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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6 19: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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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医断》掀起论争风波
吉益东洞的门人鹤元逸于延享四年(1747)编集东洞医说为《医断》,但未刊而身亡。其后同门者中西惟忠继之,并在最后增加了“攻补”、“虚实”两节自己的着述,1759 年刊行,1809年再刊②。《医断》的刊行,先是引出了畑黄山(1721-1804)着《斥医断》攻击东洞之说;又
① 见陈存仁编《皇汉医学丛书》,上海:世界书局,1936 年。第十四册。
② 此据艺备医学会《东洞全集》(京都:思文阁出版,1970 年复刻本,第87-91 页)对于该书的介绍。而
大冢敬节在“近世前期的医学”(载《日本思想大系》63“近世科学思想下”,东京:岩波书店,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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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出东洞门人田中荣信于宝历十三年(1763)着《辩斥医断》诘问之。此外还有堀江道元着《辩医断》(1790)、佚名者着《医事客难》等对《医断》论点持反对意见的着作;以及木幡伯英的《斥医断评说》(1804)、矢田部常德的《击蒙编》、佚名者之《续医事客难》等支持东洞观点的着作。同时,东洞本人也针对因《医断》引发的种种议论,于明和六年(1769)刊行《医事或问》,力图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主张,一扫世人的误解。那麽这本引发了一场被后人称之为“医断论证”风波的着作,究竟说了些什麽呢?该书自“司命”开始,继之为死生、元气、脉候、腹候、脏腑、经络、引经报使、针灸、荣卫、阴阳、五行、运气、理、医意、痼疾、素难、本草、修治、相畏相反、毒药、药能、药产、人蓡、古方、名方、仲景书、伤寒六经、病因、治法、禁宜、量数、产蓐、初诞、痘疹、攻补、虚实,共计37 个小标题。其主要内容如下。
司命: 从斥后人妄解扁鹊所言“司命”之意,引出;医家的职能是“掌疾”——只能治病,而死生自有其命(天命)的观点。
死生: 承前,仍论“死生者,命也”。“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药所能治已。盖死生者,医者所不与也;疾病者,
裔之所当治也。”“执古之方,体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规矩而死者,命也。质诸鬼神,吾无惭愧
尔。”“世医动辄预定其死生,彼其意谓毙于吾手,则害其名矣。”“故既眡其死,犹且尽吾术,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
元气: “元气之说,圣人之所不言,六经莫有焉。盖自汉儒创下,下至唐宋大盛,遂为医之恒言。”并进一步分析:元气既然是先天之气,又怎麽会虚衰呢?又怎麽能补呢?如果说虽年龄增长出现了旺衰之变化,这乃是“天地之道,万物之常也。非人力之所能挽回矣”;如果本当强壮,却出现了衰弱的人,那必定是“有所抑遏”,只要“除其所抑遏者,则自复其常矣。”
脉候: 从脉如人之面相,各不相同为出发,以为只有知道其平时的脉象,才能说何为“病脉”。但能知道其平时之脉者,不过十之一二,所以也就无从判断某人的脉象是不是“病脉”。因而东洞先生总是教诲:“先证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证也。”······“ 谓五动或五十动。候五脏之气者,妄甚矣。如其浮、沉、迟、数、滑、濇,仅可辨知耳,三指举按之间,焉能辨所谓二十七脉者焉?”
腹候: “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病根于此焉。是以诊病必候其腹。外证次之。”
脏腑: “要皆非治疾之用矣。”
经络: “无用乎治矣,是以不取也。”
引经报使: 本草说的头头是道,似乎可以为据,然而“若其如此,谁失正鹄?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则其为牵强可以知已。”
针灸: 针灸并非无效,“唯除本断根为难而已。如痼毒,灸之则动,动而后攻之易治。故针灸亦为一具,而不必专用。亦不拘经络分数。毒之所在,灸之、刺之,是已。”
荣卫: “亦理而已,非疾医之用也。不可从矣。”
阴阳: “阴阳者,天地之气也,无取于医矣。”朱丹溪阳有余,张景岳阴有余之说“穿凿甚矣。”
五行: “《素问》、《难经》欲由是以总天下之重理,穷人身之百病。···“ 今执其说,施之匙术,则致谬千里。”
运气: “要是阴阳家之言,奚取于疾病医乎?”
理: “理本非可恶者也,恶其凿焉耳。”····“ 故吾党论其已然者,不论未然者,又不论
第512-542 页)中说此书刊于宝历四年(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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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然者。盖事理相依不离者也。故事为而得之,理默而识之。”
医意: “医意之说一出,而世之狡儿以为口实。”····“ 盖医之为道,自有一定法,何凿推妄行之为,其如是也。”
痼疾: 难治无他,“方不得法也。”····“ 彼已不能治,则虽千百人中起一人,不亦善乎?”此处有自相矛盾处——前面说痼疾难治只是因为方不得法,换言之,只要方得其法,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但后面又说,千百人中起一人也是好的。岂不矛盾?
素难: 《素问》、《灵枢》“其中间有古语可法者。”《难经》“其言理最胜,故害道亦多。考之《扁鹊传》,亦唯伪作而已。”
本草: 对于本草书的基本评价是“妄说甚多,不足以征也。”但又不可废,“宜择合于仲景法者用之。”其他长生、补气、美颜色之说,都是后世服食家说搀入本经。
修治: “后世修治之法甚烦。”····“ 去酷烈之本味、偏性之毒气,以为钝弱可狎之物,何能除毒治病哉?盖毒即能,能即毒。制以益毒则可也,杀毒则不可也。”
相畏相反: “甚无谓也。古人制方,全不拘于此。”
毒药: “药者,草木偏性者也。偏性之气皆有毒。以此毒除彼毒耳。”(引古书“毒药”之说)“后世自道家之说混于疾医,以药为补气养生之物,不知其为逐邪驱病之设也。
药能: “诸家本草所说药能,率多谬妄。故先生壹皆考信于仲景氏云。参观其方,功用可推也。今举本草所载,不合仲景者一二:如人蓡治心下痞鞕,而彼以为补气;石膏已渴,而彼以为解热;附子逐水,而彼以为温寒。其相龃龉者大抵为尔。先生别撰《药征》以详之,故不赘于此。”
药产: “其土之所生,性之所禀,不可不详也。”
人蓡: 中国、韩国进口者皆非古——味道应苦,而现在多浸以甘草水故甘。其他则是批评乱用,及认为人蓡补虚之谬。
古方: “方者莫古于仲景。而仲景为传方之人,非作方之人也。”先知方用,然后可知药能;不知药能,则方用亦不可知也。“况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千金、外台,可取者几方而已。
名方: “载书籍者未必佳;传俗间者,未必不佳。宜博求普问,以辅其术矣。”
仲景书: 王叔和之加工,后人之加工。注释多牵强。
伤寒六经: “《伤寒》论六经,非谓病在六经也,假以为纪也。”
病因: “非谓无之也。言知之,皆相像也。”“ 故先生以见証为本。”这就是仲景之法,
例如:“伤寒大烦渴,中热大烦渴,皆白虎汤主之。是虽异其因,而方则同矣。可见仲景从証不拘因也。”
治法: “治有四,汗吐下和是也。”用药→瞑眩→毒去,是仲景法也。
禁宜: 古无此说,不必。
量数: 古代所用“甚密也。”今不可审。现今用量甚少,且二煎,何用?
产蓐: 习俗中有益者从之,有害者当除之。产后不睡、参芪补养、妊娠腹带,皆不可取。
初诞: 务去胎毒,不宜早乳。不可补。
痘疹: “治法以除毒排脓为主。如补泻二法,不知者之所立耳。”
攻补: “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 攻病以毒药”;“养精以榖肉果菜”。
虚实: 据《内经》“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立论,言有病即是“实”。又言:“药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虽能拔邪气而不能补精气也。”通过上述37 个小标题下给出的核心观点的提要式介绍,可以看出吉益东洞实际上是将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如脏腑、经络、阴阳、五行,以及脉诊方法、本草着作、医学经典等,都彻底否定了。在批判的同时,透过司命、死生、元气、毒药、药能、治法、初诞、痘疹等章节,可以看出东洞之流所提倡的乃是:死生有命,医者的职能只是用毒药去除其病邪;即便是产妇、初生胎儿或患了痘疹的小儿,也都要坚定不移地除去体中的毒
邪,没有“补法”可言。
面对如此偏激之词,《斥医断》①在“绪言”中将自己的意见概括为:“余读鹤氏所编吉益子《医断》,废书而叹曰:可爲太息者三,可爲流涕者二;其佗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举矣。”即可叹息者三、可流涕者二,即:
1、夫医虽小道,其精理妙用,非圣人不能肇修之也。是以古今医流,虽有卓识俊才逈(辞源亦无,仅有迥)出于人者,然其论辨取舍,一皆折衷于经,而终不能更其辙也。人命所系,至重綦大,岂可不慎哉!而彼书也,断然摈医经、弃阴阳、变古今不移之道,而异其端矣。呜呼,此言之行也,后将不胜其弊矣。可爲叹息者一也!
2、虽以仲景明敏,犹质信于《素问》、《阴阳大论》。彼书虽称取方于仲景,然取舍任意,加以妄说。谓人参无补,而治心下痞鞕;附子非温,而逐水气。然则仲景何不舍人参用枳实,代附子以甘遂乎?可谓无稽之言矣。可爲叹息者二也。
3、夫政有王霸之别,吏有循酷之异,医道亦然。彼书论术甚率易,分证尤忽略,不求标本,不究病因,有攻而无补矣。譬犹李斯、商鞅之术郅都杜周之治。如此而不败者几希也。可大息者三也。
4、虽死生有命,医事所关亦大矣。原治术之得法以回生,与失宜以速死,则可以知之矣。吉益子谓死生医所不与也,此言之弊,终令庸愚者视人死如风花。吁!民病将畴依。可爲流涕者四也。
5、其最胜悲者,初诞婴儿不辨禀赋渥薄,一切攻击之施。古今经法,置而不论;臆断所是,无少顾疑。至痘疹之治,惨刻益酷,可不谓忍乎。可爲流涕者五也。因而“不可不辨也”,于是乃作《斥医断》。有意思的是,纵观双方的论说方式,同样都是广征博引古代文献、圣贤之语为依据,最终只能是各自张扬自己的观点。
十分有意思的另一点是在平安医士法眼武川幸顺所撰“题斥医断后”中,将古方派思想的根源归罪于儒医②。在他看来,儒医的问题在于纸上谈兵而缺乏实践经验。因见《书经》中有“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之语③,所以东洞之流的儒医们便大唱毒药攻疾,务令病人出现“瞑眩”之状,才是配得上称之为“治疗”的治疗。他讥讽《医断》的作者鹤元逸为:“白面医生,学而未试。其药不售,终日兀坐,与书爲仇!”这种将勇猛攻疾的治疗方法,与温文尔雅的儒生联系在一起的评价,确实可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与理解“儒医”。可资比较的例子是,就学识素养而言,中国的“金元四大家”都可纳入儒医的范畴,但其医学主张却截然不同。李杲认为胃气就是人的元气,各种疾病大多因脾胃损伤而起,所以治疗以“补土(脾胃)为主,被称为“医中王道”;朱丹溪认为既然疾病是因阴阳失衡所致,而人体又是“阳常有余,阴恒不足”,所以主张通过滋补阴血以达到阴阳平衡,这些似乎都很符合儒家学问的特点。然而同样具有良好儒学素养,并以《儒门事亲》作为自己着作名称的张子和,却认为“疾病”并非人身固有之物,所以治病无非就是攻去其“邪”,因而只能通过汗、吐、下三种方法除去附着在人体上的疾病,哪有“补法”可言?又如袁嘉裕(栎山)针对东洞所倡毒药攻疾、瞑眩疾去、死生有命等,有如下论说:“……当此时,东洞翁忧养荣滋补之害,欲以矫其弊,可谓卓见矣。而翁为人猜忍惨刻,不辨体之虚实,不论邪之剧易,妄泻下攻击之。而其人烦躁狼狈将死,则泰然曰: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未几而死,则曰:死生有命,非医所与知也。盖万病唯一毒,泻下其毒而反死者,皆命也。非药毒之使然也。今天下之人,不幸为毒药毙者,不归罪于
① 见陈存仁编《皇汉医学丛书》,上海:世界书局,1936 年。第十三册。
② 例如该跋文中说:“近世香川子首倡儒中之医。……世医小有才之辈,遽喜其新奇,妄谓千古不传之祕者。殊不知议论之激,矫而过正;好奇之甚,稍涉偏僻。……鹤生作《医断》,则全然香子之说,剿以爲己有。稍换其字,或微变其意,左支右吾,敷衍成篇。其他一二异见,饰以师说,而务立其门户。……儒中之医,而有斯弊,不亦怪乎?”
③ 后人多认为其意为:药物的猛烈如果没有达到令人“瞑眩”(眩晕)的程度,则重病痼疾无法治愈。医而归天,实翁之妙计也。嗟乎甚矣哉,翁之作俑也。世之粗笨惊奇好怪者,乐闻其诞,乃芥视人命,恬不知恤。又设猛毒峻剂之穽,彼蒙昧而舁痼担痾者,且曰:吾闻医者之治疾,犹贤者之理国也。昔郑子产教子大叔曰:子为政莫如猛!吾东洞先生所以聚猛案峻毒供医事,职此之由也。或曰:然则其死补益与死攻击,其死则一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如之何可哉?古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观今世无工医者,亦如不治而待天命也。”①纵观论争之中,批评一方的立足点大致包含三个方面:未能正确理解古文本意;不明医理、偏激;生性残忍,没有医生的慈爱之心。而“对于反东洞派的这些论难,一一举出证据,以论说东洞医说之正确性的乃是村井椿寿(号琴山,1733-1815)。椿寿以为至张仲景逝后二千年,东洞先生始注意到医道的要点,着《医道二千年眼目编》,以充满热情的笔调,乃至喋喋不休地维护着东洞。”②另外还能见到在态度上立于支持东洞的立场,但对其学说却悄悄加以折衷改造者。例如《后医断》的“脉候”一节乃是这样说的:脉即一身之活机,人各有常脉,而体有所疾,则其脉不得不变也。乃随其所变,备之一候。热乎爲浮,寒乎爲沈,于是可辨其阴阳也。重乎爲紧,轻乎爲缓,于是可分其伤寒中风也。而后变之又变,爲弦爲涩,爲数爲迟,虚实定焉,死生判焉。脉之爲状,千变万化,虽如不可候乎,约之于此,无有一不得其肯綮(qing)也,不亦妙乎?况并之三诊,而候法尽矣。若或厝脉论证,或损证论脉者,此举一而废一也。况谓五动或五十动候五脏之气者,以意推度,言其仿佛,以欺病者,亦焉知治病之方法乎哉。医能辨其寒热,则处方于是乎定;能察其虚实,则死生于是乎分。唯脉可以候也,脉之用爲然矣。比照前述《医断·脉候》的基本观点,可知《后医断》的作者所做的折衷性改造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医断》以脉如人面、各不相同为喻,提出医生既然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平时的正常脉象,自然也就无从判断何为“病脉”,从而否定诊脉的作用。《后医断》的作者虽然没有从逻辑上指出所谓“常”乃是一般标准,并非某一具体之人平时的脉象,但承认“病脉”的存在与可知。
2、虽与《医断》一样仅承认几种最明显的脉象变化③,但承认其在辨别阴阳、寒热、虚实方面的价值。
3、与《医断》一样,否定了以“五动或五十动,候五脏之气”的说法。
4、认为“三诊”(脉、证、腹)并重,不可举一废一。并特别强调辨寒热、察虚实,以定处方、决死生,“唯脉可以候也”。
六、东洞的着作、家人及弟子其子吉益辰于1785 年披露其父的着述谓:“凡千卷。方术之士往往见之,谓是真古疾医之道也。”所录书目为以下11 种:
1、《方极》一卷(宝历五年着述,1764 刊行)
2、《类聚方》一卷(着述于1762,刊于1769)此书从《伤寒论》《金匮要略》选方220个,分类编排。未亲试之方置于卷末。村井琴山谓:“中华历代数千百之医人,观仲景无过于此。
3、《医事或问》二卷(1769 着,1825 刊) 共设37 问,以说明其主张。
4、《药征》三卷( 1771 年着述,逝后十二年之1785 刊行)
5、《古书医言》四卷(1813 初刻,1864 刊行) 此书从《周易》、《书经》至《内经》、《伤
① 吴秀三藏《东洞一毒说评论卷》。
② 大冢敬节:“近世前期的医学”,载《日本思想大系》63“近世科学思想下”,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531 页。
③ 较《医断》所举浮、沉、迟、数、滑、濇六种脉象,多出紧、缓两脉。
伤寒论》抄出有关医药之事,逐一评说。另有名曰《医事古言》之书一册,刊于1805。所举古
言少于《古书医言》。
6、《东洞先生遗稿》三卷
7、《医方分量考》一卷
8、《方选》一卷①
9、《丸散方》一卷
(上二种,东洞我爲平日调剂编,藏于家,而不公之。但入门者,得誊写耳)
10、《医断》一卷
11、《建殊录》一卷此书为门人严恭敬于宝历十三年辑东洞验案54 例而成。后有“附录”一卷,系长门儒官鹤台先生以未治愈的病例请教东洞,以及东洞的分析。(上二种,门人所着,而东洞鉴定之)
另外,属笔录东洞口授、或述其遗教者,有:
12、《补正辑光伤寒论》二卷
13、《辑光伤寒论》一卷
14、《删定十二律方》一卷②
15、《家塾丸散方》一卷
16、《腹诊论》并图三卷
17、《东洞先生痘疮新论》一卷
18、《东洞先生答问书》一卷③
19、《东洞先生配剂录》二卷
20、《东洞先生应问录》一卷
21、《东洞翁遗草》一卷
东洞娶有一妻二妾,共生九男一女。生后即死者三,夭折者三,为医者二,传其衣钵者为妻高木氏所生吉益猷。④
① 书肆北林堂于文化八年刊题为“吉益东洞先生口授,干省守业笔记,殿经文纬校订”的《方机》。据殿经文纬序文说,“书肆北林堂赍《方机》来曰:‘此书也东洞翁口授,而门人之所传记以为帐祕也。余得之于干守业者,欲刊以公于世,愿劳先生而得校订。’ 余不敢辞云云。”此书目录列175 方之名,皆《伤寒杂病论》之方。正文中所列方名计123,其他则出在加减变化之中。内容包括方名、药物构成与剂量、制药与服用方法、适用証、加减变化(未必都有)。大冢敬节认为此《方选》或即是《方机》的前身。
② 村井琴山谓:“又集后世之方为《十二律方》”(《三世医谭》)引自艺备医学会:《东洞全集》,京都:思文阁出版,1970 年复刻本,第99 页。
③ 江户之尾台榕堂校订门人笔录,共计26 问。
④ 妻:高木幸,天明元年58 岁殁生三男—包:1744 生后即夭
—璇:1747-1750 痘夭
—猷:1752-1813(即南涯)
一女—三保(嫁门人二宫果)
妾:佐登、几
四子某:1753 生后即死
五子某:1754 生后即死
六子:清麿1762-1802(爲儒)
七子某:夭
八子某:1771 年夭
九子:辰麿1767-1816(几之子,大阪爲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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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益猷(1752-1813)字修夫,初号谦斋,后号南涯,通称周助(幼时大助)。着《方规》,言活用仲景医方之道。后以东洞万病一毒之说茫然无可据之形状为忧,乃创人身有气血水三物,毒乘此始为证之说。以此解释《伤寒论》,成《伤寒论精义》。后又着《医范》,以明气血水之辨与万病一毒之旨无悖。沿着这一轨迹,又着《气血水药征》,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体系。在籍弟子三千余人,成名之辈亦不少。(气血水之说为并河天民首创,而南涯以其释《伤寒论》)据中川修亭《医方新古辨》说,南涯之人“大用力于实事、大禆益父之道。”但置《方极》不用、视《药征》亦多有不满之处、对《类聚方》中的“为则按”多不取。认为其父仅属“创业”,故难望“全备”。正谬误、补不足,乃其“事父之道也”。在本节的标题中,之所以要将“家人”列入,主要是因为东洞为其母、子治病的记录颇值得一读。
“东洞母尝患痰喘胸痛,时年七十有三,病革矣。东洞曰:死,命也,不可如何。虽然所忧如此,岂可委于命乎?请见于之所为。众皆栗栗怀疑惧。东洞曰:病势骏急,死生在于瞬息。药难再,非一举以歼酷毒,噬脐不及。乃作南吕丸,倍甘遂以进之。顷刻发冥眩,吐泻十数回,脉息微微,如死状者一昼夜。至明日,爽然如宿醒之解而复平。其壮健无病,以天年终焉。”①
从中可以看出,东洞在为其母治疗的过程中,可谓坚定不移地贯彻了他所力倡的“疾医之道”。在命悬一发之际,仍敢于峻药攻疾,挽狂澜于既倒。经过吐泻不止、气息奄奄、如死之状的“瞑眩”阶段后,竟然恢复了健康。但其子却没有如此幸运了:“其子千之助四岁而患痘,症候甚急也,为紫圆饮之。虽颇奏其效,卒至不可救焉。
后数年,其妹四岁亦患痘,疮窠概密,色亦紫黑,咬呀喘鸣,不胜闷苦。东洞亦为紫圆饮之,于是族人某者谕曰:向者或訾曰:东洞之处方也,不论内外,诸疾必下之。是以意杀其子矣。而今亦下之,如有不讳则得无不慈之讥乎?东洞曰:方证相对,其毒盛死者,是其命也。岂拘毁誉而变吾操乎?益饮之不休,诸证皆退,全愈。”②
东洞在“祭儿璇文”中所记述的或许正是此四岁爱子不治身亡的过程:“再周时,颜色憔悴、视深,佥曰:夫人古今异矣,恐不能乳。余曰:毒尽矣,奚不饮哉?”我们虽然很难判断璇究竟是死于痘疹的淫威,还是东洞的攻下,但从这篇祭文最后“汝不死,则我何以明我不明?”那充满悲伤的哀鸣中,还是可以看到东洞对于自己所行治疗的反思。同样,还可以从其后东洞仍矢志不渝地继续如此治疗其女儿痘疹的记载中,看到他对于所谓“疾医之道”的执着与虔诚之心。
说到东洞对于弟子的培养,出现在中川修亭③闲谈中的细野转翁可谓一例。
某日修亭拜访其师时,适逢吉益南涯外出,却在门口遇见一位等候在那里的老人。在二人的交谈中,修亭得知此翁非寻常人。于是在老人回归旅舍时仍跟随其后,一路攀谈中,老人告诉修亭:“我乃岐阜一村医。年轻时就想成爲一名医生,故投在某医门下作徒弟。但因在其家中偷了一把短刀而被驱出门外。虽然如此,还是一心想当医生,于是来到京都,逐一拜访医者之门,陈说欲爲弟子之心愿。然而无论怎样请求,终究没有人愿意收留一个小
偷作徒弟。一天,我来到东洞先生的门前,说明欲拜师学艺的愿望。但门口的几位弟子却阻拦说:‘这里的先生乃日本第一大先生,像你这样连书都没读过的村野之人怎能成爲他的弟子? !’东洞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却接见了我,并在交谈之后对我说:‘你是有前途的,可以收你作弟子。没有一概读书的必要,只要每天跟随在我的身边,照我的样子去做就可以了。”
① 《东洞先生答问书》。
② 《建殊录》。
③ 中川修亭系东洞长男吉益南涯的高足。
东洞如此说过之后,即马上让他作了弟子,出诊时也带着他进行教诲。数年之后,因东洞先生认爲他已然可以回归故里开业行医了,所以便辞别先生回到岐阜作了一名乡村医生。东洞逝后,他时时回到吉益南涯这里请安问候云云。后来,中川修亭曾打发弟子去拜访他,得知细野转翁开业的大野村的所有人都称他爲神医而大感震惊。①
另外,从上述诸多着作皆系出自门人之手,也可以略窥其桃李之状。而这些着作又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在古代的医学文献中,也能看到有些弟子并不认可东洞的学问而愤然离去的记载。例如龟井南冥在《我昔诗集》中谈到:“余初以父命委贽门下。居五六日,知其说偏僻出乎不学,一再诘问。东洞以余年少未历事,不肯商量。余心恶之,自悔来,遂辞去。后十余年,因事东上通谒门下。间燕接见。时年七十,鬓髯雪白,眼光耿耿射人,但声势稍减。”又如前面提到的认为东洞“所说非所爲,所爲非所说”的弟子吉村遍宜,亦终因老师面对有关其“学”与“术”之间的矛盾,无法做出使他心悦诚服的解释,而“不欲长受其欺,请从是辞。竟绝去。”
七、对于东洞之历史评价的评价
艺备医学会会长、医学博士吴秀三如此评价其家乡的古代名医吉益东洞:
艺备二州之地,古来多出名族。而其最着者有三焉:毛利氏以武略并有山阴山阳十三州;赖氏以文章史学称雄于一世,到今弗衰。而吉益氏以医学成盛名,其功绩与二氏基业颉颃,或凌驾焉。庆元以降,李朱之学大行,因循苟且,其弊不知所底止。名护屋、后藤、香川、山脇之徒,相寻而兴,专古医学。东洞子继起,卓然爲巨擘。后之称古方者,以此爲宗师。其学主秦张,悉排后世百家,以万病一毒爲治疗根本。当时医人初闻其说而疑,后皆心服。子南涯更扩充其说,主张气血水学,门徒遂遍海内。吉益氏业由是益盛矣。自古我朝不乏名医,而声誉功绩如东洞子者几希。此外他还列举了一些其他名士对东洞的赞誉之词。如筑前儒学龟井南冥评东洞子曰:“刚明胆略不在鼂(晁)错、周亚夫下”;山下玄门《医事丛谈》称:“东洞翁实为和汉古今之豪识”,等等。又谈到朝廷曾追赠位阶于吉益东洞,作为一个医生而能享此殊荣,实属绝无仅有。②然而在纵观这些赞誉之词时,如果略做一下古今之分,则不能看出赞誉者的身份、立场与角度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古代的赞誉之声主要是来自主张与支持复古的阵营中,正如山下玄门评古医方时所说:“中华之诸名家虽有数百,然使复长沙之旧,乃吾邦之功绩也。”在这个时代,同时还存在着大量对于吉益东洞之流的激烈批评。但是到了近代,对于东洞的赞誉则未必来自仍在使用这种传统技艺的汉方医学家,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源自日本的“日本学”研究者。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一些社会需求决定的:
1、民族自尊与打造学术偶像的需要
例如作爲吉益东洞同乡的艺备医学会会长、医学博士吴秀三在爲该学会所编《东洞全集》所撰写的、相当该书导读与东洞传记的长文“吉益东洞先生”③中,于开篇之处即明言:“吉益东洞之名声,即便是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依然籍籍存在、回响于我邦医界。他的名声,即我邦医学之名声。我邦汉方医学之名声,即所谓古方派的名声也。”衆所周知,古方派之所以在日本受到特别称赞,在于这一以独尊《伤寒论》爲基本特征的学派虽然和其他医学流派一样与中国医学具有直接的关系,但该学派旗帜鲜明地反对以《黄帝内经》爲代表的、讲究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的中医理论,以及除《伤寒论》之外的所有理论学说和治疗方法。因而日本的许多医史着作都盛赞古方派才是真正的“日本医学”。而在古① 引自大冢敬节:“高举复古旗帜、投身医学革新的吉益东洞”。见《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10,1979 年,第33 页。② 凡例中言:“大正四年十一月大典之际,追赠东洞先生从四位。”③ 艺备医学会:《东洞全集》,京都:思文阁出版,1970 年复刻本,第1—140 页。
经方派中,又以对于吉益东洞的批判言词最为激烈、否定最为彻底。可资比较的事例还有:对于“腹诊”,即通过触摸患者腹部以诊断疾病之法的高度赞誉——因为这种诊断方法被视为是汉方医学的独立发明,与中医诊脉截然不同。
2、近代以来,西方医学在日本的影响。研究与提倡汉方医学者,在内心世界中实际上不自觉地存在着以现代科学的实证性作爲评价标准的价值取向。以吉益东洞爲代表性人物的古方派,不尚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中医理论,即便是对于《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体系也很少言及。只是强调“有是症,则用是药”。即认爲《伤寒论》的本质和方剂组成都是根据临床出现的各个症状来组方用药的。所以盛赞古方派“当距今一百五十年前西洋医学尚未勃兴之时,早已用心于实验亲试,摒弃一切空凿之议论,实卓见也。”时至今日,当电脑被应用于中医诊疗——只要输入临床所见症状,电脑就能根据设定的
程式开出药方时,重读吉益东洞《药征》者又开始赞叹其思维方式简直就和电脑的工作原理一样。基于上述两种心态与需要,当然只会有意识地选取古往今来的赞誉之词,而略去批评之语,甚至不去细看前人所赞誉的究竟是什麽。例如前引龟井南冥在《我昔诗集》中赞扬东洞“英雄士也。其胆略刚明,不在晁错周亚夫之下”时,所举“智略”表现的具体事例乃是:“驱使一时名士,以爲声援。于是名声隆隆,惊动四方。一时翕然向往,不遑及顾其说之生熟也。”——意在说明东洞是一位很会“造势”的人物,所以才声名大振;而追随者并不了解
其学问是否正确。
时至今日,当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吉益东洞这位在日本医学史上极富个性与影响之人物的生平与学术时,或许反而是应该透过种种的“与众不同”,看到无处不在的时代共性。例如:
1、在传统医学领域内,实际上普遍存在着尊古的心态。其区别不过在于尊奉的学术偶像有所不同而已。
2、虽然后人在评价古方派时有“真古”与“拟古”之分,以为东洞属“主上古之医法,且用之”的真古,而诸如艮山、一闲斋、东洋等只能算作“其趣意本于古,但博采众方以供其用”的拟古者①,但实际上不过都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行自主取舍之实,从而构建起新的医学理论与治疗体系。
3、任何一种类似终极真理的病因学说,无论是中国的金元四大家各自所提出的病因主张,还是日本古方派医家提出的“一气留滞”、“万病一毒”等等,都不可能与实际治疗完全吻合。但具有较高儒学素养的中日医家,又先后表现出这种热衷于理论构建的共性。而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既具有丰富治疗经验,又具有所谓“完整理论体系”的知识体系,正是由于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这样一些既懂治疗技术,又有理论追求的精英。这与近代科学不断有用以归纳客观现象共性、解释其本质的理论提出,又不断用实证去验证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① 中川修亭:《医方新古弁》卷上,京都大学富士川文库藏写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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