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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午后，在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宾馆门口，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在人群中找到我，喊我上了部长的车。
当天早上，首届皇甫谧故里拜祖大典在灵台县举行，来自全世界的针灸专家齐聚灵台，研讨针灸文化。出席完早上的活动后，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开始调研。
上车不久，刘维忠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向部长问几个问题。”
越野车在起伏的山路上颠簸，我掏出录音笔，开始向部长提问。一旁的刘维忠把眼镜扶到脑门上，低头捣鼓起了手机。不一会儿，我的手机提示音响了。一条新微博显示，我采访部长的内容梗概已经被直播了。
这次意外的采访，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这位饱受外界争议的卫生厅长的日常工作。
2008年，上任之初的刘维忠提出走中医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之后数次陷入风波，网上针对他的各种调侃和质疑从未间断过。但无论有多少争议，作为欠发达地区的甘肃，走中医特色的医改探索之路也从未间断。2011年7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甘肃省人民政府签署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共建协议。和甘肃一同进入这个综合改革试点名单的，还有上海市浦东新区、北京市东城区、河北省石家庄市医改试验区。
王国强并不避讳当面“力挺”刘维忠：“他敢于去碰这个敏感的问题，敢于去改革、去创新中医药发展的一些政策，替中医说些公道话，他本身冒着风险，也顶着压力。他从开始就感受到了，但是他矢志不渝地坚持。”
日前，刘维忠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这是他在“任督二脉”风波之后，首度直面媒体。
“老百姓需要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做”
中国青年报：有报道说你在大学期间就对中医很痴迷，跟着刘东汉老先生学中医，抄药方，是这样吗？
刘维忠：是真的。我寒假、暑假都去抄中医方子，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中医的。我学的是西医。
中国青年报：你是什么时候迷上中医的？
刘维忠：这跟迷上中医没关系。甘肃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出路就在发展中医，这和我的爱好没关系。我干一行爱一行，我在共青团工作过，也负责过计划生育工作。我对中西医都很重视，我们省的西医在全国都不落后。
我思考甘肃医改的出路在哪里，就是中西医并重。现在西医强，中医弱，去年中央和省级投入74个亿，70多亿在西医，到中医的不足4个亿，如果不重视西医，能投入那么多吗？结合甘肃的省情，从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老百姓如果不需要中医，凭（个人）爱好绝对推不动。
中国青年报：你在上任后就推出“走中医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这个思路，当时怎样想的？
刘维忠：当时黑龙江“双黄连事件”轰动全国。双黄连（中医注射剂）打死了十几个人，最后查出来双黄连制剂没有问题，是西医不懂这个，把中药制剂当西药来用，不管来个什么病人，都把双黄连当成消炎药用，给寒症的病人用了大寒的双黄连，把十几个病人打死了。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西医学点中医知识，在开中成药的时候能辩证医治，就不会把病人治死。让西医学中医，不是让西医开方子，是要西医懂一点中医知识，一是不要反对中医，二是开中成药时想想这不是西药。
中国青年报：最终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条路？
刘维忠：便宜。甘肃的基本省情是穷，没钱就想没钱的路子，没钱就只能是中医，西医大部分比较贵，中医疗效又好又便宜。选择中医不是不用西医，是把中医的量加一加，让两者均衡一下。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给外界的印象是甘肃这几年在搞“中医大跃进”？
刘维忠：如果来甘肃看一看，看看老百姓的反应就不会这么说了。发展快就成大跃进了？不能这么讲。
中国青年报：你自已也说灵感来自毛主席主导的两场运动——“城市医生下乡”和“西医学中医”，你的思维是否受到那个年代的影响，或者你的性格当中是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
刘维忠：还是不能脱离甘肃的省情。有的记者（这样）写是想把我写成保守的形象，我推动中医是保守的形象，他就想把你打造成这个形象，跟那个年代没有关系。老百姓需要这个东西，对的事情为什么不做？现在到基层看看，老百姓生了小病，用中医方法不花钱或少花钱就看好了，这样就把基层的问题解决了。这条路是对的，有些人反对那就没办法了。
“不放弃，我做事没有这种习惯”
中国青年报：是什么力量让你一定要冲破阻力，始终坚持？
刘维忠：做一件事情，要坚持，认定对了就去做，否则什么都做不成。
中国青年报：你搞“西医学中医”，有考虑过后果吗？当时听说有省人民医院的医生直接找省领导告状？
刘维忠：不是省人民医院，哪个医院的我不知道。网上也骂，有人来问我，“西医学中医是你想的还是谁想的，为什么要西医学中医？”我当时压力大，内外交困。我就想，这个是老百姓性命关天的事，要顶住。西医骂，不少人都不理解。那时我还刚上任，头发都白了。
中国青年报：你有没有反思过，为什么会遭到不理解？
刘维忠：新的事物出现总会遭到不理解，人们习惯按老模式走，新的模式人们怕麻烦。好多西医刚开始也反对，担心这么一改，评不上职称了。后来发现不影响，因为西医发现只是让你学点中医知识——之前一年有500人评上了高级职称，实施之后每年评上的有1000多人。还有一个不反对的原因在于，《中国中医药报》发了两篇评论，非常关键，说甘肃的“西医学中医”创造了新的医学模式，在医学界扭转了舆论，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西医学中医”作了批示，有了领导的批示，政界就不反对了。对评职称没有负面影响，西医也不反对了。
中国青年报：当时都反对，想过放弃吗？
刘维忠：老百姓不反对。不放弃，我做事没有这种习惯。甘肃有句土话，“宁可累死牛，也不能打住车”。
中国青年报：在“任督二脉”这件事上，你甚至说“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换得中医药发展”。是不是媒体断章取义？
刘维忠：那是(微博上)一个人关心我，说你别做这个事了，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我说如果中医上去了，搭上我的政治前途我也愿意。媒体就拿去炒作了。“任督二脉”也不是我弄的，是我的一个职工放在网上的，但我也不能推到这个职工身上。
中国青年报：能不能还原一下“任督二脉”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态变化？
刘维忠：这件事我没害怕，因为我没做坏事，只是大家对中医经络知识不了解，包括“猪蹄汤”事件，好多人骂你并不是出于恶意，认为没道理他就骂你，他也不去做实验。比如我提出的黄芪乌梅汤降血糖，直到现在还有人骂，如果有糖尿病人，试了觉得没用，你再骂也行。
“整个体制不推动，你一个人是推不动的”
中国青年报：组织部评价官员，常用“平稳”、“能掌控大局”等这些字眼，这几次的风波，会不会影响到组织部门对你的评价？
刘维忠：我挺感激组织部的。这次事件发生后，“创先争优先进单位”就有我们卫生厅。在关键时刻，组织部对我们的支持还是挺大的。
中国青年报：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尖锐。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官员们都热衷说正确的话，你在微博里时常流露真性情，经常说真话、得罪人的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会不会觉得在官场上自己有点不合群？
刘维忠：（微博上）有人说坏话，有人说好话，在争议的过程中，也把甘肃中医宣传出去了，有负面效应，也带来了正面效应。在甘肃这个穷地方，全国的人能来这儿看中医，这个后续效应就出来了。好多中医发微博，说要来支援甘肃中医（事业）。
网络不宣传，谁还知道有个甘肃中医。我的目标是打造甘肃中医旅游目的地。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个产业就起不来。
我们班子非常团结，没有不合群。
中国青年报：从2008年上任之初提出走中医特色的甘肃医改之路，你个人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工作推动得很艰难吗？
刘维忠：不是很艰难，（因为）有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整个体制不推动，你一个人是推不动的。
中国青年报：你拿什么办法来推动？
刘维忠：2008年以来，省里不断推出了30多条政策，各部门都在出政策，如组织部、编办、财政厅、人社厅、农业厅、林业厅、商务厅、教育厅、旅游局等。这些年来，卫生厅与别的部门合作得很好。各部门只有很好地合作，甘肃的事业才能很好地发展。比如说文化厅拍了5部戏，与我们合作。我们与每个部门都能很好地合作。
中国青年报：说到戏，我注意到，你组织人拍了很多戏，你为什么这么热衷拍戏？
刘维忠：发展中医，是为了让老百姓生病吃中药。培养那么多（中）医生，老百姓还是不吃中药，有什么用？这是观念的转变。比如说艾滋病，刚开始发了那么多宣传材料，谁看了？没人看。我们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拍到戏里（戏剧名为《百合花开》——记者注），老百姓把戏看了，全知道了，甘肃艾滋病一直是低流行，与这部戏有很大的关系。只培养医生，老百姓不配合有什么用？戏剧用潜移默化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卫生政策，让老百姓更好地接受。
“我恨微博，我爱微博，我更离不开微博”
中国青年报：媒体上关于你有两次大的争议，一次是微博问政，还有就是关于“任督二脉”的事情。别的官员或很多人开微博，以心灵鸡汤为主，你的微博内容却很丰富，还坚持回应微博上的提问，开微博对你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你在微博世界中说话，把握的分寸是什么？
刘维忠：开始也没怎么注意，直接就发了。后来遭人骂，我在发之前就想一想，斟酌一下字词。我把大的决策发在微博上，很多人就来讨论，这对我们的决策很有帮助。后来卫生厅的好多决策，与网友的建议有关。互动互动，你不动他也不动。比如，开发“血库指数”平台这件事情，把甘肃血荒问题解决了，这都是微博建议的；还有防止假药的药盒毁形回收箱，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发了文件要各个医院统一收回统一毁形；包括中医药生态养生旅游，都是微博上建议的。微博虽然风险大，但对我们的工作推动也大，甘肃中医药的发展，和微博关系很大。
中国青年报：我观察了一下你发微博的规律，早上6点你就开始发微博了，晚上睡觉前还在发。有时开会在发，下乡也在发。你认为自己算是“微博控”吗？
刘维忠：我为什么要及时地发出来呢？就是为了引导全省基层卫生行政部门。我发了，他就知道工作的方向了。
中国青年报：你个人有没有反思过，公众为什么会质疑和争议一个说真话办实事的官员？
刘维忠：不干实事的官员也受争议。所有官员上微博的没有没挨过骂的，比如廖新波就被骂过。上微博都挨骂呢，心态要摆好。
中国青年报：提到廖新波，网上有人也把你们俩放在一起比较，他还有一段关于你的评价，你怎么评价他和你之间的差异？
刘维忠：他讲工作少，讲观点多——这与他的角色有关，他是副厅长。
中国青年报：官员开微博有什么好处？
刘维忠：密切联系群众，这就是最好的方式。去基层联系，只能联系一两个人，而微博把这几百万人联系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成也微博，败也微博？你对微博的情感复杂吗？
刘维忠：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微博问政一年间》。我写了一段话，“我恨微博，给我个人带来争议和苦恼；我爱微博，对我的卫生工作、医改工作特别是中医工作推动非常大，很多举措都是通过微博建议的；我更离不开微博，在作一些决策前征求网民的意见，这是个很好的渠道。”另外，我把微博变成指挥工作的平台，我有什么想法发在微博上，基层就照着做了，比文件快。
给自己打80分
中国青年报：你现在怎么看待争议？
刘维忠：有争议不要紧，不要骂人。现在的网络风气，一拍脑袋觉得不合适就骂了。还有一些人不敢骂自己的领导，看见一个当官的就骂。
中国青年报：如果有一天你遇到方舟子，你会说什么？
刘维忠：这个不能说。方舟子骂我五六次了，我没有回应过。我觉得没必要，和为贵，他可能对咱的中医不太了解。
中国青年报：面对你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你想说些什么？
刘维忠：批评呢，以后发微博要谨慎些；支持呢，要谢谢。批评要接受，不要破口大骂，骂人是素质问题，看见官员就出气。
中国青年报：如果有一天你退休了，你希望公众会怎么评价你？
刘维忠：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人有争议、没骂名，对甘肃中医发展有贡献，就行了。现在就有好多人这么说。
中国青年报：如果你给自己在卫生厅干的事业打分，打多少分？
刘维忠：80分吧。
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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