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帖药”与“裹帖”

汤一笑 · 发表于 2013-3-27 1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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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帖药”

   今天顾客到中药店里抓药，药店一般是用纸把药包扎好一包包的给顾客带走，当然现在也有不用纸，而是直接用塑料袋分袋包装给顾客带走的。一包药就是一剂药，也可叫“一帖”药。

   把一包药开始叫“一贴”，原本我以为最早出自唐代。后来我看到了一条更早的史料,西晋皇甫谧在其《论寒食散方》中有这么一段：“服寒食散，二两为剂，分作三帖。清旦温醇酒服一帖，移日一丈，复服一帖，移日二丈，复服一帖，如此三帖尽。须臾，以寒水洗手足，药气两行者，当小痹，便因脱衣，以冷水极浴，药势益行，周体凉了，心意开朗，所患即瘥。……”参见《病源》[卷之六\解散病诸候（凡二十六论）一、寒食散发候]引文。

中唐诗人白居易 (772年-846年)在《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题四韵》中就有：“已题一帖红消散，又封一合碧云英。”

   唐代《千金》（652年）、《外台》（752年）中也少量出现了“帖”或“贴”的说法。

   《备急千金要方》[ 卷十九肾脏方\补肾第八.肾沥汤]：“……为煮散，分作二十四帖，每帖入生姜一分，杏仁十四枚，水三升，煮取一升”。

   《备急千金要方》[ 卷二十七养性\服食法第六.钟乳散]：“治虚羸不足，六十以上人瘦弱不能食者，百病方。上党人参、石斛、干姜（各三分）、钟乳粉（成炼者，三两）上四味，捣三味下筛，与乳合和相得，均分作九帖。平旦空腹温醇酒服一帖，日午后服一帖，黄昏后服一帖，三日后准此服之。凡服此药法，皆三日一剂，三日内只用一升半饭，一斤肉。肉及饭唯烂，不得服葱、豉。”

   《外台秘要》[ 卷第十一.消中消渴肾消方八首]：“……又服前丸渴多者。不问食前后。服煮散方。……上十一味捣。以马尾罗筛之。分为五帖。每帖用水一升八合。煎取七合。去滓。温服。”

   《外台秘要》[ 卷第十四.张文仲疗诸风方九首]：“又煮散方。……上二十一味。切如麻豆。分作二十四帖。每日取一帖。着杏仁十四枚。去尖、皮、两仁者、碎。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空腹顿服。每春中夏初。服禁生冷。忌醋生葱海藻生菜。”张文仲（约652——700年）。

   《外台秘要》[卷第三十一.古今诸家散方六首]：“近效肾沥汤煮散，……上十五味切如大豆，分作二十四贴，贴着生姜一两切，杏仁十四枚去尖碎，以水三升煮一贴，取一升，去滓澄清，取九合顿服，每日一贴，晚间以气下心胸空妙，十服以后，身力不可当，常须护惜将养之，以饮食补之，每年春夏秋冬服一剂，胜服肾气丸二十剂，永不患风气，先有诸病，自然除瘥，张中丞自服以来，神效不可言，以为乳石力不可比，今服不阙，效验妙。（方云肾沥汤恐须用猪肾汤煎）”

   《外台秘要》[卷第十九.脚气痹弱方七首]：“苏恭煮散，……上二十二味。？不着分两，自随时加减，余二十物切如豆，分作三十贴，贴着生姜一两合皮碎，冷闷病瘥即止，不常服。忌猪肉冷水羊肉饧生葱桃李雀肉酢物。（出第一卷中）”

   《外台秘要》[ 卷第十七.虚劳补益方九首延年钟乳散]：“……上六味为散。分作三帖。每日温酒服一帖。食时服。进食不用过饱。亦不得饥。日一服。常饮酒令体中醺醺。若热烦。以冷水洗手面即定。不用热食。亦不得大冷。忌生葱生菜。”

   《外台秘要》[ 卷第十五.五邪方五首五邪汤]：“……上十七味捣下筛作粗散。调和取水二升。一方取东流水煮小沸。纳散二两。煮取一升五合。未食服五合。日再夜一。分作十二裹。重裹令密。勿令泄气。忌羊肉饧海藻菘菜酢物。”这条比较有意思，早期“裹”与“帖”意思大概是相通的。

   《医心方》[ 卷第二十.治服石烦闷（莫围反）方第二]：“《极要方》治乳石发动，烦闷头痛，或寒热脚冷，气不通方……又云∶石发烦闷者方∶滑石（十二分，研，令面，分两服）上，以水大升，合和滑石末，一帖，和搅，令散，顿服。”

   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1087年）卷七：“ 衍（指王衍）在蜀时，童谣曰：‘我有一帖药，其名为阿魏，卖与十八子。’其后衍兄宗弼果卖国归唐。”“唐”指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勗（885年－926年）。而宗弼是王建养子，本姓魏氏。《全唐诗》也有这个童谣。

   为什么叫“分作N帖”？从上面的史料来看，晋唐时代出现“帖”的方剂基本都是散剂或煮散剂。药物“分作N帖”的说法最早可能是出自寒食散之类的散剂。之所以叫“帖”，大概是因为散剂分包要用纸、帛之类的包装物，而非后世认为的“一帖乃一张处方”。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的西汉粉末状药物，就分别被绢布或纸张包裹。对于“N帖”药的说法，可能晋代之前的汉代就有。

   “帖”字的本义，古代字写在布帛上叫帖。即是一块有字的布。纸推广应用后，一张有字的纸也是“帖”。如唐代出现了一种与存钱业务密切相连的具有支票性质的取钱凭证，称为帖或书帖。上面有付款数目，出帖日期，收款人姓名，出帖人署名，给持帖人到自己存钱的某店铺去支取金钱。此“帖”也是一张纸凭证。而当时的药铺恰好多具有存款或代客保管钱财的业务，因为药铺常资本雄厚且信誉较高。佛教信徒听高僧讲经，有问题用纸张递上请教，高僧纸面回复，叫“帖问帖答”。宋代的“裹帖”“帖子”之类都是有字的纸张。

   唐、宋代“N帖药”用语的广泛应用，大概与当时流行服散（寒食散）、煮散有关，当时药业繁盛，商业出售的丸、散等应该普遍使用了纸张（“裹帖”）包装。一张纸包的可能就称为“一帖”。

   唐代医书中虽然出现了“分作N帖（贴）”的说法，但这种说法还是不多见的，因为在宋初的《医心方》、《太平圣惠方》中这种说仍然还是少见。另外，唐宋医书中“帖”与“贴”似乎通用。如《太平圣惠方》中多写为“细锉，分为N贴”，基本不用“帖”字，而且《太平圣惠方》中此类方剂基本都是外科发背痈疽的外洗方，如淋洗野狼牙汤、淋洗当归汤方、淋洗枳壳汤方、淋浴海桐皮汤方、淋洗莽草汤方等。外科方中膏药使用“贴”字是极早极常用的，不清楚药方“分作N帖（贴）”的说法来源是否也与外科方剂有关？当然这些方剂的药材也都是粒、末状。

   约成书于五世纪末期的《刘涓子鬼遗方》中，“帖”与“贴”在同一个药方中出现，如此书的三个“治痈疽肿松脂帖方”，方名用“帖”，而说明条文中却分别是“布绵绞去滓贴之”、“ 向火涂纸上贴之”、“ 施纸上贴之”。无法判定这些用词是否原始用词还是后人有改动。

“裹帖”

   北宋时，由于城市商业的发达，商品包装应用了一种叫“裹贴”的东西（也有叫“仿单”的），就是印有店铺经营广告宣传或商品说明的包装纸。由于商家商品销售需要消耗大量的“裹贴”，还出现了专门制作这种“裹贴”的作坊——“裹贴作”，应当就类似于今天的广告招贴印刷公司，按顾客的要求或帮顾客设计制作各式“裹贴”或纸质包装物。当然商铺也可能自行制作这类商业“裹贴”。当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论述：雕版印刷术“实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代。”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 团行》记载：“……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鈒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等作分。”

   既然专业带广告的包装纸以及专业生产作坊都出现了，也说明当时用纸张包装商品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了。当然店家未必都用带广告的包装纸。古代商业“裹贴”是有考古实物发现的。

   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得到一张公元594年的 “告白”残纸。写有：“……自官私……延昌卅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等字。这可能就是一张隋初商业“裹贴”残纸之类。

   吐鲁番阿斯塔那64TAM30号唐墓中发掘出土的成药“萎蕤丸”，外包带说明书之白麻纸，应就是唐前期的“裹贴”。（详见《纸丸衣》）

   现今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北宋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铜版，宽12．5厘米，高13厘米，印刷出来就是一份“裹贴”或仿单广告。铜版正中偏上刻着一只拿着铁杵捣药的白兔（商标），四周刻着小字：上方为“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左右为“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为“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谓记白”。用铜版刻印而非木板，说明店家是需要长期大量的印刷使用。

   宋代“和剂局”对成药的包装，要求是内装仿单，外贴“贴榜”及“和剂局记”的印记商标。其“仿单”内装，大概是类似于药品说明书之类。此“仿单”是否也用于包裹药物给顾客则不得而知。

   1985年10月，湖南省沅陵县双桥一座元代夫妇合葬墓的女棺中出土了两张商品包装纸，纸长三十三点五厘米，宽二十五点五厘米，为黄白色的毛边纸。这两张纸完整无缺，四周印有花边图案，右上方的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买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左上方另有2行小字： “主顾，收买银朱，请认元日。”另一行为：“祖铺，内外图书，印号为记。”这两行小字的上方还有朱印3枚。这两张包装纸是1306年以前长沙城一家油漆颜料店印制的“裹贴”或仿单，可能是油漆棺木时遗留在棺中的。

   20世纪初，德国皇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木头沟的伯孜克里克佛窟中捡得一片木板印字文书，这是被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编为TⅢM137号(ch1103)的纸片。纸片上有竖字5行30字：“信实徐铺打造南柜佛金诸般金箔不误使用住杭州官巷在崔家巷口开铺”； 1980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同一地点清理洞窟残渣垃圾中，也出土了近似的木板印字纸片二件，其中一件纸形较完整，字5行40字：“？？？家打造南无佛金诸般金箔见住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西面东开铺？？辨认不误主顾使用”。从内容来看，这些纸就是万里之外的杭州金箔店用来包夹金箔的“裹贴”。其时代按陈国灿先生的考证，应为13世纪的元代印制。

   另外，在敦煌卷子中，反映唐末五代已出现与“裹贴”近似的包装纸，如莫高窟藏经洞中所出包裹经卷的经帙上的贴纸，也可算作“裹贴”，但不具招徕顾客购买的性质。所以陈国灿先生认为，在唐代后期，已经完全具备了产生商品的包装广告“裹贴”的条件。参见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元代杭州“裹贴纸”浅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05期）。

综上所述，可见在唐代城市药店的销售中，出售给顾客的粗散剂、散剂、药丸之类，应该已经是有用“裹贴”之类纸张包装了，否则很难想像当时的顾客要用什么物品包装将其带走，最好的参照物就是茶叶，陆羽（733--804）《茶经》：“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茶叶尚如此包装，治病的丸散可以想见。流行煮散，药业高度发达的宋代就更不用说了。南宋开始流行饮片后，以纸张包药给顾客的情形大概就跟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了。

   药铺自古都是比较厚利的行业，所谓“药无十利不出门”，所以药店一贯都比较讲究店铺装修和商品包装，宋代城市药铺的伙计还是有职业服装的（当时各行业都有各自的行头），不要感到奇怪。从近代一些老药工的回忆录看，过去不论南北药铺，伙计抓药都很有规范，处方拿过来细看无问题（缺药、十八反，剂量之类）后，用纸镇压在柜台上，取过药戥子，将戥子托倒过来，用戥子杆在托底敲敲，清干净才开始取药。每种药材各用一张纸分装，一味一包，不混合，抓完药后，由另一位师傅或柜头再照方逐一检查，无误方才包扎。这种分包药材有两种情况，一种用白纸包（如北京地区），每小包药内放入一张半张扑克牌大小的对应说明画片，上印有该味药的药名和图形。另一种是用印有药名的纸包扎（如江南一带），天麻用天麻包装纸，白芍用白芍包装纸，随称随包，不乱用。常用中草药二百余种，包装纸就印有二百余种，上面印有药名、产地、形状、药效等，一目了然。有的还要在纸上注明剂量。包扎时，包包都要包得方棱有角，然后大包在下，小包在上，叠成金字塔形状，然后才裹上印有铺名、图案和文字的外包装大纸（“裹贴”），最后拉下柜台上方天花板悬挂下的红花药线，截一段，横一捆，竖一扎，捆扎结实为一剂，再打个结便于提携。药方折好放在药包顶端，给病家带回，以便续药或郎中下次开方时参考。药方中如有需要先煎另煎的，则单独捆好，拴在每剂大药包外，大多药铺还会给顾客附上一面过滤药汁用的小罗。最后还要仔细告知顾客煎药时的相关注意事项。用户回家对药可一一拆包与处方核对，不会出差错。过去药店商业服务如此负责、如此精细，着实令人感叹。

   如今我曾到同仁堂连锁店取药，其包装药材也做不到传统那种一味一包了，而是一剂药物混合包装的。但特殊药物（先煎、后煎之类）还是另包。过去包药如果不是一味一包，有的客人甚至会拒绝取药的，因为不合规矩。如今同仁堂包药也使用印刷有店名、图案和文字的 “裹贴”，除了印刷技术改变之外，和古代并没有什么较大不同。另外，过去几剂药是用红白两色药线扎成一摞子给顾客拎走的，而如今多是装在塑料袋里交给顾客，也是各自时代的特色。

   参见朱友梅、朱加林《钩沉与纪实——白蒲（南通）文史故事》；余垠《苏州城里的“老药铺”》；一瓶老人《老药铺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