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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医西化

李  致  重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是世界范围内唯一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传统医学。而与全球化的西医相比，其科学观念、概念范畴、理论思维也各不相同。倘若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学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

在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里，中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灾区”。尤其是近五十多年来，在尚未从哲学、科学的源头明辨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与属性的情况下，却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中医陷入“中医西化”的误区，而且至今不能自拔。这是人类文化科学史上罕见的特例，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文化冤假错案”。其典型的特点是，“文化对文化的误解，科学对科学的摧残”。数十年来，这一“文化冤假错案”在“现代化”、“规范化”、“发展”、“创新”等口号的包装下，已经突显出不容忽视的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以及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全方位的扭曲和解体。

没有哲学思想，就不会有中医基础科学；没有中医基础科学，就不会有中医临床技术規範；脱离了临床技术規範的中医，必然要朝着两千多年前经验疗法的方向倒退。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和唯一选择是，为了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就必须遵照中医内在的科学规律，恪守科学发展观的宗旨，明智、果断地告别中医西化。

一、 什么是中医西化

回答什么是中医西化，首先要从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泛滥说起。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走向没落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李鸿章将这种双重危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中国人同时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随着愈演愈烈的民族文化自卑症的蔓延，在中国人的眼里，物质、利器，以及生产物质、利器的近代科学与技术，日渐上升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哲学等，在一次又一次的鞭挞、批判中，逐渐地被人们疏远了，淡忘了。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的呼声中，所要请进来的西方科学，当然就是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

我们不反对“以夷制夷”，也不反对引进西方的近代科学。但是在处理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时，更需要历史与全局的智慧和胸怀。这种智慧和胸怀是，在面对目前的选择时，应该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下；在面对彼此的兴衰时，需要从整体的维度比长短。对于这些方面，李鸿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都不免给人以顾此失彼之憾。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在前面提到西方近代科学的时候，总是把“近代”和“科学”联结在一起。这是希望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与全局角度，看清“近代”，并正视“科学”。

尽管我们今天对于西方近代科学，不仅全盘接受了，广泛普及了，而且彼此的差距，也正在迅速地越小。但是不论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还是站在历史的今天来看，西方近代科学既不是西方科学知识的全部，也不是中国需要引进的外来科学知识的全部，更不代表人类科学知识的全部。况且，中国不仅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诸多领先于世界的科学知识。中国的中医，就是其中的一项。所以这种“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下……从整体的维度看长短”的智慧和胸怀，近代应当有，今天应当有，将来同样应当有。倘若我们能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智慧和胸怀，相信在近代的中国就会避免许许多多的错误。在科学问题上，同样也是如此。

“科学”一词，是20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但是这一词汇的正确含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没有搞明白，今天的我们也未必人人都明白。其实，“科学”这一外来词汇并不神秘。从这一词汇的内涵讲，应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第一，科学的首要含意就是知识。第二是分门别类，亦即知识分类或分科之学的意思。第三是知识的确切性、系统性，亦即任何一门科学知识，都应有成熟的概念范畴体系。第四是科学知识的理论性含意。就是说，科学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真理自然是理论性的；技术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应用，技术自然是从属于科学的。所以将这四方面要素综合起来，“科学”一词的定义就不言自明了。如果我们在这里给“科学”下一个定义，那么,科学就是分门别类的、确切的、系统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这四个要素，也是考察每一个学科是否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四项标准。

从上述讨论人们可以联想到，迄今为止人类所认识的全部科学知识，大体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大板块构成。举凡在认识自然、社会、思维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符合上述定义的知识体系，都应当视之为科学。而西方近代科学中的近代，指的是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到现在大约四五百年。而其中的科学，主要是18世纪以来近代物理学、化学为基础的学科。从人类认识自然、社会、思维这三大板块来讲，近代科学仅属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自然科学中，人们对天文、地理、生命科学内在规律的认识，并非完全决定于物理学、化学。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两大板块，更不是物理学、化学的领地。当然，我们完全承认，物理学、化学在近代经济、军事领域里，的确取得了巨大、惊人的成功。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些成功主要是以物理学、化学的基楚科学为根据，以后在应用技术环节的发明或创造。尤其以生产“物质、利器”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也是技术，而不是科学。高新技术再辉煌，它的根还在物理学、化学那里。更不能因高新技术而忘记了人类在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全部科学知识。

19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迅速崛起，与此同时一蹶不振的清王朝日趋衰落。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闯进中国大门之日起，内外交困之中的中国人就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一方面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情地自虐、自残，盲目地批判、抛弃。另一方面在急于图强、求富心理的驱使下，把西方近代科学（包括技术）视为追求的主体，甚至顶礼膜拜。如果当时走在时代前沿的精英们,研究与思考能够再认真、深入一些，对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近代科学，中国近代与西方的差别在哪里等问题，做到灼见于胸，相信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就不会在中国蔓延。

讲到这里，若要问什么是近代科学主义呢？应该说：把首创于西方科学家之手的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一切文化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这种立场或态度，就叫做近代科学主义。显而易见，近代科学主义者不了解科学的基本含义，不明白科学的分类常识。而近代科学主义既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与当代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完全相反。科学发展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科学就将走到自己的反面，甚至被伪科学、假科学所利用。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凡是从事科学学、软科学研究的学者，尤其不可掉以轻心。

什么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呢？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对近代科学盲目崇拜的一种普遍存的在从众心理。产生这种思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性的角度上讲，除了一定时期内人们在科学的含义与分类上的常识性无知之外，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下……从整体的维度看长短”的智慧和胸怀。从感性的角度上讲，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上多数人都是从中国内外交困的现象上，来做文化判断的。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正确的方向与道路，总是以正确的理性认识为先导的。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由于近代理性认识的置后，飘浮于现象表面的感性认识，其人数多，势头大。这是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延绵不断的主要原因。至今难以治愈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也是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中医西化，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中医西化，就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导致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扭曲、解体的做法。当中医的基本概念被扭曲、肢解到“非西非中”、“似西似中”的时候，中医的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就被彻底地颠覆了。

20世纪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尽管当时对于中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仍然缺乏哲学科学的深刻认识，但是对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日渐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切与质疑。1982年卫生部明确做出“振兴中医”，“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决定。同年，年国家宪法写入了“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规定，1991年国家又将“中西医并重”作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然而，中医西化之势依旧故我，固若金汤。这究竟因为什么呢？

二、中医西化为何如此顽固

本人在《医医》一书里，对困扰中医百年的非典型性文化专制现象，做了简要的说明。辛亥革命百年以来，在中医问题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教育的学制系统时，“漏列中医”的事件。第二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第三次是1950年卫生部主要官员采纳余云岫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西医基础医学改造中医的做法而推行的“中医科学化”运动。第四次是1958年以来在“中西医结合”名义下所推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医医》对四次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是这样概括的：漏列的要害是废除，废止的重点是挖心，改造的目的是西化，结合的本质是改造。尽管四次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花样各有不同，但是其矛头统统指向了中医的核心——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当中医的核心在西化与改造中消亡之后，中医的生命力便彻底地宣告终结。

如果将四次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做法联系起来看，人们不难明白，这些做法,其实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灭汉兴洋”的悲剧在中医故乡的重演。废除—挖心—改造—西化，是中国对中医实施的“灭汉”四重奏。与日本的“灭汉”相比，只不过调子缓和了些，麻痹性强了些，时间拉得长了些而已。

除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之外，在中国铸成中医西化不归路的，还有一个“非典型性的文化专制”的问题。

所谓“非典型性”，指的是初衷或愿望的确是美好的、善意的,但是不明白文化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不了解中西医各自内在的本质特点。所谓“文化专制”，指的是利用政治号召和行政包办的方式，来规定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与安排的做法。它违背了中医学术发展的内在科学规律，也为学术界的反思与讨论，改革与调整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或困难。这就是从1958年起，在“中西医结合”名义下所造成的中医科研、教学、医疗诸多领域的严重“西化”。笔者在《中医复兴论》、《医医》等著作中，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只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1954年，毛泽东主席对改造中医的‘中医科学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并做了严肃的处理。他认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中医是一项。他主张，中西医一定要团结，西医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他强调，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才有利于打破歧视、排斥中医的宗派主义倾向。这一说法，在当时对保护中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种新医学新药学，后来在传达贯彻中称之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于是“中西医结合”这个词，便在社会上流行了起来。在同一次谈话中主席还提到：“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在当时所指的‘西方的近代科学’，当然是以物理学、化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肯定不会是人文科学。在西方的近代科学里，当然也包括了西方的医学。西方的医学，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医。主席的这次谈话很快被社会上、医学界的近代科学主义所炒作、利用。

1958年10月11日，主席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做了一段很长的批示，全文如下：“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自治区各办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徐运北（注：卫生部负责人）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通观全文，这一批示在核心问题上和具体操作上，都讲得很仔细。批示的核心主旨，是希望培养大量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批示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对中医进行发掘、提高。但是，批示提到中医学术的发掘、提高时，并未提及全国数十万中医专业人员，尤其是学术造诣甚深的名老中医专家。一辈子以中医学术为专业的名老中医专家，才是学习、研究、应用、发展中医学术的主力军和带头人。他们最懂得中医内在的科学规律，最懂得中医应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怎么来发掘，如何去提高。这一点，不能不是批示的一大疏忽。

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之后，人民日报于11月18日特地刊登了一篇社论。社论进一步加高了批示的政治性、行政性口气。面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强调指出：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不可等闲视之”。

这里在讨论学术问题政治化、行政化时，还应当考虑到这一批示出台时诸多特殊的社会原因。当时特殊的社会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最高。它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与绝对权威达到巅峰的时候，直接以中央的名义而做出的；它是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最高形式，按照主席的安排直接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它是通过人民日报最高舆论的窗口，以刊发社论的方式向全国党政军民发出号召和动员的；它是在全社会处于“大跃进”的大轰大嗡、人心癫狂的最高潮时期下达全国的。所以这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就不可抵挡地被最大化地政治化、行政化了。

另外，中医内部的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也与主席当年批示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1956年在创建北京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时，从全国选调来五十余位名老中医，同时也选调来一百五十余位西医。如此的人才结构，明显地反映出“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的建院指导思想。或者说，北京中医研究院从创建的那一天起，就有明显的中医西化的倾向。而主席的批示，正是为北京中医研究院转送到主席手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而写下的。

随着批示的下达，在上下内外多方面交互作用之下，迅速通过舆论宣传、文件会议、布置检查、评比表彰、你追我赶等形式，全面、认真地贯彻、落实批示的精神，并通过组织、人事、计划、经费、管理等措施，落实在“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管理体制上。

从此之后，近代科学主义，民族文化自卑症，非典型性文化专制，中医西化的管理体制，以及体制内部种种利益捆绑，长年累月，盘根错节，交互影响，牢牢地铸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这一最大的“文化冤假错案”。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为这一“文化冤假错案”付出了历时五十载，上下三代人的沉痛代价。在导致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全方位的扭曲和解体的同时，也使中医教育、科研、临床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其中，中医教育上的问题最多。这里仅举数例，以资说明。1998年，湖北中医药大学李今庸教授撰文疾呼：“四十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2003年，国医大师邓铁涛、焦树德在《光明日报》撰文质疑：“中医学院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吗”？2003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一项研究表明，几十年来全国95%以上的中医科研项目，是西化中医方面的课题。1995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各大中医院里中药饮片使用率，仅占医院全部用药的10%。近几年来，中医处方、治疗的经验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有资料统计，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全部处方平均用药不足五味，其组方严谨，与病机丝丝入扣，故疗效卓著。当今中医一张处方开出的药物，平均为张仲景的四倍，动辄二三十味，三四十味的处方也不在少数，却因药味多、用量大、组方欠严谨、思路不明确而疗效欠佳。上述情况，凡具有文化科学责任感的人，岂能够掉以轻心嘛！

前几年，一些顽固坚持近代科学主义态度的人,有的声称中医是伪科学,有的叫嚷要告别中医。这种是非混淆、阴阳颠倒的局面，难道与我们自己制造的“文化冤假错案”能脱离关系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纠正这一“文化冤假错案”时机正向我们走来。文化自覚，科学自覚的趋势，随着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正在成为纠正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主体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其一，中医的临床诊疗技术，与中医的基础科学理论日渐脱离；中医的临床治疗水平，正在朝着早期的经验疗法的方向不断倒退。其二，西医的基础科学理论，不可能实现与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相互对接，不可能指导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其三，中医与西医的基础科学理论不同源，不同轨；半个世纪的中医西化，原本是一个“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的怪圈。这些认识，都在催生着中医文化与科学的自覚，都在积蓄着告别中医西化的力量。

三、中医不可能被西化的再论证

“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这一说法既拗口，又费解。为此就中医“不可能被西化”的问题，再做一些讨论。

十余年来，笔者通过东西方哲学史，东西方科学史的反复学习、研究与比较，对于中西医的科学定位，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认识。笔者在2008年动手撰写《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一文时，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不时涌动在心头。当思维上溯到东西方哲学源头的时候，令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我们在中医科学性这一问题上的长期困惑，像一座横在我们面前难以跨越的火焰山，压得人简直喘不出气来。然而上溯到哲学史的源头上时，那些长期困惑的问题，却原来是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问题——不需要证明，也不容你怀疑。所以从那时起，笔者就确信，近代科学主义与中医西化，同样是中国近代在哲学与科学的源头上，所犯的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错误。澄清近代科学主义，告别中医西化的时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为了证明中医“不可能被西医化”，这里仅将《医医》第四章“中医学原理的十条公理化原则”一节，略加删节，抄录于后，以供参考。

第一，两次文化高峰。人类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曾经出现了两次高峰。而且从整个文化科学的发展上看，也只能是这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以哲学的成就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物理、化学的成就为代表。对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我们口头上常常讲的是五千年。但是近代的我们却往往把春秋秦汉那一文化高峰，视之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起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两类研究对象。第一次高峰时期，人们着重研究的是原生态事物（亦即“天造之物”）本来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而第二次高峰时期，人们着重研究的，首先是以解剖的方法把原生态的事物拆开，然后观察、研究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这里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讲，摆在人们面前的万事万物，可以划归为两方面的研究对象：一是研究“形而上”。就是在不干扰“天造之物”本来生存状态的前提下，研究其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以认识引起“天造之物”运动变化的抽象的道理。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二是研究“形而下”。首先要把原来的“天造之物”打开，研究构成“天造之物”的局部零件以至构成局部零件的最小物质，以认识局部及其最小物质的结构与功能；并由此获得了制造“人造之器”的材料，进而制造出“人造之器”来。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

总之，从两类研究对象上讲，形上与形下，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两大类。形上繁荣在先，形下成功在后。这是人类全部文化科学发展的长河中，所经历的也是仅有的两大步。所以这里讨论的两类研究对象，是人类两次文化高峰的两大基石。换言之，两次文化高峰的形成或出现，是以人类在两大类研究对象认识上的成就为其决定因素的。这一点是我们所讲的十条基本认识的核心，不容忽视。

第三，两种研究方向。文化科学上的两种研究方向，是由两类研究对象决定的。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是从“形”出发的。具体到某一事物来讲，究竟应当朝着形上的方向去研究，还是朝着形下的方向去研究，那要由具体事物的具体特点来决定。而整个人类文化科学宏观的研究方向，今天仍然是这两种。

第四，两类带头学科。关于两类带头学科，这里是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而讲的。研究“天造之物”的学科为一类；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为另一类。如果从研究方法上来区分两类带头学科，那就是：研究“天造之物”的学科，着重以哲学和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综合性方法为主；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着重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为主。

第五，两类科学体系。两类科学体系，是以两类带头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根据而划分的。一类是哲学和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综合性方法体系内的学科。比如，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还有具体学科里的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等等，皆属之。另一类是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体系内的学科。在自然科学里，举凡研究有形之物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者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皆属之。

第六，医学面对的两种人。从《周易》的观点看，人与其他万事万物的不同之处是，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人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生物，所以人具有最典型的形上与形下二重性。因此医学家面对的人，必然要划分为形上之人与形下之人两种，这是毫无疑义、勿需讨论的。笔者最早在《中医复兴论》一书里，曾把人的属性或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其一，自然属性的人；其二，社会属性的人；其三，精神情志属性的人；其四，人的整体状态的特点；其五，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其六，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其七，人的分子层次的特点。中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上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前四方面的属性或特点；西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下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后三方面的特点。

第七，医学研究的两类方法。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哲学（包括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方法。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上讲，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这是中西医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不能交换，也不可改变。

第八，两种医学的定义。中医学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西医生物医学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第九，两种成熟的医学体系。西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来表述的。实体概念，逻辑翻译上亦即具体概念。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来表述的。抽象概念，逻辑翻译上亦即模拟概念。西医所用的具体概念和中医所用的类比概念之间，在文字的表面上常常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其内涵却完全不同或相差甚远。中西医各自的概念范畴，必须放回到各自的理论体系之内去理解、去把握。不允许望文生义，不允许偷换概念，不允许相互比傅，不允许相互混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过程中，诸如此类问题太多太滥。必须全面、彻底、耐心、细致地逐一加以厘正。

第十，两种医学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是一个外来名词，见于美国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不同的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不能颠倒，不可通约。其二，一定的研究对象，必然选择了一定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通约的，当然也是不能互换的。其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体系必然不同。所以不同学科的概念范畴体系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当然也是不可混淆，不可相互代替的。就像不能把物理学的概念，搬到化学中来；也不能用化学的概念，代替物理学的概念一样。中医与西医之间，也是这样。

笔者在《中医复兴论》的“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两节里，在《医理求真》的“告别结合才能走向配合”，“学费不能再缴了”，“从近代科学主义到伪科学”三节里，对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有过具体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十条公理性原则表明，如果从中医自身来检查半个多世纪中医西化的错误，我们应当承认：其一是对东西方哲学和科学史的无知；其二是在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上不应有的麻木或疏忽。这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即“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我是谁，是中医的定义或者中医科学定位的问题；怎么来的，是中医形成的文化渊源或者方法论、认识论的问题。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公开揭示这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之后，必将迅速凝聚为中医文化与科学自觉的主体力量。告别中医西化，或者告别“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将水到渠成。尽管还可能遇到来自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来自“非典型性文化专制”时期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但是科学自身的学术发展，终将由科学自身的内在规律来决定。而且，现在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也是高扬科学发展观的好时期。

四、 从中西医并重到中西医配合

告别中医西化之后，我们面临两项迫切的学术任务。其一，将中医从根救起，重铸中医之魂，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其二，抓紧研究中西医配合，为逐步实现我国两种主流医学临床优势互补的医疗卫生新体制，做好学术准备。

在世界传统医学中，中医是唯一具有成熟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的传统医学。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地区）里，中国是唯一具有中西两种主流医学科学体系的国家。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更是我们应当倍加珍惜的。

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中国传统医药”。1991年，国家又将“中西医并重”作为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联系到中医的科学原理，和中西医关系上的十条公理性原则，我们这里完全有理由说：按照我国《宪法》精神与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规定，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为核心，全面复兴中医中药，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这就是当代中医学术与中医事业的科学发展观。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组合中西医两种主流医学的特色与优势，科学地认真地建构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优势互补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新体系，是中国为人类健康开拓未来的光荣使命。所以在告别中医西化，实现中医复兴的时候，需要我们从两种主流医学这一基本格局出发，正确对待和认真处理好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大化地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理论特色，最合理地组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优势,这是我们面对未来，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讨论组合两种医学特色与优势时，为了防止与延用了半个世纪的“结合”一说相混淆，我们将这一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称之为“中西医配合”。过去的“结合”强调的是“合二为一”，今天的“配合”强调的是“二者并重”优势互补。下面就其含义，再谈一些认识。

中西医配合这一命题的含义，应该是“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这里主要包括四层意思。

第一，配合的前提，是中西医工作者之间真诚的相互合作。

人是学术的载体，配合的前提首先是从事两种医学专业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与人，而是在中西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之间的配合。

第二，有了两种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才会实现两种医学上的实实在在的配合。

两种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不能用行政命令，也不搞行政安排，要靠真诚，靠自愿。实践表明，不论中医，还是西医，越是高水平的医生，越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把配合的重点，放在高水平医生的真诚与自愿上，配合一定会自然、和谐、愉快。这才能在最需要的时机，最有效地发挥出两种医学临床优势配合的最佳效果。另外，这里讲的实实在在，指的是两种医学各自的临床优势。而各自临床优势的背后，是两种医学科学理论的支撑。所以中西医之间相互配合的临床治疗，必须是两种医学科学理论指导的，两方面临床优势的有机配合。

第三，中西医临床合作、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病人，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和西医，理论上各有特色，临床上各有优势；两种医学各自都有其科学理论、临床技术、临床经验三个层次上的知识内容；

两种医学各自都是庞大的医学知识体系。对于一个医生而言，集两种医学的特色和优势于一身，至少在今天看来，可能性极小。尽管世界上有神童、才子，但是希望医生人人都既精通中医，又精通西医，并非明智之举。因此从整体意义上务实地讲，通过中西医工作者的相互合作，充分发挥和利用我国现有的医学资源，实现中西医特色与优势的有机配合，是提高临床疗效，造福病人的最好形式。经验表明，两种人员，两种医学间的配合搞好了，不仅可以提高疗效，造福病人，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医药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第四，实践过程，是指中西医临床上的合作与配合，是一个相当长的医疗实践过程。

这里的“实践”二字，有两方面用意。一方面，在于强调中、西医配合一定要立足于实践，从临床出发。中、西医两种相对成熟的医学，一者偏于形上，一者偏于形下，彼此代表了整个人类科学哲学的两类不同的研究方向。在中西医临床配合中，不要奢望两种医学体系的合二为一。形上与形下两种医学体系的合一，是整个人类科学哲学上天翻地覆的特大的课题，从科学哲学发展的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来看，那至少是再一个两千五百年以后的事。所以当今的中西医工作者，还是明智地面对着当下，理性地生活在现实，切勿轻言创造什么新医药学。过去在癫狂中轻言合一，那是忽视科学哲学规律的愚昧。所以这里强调“实践过程”，也有警示我们莫再癫狂的意思在其中。

这里用“实践”二字的另一方面用意是，医学的目的在于临床实践，在于治病救人。只要我们中国在配合的实践中做到疗效突出，特色服人，就已经是造福于人类，令世界注目的大事了。随着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的延续，中西医配合必将引发人类医学的革命。这一革命，就是由中国兴起的中西医配合，发展为遍及世界医学实践的新形式、新格局。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实践做决定，让历史来掌舵。在这里，任何夸夸其谈，脱离临床实践的做法，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在中西医配合中，还应该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都包含着基础科学、临床技术和临床经验三个层次的内容。所以，中西医配合的基本原则，应当在区分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的前提下，就不同层次分别做出相应的具体的界定。其含义大体是：

第一，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基础科学层面上，彼此是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的关系。

两者的基础科学，代表着两种医学的本质特性；两者的概念范畴是不可通约的。这一层面，是两种医学科学灵魂和存在的根本。我国“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应当从基础科学这一层面来理解，来把握。

第二，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技术层面上，彼此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关系。

两种基础科学，必然派生出两种临床技术体系，以及两种具体的治疗特色。两种医学一者重在形上，一者重在形下，所以临床技术体系以及治疗方法，必然各有其优势，各有其局限。为此，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服务于病人，这是中西医并重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提出中西医临床配合的核心环节。

第三，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经验层面上，彼此是相互借鉴的关系。

经验是未上升到科学、技术层面的，或者尚处于初级水平的医学知识。它常常为一些人在一些病的治疗上所应用，但因为未上升到技术、理论的普遍性、可重复的高度，不可能为所有人在所有疾病中普遍使用。所以，临床经验不应该是中西医配合的重点。但是这不等于不重视它的客观性、有效性。需要根据不同的中医与西医，在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的具体情况下，相互借鉴，适当选择。既不要夸大经验，生搬硬套；也不要忽视经验，置之不顾。

实现中西医两种医学临床配合优势互补，还有一个文化精神和思想境界的问题。所谓文化精神，那就是只对文化负责，不为功利所使的那么一种彻底的治学态度与学究气。所谓思想境界，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包容、爱护的那么一种文明品质与道德修素养。

中医与西医，都应当共同立足于医学科学的整体高度，理性地认识自身在理论、临床上的局限性。这就像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是很难准确认识自我，正确理解对方的。要做到既认识自我，也理解对方，首先需要善于和敢于面对自我短处、缺陷的精神境界。中西两种医学既然各有优势，就必然各有不足。两种医学相互配合的目的，首先是互补不足，然后才有优势互补。因自己的优势而傲视对方，那是狂妄；因自己的优势而诋毁对方，那是野蛮；因自己的不足而排斥对方，那是愚昧；因自己的不足而嫉妒对方，那是狭隘。不能坦然地正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绝不可能做好优势互补。所以近代科学主义强加给中医的，以及中西医相互关系上的种种有色眼镜，必须彻底拿掉。从医学科学上讲，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在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病人的医疗实践中，这是最人道、最文明、最珍贵、最需要提倡的精神。防病治病的医疗实践，是人类最圣洁的事业。而文化精神与思想境界，是确保这一事业圣洁性的精神与力量源泉

五、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记得年轻的时候，一群大人们在一起讲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身边一位长者小声说了一句至今记忆犹新的话：“情况不明干劲大，心中无数主意多”。做任何事情，情况不明，心中无数，就没有发言权。在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的三十多年里，这句话像一盏警示灯，不时地闪烁在我的眼前。

1993年，中医界传扬起一个让人颇感兴奋的口号：“中医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也许因为对“口号”的过分敏感，我在1995年完成《中医现代化的再思考》一文前后，脑子里不时地萦绕着另一种说法：“豁出去生存求发展，自带着镣铐闯世界”。在近代科学主义和民族文化自卑症交相困扰的岁月里，中医最忧心的是求生存，其次才敢想发展。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解决不好，即使走出国门，也未必能堂堂正正。搞清了先后、轻重、缓急的次第，头脑中才会有几分冷静，几分自信，几分厚重。

回顾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来，漏列中医、废止中医、改造中医、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中医创新、中医标准化、中医规范化……诚可谓主义满天飞，口号震耳聋。而讲完主义，喊完口号之后，却很少有人问津“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两个核心的学术问题，才是种种主义、口号的理论根据，才是中医发展的起跑线。过去的岁月里，那些仓促上阵的中医现代化、创新、标准化、规范化，哪一项不像是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呢？一场又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直搞得中医晕头转向，“不知身处在何处”，“梦里不知身是客”。所以告别中医西化之后，中医还面临着一个回到现实，心归中医的问题。而后才能投入“重铸中医之魂，再求本草之真”的学术建设上来。所以“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仍将是今后中医界必须紧抓不放、深入讨论、广泛普及、永不偏离的根本性学术问题。

一个月前，接到一则会议的邀请，希望我就“中医要不要现代化”做一演讲。为此我思考良久。我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就“现代化”三个字在“说文解字”上费口舌。讲什么“现代”的原意是今天，对我们来说却是未来；讲什么“现代”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因为我们有历史的差距。中国人常讲的“现代化”，其实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今天。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所以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看到人家的今天，我们就有了追求“化”的目标。这些，都与中医无缘。中医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世界上独自一家，别无分店，所以今天叫做存在，明天叫做发展。中国人喊了三十多年的“中医现代化”，其中始终装着近代科学主义和中医西化的陈词滥调。而今在研讨“中医要不要现代化”的一团疑云里，恐怕未必有告别中医西化的学术准备。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倘若在中国不能彻底告别“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它就永远不会是现代的，不会是世界的。

面对眼前的《医医》，我仿佛看到上面有两样东西，一样叫文化精神，一样叫复兴中医。文化精神与复兴中医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2012年12月2日
(笔者原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主任医师、教授，曾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大学访问教授，现任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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