炒制或煨制、外伤包扎、外贴膏药的制作、以纸密封、包装储存、用于灸法和熏法等。

      以下是当时医书中用纸张包装药物的一些史料：

      《千金要方》[ 卷二十二痈肿毒方\疔肿第一.齐州荣姥丸]：“……以泥密封三七日，干以纸袋贮置干处举之。”

      《千金翼方》[ 卷第十二•养性\养性服饵第二.造草酥方]：“……候其中水气尽则出之，阴干纸贮。”

      《千金翼方》[ 卷第五•妇人一.熏衣衣香第六]：“……若置衣箱中，必须绵裹之，不得用纸……”

      《外台秘要》[ 卷第十.上气胸满方二首 久服延年益寿方]：“……日中曝干，捣筛为散，以纸盛之，温乳及蜜汤和吃并得。”

      《外台秘要》[ 卷第二十一.眼杂疗方二十首]：“……和讫，于臼中更捣五七千杵，以油腊纸重裹之，重合盛，勿令见风，可致百年不败……”

      《海药本草》[ 兽部卷第四.１００.犀角]：“凡犀屑了，以纸裹于怀中良久，合诸色药物，绝为易捣。”

       宋以前的《雷公炮炙论 上卷.紫桂》：“如末用，即用重密熟绢并纸裹，勿令犯风。”

      《雷公炮炙论 中卷.羚羊角》：“……错末尽处，须三重纸裹，恐力散也。”

      《雷公炮炙论 下卷.榉牛》：“雷公云∶榉牛，凡采得，用铜刀取作两片，去两翅，用纸袋盛，于舍东挂，待干用。”

      唐代以纸丸衣的史料虽不多见，也有一些，除《外台》引《广济方》的“乞力迦丸方”（宋改称苏合香丸）是 “蜡纸裹丸”外。陈增岳编著的《敦煌古医籍校证》一书326页中的“三等丸方”，也有“先以纸厚裹，意不欲薄，恐泻药气”。“三等丸方”毫无胡方意味。

      1964 年前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64TAM30号唐墓中发掘出土了一枚成药“萎蕤丸”，重463克，呈褐色，表面致密，制作精细，外用白麻纸包裹，纸背还书写着药丸服法：“萎蕤丸，每空腹服十五丸，食后服廿五丸，一依方忌法”（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188页），这是一个大药丸，服药时还要自己捏撮成合适的小丸服用。此纸是见于唐前期的包装纸。类似这种大药丸的包装，在北宋的《太平圣惠方》、《苏沈良方》中还有用“油单”（桐油纸？）或金箔包裹的。

      《太平广记》[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转述了一个《续仙传》的故事：“刘商，彭城人也，家于长安。少好学强记，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于世，儿童妇女，咸悉诵之。进士擢第，历台省为郎。性耽道术，逢道士即师资之，炼丹服气，靡不勤切。每叹光阴甚促，筋骸渐衰，朝驰暮止，但自劳苦，浮荣世官，何益于己。古贤皆隳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毕婚嫁，不为俗累，岂劣于许远游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东游。入广陵，于城街逢一道士，方卖药，聚众极多。所卖药，人言颇有灵效。众中见商，目之相异。乃罢药，携手登楼，以酒为劝。道士所谈，自秦汉历代事，皆如目睹。商惊异，师敬之。复言神仙道术不可得也。及暮，商归侨止。道士下楼，闪然不见。商益讶之。商翌日，又于城街访之。道士仍卖药，见商愈喜，复挈上酒楼，剧谈劝醉，出一小药囊赠商，并戏吟曰：“无事到扬州，相携上酒楼。药囊为赠别，千载更何求。”商记其吟，暮乃别去。后商累寻之，不复见也。乃开囊视，重纸裹一葫芦子，得九粒药，如麻粟，依道士口诀吞之，顿觉神爽不饥，身轻醒然。过江游茅山。久之，复往宜兴张公洞。当游之时，爱竃画溪之景，遂于胡父渚葺居，隐于山中，近樵者犹见之。曰： “我刘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为地仙矣。（出《续仙传》）”

      据陈国符先生考证 ，《续仙传》的作者为五代杨吴人 。“刘商”应该是唐时人。道士给刘商一个药囊，里面用多重纸包着一粒葫芦子，葫芦子里面有九粒麻粟般大小的微型丹药。这也是一个以纸包装成药的例子。尽管是个神仙故事，但反映了现实。

      尽管史料并不太充分，但上面直接和间接的史料表明，在唐代甚至之前，不论是否普遍，以纸为丸衣确实是存在的。“乞力迦丸方”（宋改称苏合香丸）的“蜡纸裹丸”不过是以纸为丸衣的一种进化，且乞力迦丸虽似“胡方”，但绝非“底也迦”之类进口万能胡方成药，而应是在中国制作包装的丸药。唐代之所以出现“蜡纸裹丸”，那是因为当时的“蜡纸”已经被普遍制造和应用。

      了解造纸术历史的人都知道，唐代人制造和使用各种各样的纸。蜡纸便是其一，唐书画评论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现存唐人书法摹本《万岁通天帖》，开元六年的《无上秘要》手写本，用的都是一种有蜡的硬黄纸，这种纸先“染以黄檗”、“再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而成。唐代还生产一种粉蜡笺，是在纸面上先涂粉（可以是各种颜色的），再涂蜡而制成。估计蜡纸还应用于物品包装、窗纸等方面。可见在唐代，在以纸为丸衣的基础上出现以蜡纸裹丸应是很自然的事情。范行准先生认为“蜡纸裹丸”是胡人传来，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当时（723年）阿拉伯人连造纸都不会，何况蜡纸？

      锭子药大概是清代宫廷里生产量最大的御制成药，用于宫廷自用和大量赏赐，锭型较大的锭子药包装还是用纸张密裹后分别放入木匣中保存的。

      在刘柏龄先生《广宁古城旧事 十一》一文中，记载了广宁城著名商号“广兴号”从明代到1970年代几百年间生产名牌药丸“三黄宝蜡丸”的事迹。其中介绍说：“广兴号传人一辈接一辈，对该药的方剂及制法一直秘而不宣。已知主要成分有牛黄、藤黄、天竺黄、麝香、血竭、三七、乳香、没药，碾碎以黄蜡合丸，大如黄豆粒。手工用白纸包成斧头包。每包为一付。防伪标志独一无二，正面用墨笔画一竖杠。这道工序由大掌柜亲自完成。简简单单一道杠，没十年功力不成。药包打开后无法复原，外人难以模仿。外包装箱有木箱、羊皮箱。2006年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节目曾展示过一个装三黄宝蜡丸的羊皮箱，做工精巧，做为鉴赏宝物，穿越世纪的历史风尘，诉说着自身昔日的辉煌。”无独有偶，在央视国际2004年06月16日 16:03的《鉴宝》节目中，也出现过一件“清光绪三黄宝蜡丸”藏品，央视网站的描述如下：“这是一个漆器描金的盒子。盒子长３３厘米，宽１８厘米，高１１厘米。盒子表面描金花纹已褪色。盒子里面有３５包药丸。药丸犹如青豆粒大小，用草纸和《票板说明》里外包了两层。票板说明采用刻板印刷，上面写着“三黄宝蜡丸”。票板说明的印刷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新正月初一日”，《票板说明》上还盖有用来防止假冒的朱文印章。”并附有照片。从照片看，丸衣也是“斧头包”，但墨书防伪标志象一个开口的“8”字，表明它并非广兴号的产品，鉴定专家郝近大（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看真药丸，但认为其早已过期，不具任何价值。如果确是真品，作为近代中成药带完好包装的实物，应该还是有一定文物价值的，郝先生似乎低估了这一点。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刘静判定收藏药丸的漆盒是民国时期的东西，盒子大概不是原包装。“三黄宝蜡丸”这种若干粒药丸为一付的纸包方法也可算是纸丸衣的一种进化。很象是如今若干塑料小袋密封包装丸散，再装入纸盒的方式。当年药铺销售的时候，估计未必都成箱买卖，或可零售若干包。

      现在还能见到清代的“三黄宝蜡丸”并不奇怪，因此丸可内服外用，主要用于伤科，在明清时代是明星丸药，类似今天的云南白药，当时官私药局都有大量生产。明清军队中曾大量配备这种丸药。1733年，雍正帝还指示造办处大量配制，发往西路军营。今天故宫药材、药具库内还藏有不少此丸（已是蜡皮丸）。此丸在近代的衰落大概是因为药材价高难得，相对于云南白药之类，成本太高。

黄煌

严谨的考证，再现真实历史。

沙丘沙

博学多识，受益非浅！

汤一笑

在刘柏龄先生《广宁古城旧事 十一》一文中，记载了广宁城著名商号“广兴号”从明代到1970年代几百年间生产名牌药丸“三黄宝蜡丸”的事迹。其中介绍说：“广兴号传人一辈接一辈，对该药的方剂及制法一直秘而不宣。已知主要成分有牛黄、藤黄、天竺黄、麝香、血竭、三七、乳香、没药，碾碎以黄蜡合丸，大如黄豆粒。手工用白纸包成斧头包。每包为一付。防伪标志独一无二，正面用墨笔画一竖杠。这道工序由大掌柜亲自完成。简简单单一道杠，没十年功力不成。药包打开后无法复原，外人难以模仿。外包装箱有木箱、羊皮箱。2006年中央电视台二套《鉴宝》节目曾展示过一个装三黄宝蜡丸的羊皮箱，做工精巧，做为鉴赏宝物，穿越世纪的历史风尘，诉说着自身昔日的辉煌。”无独有偶，在央视国际2004年06月16日 16:03的《鉴宝》节目中，也出现过一件“清光绪三黄宝蜡丸”藏品，央视网站的描述如下：“这是一个漆器描金的盒子。盒子长３３厘米，宽１８厘米，高１１厘米。盒子表面描金花纹已褪色。盒子里面有３５包药丸。药丸犹如青豆粒大小，用草纸和《票板说明》里外包了两层。票板说明采用刻板印刷，上面写着“三黄宝蜡丸”。票板说明的印刷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新正月初一日”，《票板说明》上还盖有用来防止假冒的朱文印章。”并附有照片。从照片看，丸衣也是“斧头包”，但墨书防伪标志象一个开口的“8”字，表明它并非广兴号的产品，鉴定专家郝近大（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看真药丸，但认为其早已过期，不具任何价值。如果确是真品，作为近代中成药带完好包装的实物，应该还是有一定文物价值的，郝先生似乎低估了这一点。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刘静判定收藏药丸的漆盒是民国时期的东西，盒子大概不是原包装。“三黄宝蜡丸”这种若干粒药丸为一付的纸包方法也可算是纸丸衣的一种进化。很象是如今若干塑料小袋密封包装丸散，再装入纸盒的方式。当年药铺销售的时候，估计未必都成箱买卖，或可零售若干包。

汤一笑

补充汉代纸张包装药物的史料：
      

      以纸裹药在汉代确实已经出现。1990—1992 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麻纸，共460 余件 。其中写有文字的残片10 件，根据同出简牍和地层以及书法分析，考古学者认为，这十件纸张分属西汉、东汉初期和西晋三个时期，其中有三张纸定为西汉武、昭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4年），其色白，纸面粗而不平整，有韧性，上用隶书写有药物名称，根据纸的形状和折叠痕迹，当为包装药物用纸。其中TO212④2为“薰力”二字，张显成先生考证认为即是“薰陆”。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纸当年曾引起造纸史学者的争论，其中7 行31 字的那张书信残片最受关注，开始考古学者也定其为汉纸，但有史家根据书法等因素有力质疑年代，后来考古学者重新认真研究了出土纸张，此文书被改定为西晋纸。所以包装药物的三张纸是否确实西汉的，也可能有些存疑。但这场大争论之后，这三张纸最终仍定为西汉纸。参见网文《甘肃出土汉代古纸研究综述》著者不详。

      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有一些医药文物，其中有两个香囊内有球形香料药丸（毡制长方形香囊 92L S II M2 : 58和皮制A型香囊 92L S II M3 : 274 ）；另外有银白色片叶状物（可能是薄荷叶）、红色和乳白色粉末状物，多包扎在小绢布里；还有乳白色粉末状物是用纸张包成小纸包。出土香药丸的这两座墓 , 属于山普拉早期墓葬 , 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 55 年至公元 110 年之间（西汉末东汉初）。陈明先生推测这些香药、膏丸当来自于阗以西的地区 (印度或者波斯)。而纸我想只能是来自汉地。参见陈明《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