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为什么要学与怎样学《伤寒论》

李小荣

为什么要学与怎样学《伤寒论》

□ 李心机 山东中医药大学

　　人生是一种渐悟，读《伤寒论》也是渐悟。

　　在中国医学史上，学习医学的人多是师徒相授，先学习《内经》、《难经》、《本草经》或钦定的本草读物，再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继而学习一些有关方书；南宋以后歌诀体本草、汤头类读物日渐增多，至明代则更为多见，所以，明清及其以后，也有先学习《药性赋》、《汤头歌》等通俗读物启蒙后，再回过头来学习《内经》、《难经》、《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上述两种学习途径是并行的，共同之处是都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一边读书，一边跟老师随诊学习，观摩老师诊病，之后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诊病。《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担当的是指导初学者诊病、用药、处方的任务。用现在的话说，《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属于那个时代的临床学科。

　　在当今中医临床学科已经逐渐分化的情况下，《伤寒论》已经不再是临床学科了。近20年来，把《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放在一起称之为“临床基础学科”，这只是某些人一廂情愿地仿照西医"三段式"的学科课程模式，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二本书，《温病学》是上世纪50年代在若干温病经典、原著的基础上构建的一门学科，二本书加上一个学科就成为另一个学科，这是许多业内人士感得困惑和荒谬的一件事情。

　　学科，是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将知识划分成不同的类别；经典是历史文化宝藏。把经典指称为学科，既混淆了学科的含义，又贬低了经典的永恒。

　　《伤寒论》具有典范性、权威性，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最能表现中医学术精髓的一部典藉，它是历史文化宝藏。古今中外，每一个领域，不论是哲学、科学还是文化、艺术、宗教，都以拥有自己的经典而骄傲。

　　后人要当张仲景的徒弟，已经不可能耳提面命了，只能从仲景书中求索。由于中医临床学科日渐分化和传统文化知识的断层，所以今人学习《伤寒论》已经不再局限在具体的一病一证一方了，而是更突显在医学思想的熏陶、思维方法的培育、诊疗思路的训练，形象地说就是跨越时空做张仲景的徒弟。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云：“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李渔虽然讲的是“填词制曲”理论，但他所说的“载之于书”的具有“耳提面命”功能的“法脉准绳”，却与《伤寒论》对中医学术的影响，颇有些相通之处。《伤寒论》是“载之于书”的医学理论与诊疗实践相结合的“法脉准绳”，它执行着仲景“耳提面命”使命，肩负着仲景跨越时空的无形指导。《伤寒论》本身也代表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与以西医为代表的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思维方法之间，有着有巨大的差异。

　　思维方法是对思维方式的运用或体现。如果说思维方式是比较一般、抽象的东西，那么思维方法则是比较特殊、具体的东西。所以，后世人欲做张仲景先生的徒弟，企望得到先生耳提面命，从而在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上得到教益，那么，惟有学习仲景书，从中了解和学习张仲景是怎样看病、怎样思考、怎样辨证和用药。今人做张仲景的徒弟，尤重中医思维方法的训练，从较浅层面上可以摹仿仲景的方法和用药，在摹仿中学习、提高；从较深层面上，就是学习仲景是怎样实践《内经》理论的，是怎样凝练、升华自己提出的“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的医学思想和在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思路。

　　经典是示范的，经典是永恒的。但是，经典难读。

　　尽管业内的人士都在说着《伤寒论》，但是未必都认真地读过和读懂《伤寒论》。

　　《伤寒论》是经典，《伤寒论》难读。因为《伤寒论》难读，所以即使学习过《伤寒论》的人，未必能成为高明的中医生，而不学习《伤寒论》的人，则肯定高明不了。

　　读《伤寒论》是为了学习张仲景的学问，这就要首先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方法。只有真正读懂了《伤寒论》，才能知道《伤寒论》里面都讲了些什么道理。如果不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正确方法，那么，只能是误读《伤寒论》、曲解《伤寒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曾被一个问题困扰很久，即《伤寒论》研究领域中，怎么会有那么多根本不是《伤寒论》固有的内容，却能堂而皇之地强加给张仲景？从而搅合得使《伤寒论》更加难读？

　　曾文正公尚云：“读书以通训诂为本”，就是说，读书必须正确读懂它的原义，理解它的含义；既要区分古今，又要求实求真；语必溯源，事必数典。如果没有把书读懂，没有求真溯源，出现不合文理、事理、医理的解释，则是常常可见到的。

　　“让张仲景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还《伤寒论》的本来面目”，这是我4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琢磨的问题，也是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说的《伤寒论》疑难问题，其实多数问题却并不是来自《伤寒论》本身，而是由于后世一代一代注家，其中也包括今人在内，往往不加证明地、“大胆地”把自己的臆测作为“独到的见解”或“研究的新成果”而强加给张仲景。于是形成了一代一代人不是在研究《伤寒论》，而是在研究后世注家们“见解”的现象。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着对成无己、方有执、张志聪、柯韵伯等《伤寒论》研究的研究。

　　如，“张机基本上采取了六经传变的总原则，但每一病人是否都是按此顺序传变，以及什么时候传，则都认为没有一定，必须根据病人的具体表现来判定。所以有的传，有的不传，有的为循经传，有的为越经传，还有的为直中某经；有的一经病，有的还可二经或三经并病或合病”（引自贾得道《中医学史略》）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段作为张仲景的思想而引证的话，却并不是张仲景《伤寒论》本意，而是成无己杜撰的“传经”，《伤寒论》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循经传”、“越经传”、“直中”之类东西。这种拿着原本不是《伤寒论》的内容，却强加给张仲景，而又再把它当作张仲景的东西去研究的现象，在《伤寒论》研究史上比比皆是，现今的《伤寒论》教材、讲义之类也是在这样乐此不疲地实践着。

　　那些在“仲景认为”之后的内容，多是作者把自己的见解假冒成《伤寒论》的意蕴，硬硬地塞给初学者，鱼目混珠，误导后学。这是研究对象的错位。

　　学习《伤寒论》没有快捷方式，所谓的快捷方式有可能暗藏着引向歧路的木马病毒。学习《伤寒论》有的只是笨方法，这就是原原本本地“用心读”。所谓“原原本本”，是强调学习的对象是《伤寒论》而不是所谓的“《伤寒论》研究”，不是后世人的注解；所谓“用心读”不只是勤奋、刻苦、认真，更重要的是“用心”二字，要用心琢磨，这就必须打破"误读传统”，走出"误读怪圈”，一边思考一边读，一边琢磨一边读。这种深入扎实的校读方法，是带研究性质的读书方法，这是学习《伤寒论》的真正方法，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方能悟出其中的道理。可以说，对《伤寒论》的学习、研究，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文献学方法，这是研究经典的最基本方法。《伤寒论疑难解读》所遵循的就是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把《伤寒论》看作是仲景先生的讲稿，把不同的传本看成是仲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不同的“讲稿”，要了解先生的思想，必须从不同“讲稿”字里行间的对照中，求索本证本训，从而领略仲景思想的真谛。这种读书方法就是校读，通过校读才能真正读懂《伤寒论》，才能判断前人的解释是否符合文理、事理、情理、常理、医理。学习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任何理解都应当有根有据，有本证有本训，不能违背《伤寒论》原文原意而妄加臆测，要“让张仲景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我们通过跨越时空，做张仲景的徒弟，受教于仲景先生的无形指导，在学术上、临床上才会更上一层楼。

李小荣

(转）我们为什么要学《伤寒论》？
姜建国（山东中医药大学）



　　提供一百多个临床好用的经方，并不是《伤寒论》的最大贡献。《伤寒论》的精髓，或曰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阐述复杂性辨证论治最好的一部医书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讲了30年的《伤寒论》，有两个问题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困扰着我：作为老师，我们到底要教《伤寒论》的什么东西？作为学生，他们究竟要学《伤寒论》的什么东西？

　　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也经常问：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1800年前的《伤寒论》？也有人对当前提倡的学习中医四大经典提出异议。

　　针对这些问题，我曾在第十五届全国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其中我谈到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有两种：一是不辨证论治，又叫对症疗法，用《伤寒论》的研究术语叫做“方证相应”；一是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又可分为两种，即一般性辨证论治和复杂性辨证论治。《伤寒论》的精髓，或曰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阐述复杂性辨证论治最好的一部医书。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医浩如烟海的著作和连续数版的教材，尚未有一部在阐述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方面超越《伤寒论》。

　　下面分别就不辨证论治、一般性辨证论治、复杂性辨证论治及《伤寒论》的教学，谈谈我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对症疗法不是《伤寒论》的精华

　　中医临床诊治疾病基本思维有两种：一是辨证论治，二是对症疗法。将对症疗法思维发挥到极致乃致悖离中医学的基本辨证精神，造成严重后果的，当属日本的“古方派”汉方医家。

　　谈到为什么要学习《伤寒论》，自然有人要说到经方在临床特别好用，也就是说经方的使用价值很大。这一点毋庸置疑，经方组方简捷，疗效确切，被后世医家所推崇，亦为现代医家所喜用。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仅是《伤寒论》对中医学巨大贡献的一部分，或者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而最为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应该是“六经辨证”，亦即六经辨证所涵示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尤其是辨证论治思维中的变法思维、恒动思维、相对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联系性思维、逆向性思维等复杂性辨证思维。

　　中医临床诊治疾病处方用药基本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辨证论治，还有一种是不辨证论治，亦即所谓的对症疗法。有的医生认为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是西医的诊疗模式而非中医的，这是偏见，针灸中有一个穴位叫“阿是穴”，这显然不是辨证论治，而是对症治疗。还有中医的验方治病，也常常不需要辨证，主旨就是止痛。还有临床的随症加减，有时也属对症治疗，如腹痛（不通则痛）用芍药（痛络止痛）等。

　　将对症疗法思维发挥到极致，乃致悖离中医学的基本辨证精神，造成严重后果的，当属日本的汉方医家。日本汉方医家的“古方派”，走上了一条对症治疗的实用主义的路子，近年日本又出现中药西用，即“重中药轻中医”的倾向。

　　虽然不可否认，对症疗法也是中医的诊疗方法之一，但对症疗法却称不上中医学之特色，也很难体现中医诊疗理论之精髓，更非《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精华所在。

　　六经辨证最能反映中医学特色

　　一般性辨证论治思维解决不了临床疑难疾病，只有用变法思维、恒动思维、相对性思维等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才能处理复杂性疾病。而《伤寒论》就是阐述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的经典之作。

　　辨证论治是中医所独有的临床诊疗思维和方法。我认为辨证论治又当分为两个层次，即一般性辨证论治和复杂性辨证论治。

　　一般性辨证论治。所谓一般性辨证论治，就是运用常识、常规、常法分析处理临床问题。例如现在的《中医内科学》就是讲述一般性辨证论治的标准教科书，然而要辨证论治临床的疑难疾病和复杂性疾病，《中医内科学》就显得力不能逮。

　　复杂性辨证论治。所谓复杂性辨证论治，就是指善用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如变法思维、恒动思维、相对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联系性思维、逆向性思维等，分析临床的疑难问题，处理临床的复杂性疾病。

　　俞根初讲“六经钤百病”，大多数医家均赞同这一观点，对此我们应当从两方面看，我们不否认“六经钤百病”，但必须知道临床治疗“百病”常用的并不是“六经”，而是八纲辨证与脏腑辨证。若从诊治疑难病证的角度看，“六经钤百病”是确凿无疑的，因为一般性辨证论治思维解决不了临床的疑难和复杂性疾病。

　　六经辨证是复杂性辨证。《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内容极为丰富，形式极为活泼，内涵极为深遂，是阐述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最为典型的医著，同样六经辨证也是最能反映中医学特色的辨证论治纲领。

　　下面仅举六经辨证中的变法辨证思维和恒动辨证思维以说明之。

　　变法辨证思维。“变”是针对“常”而言的，也就是说，凡有别于常法辨证思维的都应属于变法辨证思维。

　　作为中医说来，必须学会达变，必须在临床上能够熟练运用变法辨证思维处理临床疑难问题。张仲景就是善于达变的大师，《伤寒论》就是阐常述变、知常达变的典型。

　　例如方证论述：一般规律是先全方位的系统展开一个方证的全部内容，即先讲常法，然后围绕这个“常”，再述“变”。如12条的桂枝汤证、35条的麻黄汤证、71条的五苓散证就是讲“常”。讲“变”的，如继12条桂枝汤证后，仲景又分别写下12、15、24、42、44、45、53、54、56、57、95诸条桂枝汤证，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桂枝汤证之变法。39条大青龙汤证就是补述关于大青龙汤证的变法、变局。

　　例如病机阐发：在讲了大量“不通则痛”方证的基础上，又讲了桂枝新加汤证的“不荣则痛”；在讲了大量的实性腹胀满方证的基础上，又讲了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的虚性腹胀满等等。

　　恒动辨证思维。所谓恒动辨证思维，就是运用动态的观点诊察和处理临床问题。这也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辨证方面最大的区别。

　　《金匮要略》以脏腑病证为中心，重视类证鉴别，缺少动态变化。《伤寒论》则不然，如表证与六经病之间的传变叫“传经”，六经病与六经病之间的传变叫“转属”，都是恒动辨证观的充分体现。尤其是太阳病篇，在讲太阳本病的前提下，用了大量的条文讲“坏病”，而且还强调对于坏病要“随证治之”，一个“随”字生动地揭示了动态的辨证论治思想。

　　《伤寒论》中六经病与六经病之间是动态变化的，肤表病与六经病之间是动态变化的，六经病中的每一经病之间也是动态变化的。动态变化的病因多是“若汗若吐若下”，动态变化的时间有“一二日”的，有“二三日”的，也有“三四日”的。至于动态变化的病脉证治则更是丰富多彩的，动态变化的辨证思维则更是活泼泼的。

　　最为宝贵的是，张仲景在讲完六经病后，又专门写下“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篇，就治疗思想而言，此篇的意义不亚于六经病篇。就辨证的恒动观而言，内容更为生动活泼。“差后”的“劳复”，本身就提示六经病即使差后，机体的阴阳气血仍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差后”不是疾病辨证论治的终结，而是六经病暂时缓解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个动态的过程。为医者应该以动态的辨证思维看待“差后”问题，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疾病复发。

　　六经辨证的恒动观对一些疑难杂证的辨证论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乙型肝炎的中医治疗，我在临床的两个方面运用了恒动辨证思维方法：一是根据乙肝的发病规律，结合中医的治疗特色，提出“乙肝四段疗法”的理论，二是在乙肝的治疗过程中，恒动辨证思维体现的另一方面是处方用药。我将乙肝主要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肝胆湿热，脾胃气虚和肝郁气滞，三种类型虽都病在气分，但在辨证处方时，均配伍血分药。

　　《伤寒论》是辨证论治教学最好的教科书

　　讲《伤寒论》到底讲什么？一个字就可以概括———“渔”。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就是“渔”。

　　既然《伤寒论》是体现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最好的一部书（一门课程），那么从教育学的角度讲，我理解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就是“渔”。如果把《伤寒论》比作一条“鱼”，我们讲授《伤寒论》，其实质就是在利用《伤寒论》这条“鱼”，教给学生“渔”的本领。换言之，讲《伤寒论》到底讲什么？一个字就可以概括———“渔”。

　　前面讲过《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区别，实质就是辨证思维的区别。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相比较，脏腑辨证虽然是临床常用的辨证，但是就辨证思维而言，如变法思维、恒动思维、相对性思维、整体性思维、联系性思维、逆向思维等等，显然六经辨证高过一筹。

　　就因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讲变法、讲动态、讲相对、讲整体、讲联系、甚至讲逆向思维，所以疑难问题特别多；就因为疑难问题特别多，所以争论问题又特别多；就因为争论问题特别多，所以能够激发思维；就因为能够激发思维，所以《伤寒论》是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最好教材。换言之，《伤寒论》是培养“渔”的能力的最好教材。我主编的“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七年制规划教材《伤寒论》”专设“析疑”一项内容，目的也在于此。我之所以不赞成“方证相应”说，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把《伤寒论》当作一本验方治病的书，这就大大降低了六经辨证的价值，所谓的“六经钤百病”就是一句空话。

　　再谈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临床学习的问题。通俗点讲，《伤寒论》就是一本教人如何看病的书。既然如此，学习《伤寒论》就不能脱离临床，就不能读书死于句下。话是好说，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了。伤寒注家的一些云山雾罩的玄说，不知所云的注释，脱离临床的论述，大都与此有关。无论什么学说，什么观点，只要不符合临床，我们就应该怀疑，就应该抛弃。《伤寒论》的398条如果不是从临床上来的，如果不是对临床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恐怕不用反对中医者敌视它，早就被我们中医自己所淘汰了。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