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致重“日本汉方医学衰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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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李致重“日本汉方医学衰落轨迹”

日本汉方医学衰落轨迹

李致重

　　1994年冬，友人樊正伦以他与潘桂娟博士合着的《日本汉方医学》(以下简称《汉方》)一书相赠。全书用84万余言，介绍了一千多年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兴衰史。内容之丰富、史料之翔实，可谓国内关于日本汉方医学变迁的第一本专著。汉方医学，即日本的中医药学。本人从事中医软科学研究多年，留意此类资料久矣。一册在手，如获至宝，研读数遍之后，终于透过字里行间发现了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现依读书笔记，整理成此文，以为覆年之鉴。


一、 重实用轻基础环境中的艰难发展


　　东方文化的辉煌，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先哲们，其次还有印度。中医药学即是在那个时期跳出经验医学的窠臼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要枝干，方药和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不断吸收着东方文化与科学的营养，在中国这块沃土上根深叶茂，不断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邻邦。自隋代起，日本就有不少学人到中国学习中医药学。753年唐代僧人鉴真第6次东渡日本成功，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公元6世纪到16世纪末叶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缓慢。尽管日本奈良时代(8世纪)的《大宝律令．医疾令》中已经“确定中医药学为其正统医学”(语出《汉方》，以下引文同)，尽管9世纪藤原佐世奉命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已显示有167种 (1309卷)中医药著作传入日本，然而，束书不观，等于无书。这一时期日本的汉方医学始终处于重实用、重方药，轻基础理论的经验性吸收阶段。也就是说，他们只重视中医药学的枝和叶，却忽视、甚至放弃了其根和本。
　　比如，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编写的在日本颇有影响的《医心方》(30卷)中“没有专论脏腑、经络、脉诊、治则的篇章，而是立足于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而编纂的”。书中汇集的先秦到隋唐时期的166种中医药文献中，除7部医经类著作外，下余的则是本草、医方、针灸、养生、服食、房中等方面的著作。同期编纂的较有影响的方药类书籍还有和气广世的《药经太素》，安倍真直等人的《大同类聚方》，菅原岑嗣等人的《金兰方》，深根辅仁的《本草和名》等。然而出云广贞的《难经开委》，小野藏根的《太素经集注》这两部基础理论方面的书却未能传世即自行亡佚。
　　再如，宋代的中医药学，尤其是《和剂局方》“对日本医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日本镰仓时代(14世纪)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即木尾原性全的《顿医抄》和《万安方》。该两书主要取材于《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普济本事方》、《易简方》、《妇人大全良方》等。宝町时代前期(14世纪中叶)僧人有邻编纂的《福田方》比较重视了临床医学方面的内容，对待每一病证的论述都包括“论(原因)，外证(证候)，脉及按检(诊断)，相类病(类证鉴别)，死候(预后)，治方(疗法)”等。但从《福田方》的参考目来看，绝大部分仍属于临床治疗或方药类著作，而汉代以前基础医学方面的著作仅有9部，占全部参考书目的1/13左右。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汉方医学关注的重点或大体水平。这里不禁使人联想到：在西医传入东方时，如果人们不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不学生理、解剖、药理、病理等，只靠着类似我国２０世纪60年代的《农村医士手册》或者以后的《赤脚医生手册》，能学成真正的西医大夫嘛！一千一百多年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作为日本“正统医学”的汉方医学发展之慢、水平之低，似乎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原因：
　　中医药学传入日本，则离开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与科学土壤。日本学者在接受中医药学时，恰恰忽视了最根本的这一点，没有首先学好孕育出中医的中国传统文化。
医学的社会功能是防病治病，学科以外的人和急功近利者，往往舍本逐末、重用轻学。因此，容易产生忽弃基础理论的片面性。
　　日本本土文化起步晚，根基不厚。而其医家又受汉语水平的限制，故难以理解中医药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关系及其真谛。


二、 溯宗与离宗两种倾向的产生


　　由于上述原因，从16世纪后叶起(即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的近300年间，日本汉方医学出现了溯宗与离宗两种倾向。前者即《汉方》所称的后世派，后者即《汉方》所称的古方派。
后世派的代表人物是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他“在学术思想上，以《内经》为基础，以李东垣、朱丹溪等金元医家的学说为主导，博取各家之长”；“在临床诊疗中，注重辨证论治，提出简明切要的临证诊疗原则和方法”。他通过深入研究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而知医有圣俗”，把只知方药经验者谓之俗医。主张“辨证必宗《素问》神规，配剂必祖《本草》圣矩”。他的巨著“《启迪集》是日本第一部倡导辨证论治的专书”。除《启迪集》外，曲直濑道三还编纂了20几部医论、医话及理论、临床等方面的著作。他在给门人写的《切纸》一书中，写下了“指南医工之规矩，疗养患者之隐括”的“医工宜慎持法”，共57条，对辨证论治的常规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思想、内容与中医药经典一脉相承。
　　后世派的主要医家还有曲直濑玄朔、长泽道寿、古林见宜、冈本玄治、冈本一抱等，他们终于超越了经验性吸收的阶段。上溯《内经》，谨守医宗，注意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全面传播，为中医药学的日本化，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古方派的提倡者是永田德本 (1513—1603年)，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 (1702—1773年)。其实，所谓的古方派，只不过主张重视汉唐时期的古方而己；所谓的“独尊张仲景”，只不过主张临证多使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罢了。与后世派相比，古方派即离宗派、倒退派。
其一，吉益东洞为倡言“实证亲试”，却“把一切中医理论，不问事非，俱斥为‘空谈虚论’……他还怀疑中医的藏象、经络、药性、诊脉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学说”；所以他的“实证亲试”，无异于把已成体系的中医药学，再一次退回到《内经》之前的经验医学的窠臼中去。
　　其二，吉益东洞力倡的“方证相对论”，他是以全盘否定张仲景所创立的辨证论治为前提的。在他看来，“只有张仲景之随证投药，不拘病因，最可推崇”，这岂不是对张仲景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方法的严重歪曲吗？他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伤寒论》唯方与证耳”。他讲的“证”实际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他讲的“方证相应”只不过依据症状的相加、相减而调换方药，根本不是张仲景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至于由他所提出的腹诊，也只是给他依据的“症候群”增加了一项他自己认可的症状。其实《伤寒论》中本来就有许多腹诊内容，吉益东洞的腹诊不仅没有新意，而且与张仲景的辨证论治不属。
　　其三，吉益东洞在否定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同时，却附会《吕氏春秋》等非医学著作中的只言词组，提出“万病一毒论”。人类疾病错综复杂，“万病”岂能皆因于“一毒”嘛？这种标新立异的说法，与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学说相比，不仅显得幼稚，而且也颇武断。
古方派产生的根源有二。
　　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科学在日本的根基薄弱；日本医家对中医基础理论重视不够。
　　二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荷兰、德国学者把西医引入日本后，更动摇了日本医家对中医理论的信念。
　　遗憾的是，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在西医传入日本后逐步发展为汉医的主流，成为被扭曲了的日本化的“中医药学”。所以至今人们仍习惯将日本的中医药学称为“汉方”医学；而且汉方医学一直重方药、轻医理，至今仍然困守着“方证相应论”。


三、釜底抽薪的扼杀与文不对题的抗争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一百多年间，西方文化与科学〈包括医学〉陆续传入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志，用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话来说，日本的文化与科学开始进入“第二次浪潮文明”或称“工业革命阶段”。在这个文化变革时期，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出现了轻视、排斥传统文化的强烈倾向。尽管当时日本汉医的人数远远多于西医，占医师总数的79%，但“灭汉兴洋”运动却从此拉开序幕。
　　1873年，曾经在荷兰留学西医的长与专斋，出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以后，随即制定了一系列“灭汉兴洋”的规定。其中对汉方医学危害最深者，莫过于“医师学术考试规则”。该规则要求汉方医师，必须通过为西医颁发的“医师考试规则”、“医术开业考试规则”、“医师执照规则”等。并不断增加了西医考试课课目的物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内外科及药剂学等七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能授予开业执照。这些法规在以后的执行中，进一步强化了法律效力。它的核心，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否定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以西医学术为唯一标准或规范，对汉方医师进行彻底的改造。显而易见，这是对汉方医学〈同样也是对中医药学〉采取的釜底抽薪、断根绝源的致命扼杀。
　　“灭汉兴洋”的本质，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因此，汉医抗争的重心，也必须针锋相对地维护中医基础理论所确定的，西医无可取代的科学规范。但是日本汉方界以哀兵之势，采取了甚至颇有武士道意味的抗争。若科学角度来看，既显得苍白无力，又显然“文不对题”。
　　其一，针对“医师学术考试规则”的七科考试，汉方界先后提出“汉方六科”和“汉方七科”。如森立之的究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药学、治疗七科之说等。这种说法从形式上、理论上都明显牵强附会，甚至授人以柄，自讨无理。难怪长与专斋嘲笑说：“称《易经》为物理，称炼丹为化学，把剖割比干、斩杀翟义作解剖……纯属效仿西洋制度，以致引用古书文字章句，勉强搭配”。
　　其二，扼杀汉方医学的矛头直逼其基础理论，而不是临床治疗经验。而汉方界不少人却“决心在治疗领域里，和西医争一高下”。这固然不失为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临床经验毕竟不是基础理论本身。即使争出高下，长与专斋也照旧会以一时之经验而弃之不顾。
　　其三，面对“灭汉兴洋”，汉方界在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多年里发动了数十次请愿、上书。用这种政治方式有可能唤起社会各界，从而延缓扼杀汉方医学的进程，却不能在文化、科学的主战场上缓解汉方医学面临的学术危机。
　　所以抗争的结果，汉方医学仍无可挽回地丧失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正统医学“的地位，后世派希望造就的本质意义上的汉方医师，从此则难以在日本生存。
　　产生这一结局的原因有四：
　　古方派不重视，甚至排斥中医基础理论。
　　当时，国际上在科学方法论方面中还没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综合性科学。所以不论西方或日本，都不可能从更高层次揭示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价值。
　　西医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上升阶段。所以从科学发展趋势和社会文化心态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日本ZF以西医的观念歧视、排斥汉医，在决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条件和可能，把两种医学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各种取缔汉医法律条文的实施，只有系统学习过西医的医师才可以使用汉方在民间治病。２０世纪50年代以来，使用汉方的西医师怀着汉医与西医接轨的良好愿望，作了不少验证、解释、改造的努力。至今仍然没有觉察到，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表面上似西似中，实质上非西非中的误区。其突出表现，即这里讲的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
　　人们习惯认为，西医的特长在于辨病，中医的特长在于辨证。所谓辨证，即辨别疾病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脏腑盛衰、邪正虚实的病理演变特点——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是脏腑、阴阳偏离正常状态的病理过程。如果用一句哲学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病理过程的话，那么中医眼里的疾病，则是一个“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上无数的相互依存关系交织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每一阶段的不同表现，则反映了疾病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的不断变化的病理机制，中医习惯简称为病机。所以，在医来说是相对不变的病理，但在中医来说则是时时变化着的病机。西医对一种病往往希望找到一种最佳的治疗方法，而中医在一种病的全过程，则需要依靠不断变化着的病机发展趋势而不断调整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特长，也是西医无法取代的优势。
　　前面已经讲过，“方证相对”的“证”是疾病过程中表现的一组“症状”或“症候群”，而不是阶段性病机；“方证相对”的遣方用药是对证治疗，而不是辨证求机、审机论治。所以是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大倒退。那么，如果用疾病过程中为某一阶段的病机特点而设定某一张处方，包治这一疾病的全过程而不顾其病机变化；或者按照西医诊断的病名便去处方用药，连临床“症状”也不考虑，这就叫“方病相对”。它是完全违背辨证论治原则的。所以“方病相对”是“方证相对”的再倒退，是把汉方由“非西非中”推向绝境的“最后晚宴”。
　　下面抄录２０世纪70年代的日本厚生省通过的《一般用汉方处方手册》中几则处方：
“葛根黄连黄芩汤(《伤寒论》) ：
【成分与剂量】葛根5—6g，黄连3g，黄芩3g，甘草2g。
【用法】汤剂。
【功效】 主治急性胃肠炎、口腔炎、舌炎、肩背疼痛、失眠等热症者。”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金匮要略》) ：
【成分与剂量】桂枝3–4g芍药3–4 g 大枣3–4 g生姜3–4 g 甘草2 g 龙骨2 g 牡蛎3g。
【用法】汤剂。
【功效】主治虚弱质、易疲劳或易兴奋神经质，失眠症、小儿夜啼症、小儿夜尿症、眼睛疲劳。”
“四逆散 (《伤寒论》) ：
【成分与剂量】
1. 汤剂：柴胡2–5 g 芍药2–4g枳实2g甘1—2g
2. 散剂：每次2 – 5 g ， 每日3次。
【用法】1. 汤剂； 2. 散剂。
【功效】主治胃炎、胃痛、腹痛并胸腹部苦满不舒者。”
　　以上3方 ，可见“方病相对论”之一斑。我们谓其“非西非中”，是因为“方病相对”既不符合西医的规范，也不符合中医的规范。
　　其一，“功效”栏所列之疾病，未说明由何种致病因数及其原因所致；“成分与剂量”栏之方药，亦未说明该方对病的物理与化学意义上的有效成分。故“非西”。
　　其二，只列成分用量而没有中药药性与配伍分析，只讲西医的病名或症状；不提中医的病机，也没有辨证的内容。故“非中”。
　　然而这种非西非中的汉方，却能在２０世纪70年以后的日本继续存在。究其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方剂虽为古方,剂量却远远小于古代。与当前我国常用剂量相比，不及1/3。尤其用以制成的“汉方颗粒剂”，其剂量更小。用量小则效小，误用后的反作用也小。故社会上往往忽略了不合理使用下它的“毒副作用”，甚至错误地将“无害”视为“有效”。
　　第二，当今在日本，汉方制剂多与西药多同时混用，难以准确评价其疗效。
汉方制剂多用于慢性病或小伤小病。这种情况在以西医为主流医学的日本社会里，已经成为西药的辅助剂，或者多种西医难治病的安慰剂。故可以因其“无功、无效、似乎无害”，而在民间任人选择或滥用。
　　日本制药设备与工艺无疑是先进的。２０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上普遍重视传统医学，汉方颗粒剂以其制作精良、包装讲究、服用方便而蜚声亚太地区。但工艺、制作掩盖不住科学和医疗实践的检验。80年代中期，曾有人声称“日本汉方医学5到10年将超过中国”。时隔未久，1994年7月，日本却在酝酿把汉方制剂从“健康保险用药”中剔除出去。必须知道，医存则药存，医亡则药亡。如果人们不是把病人的“回光返照”，误认为转危为安的征兆，那么非西非中的汉方制剂，恐怕不会带来汉方医学的振兴与繁荣。
　　明治维新时期之后，日本汉方医学是在渐变中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更准确地说，是在“独尊张仲景”，“实证亲试”、“维新”、“科学化”、“剂型改进”等等美妙的旋律中，使当事者迷、当时者迷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汉方》一书，在我们回顾和分析了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之后，至少有两条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认识和研究，必须在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框架上找到中医药学的准确位置。摆在我们面前最艰巨、最紧迫的任务是：首先要在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当代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前提下，对中医药学进行正本清源的深入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基础理论的每一个概念入手，用现代语言和以系统方法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整理，使之规范化，系统化。这项工作搞不好，中医基础理论将面临被解体、被改造的危险。
　　第二，必须杜绝“方证相对论”与“方病相对论”在我国的重演，始终不渝地坚持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近年来，“方证相对论”与“方病相对论”已经在蔓延，有些甚至以“科研成果”的形式在扩大，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祈望日本汉方医学的今天，不应该是中国中医药学的明天。
　　(原载于《中国医药学报》1995年第5期，发表时署名“黎志锺”；其后转载于日本《中医临床》１９９６年第２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伪中医

於我心有戚戚焉

水云

数年前我也附和此说。本不想发言，忍不住还是说两句，当今的中医界还是很虚浮，甚至很多一些偏激的言论就来自于这些名老中医，可谓误人子弟。在校时候五年就钻研那些理论，结果临床还是胸无定见，浪费许多青春

求医之

胡希恕就是提倡 方证相应的     治疗效果不错啊

金庸

日本岛民也就这种水平了

大千世界

文章作者也没有搞清张仲景到底是辩证论治，还是辩机论治。

r109

汉方医学在中国“正统”中医近150年的历史发展中究竟起了怎么样的作用？如果没有汉方医学，中医到如今会是怎样一付面貌？又会以怎样的状态生存？
如何认识汉方的得失？如何引以为鉴？
李老先生的思考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还得挖掘。以浅薄错误的分析，来强调荒谬的结论，只能说是老气横秋、刚愎自用、遗毒无穷。
有时间专门探讨。

2469530209

其实我们都静下来反思一下，此文还是有很大的道理与事实的，关于中医里的浮泛，敷衍等的流弊，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是使用理论的问题。另外，关于六经到底是八钢的浓缩，还或许关乎生理气化的问题，这些也都是颇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的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都非一个是或不是所能说明的。

御风引

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里，社会生产活动由资本与组织化的机构主导下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个体户，小作坊都难以企及与大组织大机构平等的市场地位，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只能苟延残喘，老毛的“战略根据地”方针难以抵御不断现代化的文化变迁。工业化的社会里，中医的凭个体的力量，与一个个竞争力雄厚的医院机构竞争，市场基本由大医院主导，结局似乎可以预见，中医只能被边缘化，难以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企业竞争要有战略，策略，方案，可以看看《竞争战略》，如果对市场都不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就如本文作者那样，多个因素与结果不成因果关系，而成套套逻辑，马后炮水平。

pkx11

至少比中国强多了!!![s:188]

sz2543

说的太好了。

槐杏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传统手工艺的失传，包括很多类似于中医的古医学。我曾有机会学成木匠，也从事过板式家具制作数年。比如我的师傅没有文化但算度精确手艺精湛。他不懂勾股定理，有一次因角尺找不到，锯板车的垂直度便调不好。我用勾股定理调好了。后来传统木匠渐渐没有了，我呢，改学中医了。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最大的弱点是重技不重理。初跟师傅学木匠，问他这个那个为何要这样那样弄。他不耐烦的说，你跟着做，做好就可以，不要问为什么。言下之意我的师傅就是这样教我的，没有为什么。传统民间中医的传承，则完全不是这样，内难伤寒等经典书目，药性赋，汤头歌都是要背诵的。这样教学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解决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如果只要学好怎样做而不学为何这样做，恐怕中医也早就象传统木匠一样完蛋。不讲不学为什么这样做的传统技能，其传承结果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最后消亡。现在的电脑控制锯板车基本已经决定了传统木匠的必将失去生存空间。是否现代医学同样决定传统中医必将失去生存空间？受到冲击是必然的，但唯一可以决定中医自身命运的，依然是中医必须要讲为什么。中医以疗效说话，而且更需要用中医为什么有疗效的道理来说话。有疗效必有道理，不等于有疗效就可以不必讲道理。方证对应或方病对应也许可以作为道理，或者必有道理的一种中间态表现形式，一种符号学意义，但肯定不是最终道理。如何方证对应，为何方证对应，只有方证对应，必须方证对应才能确保疗效，弄清楚这些东西，才是最根本的道理。试想一下如果中医没有建立一整套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中医的传承是否就会类似于如木匠般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伤寒论是临床圣书，不可能不基于中医基本理论。如果把为什么的道理止步于伤寒论本身，以此为中医总体的最根本理论溯源，应当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为什么的道理。有人认为可以从药物使用经验推导出方证对应的理论溯源，而不需要所谓中医基本理论体系。只是从药物经验到用药用方是世界传统医学的一般规律，是所有经验医学都具备的特征。显然导致中医强大生命力的不是一般规律一般特征，尽管它同时需要遵循这种一般规律。中医还遵循自身特有的规律，其关键就是中医建立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这个是已经或正在消亡的其他古医学所不具备的。当然并不是说具备这种特殊性就不会受到现代医学的冲击。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中医的最后阵地在于中医基本理论体系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方证对应，不是伤寒论。如果只有证只有病只有药只有方，并以此为最后的理论溯源，最后的阵地，那么我不做中医，重新去做木匠了，但即使做木匠，也要做现代木匠了。同时也提醒，如果继续做中医，也要做个现代中医，不做单纯的古方派之类的。

coorus

伤寒论将直观的病态跟药物组合相联系，其行文方式大体上是方证对应的，至于这病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某种药物为何能消除某种病态，这两个学医之人最想了解的问题偏偏避而不谈或言之甚少，也就是说，最关键的部分，不在伤寒论中！
先搞清楚生病时、用药时人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再去治病，心中才有把握，这是很正常的想法，所以后世的医家都在为明理而努力，不能满足于应用上的有效和对少数生理过程的了解。但明理的手段多半限于推理，即使做到五行理论烂熟于胸，也还是推理，不是真的知道，这一点恐怕很多医者都会选择自欺，以为自己真的懂一点医道，其实多为臆测，有福至心灵的时候，更有凭空妄言的时候。在这个背景下看日本汉方医学，就能发现其可贵之处，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中医说到底，是要有内观能力的，正因为缺乏这个能力，中医的大势只能是衰退。

汤一笑

本来懒得说了，还是要说几句。

李致重说的是屁话！

那么简单？

其他传统医学不讲理论？井底之蛙！

中国那些大文化学者都承认，古代中国的哲学水平比印度、西方差远了，阿拉伯的古代哲学家基本都是医生，人家的传统医学会没有理论？

“最好的医生也是一位哲学家” 谁说的？ 盖仑！

xiaozhen

哈哈。。。。。。

作为学者，汤先生不要动气，冷静客观是一名学者的基本素质。下面有5个问题，请汤先生解答可否？

问题一：

我们学习中医，是以学习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医药学为主还是以学习日本化了的汉方医药学为主？

这个问题解答了，我继续问2,3,4,5.。。。。。。

槐杏

中国那些大文化学者都承认，古代中国的哲学水平比印度、西方差远了，阿拉伯的古代哲学家基本都是医生，人家的传统医学会没有理论？
显然文中重点不在于要说明其他传统医学没有理论。即使不用这个授人以柄的结论，也可从中医还能够延续至今所必然遵循的不同于其他传统医学的东西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特色，具有特色的东西可以不是最好的。如果从消亡和生存延续的进化论角度看，应该是最好的最能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的，才是最好的。为何古代中国的哲学水平比印度、西方差远了，而他们的传统医学却比不上中医？文化现象只存在比较中的同一和特色，不能用好坏来评判。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暗示了能够生存和延续下去的未必就是最强或最弱的。中医者，非中国之医，乃中庸之医道。善平衡者得天下，此本阴阳之道。

汤一笑

什么是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医药学？

商代的还是金元的？

黄帝派的还是扁鹊派的？或者是哪个还埋在秦汉古墓里的流派的？

藏医？苗医？还是汉医？

哪个人胆敢说自己能完全说清楚这个问题，那我看他也是放带屎的屁！

汤一笑

槐杏:中国那些大文化学者都承认，古代中国的哲学水平比印度、西方差远了，阿拉伯的古代哲学家基本都是医生，人家的传统医学会没有理论？
显然文中重点不在于要说明其他传统医学没有理论。即使 .. (2013-03-24 14:54) 

传统学术、技术的相对衰落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传统医药学不过其中之一。学术竞争、社会文化变化是一个原因，政府政策更是关键。

汤一笑

日本传统医学就算大讲理论且不被政府打压，今天处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象今天的中医。哪个现代国家传统医药学还能象过去那样主流？

中国的传统医药学，如果政府象日本政府当年那样铁腕打压，就算你再讲什么理论，结果可能比日本汉医的今天还差。

槐杏

传统学术、技术的相对衰落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传统医药学不过其中之一。学术竞争、社会文化变化是一个原因，政府政策更是关键。

这个完全赞同。文中言明受到同样的冲击就是此意。抛开外部因素，或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多因因素来讨论问题，应该看到有理比无理好讲理比不讲理为好，讲得出理比讲不出理好。比如学厨师烧菜，最好不但要跟师傅学得好，做得好，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搭配，为什么要这些调料，为什么要这等火候的道理。来一句照师傅学就行，什么道理不必讲得那样清楚，行不？要说外部影响，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影响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因外部影响而否定如何做一个巧妇的基本条件显然不是一种分析问题的妥当办法。

汤一笑

我从不反对讲理，但李致重和转贴者的用意还是比较明显的。李致重论传统医药学的衰落只不过说了些皮毛。


自然界物种的灭绝多是环境的破坏或改变，而物种无法快速适应其变化。社会竞争类似，与对错、好坏、有用无用等有时关系不大，不够强、不够适应、不能快速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难免消亡。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常常连政府都不能控制。

槐杏

阴阳或许还能得容。五行恐怕就不行。比如南半球人学中医咋办？我们是越向南越热，南半球是越向南越冷。水火问题就倒置，就是麻烦。但是，南北半球四季交替规律还是基本一致的。所以用水火来填制五行概念的内涵以及相关病理生理现象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五行学说更多的只是具有符号学意义。其来源其征象说也许不能用实证概念来严格验证，但作为认识生命现象的认知和解说途径，以及对临床的指导被临床的验证才是符号之下真实的内涵。简单比喻，某人必在夏季用泻南补北治疗的老毛病，在冬季的日子里去了南半球，如果象以前那样复发，则还用那个方剂治疗也能行。理还是泻南补北，形应该是泻北补南了。因为对于南半球来讲，大致越是北边越热。同理，方证对应，也具有类似的符号学意义。真实的内涵应该是该方剂具有治疗该疾病的有效成分。只要具有治疗该疾病的有效成分，任何单体药，配方药，甚至人工合成药，都可以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来，其符号学意义就是方证对应，而且这种对应具有多样性，不唯一性。

槐杏

汤先生关注的是外部环境，消亡的一般规律。或许本人等关注的是如何做到不束手就擒，或垂死挣扎也可。中医靠疗效说话是对的，中医只靠疗效说话却是误区。各种原因不必一一细说。无论从外部还是内部，疗效已不再是挡箭牌免死令。外部讲政策，不是你有疗效就不杀你。从内部说，不是有疗效病人就会必然选择你，即使有政策保护强令，不选择你一样不选择你。政策当然重要，中医人基本无法改变。但中医的有效却讲不清有效的道理是很多人拒绝中医的缘由。这是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反映到人们观念和要求改变的具体体现。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更加显现中医如何更好地讲道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取得疗效和解释道理同样重要。任何重技轻理的研究，方向和临床，我认为并不符合科学，文化的发展方向。

xiaozhen

先引来汤先生对我提问的回答如下：

“什么是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医药学？

商代的还是金元的？

黄帝派的还是扁鹊派的？或者是哪个还埋在秦汉古墓里的流派的？

藏医？苗医？还是汉医？

哪个人胆敢说自己能完全说清楚这个问题，那我看他也是放带屎的屁！”

先恳请汤先生注意用语文明，毕竟大家都是认识几个中文字的，先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地痞流氓了不好，也让大家笑话。在学术讨论中，我与你共勉，为中医初学者爱好者立个好的榜样可好？

汤先生没有回答我的讨论问题，相反给我提了一个问题，那好，我不避汤先生的不文明用语，关于你的提问，我谈谈我个人对此的粗浅看法，仅汤先生与大家参考。

汤先生问：

什么是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医药学？

我答：

主要肇始发源依附于中华汉民族繁衍生长的生活文化文明的过程中，根植于汉文化，尊崇于朴素的一气阴阳五行观点并以此成为人们养生治疗学问领域里的理论核心并切实有效地指导具体的养生治疗活动并且能囊括包容提升被动的养生治疗经验更能够主动地去发现养生治疗过程中的未知领域经验的这门学问，我称之为“原汁原味的中医药学”。

xiaozhen

粗浅地回答了汤先生的主要问题，汤先生之后的接问便很容易理解了。

那么汤先生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第1个问题了吧？

另外我再给汤先生加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如下，烦请汤先生指教一二。

1：我们学习中医，是以学习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医药学为主还是以学习日本化了的汉方医药学为主？

2：原汁原味的传统中医药学之治疗效果是否一定低于日本的“汉方医学”治疗效果？

希望345个问题能够提出来，请汤先生解惑。。。。。。。

xiaozhen

另外，我客观地引来了四篇有关论汉方医学的文章，不带一丝偏见，不针对于论坛里任何一位学者，请汤先生不要生疑多心，你也可以看看我引来说汉方医学好的文章。

汤一笑

首先我没资格回答你的这些问题，我只能算一个医学史的研究者。

其次我觉得你问的问题，恐怕没有前辈会回答你，尤其象2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是立志要以此为职业、事业者，还是多以真的临床名医为师，不论他是所谓的什么“流派”。

不要总是意图寻找什么“最优”、“最好”的东西。各人资质、文化背景不同，别人认为好的、容易接受理解的却未必适合于你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

汤一笑

中医说什么理，如何说理的问题，基本是每次中西医论战以及中医内部论战的核心问题，争来吵去，快一百年了，前辈中杰出人物多得很，真能完全说得征服其他人的基本没有。中医求变之路，前人选择的大约三种，一是循证医学，这路是不太究理的（至少不太究旧理）；中医科学化是另一路，近代以来最盛，有其时代背景，这路的理论就意图现代“科学化”，说人家这路线不对也是废话，这路人有头脑有见识的并不少，关键那是人家的自由，别人管不了。第三路就是往传统理论里深挖，传统铁杆那一类。


每一类的顶尖人物都有不少真名医，至于问谁更高些恐怕也是废话。这三路谁能笑到最后现在谁也不知道。社会进化竞争中，有时并不是一般所谓最好的就能笑到最后。争论解决不了的，那就让无情的历史来选择，只有成败存亡，没有如果也没有对错。

r109

谢谢汤老师以及槐杏先生理性的思考。向两位致以敬意！
李致重先生与转帖者的意图是显而易见昭然若揭的，就此争论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数百年的历史证明，就医学本身来比较优劣，尤其以医学理论来做辩论素材，是永远不会有明确结论的。
汉方医籍，一版再版。先辈初见时如获至宝，后世研究者层出不穷，难道是偶然？难道我们的眼光和境界就真能超越陈存仁？更何况还有章太炎、陆渊雷、岳美中、胡希恕等等贤者在前。
具体到评价汉方医学，必须跳出医学看医学。那个岛国，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现状？为什么要选择现在的道路来走？其国民体质在东亚三国以及世界民族之林中处于怎样的层次？其平均寿命又是处于怎样的水平？再来论，所谓邻邦兰医（西医）是怎样一个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也就是汉医的竞争对手如何？生存环境怎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观中医，是如何来回答这些问号的。如果不作为前车之鉴，争论有何价值。
如今是盛世，环境与政策都比较宽松，论坛上很多业外人士和爱好者都可以为人施以汤药，甚至著书立说，更遑论中医专业人士。如果再妄自菲薄，或别有用心议人长短，岂非无趣之极？

coorus

我倒不怎么关心中医的未来，亡了也就亡了，大势本来如此，要是以求变去适应，争取反弹，恐怕只会自取其辱，加速败亡。坛中之人既然选择了中医，方证对应也好，五行八卦也好，诚其心，敬其业，如此而已。至于中医科学化，将来必成一大笑谈，好比以面包的标准去衡量饺子的口味，这是对饺子的侮辱，也是对面包的无知。

岐黄门生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和中国应属于同一文化圈，但限于语言及思维的差异，要想理解了咱们老祖宗创造的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五运六气等学说却非易事，因此他们不得不走上了更为简明的方证之路。然有失必有得，他们一不小心却把方证学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但要说汉方医学的衰落是因于不重视所谓的基础我不赞成，因为阴阳五行等那一套和方证对应模式是两个平行的模式，不存在谁是谁的基础的问题，这是古老医学中自古并存的诸多医学中的两种医学。

maixue

做临床的人和做研究的人，方向还是不同的，主要是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差别，所以然是个无底的东西，中医传统方法，可以泛泛的叫格物，科学体系类似，还可以证伪，防种种意外，叫循证；往往中医多数是研究与临床并举，精力不够用的；

红顶胖大海

汤一笑:首先我没资格回答你的这些问题，我只能算一个医学史的研究者。

其次我觉得你问的问题，恐怕没有前辈会回答你，尤其象2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是立志要以此为职业、事业者，还是多以真的临 .. (2013-03-24 22:53) 

不要总是意图寻找什么“最优”、“最好”的东西。各人资质、文化背景不同，别人认为好的、容易接受理解的却未必适合于你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


此言甚是！！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