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 退休中医王教授的反思

化十

作者：王教授

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在“和讯网”上，既给“中医理论”，也给自己留下个“时间囊”。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花甲之后又五年
[原创 2010-12-15 17:12:32]     字号：大 中 小



六十岁退休时，曾许下诺言，要将自己风风雨雨的人生，将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和事，慢慢弄清楚的事体，做一番认真梳理，回忆起来，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使自己更明白一点。为免所知悉的情况泯灭，基于一位老人的责任与使命，希望能将自己亲身的经历，所明了的事情，世间的真情实况，择其要者以示后人。可世事难料，还没来得及动笔，老母亲却病倒了下来，每天往返于609路公交车之上。三年之后，从医院送走了母亲。父亲上寿期颐、桑榆晚景，需要有人照顾，因而一直在家侍候，不敢怠慢与偷闲。只能于睡前晨起时分，认真回忆，仔细琢磨，精心构思，草拟腹稿。直至2009年秋后，待一切家务护理工作趋于稳定和熟练之后，稍有余暇，通过对面房住的学生在“和讯网”开了个“愽客”，才能如愿以偿。

自己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三十多年中医，年近退休才慢慢读懂了中医，弄清楚了“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早先只是困惑，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的磨练，学习的努力，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就越加分明，更加深刻了。

一年多来，围绕着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叙事的形式，夹叙夹议，有感而发。道说了“中医理论”的形成；中医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中医的“神仙圣人史观”和“一次认识完成论”；古往今来的“两种中医”；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中医为什么能“看好病”；以及中西医学的相互比较和不同范式。回顾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困惑到质疑，从反思到批判，从追求到觉悟，诉说了自己学习的感受和体会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落指先后敲下了106篇愽文〔经修改重新发出的后面8篇不包括在内〕，100多万字节。还原了历史，道岀了原委，说出了真相，针砭了时弊。那两千多年的所谓中国医学史，其实多是些吊诡的现代史，经过后来的人们不断地捡选、涂抹和添加，早已“古为今用”了。考究是翔实的，求证是严谨的，叙事也是理性的，这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人生财富。

有同学说，当下大家都在靠中医赚钱的时候，你却在论说中医的长短，似乎有点不识时相；也有同学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谈论一个十分圣洁的话题，未免过于奢侈；还有同学说，有些事大体不错就行了，不必较真，非得弄出个是钉是铆来；更有人说，这老头子，不自量力，自以为是，不甘寂寞！而我自己却始终认为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了出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何乐而不为！当敲完所有愽文之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但留下真话永存。认清历史的过往，认清自己，对于现在和未来，才有真正的借鉴意义。

真正读懂并理解我的意思的人们都会想到，其实，只要能识字断文，大凡有点仁爱之心，不是故弄玄虚沽名钓誉唯利是图，按照“中医经典”或摹仿着老先生们的方子，开出几味中药来，吃了不死人，谁都能当一名好中医！

自己也跟学生们说过，大家不必介意，时下到门诊找你看病的多是些现代医学已经诊断清楚的慢性病病人，即便是急性病也是人家治了大半截，让你去做些调理调理治治病尾罢了。只要心中有数，懂得进退，充分了解药物的性、味及其毒、副作用，凭你那“感觉”加“类比”的悟性，取“四象”而“比类”推理一番，保准没错。反正中国人天生的阴阳失衡，《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是也！按《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开点清淡无毒的中药，“不治已病治未病”，或者专治一切“不治之症”，不妨大胆去试试，心诚则灵哦。说不准哪一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功成名就，您也能挂上“名中医”、“名老中医”的金字牌匾。何况人家没上过几天临床也没看过几个病人的，包装一下，不照样当上了“著名中医专家”、“全国名老中医”！可真要上个病房管管病人，绝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儿，还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好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否则，只能是看看门诊，当个“甩手郎中”，在那现代化医院的病房里，你是无法也不可能呆得下去的！

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已经弄明白并愿意将这明白了的真情实况告知学子与世人，使大家都能有所知晓，不致于视听迷惑是非混淆。否则，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经典该当何解释？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现代口号岂不成了空话一句！

在一个公民科学素质仅为3.27%〔据2010年3月8日至4月21日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国家，知识分子应当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理性，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正如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先生前不久所言：知识分子不仅自己立身要正，更要有高尚的操守，不能为个人利益而失去良知，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更不应沉默或者逃避，要有不惧流俗敢说真话的勇气，如果因为讲真话说实话而遭到漫骂，那恰恰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光荣〔大意如此〕。有道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这社会只要有1%的在思考“科学”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有了希望！

入行四十多年来，使自己深感读医之难。读医难，读医之所以难，难就难在，读医犹如读“人”、读“己”，这人类的奥秘永远读不完！绝无中国古文字中那“人”字“一撇一捺”、“一阴一阳”；“己”字“张口吃饭”、“摇头甩尾”象形般的解释那么简单。

以往所犯下的错误有二：

一是“孩童辩日，如盘如汤”。这是《列子》中一篇辩日的故事，说明两小儿的“认知世界”是不同的，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是不一致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世上，同一人，同一物，同一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态度，没个统一的尺度和科学的准绳。把中医这门古老的自然哲学当作自然科学来读，以为只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学习和研究事物，所学习和研究的事物、对象就是科学。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致性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的差异性混为一谈；否认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差距。当从中无法获得科学的证据和结论时，其实，已经明示了什么！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失去良知弄虚作假；有人弃而逃避不敢面对；有人却将自己的“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等等受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所谓个体“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等量齐观，混淆了认识论的基础；有人甚至不惜怀疑科学理性的普世价值，为自己和利益集团而另立“科学范式”。

二是“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太炎先生语〕抱着一种但求捕得鱼兔不必问其捕捉工具是什么和如何能够捕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方法和理论是否合理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医疗效的判定有失偏颇，以致误读误判！以为中医用药在先，病愈在后就是中医的功效。对中医的疗效缺乏深入细致全面正确的分析，缺乏科学实验和循证医学的方法，完全忽视了人体本身、致病因素、疾病乃至医生、药物等等诸缘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满足于个案的结果，既经不起科学的实验检验，也经不起起码的逻辑推敲。这不能不说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理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缺陷与无奈。

就人类的认知而言，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对象。只要你把眼睛转个弯去看看自己，不是指向眼前的客观外部世界，而是指向眼后的自身内部世界，认识认识自己这活蹦活跳的生命，就会发见眼后的一切却是那么模模糊糊，不甚了了，一片幽暗，没眼前的那么明了清晰，清楚明白。纵观近、现代医学的发展历史，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是一个相当复杂、晦涩和困难的过程，往往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时而迂回曲折，时而停滞不前，甚至几经蒙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人类己经能够登上月球，遨游太空，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尤其是对自身大脑的认识；对人体微观世界的认识；对精神性、心理性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认识；对一些仅有症状而查无体征时下称之为“心身性疾病”的认识。当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无法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的途径去进行科学的解读和揭示时，因而不得不又回归到几千年前的原始认知之上，“求诸于外，类比于内”、“感觉”加“类比”、“取象比类”，似乎只有那些含糊模棱“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哲学理念才能说明一切，而且越是“高度抽象”越能说明“深奥问题”，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安宁与平静！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过程，医学的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进步，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科学理论的停滞无法促使技术手段进步，技术手段的停滞又会阻碍科学理论发展。

那后来的哲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这个存在形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外部自然界不断地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又说：“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这“生命”、“蛋白体”、“存在形式”、“新陈代谢”、“自身”、“物体”、“过程”、“每一瞬间”、“别的东西”、“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等等复杂而多变的情况，够你去揣摩的了。但如今看来，那生命之中还有许许多多更为深奥的知识和学问，即便是伟大的哲人也未免能说得个完道得个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最宝贵的是健康，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声叹息！健康固然需要自己去维系，岂能让它停止、灭亡，得寻觅点神丹妙药，以求长生不死。但其终究会停止、灭亡而去，遵循自身生物学的规律，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完全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难什么难！我那老先生说：只要识得一个“人”字就可当中医生。那思考着的学生说：那老先生可“从未读过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而且临床疗效卓著”。老先生还说：《黄帝内经》中只要“一句话悟清了，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那学生也说：可见“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当今这世道儿，让人认识容易，让人认可却没那么简单，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那点点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病人的一种“撫摸”、“安慰”和“关怀”，留下点人文色彩罢了！

难什么难！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不就是白日、黒夜；太阳、月亮；高山、流水；男人、女人；一团“气”而已……望而知之，再简单容易不过的事儿了。那阴阳一分为二不就是哲学？那股子“气”不就统揽了天地人日月星辰三才七政？那六淫外感、七情内伤、阴阳失衡、五行乘侮、运气失调、八纲偏颇、经络脏腑失衡不都是病？“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之道，权谋之术，国身治同，良相良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是也！怎么会是“五大组织”、“八大系统”、“三大代谢”……？是“细菌”、“病毒”等等致病微生物的感染？是“新陈代谢”的障碍和“内分泌”的失调？又怎么会是“细胞”、“干细胞”、“蛋白体”、“线立体”、“基因”的缺损？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标准、治愈标准、黄金指标、有效成分、对因治疗、无效验证、对照组验证、氨基酸、血钾、血钠、血尿酸、肌酐、血糖、胆固醇、高密度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酶、分子、质子等等名目繁多细之又细微之又微时刻都在变化着的东西！何必弄得那么复杂繁琐，自讨苦吃，自寻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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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是愿意受那些过时的哲学所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那正确的哲学思想可能会是科学的先导，而错误的、过了时的哲学思想却往往是科学发展和进步的障碍。
中医理论满足于两千多年前所谓传统的、形而上的自然哲学残渣，所谓“神仙圣人史观”、“一次认识完成论”，使之得以苟延残喘；中医理论在“维系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说辞之下，成了时下众多中国人的“心灵鸡汤”与“精神鸦片”。其实，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则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所以，无论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学者，对事物的认识和对真理的探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过程，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一样，绝没传统中医那“秀才学医，笼里抓鸡”、“医学实在易”般的简单，也没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尽人事，听天命”那么从容淡定乐观和无所谓！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致力于引进和传播现代科学技术。通过他们的努力，科学精神已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眼下国民的科学素质还比较低，但大家无时无刻不在分享着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果真正放眼看世界，比对世界上各个大国兴衰的历史，就会很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们仍然处在转型时期的落后阶段，虽经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更多是“量的进步”，接下来需要实现的是“质的进步”，而真要实行“质的进步”还需要继续艰苦努力。如不舍弃旧的传统，进行充满阵痛、脱胎换骨的转变，就难以完成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如果囿于历史的成见，满足于以往的所谓“经典”，固执于旧的理论，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求进取，不事创新，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医学科学还会落后于人家几十上百年，最终将贻误为害整个民族。因此，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医学工作者要象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老先生所教导的那样，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不应只从国家与民族的角度去看世界，而是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国家与民族。紧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步伐奋起直追。
好心的朋友们都建议我将近年来所感所发的愽文一并整理付梓成书，但我却认为让她留在网上似乎更为妥当，因为书本印数有限可以焚掉，网络无边不可泯灭！就让她作为一个“中医理论”的“时间囊”，永远留置给后人。也作为自己的“时间囊”：五年、十年……五十年或百年之前，一位学过中医的老头子，对他自己所学习和从事过的专业曾经留下这么些言语。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如今，花甲之后又五年，六十有五矣！将其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就那么一丁点一瞬间的事儿，微渺至极。行年六十五，当知六十四年之非，人生苦短，能读懂一、两个“理论”，幸哉足矣！
迁延蹉跎，来日无多，未来还有多少个五年！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尽情享受人生这份休闲与幸福，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日出东海落西山，睁开眼睛又一天。愁也一天，喜也一天，愁愁喜喜只求人舒坦；每天领取养命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多多少少一个样；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粗粗细细都香甜；新旧衣服不挑捡，好也御寒，赖也御寒，好好赖赖只御寒；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贫贫富富又咋样；常与知己好友多聊聊，不改书生气，放言无所忌，笑谈天下大小事。但是，无论如何，遇事还得动动脑筋钻个牛角尖，应该说的还得去说，应该做的还要去做。老来随心所欲之，愤乐而不知老之将至，不以亢龙为忧，却以亢龙无悔矣。否则，岂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回！
“知识就是力量”！如今这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毫无疑问，培根先生所说的“知识”，应是当下最新的最有用的科学知识和学问，而不是过了时的已经陈旧无用的知识和学问。世界上只有科学知识和学问才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与人终生相伴的财富。别的什么地位、权力、金钱等等都是神马浮云。因此，古往今来，众多优秀的民族、杰出的人士都把接受继续教育、终生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作为毕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
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无外乎做人、做事、做学问三件大事。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哪客观世界可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哦！〔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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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並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爭议很多的中医是不是科学？……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思想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古老原始的认知方法。而中医师对病人的诊治乃至对每一位病人每一次的诊治过程也都只是简单的低层次的有限的“感觉”加“类比”的认知，而不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亿万人相同”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经验。所以，其虽说是理是论，但其“理论”的实践经验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理论”，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槪念”和“理论”，才从“天”、“地”，从“阴”、“阳”，从“易”推导出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因而“天”变、“地”变，“阴”变、“阳”变，“人”即“病”，“易”演，“病”亦“变”。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吗？！

而如今能夠将“人与天地相应”，“医易相通”等理论串起来形成系统架构並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時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亳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己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都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時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髙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髙下，气有温凉，髙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時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了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象、概念、思维等等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人对外界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最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受外界刺激环境的强度、对比、反复、整合等等因素所制约。由于个人动机、经验、偏见和生理条件的不同，“感觉”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人的感官系统可以说是人本身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髙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髙，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本质的。其既不能识“病”，也不能识“不病”，反正在中医看来，来的都是“病”，都得好好“治一治”。其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一种想当然的纯理论思维，它既不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临床医疗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阶段极为一般、简单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的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笔者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温病学髙师班的同学同坐，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髙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老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可是在网上的调查中竟然有80％的人表示“理解”、“同情”犯罪嫌疑人戴宝鑫的行凶杀人行为，可见大多数人是凭“感觉”行事，而不是理性。但愿我们的春福教授不仅仅是凭“感觉”、“类比”和“推论”在看病！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代哲学思辨思维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乃至用以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人们勿庸置疑，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英雄人物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神仙、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英雄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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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痎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单边手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四百三十二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汗出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无独有偶，240年之后、76年前的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突然病倒。他烧至41度，三日不吃不饮，头痛腹胀，咳嗽不止。当时的红军医院院长西医师傅连璋先生接到通知后，立即骑骡出发，日夜兼程，从瑞金赶到于都。经他仔细检查后，确诊为“恶性疟疾”。于是，吃奎宁片，注射咖啡因，经过精心护理之后，大病痊愈的毛泽东便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所以有人后来调侃不无道理：挽救中国革命的可是“西医傅连璋”、“奎宁片”、“咖啡因”，而不是中医、中药或其他什么的哦！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虽然尚未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的，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医院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陪衬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治未病”，“按摩”“洗脚沐足”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最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中，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的陆广莘教授也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我估摸这陆教授所言也可能是由此而来，时下的专家、教授们所论所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哦！但只稍看看每年卫生部“年报”中所公布的具体数据，就不会相信此话。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而言並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髙的多发病、常见病。尤其是感染性和创伤性的疾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麻疹，天花，脑炎，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如果这8%的数字真是WHO所说，则WHO也告诉了人们，还有大约92%病种的疾病是不用治或治不了的。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曾说到：“……到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他还说到：“189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伤寒和班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方法，即所谓‘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妙药。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候会使情况有个使人滿意的结局。……”。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或“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这种但求捕得鱼兔不问捕捉工具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当今某些人所强调的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理论是否合理的看法是一致的，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疾病还有“不治自愈”的道理，了解疾病的自限性、自愈性和自缓性乃至周期性等等。

如果按WHO所给的百分数计算，则人类的疾病至少有8%的病种是现代医疗技术可治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髙这个数字还会提髙。有60-70%的疾病是完全可以自限、自愈和自缓的。剩下的还有22-32%的疾病是目前现代医疗技术尚无法治愈的，即使是在这些疾病中，由于病人个体的差异，也有一定比率的病人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定比率的病人通过综合性、特殊性、辅助性的积极干预和治疗，采用姑息疗法，甚至临终关怀，会使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生活品质改善，生存期延长，生命得以延续。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说到：“霍姆斯博士有句名言，说想长寿最要紧的是要患一种慢性难治的病，同時要好好地进行保养。即使在霍姆斯身后150年的今天，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霍姆斯是一位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他没有学过什么辩证法，但他这话说得是多么辩证、多么具有哲理啊！

相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髙这类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比率还会逐步降低。

除现代医学可治的8%疾病之外，还有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疾病和22%-32%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疾病，加起来总共有92%的疾病是需要人们共同去作“人文关怀”。为医者，总不能轻言放弃吧。得给患者点智慧玄妙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指点迷津，开点简单实用的灵丹妙药，补点“精、气、神”，使之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何况大多数人由于对疾病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只要能治得好病，救得了命，能行、管用，谁不想试一试，搏一搏。这天底下最弥足珍贵的可是人的生命，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哦！

记得青岛医学院周惠民教授在其翻译完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青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一书之后，曾写下《〈最年青的科学〉读译后的感想》一文。他在文中说道，巫婆的香灰或咒语为什么能够治病？因为很多〔也许是大多数的〕病是靠着病人机体内的自我抵抗能力、修复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语并无太大关系。巫婆的表演有可能会增强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不由于只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寻找科学的帮助，耽误了及时、正确的治疗，那么加上点香灰和符咒是无关紧要的。如有损失，损失可能也只限于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将这种治疗的效果称为“安慰剂”〔即不是有具体特殊的治疗方式，如“咒语”和“药物”，例如香灰〕的疗效。一般人都会低估安慰剂的疗效。而真正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疗效是大于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术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们的灵丹和法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疗效的,否则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胆，也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和钱。

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教授祖述宪先生也在其《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会被认为有效?》一文中分析说道，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不仅在大众中非常普遍，而且很多医生也常如此。造成这种疗效假象有许多原因，主要由于疾病的自愈或自发缓解、药物和治疗的安慰效应、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以及诊断不确实，以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严重或恶性疾病所造成的。对传统医疗的信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任何药物或医疗的效果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且得到同行的检验和公认。

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连“巫婆神汉”和“江湖术士”都敢做敢为的事，受过高等中医教育並略知点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为何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些呢！何况，还有一定的误诊率可利用。当下，即便是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有20%左右的误诊率，在我们国家这一百分数可能会更高一些。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有92%疾病的市场份额，又何愁位置呢！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究其历史也就一百五十余年，从近代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也还不到百年。1933年刘易斯·托马斯还是一位医学生，1983年他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1933年当时哈佛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无法改变它们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学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尤其是显微镜的开发使得医生对患病原因、感染结果及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医学才逐渐开始成为了一门科学。当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奇迹时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

所以刘易斯·托马斯认为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科学”。正因为它年轻，所以还不能尽善尽美，尚未能治愈的疾病不少，药物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也较多，因此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且将永无止境；也正因为它年轻，所以前途无量，在新世纪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必将突飞猛进。

但是，无论医学怎样发达，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治之症永远都会存在。只要现代医学还不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痛苦，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国外的“替补医学”、“补充医学”、“另类医学”、“顺势医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统医学”的存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十分吊诡地跟我说道，“王兄，其实中医就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所演绎出来的美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专治一切‘不治之症’、‘疑难杂症’，彰显‘人文关怀’”！此乃髙人，一语道来，真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如此观来，人类与自身疾病的斗争发展到今天，大抵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二是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前者是由现代医学来完成，后者是由现代医学和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医学来共同完成。要摆正传统中医的位置，既不能髙估，也不能低砭，既不要好髙务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洽如其份，实事求是。

只要你做得好，善待生命，并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可和欢迎，就每一位个案病人及其家人而言，还有什么主、次之分呢？做得不好，主会变次；做得好，次也会变主。这大概就是辩证法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吧！何况人们都知道人类的生、老、病、死是无法回避和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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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代哲学思辨思维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乃至用以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人们勿庸置疑，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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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炼丹术”到作为科学一个门类的“化学”，其间走过了多少年轮呢？所以，宽容审慎滴对待中医为好！

   中医不是巫术，这应该是肯定的吧？ 中医确实是中华民族经验的积淀，所以，对待中医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是从其理论；一是从其实践效果。  传统中医理论，确实有些感性悟性色彩，有些不着调，摸不着边界，有些地方还显的神神叨叨滴！但老麻花觉得，传统中医理论依旧可以算做是“自然学”中的一部分，它是可以进入“科学理论”中滴！科学与前科学共同构筑起人类“自然学”的园地！

      像现代科学对于“经络之迷”的破解，老麻花就觉得很感叹，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觉察到的东西（体液流动路径），到今天才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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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窘境不在于旁人说三道四、恶意攻击，也不是政府不支持、不重视，政策不保护、不发展。而在于中医业内人士的信心缺失。以至于“中医后继乏人、乏术”。  

且不说中医医院内还设什么中医科！也不说中医医院内中医病床数占多少？中、草药使用率有几何？就说那大大小小的中医医院在介绍自己医院的实力时，都是以拥有现代化医疗仪器设备多少多少，以有什么什么是目前世界上、国内、省内、市内、县内数一数二的先进水平等等。

君不见中医一附院门厅内大幅的MRI介绍、中医二附院门口占门髙三分之一的“赛博刀”的大招牌吗？实在令人哑然失笑，犹如一名年老色衰的贵妇人向他人不停地炫耀其服饰、首饰、化妆品有多么奢华和名贵。

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没了现代医学的支撑，两家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可能早已瘫塌！

但凡病人来诊，不是生化检验1、2、3、……，就是物理检查的x光、ECG、B超、CT、MRI……样样照做；输液管、输氧管、输血管、导尿管……管管齐下；抗生素、激素、这素那素、素素都上。这些东西，中医老祖宗们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连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先生都说，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音乐家〕的调子”！

走进中医学院《八桂名医苑》，“名老中医”当年靠卖“阿的平”、“奎宁”、“消炎片”等西药发家致富的且不说，而今年青的“名中医”中又有几个是不用“西药”的。即使是“铁杆中医”用起中药来，也只是对号入座，某病用某药、用某方，或凭意识流之“心水方”，随心所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因人因时因地之三因制宜，一概不讲；气立神机、五运六气、守形守神全然不知；《内经》、《本草》、《伤寒》、《金匮》、《温病》等经典读之甚少，选读再选；更有甚者，药力不够西药来凑，“黄粉〔中药粉〕”不行加“白粉〔西药粉〕”，肖小之作，害人不浅。有人甚至痛心地认为，这些年来都在喊“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与西偕行”，是在人家西医的碗里讨饭吃了。  

如今，又有几个完全真正能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病的中医呢？笔者所知，八桂大地，罗雀可数。早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师长，目睹诸多状况，就曾自诩为“末代中医”了。入行四十余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几经中草药运动，此起彼伏的神医造势，养生食疗沐足治未病。这疗法那疗法；这功法那功法；这理论那理论；这研究那研究；这神药那仙水应有尽有。从针灸治截瘫到治聋哑再到针刺麻醉做手术；从透视到遥视再到气功治百病；从“轮子功”到如今的“绍龙观”、“悟本堂”、“大道堂”等等无不风靡神州大地。不都是昙花一现，不了了之！完全是在忽悠老百姓，连那中央电视台时常都在呼喊着：咱家的老人可千万别上当受骗！

据《健康报》一篇文章的数字统计，我国传统中医，1998年是5000人，到八年以后的2006年减少了90%以上，总人数已经不足500人了。现在，又过了几年，传统中医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又据《健康报》2009年5月22日报道〔记者严少卫、通讯员冯广清〕，近日，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发布了一项关于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我国在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青年中医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甚至有53.68％的青年中医缺乏对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信心；19.53％的青年中医表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将不会选择中医专业；13.80％的青年中医表示自己患病時不会首先考虑中医药疗法；认为中医药使用率髙的青年中医只有19.53％。

其实，在诸多老中医心目中，早已认为中医院校所培养的年青一代中医，绝非什么接班人，而多是中医事业的掘墓人了！

中医业内的“以西释中”；主管部门的“以西律中”；人才培养的格式化；行业标准的西医化；组织结构的边缘化；学术观点的政治化。打着中医的招牌，干着西医的活儿，张之洞老先生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政策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只是稍加了两个字，四言改为五言，不是“中学为主体，西学为应用”，而是“中学为体面，西学为实用”了。从而导致了中医业界内部严重的“去中医化”和信心动摇。也反映了中医业界的自卑与无奈，中医在忧患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医能用，中医咋就不能用呢？还有人会说这是中医现代化使然。

中医乱象丛生更在于管理者的无知以及业内人士对自己的专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毫无定见。时而是传统文化，时而是中医科学研究；时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使之原汁原味，时而又是中医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时而要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时而又要走现代化之路。何去何从？心中了了，脚下难明！那“经络实质的研究”、“脏腑功能的研究”、“中医基本理论的探讨”……犹如“指鹿为马”、“皇帝新衣”，不知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白花花的银两。

嗚呼！中医特色早已荡然无存。

如前所说，中医是一门自然哲学，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它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中医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技术层面的一些特殊治疗之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是在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而不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是与现代医学“范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医学。

中医理论把人体看成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把人和自然一切事物都看成阴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的抽象概括。就人而言，阴与阳构成相容性对立，正与邪构成非相容性对立。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的失调，邪正斗争的过程，“阴平阳秘”即健康，“阴阳失衡”即为病，“阴阳离决”即面临死亡；“有正无邪”即为健康，“正大于邪”即为未病，“邪大于正”即为有病，“有邪无正”即面临死亡。治病就是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

中医所讲究的是人体的阴阳平衡、藏象经络和精神气血津液的重要性；所强调的是意识、情绪、精神及其对人体的反作用；所注重的是“感觉”、“类比”和《周易》“象、数、理、占”的认知方法；所看到的是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偏颇和升降出入的变化；所主张的是“顺四时、节饮食、慎起居、调情志”避凶趋吉的养生之道；所运用的是以药物的四气、五味来纠正人体的太过与不及使之达到平衡的治疗原则。是在治人，非治病也！而这些恰恰又是科学至今知之甚少，把握不多的。

在中医看来，“气立”也好，“神机”也罢，无论“六淫外感”，或“七情内伤”，只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心平气和，五脏则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便病了，只要“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人者，不病也”。且待到正气来复，或五运六气的主气、客气、主运、客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的不同；或伤寒“六病欲解时”，一切都会复归于自然好转。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乃东方之智慧也！

如果我们的中医“科学家”们一定要用现代医学的解剖、还原，分析、综合，观察、假说、验证的科学实验方法来研究人体；用探索、怀疑、实证、证伪、理性的科学精神来研究中医；用基础研究、离体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以及随机的、双盲的、有对照的、大样本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中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寻求科学的最佳证据。确确实实来真的而不是弄虚作假，就犹如饮鸩止渴，必然会置中医于死地。

中医业内人士都以为祖国医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了的，挂在口边经常说的是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老生常谈！认为吃药在先，康复在后，那么康复过程就是吃药所至，是药物的疗效，缺乏逻辑思维和循证医学的起码常识。

实践虽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并非“真理”，“真理”也并非就是“实践”那么简单。人类的“实践活动”可多着呢，与“真理标准”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倘使“实践”就是“真理”，人类就绝不会犯错了！可见“实践活动”与“真理标准”并非是同一种东西。“真理”，有的来自实践，属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来自理论，属于理论推论的结果。“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因为“真理”不仅需要“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也需要“实证”和“证伪”的科学验证。

不管是“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或是“实证”和“证伪”的科学验证，都必须依据“实验”和“逻辑”为基础。而且所有检验不只是一次完成，还需要反复验证，检验的有效性更需要进行反复评估分析，要做到大家公认，放之四海而皆准。

“真理”一旦确立，就不仅仅是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而应该是用“真理标准”去判断实践是否正确的问题了。因此，对科学而言，无论科学家信仰哪一种宗教，持哪一种政治态度，属于哪一个阶级，来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从事哪一门学科研究，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都必须按共同的价值标准做出判断。在这方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丝毫的分歧。如果科学家对科学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背离，就意味着其科学生涯的结束。

记得《阿西摩夫的科学导言》〔阿西摩夫原著版〕一书中第一章，在回答关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时，作者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摩夫是这样回答的：“即使亿万人的观察都认可了某个原理，但只要有一次覌察和它相左或不符合之就不得不被迫进行修订”，“原则之所以能站得住脚，那是因为它经受住了一次次新而更新的实验和检验，而且还要经受进一步归纳的不断检验。……”。可见，科学是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而绝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经验可不是科学哦。也不是自以为在搞科学，嘴上说着科学，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科学的啊。

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试图认识和解释疾病现象、创造医疗技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此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传统医学或民族医学，像古巴比伦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以及古中国医学等等，发端于中国的古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而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可以说是欧美的传统医学。欧美的传统医学历经了漫长的蒙昧幼稚阶段，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肩上逐渐成长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医学，即近、现代医学。

近、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对古希腊医学扬弃的结果。正象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力学、地质学等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几乎都只有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体系和标准，不分国界，不分时代一样。科学医学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不论其源于何方，只要合乎科学常理，经得起实践、逻辑检验，作出实证、证伪的科学验证，那就要纳入人类共享的医学，现代医学。

其实，中医明明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一种传统文化，甚至是一种个人艺术，却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处理，那有不成“骗子”，不成“伪科学”的！那有不“后继乏人、乏术”的！所谓科学化、现代化对于传统的中医来说无疑是一陷阱，是扣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完全是误读了中医，没读懂中医。难怪有人说：当下，最不懂中医的是中医！最糟蹋中医的是“中医”！不知慎终追远，但求急功近利，实为当代中医之积弊。

有92%的疾病的病人需要人们去关怀、安慰，还有什么必要去争“科学”不“科学”，“现代”不“现代”，“主流”不“主流”呢？如果“科学”是从公元17世纪牛顿力学算起的话，”“中医理论”却是纪元前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压根儿与“科学”不粘边，与“现代”更是相差数千年了！重要的是要看有没有用。有92%疾病的巿场份额，专家、教授们都说了，中医何必抱着金碗讨饭吃呢？退出“体制”又何妨！真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了！

关键的关键是要对疾病作出正确的判断，分清那些病是8%现代医疗技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些病是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那些病是22-32%目前暂时还不能治愈的，要做到心中有数。对每一种疾病，你有多大的把握，能行就行，不行就让病家另请髙明，不要贻误了病情。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硬要创个什么“世界一流”、弄个“新医药学”岀来！要时刻牢记“我们应该把自己不能治的疾病交给那些真正能够治疗这些疾病的人去治”，这一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切实做好中医自己的事，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把这种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做得更好些、更实际些、更人性化些！医学的目的，一直就是在帮助病人。让自己永远铭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一自古流传下来的医学之崇髙目的。

其实，即便是非科学的，也未必是绝对无用无益的，但如果不能被别人按照同样方法和实验条件做无数次重复验证，它确实不能说是科学，非要说是科学，当然会招来“伪科学”和“骗子”之责。非科学并不一定可恨，可恨的是为了“科学”而弄虚作假的骗子，弄出些什么更“科学”、更“现代”、更“主流”、更“创新”的东西来，真不知又会误导了多少善良的人们！

这里，套用杜牧《阿房宫赋》中的句式“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说一句，“灭中医者，中医也……，族中医者，亦中医也，非西医也……”，并想以此奉告那些想当“科学家”的中医大师、名中医们，千万别再干出让吕炳奎老先生所怒斥的“摧残老的”、“毒害小的”那种蠢事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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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便想到将来会获得一片骂声。“数典忘祖”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可能会砸了人家的饭碗。古井本无波，庸人自扰多，但还是写了。

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自己造就了太多的圣人。这些圣人虽可作我们精神上的楷模和偶像，但他们时时刻刻又反过来左右着我们，并一直左右到今天。使我们的思想、行为深受束缚，停滞不前，不能与时偕行，更不能有所超越。倒不是说笔者有什么一定要坚持，也不是跟谁过不去，只是想本着自己的良知，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从而让人们知道，这世界上真没有什么圣人。我们心目中的圣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是普通的人。难怪王阳明先生说，人人皆有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啊，在他老人家看来，中国的圣人滿大街都是！

到中医学院念书之后，才知道中医业界将张仲景称为“医圣”。先是读了《中国医学史》、《医古文》、《内经》等教科书，心里琢磨着怎么是他呢？怎么不是巫彭、巫咸；不是神农、黄帝、岐伯……；不是医和、医缓；不是扁鹊、仓公、华佗呢？后来，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相关注家的论述方才明白，之所以称之为“医圣”是因为张仲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所谓“六经辩证”及“脏腑辨证”的方法和原则，为中医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再后来，看了温病学的有关著作，学完了中医相关的课程，读了些史书，当上中医生，历练了一段临床实践之后，心里就更犯嘀咕了。

除《伤寒杂病论》之外，历史上流传至今还有两篇与之有关的“序文”。一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中收入的所谓张仲景的自序《〈伤寒论〉序》〔后文称为《自序》〕，说明作者从医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缘起，强调了医德医风。再就是到了宋代，林亿、髙保衡等人重修宋本《伤寒论》中的《宋刻本〈伤寒论〉序》〔后文称为《宋序》〕，简单介绍了仲景的生平，称赞其医术高明及重修宋本的重要意义，但毕竟已是宋人之作。而今能够反映当时历史背景，唯这两篇《序》了。除非《自序》为“伪书”，否则，它对研究《伤寒论》，研究张仲景本人和那个时代的医疗技术的产生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事人所写下的“序言”应当是研究该书历史背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其它则多为零星记载、间接文献。明清时期，虽有李濂《张机补传》和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等文，但信度不髙，颇多争议。后世注家、野史以及当今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中张氏生平简介和故事新编等等，倒是记载不少，多是溢美之词。从王叔和开始，到那许许多多后来的人都是学舌，直至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崛起才稍有微词。

据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介绍，相传张仲景乃东汉南阳郡涅阳〔现河南省南阳市〕人氏，名机，字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年至154年〕，卒于建安未年〔约公元215年至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勤求古训，集前人之大成，博采众方，写出了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据传其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但这些都早已散失不存。《伤寒杂病论》原书也早在古代兵火战乱中散失，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的著作说是经过了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及宋代医家注释校订过的版本，已被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

据传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治疗，首先提出了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他将疾病按证候群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三阴三阳六大类型，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形成了当时较为完整的治疗外感热性病的辨证论治体系。同时，他在内、外、妇、儿等杂病的辨证治疗上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详细地阐明了中医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的方法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多种治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所谓独特的中医学思想理论体系。

该书不仅为国内历代医学家所尊崇，而且还为日本、朝鲜、欧美诸国医学家效法，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医林后学都奉之为“医中之圣”、“万世医宗”，认为“仲景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为医”。至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所开设的中医临床基础课程。

张仲景死后，人们在南阳城东关修建了“医圣祠”作为張仲景的墓祠纪念地，笔者曾有幸一游。这是一组具有汉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群，整个布局独具匠心，格调髙雅，只见雕梁画栋，绿树翠柏，清雅密静，可谓博大雄浑，巍峨壮观。正门上方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医圣祠”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步入门庭是陕西中医研究院著名老中医黄竹斋先生早年撰写的《医圣张仲景传》。两侧是任应秋先生题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前来拜谒的人们络绎不绝。据传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每届新领导上任之初都要先到此朝圣一番，而不是“西柏坡”！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的“名医”、“医圣”却在“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查遍《二十四史》及《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既找不着“张机”，也找不到“张仲景”。且不但没有“传记”，就连医案、验案留下的亦甚少。据《宋序》所云：“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仍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说的是《汉书》没有他的“传记”，只是在《名医录》中简单提到其生平。《名医录》是唐代甘伯宗所写的一本书，早已失存，我们今天巳无法再看到这本书了。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其生年现无确切考证，卒于公元208年〕，却在《后汉书》的《方术传》，及《三国志》的《方伎传》中都有《华佗传》，所留医案，共达二十六则之多。如今，坊间还流传华佗曾看过仲景之书，并留下“此真活人书也”的叹说。倘真如此，仲景却无“传记”则更不可思议了。历史上的“长沙太守”，象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廖立、韩玄等人，在《二十四史》中也都有“传记”。为什么独缺张仲景呢？名不见经传是因当时名气不够？或是……？

《自序》开篇第一句说的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概然叹其才秀也”。扁鹊髙超的医术，令张仲景非常钦佩！扁鹊是什么人？据《史记.扁鹊仑公列传》所云，则近乎神仙了。他是用“上池水”服了“非人”长桑君所赐给的“怀中药”，并得其“禁方书”之后，以得道、“知物”，是为良医的。据史载扁鹊所医治的齐恒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真是活了400多年的什么鸟不成？仲景所钦佩崇尚的人乃“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之神仙也。相传张仲景所诊治过的最有名的人，是“建安七子”之首的文人王粲，即王仲宣。这也是其所留下仅有的医案之一，此案与扁鹊医治齐恒公一案可谓异曲同工，故事雷同，都是“望而知之为之神”的功力。

《自序》紧接着又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文末还再次强调：“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先说的是奉行孔子“生而知之”的原话，接着说，我平素爱好方术，请让我奉行这句话吧。这“方术”可绝不是现行《医古文》教科书上所释的“泛指方药医术”，而是“方士之术”。否则前句中为何将“留神医药”与“精究方术”二者并列重叠陈述！“方术”即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消息变易、五德转移终始、五行生克乘侮之说来推测、解释君王和国家的吉凶祸福，人的气数命运生老病死的所谓医卜星相、奇门遁甲、炼丹、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等之总称，是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联系在一起的。

《伤寒论》中之三阴三阳说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这三阴三阳实为《易》之父母卦与子女卦。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六卦皆乾坤所生，共三男三女。震为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卦虽以父母子女为比喻，但却内寓所谓天地阴阳为万物之母，阴阳交合乃生万物，从无形到有形，万物之体行形于外而炁〔气〕行于中的奥理。男为阳而女为阴，《易》中之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即六经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雏形。天生六气，人病亦然，因而阴阳有三，六病是也，多一少一，皆不可行。其实，《伤寒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六病辨证”并无“六经辨证”之意，“六经辨证”只是后人杜撰的所谓归纳总结。

而“六病欲解時”，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等，实为时序、时位；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真武、理中等方名则为东、西、南、北、中之方位、位相，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中居其中”也。乃至每一方剂中药物的味数，每味药的钱、两数，甚至生姜的片数，大枣的枚数无不渗透着“河图洛书”数，含“阴阳象数”之意。张仲景到底是医生还是方士？其所施之术是医术抑或方术？其实，汉儒经学，《易》推阴阳，《春秋》言灾异，《老子》亦明吉凶祸福咎生死之故。所以汉未儒生、医者莫不兼方士，方士莫不通道学。是医、易、道三者兼容并蓄，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紧密相联的关系。

还是让我们遵循仅有的一些史料，沿着《自序》与《宋序》的历史轨迹，去寻找和把握历史的脉络，回到历史的现场吧。

约公元150年张仲景生于南阳郡涅阳张寨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师从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同乡何颙曾赏识仲景的才智和特长，曾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广记·何颙别传》，实则是何颙在赞自已的预测能力〕。其师张伯祖“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见张杲：《医学》〕，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医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十都能痊愈。何颙曾在《襄阳府志》中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仲景医名大振。据《宋序》所记：“张仲景……《名医录》云：‘……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据此而言，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张仲景此时已40多岁，习医快30多年，如前所述种种溢美之辞，该是医术精于其师而大名鼎鼎的“名医”了。

可其在《自序》中却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疫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不到十年间，这位已经46岁快56岁，习医36年快46年的“名医”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一个个相继而逝去！而且其中七成是死于自己所熟知的外感热病——伤寒病。这位“名医”怎么了？怎么不灵了？怎么就不能“识用精微过其师”，“疗皆十全”！是遇上了新问题！还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可见当时战乱风起、災情频多、疫病流行、肆虐之甚，生命之脆弱，医术并不昌明，更无有效验方、验案。《自序》中写到当时的医生毫无办法。张仲景于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说，合十六卷”。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用了五年的时间 ，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200年前后。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杨维益教授却认为现行《伤寒论》是一部汇集古代各家有关伤寒病论治〔包括张仲景的著作〕的伤寒学专著。成书时代，可大致推定为唐代。等等说法不一。

《伤寒论》无论是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或之后，张仲景作为族人之中一名行医数十年久负盛名的医生都有推脱不了的干系，而愧对族人。如果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的公元200年前后，即建安五年前后，只能说明是书在治疗伤寒病上毫无指导作用。如果书成年代是在唐代，则《伤寒论》乃至张仲景本人都是子虚乌有的一桩千古疑案！

张仲景所谓“勤求古训”之“古训”乃《自序》所述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几本此前早已有了的所谓“医经”，除《胎胪药录》已失存外，其它几本如今都还能找到，即《自序》中所云，上古“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长桑、扁鹊”，汉“公乘阳庆及仓公”等人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之经旨所论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气化论”、“正邪论”、“辨证施治”等理论以及根据气运和所出现的证候而确立治法、选药、制方等方面的认识。所谓“博采众方”之“众方”，多是依据上述“古训”、“医经”中的治则、治法等等“用药模式”以及“选药原则”所推论而制定的处方。果真管用的话，此前此后疫病流行，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所谓“众方”更不是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用方”之总结，只是所谓“医经”上所载的“经方”而已。否则论中原文所描述的就不会出现从阳到阴，从三阳到三阴，从太阳至厥阴〔或是少阴，至今仍争论不清！〕，乃至最后“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衰变过程。最后只好乞求于病人正气渐复，病趋好转，由三阴经转出三阳经或正气来复的“六病欲解时”的等待之中了。

再从论中诸多原文都涉汗、吐、下、温针等治法错误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坏病”来看，与其说是作者“纠偏”，倒不如说是作者试探性治疗之后出现的“失治”、“误治”问题。是“方”不对“证”？或是“方”根本就不能治“证”？或是事后进行的弥补性治疗？倘将论中部分原文联起来看，串起来读，则不得不令人疑其乃仲景个案病人治疗过程之记录。

说明当时对疫病的治疗并无十分有效方法，只是对病情演变及治疗过程的陈述，处方用药都是试试看的把式，并非王叔和一百多年之后所说的“对病真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只是根据几本古医书的所谓理论并运用古代哲学的所谓思辨方法和纯理论思维推衍而成，所以其对临床医疗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如今，有人认为中医只注重临床经验陈述，而忽视理论的总结。其实不然，上列所述之“古训”，乃至《伤寒杂病论》都是中医理论的经典，只不过这些理论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而不是从“有效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中认真总结提升出来的“科学理论”。多是古人“坐而论道”、“空谈理论”的产物。有道是：“有实践而无理论不能成为科学，有理论而不能指导实践那就是空论”。

正如其《自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说的是，即使不能全部治好各种病，也许可以用它在看到病状时就知道发病的根源，如果能探讨清楚我所编写的这部书，理解了的问题就超过一半了。这话中“虽未能尽愈”、“庶可”、“若能”等说得都还算中肯实在，没有把话说绝，但“见病知源”、“思过半矣”就不好说了。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连仲景本人也深知其“所集”的局限性，仅只是“过半”而已，“虽未能尽愈”，并非谦辞。试问这样写出来的书，又怎能为“万世不朽”的“方书之祖”、“活人之书”的“传世之宝”呢？其实，即便是有经验依据也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依据和科学根据。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l5次，魏晋l7次，隋唐17次，两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又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4月5日报导〔曾利明、秦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单位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灾。且不说《宋序》所云：“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也不说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但从宋以后国家校正医书《伤寒论》十卷，颁行天下，世人皆晓，习医者甚众，可疫灾的发生仍呈逐渐增加并加速发生的趋势，死亡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宋以后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被庸医治死或治坏，因而发奋学医的就有：许叔微、李杲、李中梓、方有执、吴有性、吴鞠通、周树人、恽铁樵……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学医？是因找不到良医之故也！《伤寒论》怎么就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了。可见《伤寒论》这学问并不能通经致用，也不能经世致用。

《明史》记载瘟疫大流行23次，死人多少，难以计数。在这23次大流行中，还没包括公元1641年的大流行。可见历史记载有相当多的遗漏，也与邓拓先生的统计有所出入。1641年这次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据《吴县志》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当地名医吴有性先生对此非常痛心，他在其著作《温疫论》的“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必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者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

到底是“古法不合今病”？或是“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或是“死于圣经之遗亡”？或是吴有性根本就没得仲景《伤寒论》真传和要旨，不能寻其所集，而错怪了仲景？

其实，明清时代众多医家中质疑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有遗亡、错简并非“仲景旧论”的绝非吴有性一人。早在1589年明人方有执就认为王叔和重为编次巳有改移，及金代成无已作注又多窜改，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力主“错简重订”。清代名家如张璐、喻嘉言、吴仪络、周扬俊、黄元御等均拥其说，而为“错简派”之代表。清人姚际恒也在其《古今伪书考》中将《伤寒论》列入“真书杂以伪者”一类。他说：“伤寒论，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有人甚至直言其为王叔和所编造之“伪书”！

《伤寒论》究其成书年代久远，几经显晦，数为变易，巳非原貌，版本不少，内容出入，注家甚多，假借运气，附会岁露，掺杂他说，歧义诸多乃至后人对《伤寒论》的成书时代都表示诸多质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要“于无字处读出有字来”的荒谬见解,认为如不在无字处下功夫,就难以弄通原文的精神实质,甚至发生误解，因而塞进了不少私货，真所谓一人一伤寒也。连“伤寒大家”们都没搞清楚弄明白的事体，自然会给后学者增添不少麻烦和困难，更勿说用之于临床实践了。难道真如当今“易理堪舆学”专家江心岛先生所说，“国学经典都是后人篡改的回锅肉”！这多次回锅肉，肉量虽没多没少，只是味道变了，更可能的是本来一盘小炒肉，经过名厨大师们精心烹制，不断添加佐料，弄出了一桌“滿汉全席”来。

面对真伪、遗亡、错简总应该有人指出，有人争论，有人辨析。每个人都有一把评判的标尺，在质疑中才会更加接近真相。否则只能希冀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找出如同《武威汉代医简》般的汉简版《伤寒杂病论》真书来！

《清史稿》记录从公元1644年到1872年，228年间，瘟疫大流行，共计91次。凡是发生在同年，不同地区的，只算一次。死的人数也难以估计。当时，尚无“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多个孩子的，是极为普遍的情况，能成活一半就算不错了。如果说，庶民百姓贫寒穷困，缺医少药，帝王家总不至于缺这少哪吧？而且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乃至“温病学”等等中医经典的“御医”不少。可帝王家的子女夭折的又有多少呢？清代自顺治帝定鼎北京到宣统帝灭亡，共经历了十位君主。除同治、光绪、宣统三帝没有子嗣外，其他七位皇帝总计生有子女146人，平均每人生育21人。其中15岁以前即夭折的竟达74人，占到了半数以上哦。

战争虽可大批地死人，但战争死人其实远比瘟疫的杀伤力要小得多，战争死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是了。可瘟疫怎么控制？它会持续地、接二连三地传染、蔓延，瘟疫的杀伤力却是经常的。就是普通疾病的杀伤力也很大，例如伤风感冒，治之不当，可并发气管炎、肺炎等等疾病，不少婴幼儿就是死于并发症。所以历代中国人口数量始终处于低位，古人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现代人，而病死率却远远髙于现代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国解放初期人均寿命还不到现在人均寿命的一半。

清代，由于温病学派的崛起，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横传”说教，受到叶天士《温热论》的“卫气营血传变”，吴鞠通《温病条辩》的“三焦竖传”的冲击。

汪廷珍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汪序》时，曾托于昔淳之口，作了如下描写：“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他说，当时由于导致人生病的原因很多，所以疾病的种类、病人的数量也都是非常之多。而医生的治病方法，却非常之少。病人多而治病的方法少，没有什么病比温病更利害了。说到当时对疫病的治疗时，他又说：“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已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说的是当时医学的荒唐治法，把病情轻微的治成病情严重的，把病情严重的治成死亡的。对那些幸免药死、侥幸活下来，自己慢慢痊愈的，医生就会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医生无论治死多少人，都不去承认自已有过失，不担负任何责任。愚昧和无知，充斥世间。不但医者不担负任何责任，就连那些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患者，也绝对悟不出医药可以杀人的道理，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责怪医生。于是，这种医学的“怪圈”被奉若神明。他说所以“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亱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他还找出了“病死少数”、“治死多数”的原因，历数了发表、消导、攻下、温补等治疗方法的罪过。

朱彬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朱序》时也说道：“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说的是当时死去的人，十个人中大约有二、三个是死于疾病。十个人中大约有八、九个是死于医生之手。

可见汪廷珍、朱彬等人对此前的医学总结批评可谓入木三分、犀利泼辣、有贬无褒、根本予以否定。

纵观历史。汉代并没有人为张仲景“封圣”，否则《后汉书》、《三国志》必有记载，为其作传记。张仲景本人也没有自封。以后晋代王叔和在重新整理编次《伤寒杂病论》，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的过程中只称“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竞呼“仲景”，丝毫没有谈到其为“医圣”。晋朝皇甫谧将伊尹称做“亚圣”，而称仲景的著作，只是伊尹《汤液经》的扩展和补充而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虽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也是直称“仲景”，而没有把他称为“医圣”。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林亿、高保衡等人在《宋序》中也没有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只不过是说他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再后来成无已在《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两部著作中也只是说张仲景做了类似圣人的工作。公元1182年金人刘完素在其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才明确提到：“仲景者，亚圣也”，是仅次于圣人的人。公元1526年李濓写成《医史》，他在书中也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直到公元1589年明人方有执在其《伤寒论条辨》一书中才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说：“……称仲景曰圣”。这方有执之后，称仲景为“医圣”的才慢慢多了起来。可见这“医圣”乃仲景身后1370多年为后人所封，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逐渐添加慢慢层累地造就而成。

古之医书汗牛充栋，且不说《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医家类”的传记和书籍，单清人陈梦雷等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就收录了520卷，120种，950万言之多，可谓博大精深。叶天士师从十七人，可见其“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谦虚好学。但从另一方面难道不正好说明了当时真正有用的医书太少，有真才实学的师傅不多，乃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吗？

如今神州大地56个民族56个医，再加上儒医、释医、道医和现代医学等都快60个医了。可仍不能抵御艾滋病、禽流感、非典等等疾病的侵袭，时下甲型H1N1流感又来了，究竟是为什么？！通观近年来，国家就上述每次疫病流行所公布的中医药防治处方，已无法从中寻找得到《伤寒论》“经方”的踪影。

鄙人所读中医伤寒类的书籍不多，但凡认真细读，就会发见，几乎每一部著作的“自序”或“他序”中，说到作者写作动机和背景时，都会先说一通前人仲景著作如何如何之好，而紧接着便是“但书”。但有何不足，但有何欠缺，现以补之正之云云。或“仲景之书辞义古奥，虽经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尽晰其理”；或“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徧及于六淫也”等等。是先予肯定后予否定，继而就是看作者自己的功夫本事了。这一方面故然可见客观世界不断地向前发展，先前的医学有其滞后性和局限性，人们对医学的求索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似乎还有点什么不便说出来。我揣测这后世为仲景“封圣”者和众多《伤寒论》注家，是否自己早就想当“亚圣”或“半仙”了！故托古说今，弄出个“‘六经’注我，注自己”的招数来，于是塑造了一个“医圣”，为自己的“未来”铺垫开道。

笔者曾从事过中医《温病学》的教学工作。学生们每每问及伤寒与温病的关系，提及《温病学》是否是对《伤寒论》的怀疑与否定时，从不敢轻言，总是“为圣者韪”！只能按教科书所说，《伤寒论》乃《温病学》之源，《温病学》乃《伤寒论》之发展。从麻黄、桂枝到银翘、桑菊，一脉相承也。好在，学生们大多也明白，这可是中国人的一贯说辞。以此类推，则巫祝为源，《伤寒论》为流，医巫同源也！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是为正统。

但仔细研究其《自序》，不难发现张仲景既不“始终顺旧”墨守成规，也不“钦望巫祝”迷信鬼神，而是谋求进步与发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当时墨守“传统”，“巫祝”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张仲景是是典型的“改革派”和“创新派”。可如今现代人不迷信张仲景，不迷信《伤寒论》，稍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却被斥之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反传统了。岂不怪哉！可千万别学了庄子，看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后，就得出了根本否定不断认识自然的错误结论。其实，自然和社会都是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没有止境、无穷无尽的。谁要是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天下全部真理，谁就会深陷困境，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观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时期的疫病史。尤其是1918年—1919年的世界大流感及其在中国流行之状况。吴又可《温疫论》虽创病从“口鼻而入”之“戾气”说；叶天士《温热论》创“卫气营血传变”之论；吴鞠通《温病条辨》也创建了病由“三焦纵传”的新见解。似乎都在企图开辟一条新途径，谋求有所突破。但是，它们始终仍然无法跳出中医理论那虚无玄妙的氛围，没能逃脱空洞的说教，冲破歧黄灵素、六病传变的束缚。最终未能改变吴鞠通本人所谓“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之说。也未能改变汪廷珍、朱彬在为其《温病条辩》作《序》中所描述的“病多而方少”的基本情况，仍然延续着“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的基本格局和无奈。

前人如何为，我们已管不着啦。我们自己如何做，后代人又该如何做，倒是应当好好思量思量了的。看来，人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仃留在中医学上，更应该往更具体更深层次去考虑考虑人为什么会生病？探讨中国历史上疾病的演变，药物的更新；研究一下几千年来中国疾病谱的变化，寻找出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以及当時所用药物的疗效到底何如来；看看这“古病”与“今病”、“古法”与“今法”、“古方”与“今方”、“古药”与“今药”究竟有何不同。

老祖宗的书故然要读，但单靠老祖宗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了的。就人类的认知水平而言，越古老的东西，肯定越存在着局限性。古人所取得的那些成绩，早就被后来的人加以消化，去粗取精了。古人不可能比现代人知道得更多，更谈不上比现代人更聪明，否则就不会有什么进化可言了！人类总得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永远不应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讲中华文明，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研究，导向究竟应该面向哪里？不应将人们引导向往后看，往后走，而是要引导人们勇于面对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担负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千万别再玩概念、瞎折腾了，弄出个“中医什么化”和“西药中药化”来。贻叽大方，且误后人！

有道是：“华佗无奈小虫何”！其实，同时代的“医圣”也不显灵！如此观来，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只是汉代一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有正义感而且观察仔细、尽职尽责的医生。据传写了《伤寒杂病论》书一本流传至今，成为中医辨证论治奠基之作。亳无疑问，张仲景应当是中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从其“自序”所叙，可见其对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草菅人命的恶劣医疗作风，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与不满。痛斥了那些面对疫病流行束手无策，却“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墨守成规的庸医，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驳斥了那些“钦望巫祝，告穷归天”，请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犀利地指出其结果只能“束手受败”。他的道德精神，那种“反权豪反名利智园行方”、“善德善心善行善医至善”的高尚的医德，美好的心灵和行为确实值得当下为医者认真学习。

但他同时又是汉代一位崇尚神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深信阴阳消息、五行生克、五德终始、转移符应、隨方面而服、方士化了的儒生！跟此前的扁鹊、华佗，此后的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時珍等等人一样，都是集医、易、道和神仙术于一身，在巫在医，在仙在道之间。悉具 “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和 “内景返观”“返观内视”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技能，是被神话了的仙家。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就像那滚滚流淌着的粘凋的黄河水，虽说是由一滴滴水组成的，但你说要从中找出一滴滴清澈的水来以证明什么，能找得到吗？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去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经典”、“圭臬”。于是乎，后来的人们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个误区，而绵绵延续至今。历史应该是由事实来写成，而不是靠编造出来的，人们所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了的。历史研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历史学家是要去追踪历史的真相。

今天的中医史学家们，若不能全面了解历史上社会各界、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時民众的真实生活感受，就会得出完全偏颇的结论。因此，更应该多一份心思，将历史资料尽量搜索得全面些、真实些。观察视野的重点应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以便更好地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不致将历史上所谓古圣先贤的医家们描写得如此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犹如“天不生‘仲景’，万古如长夜”，而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即便是在当下，很多事情也不能单纯听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媒体传什么就是什么，善良的人们一定得动动脑筋，你得认真思考，得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点“科学理性”，少一点“感觉”加“类比”的“民族情绪”，否则被人家“愚”了、“骗”了，你还在那傻乎乎地笑着呢！其实，在历史的语境下，那“情绪”什么也不是，而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永远是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年青时曾读顾颉刚先生所编著的《古史辨》一书。顾先生在该书第一册的扉页上引用了世界杰出的雕塑家法国人奥古斯特·罗丹的一段话“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别人亦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作为开篇辞。

他还在书中《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写道：“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顾老先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古代历史〔包括古书、古事、古人〕的研究，从怀疑古史，批评古史到古史辨伪，其实只有疑古一派，因为只有“疑古”才能祛伪古而见“真古”，然后才有了“信古”之信“真古”，“释古”之释“真古”。所以，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顾先生由于疑古，因而揭示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都是没有的事，都是神话和传说的“史鉴”，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 “史识”和“史胆”。

历史学的研究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但是，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必须趋于最大的一致。

是相信科学理性，还是迷信古代的所谓权威“古圣先贤”？即便是学习历史，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何况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中国医学史上神仙般的人物，更何况医学这人命攸关的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但是，倘若现代人仍然食古不化，那才是最可悲的！（重发  京且）


年青时曾读顾颉刚先生所编著的《古史辨》一书。顾先生在该书第一册的扉页上引用了世界杰出的雕塑家法国人奥古斯特·罗丹的一段话“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别人亦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作为开篇辞。

他还在书中《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写道：“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顾老先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古代历史〔包括古书、古事、古人〕的研究，从怀疑古史，批评古史到古史辨伪，其实只有疑古一派，因为只有“疑古”才能祛伪古而见“真古”，然后才有了“信古”之信“真古”，“释古”之释“真古”。所以，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顾先生由于疑古，因而揭示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都是没有的事，都是神话和传说的“史鉴”，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 “史识”和“史胆”。

历史学的研究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但是，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必须趋于最大的一致。

是相信科学理性，还是迷信古代的所谓权威“古圣先贤”？即便是学习历史，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何况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中国医学史上神仙般的人物，更何况医学这人命攸关的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但是，倘若现代人仍然食古不化，那才是最可悲的！（

ranjunstar

小学同学李君高中毕业之后下乡插队，直到病退回城，没个正式工作。好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做点小生意，搞了野生动物养殖，竟然发了！有了点硬通货，自然气壮如牛。开始慢慢讲究起“养生之道”来，以食疗为主。他说，什么山珍海味、金钱龟、水鱼、果子狸、穿山甲、山鸡、鱼翅、鮑鱼、海参等等都吃个遍。后来，体态渐渐发福、肥头大耳、大腹便便，原来的病没好，那“三高”都来了。可自从“禽流感”、“沙士”之后，再也不敢乱食！

同学之中就我是学中医的，因而咨询起中医的“养生之道”来。我说那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讲的就是两千多年前黄帝、岐伯等一帮人的“养生之道”，说的是圣人、上工们“治未病”、“防病于未然”和“防微杜渐”的道理。那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哦！他说，早先也看过，“法于阴阳”好懂，那“和于术数”就不甚了了，莫不就是算命先生的“八字”、“禀赋”等玩意儿，“命中有时终需有，命中无时莫妄求”！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古代版“基因组图”了？不得不佩服李君的悟性！我说，李兄，你前大半句可讲对了，后小半句却大错特，那完全是两码事，不可等量齐观。“术数”的“算法”与现代细胞生物学的“基因组图”，两者简直就无以伦比！前者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宏观整体论，后者却是现代科学的微观精细论。他似乎还懂得什么“外丹术”、“内丹术”、孙真人那“釆阴补阳”、“房中术”、“弄釆补”等等中医养生的玩意儿！

前些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个Q来，说“养生不如跳舞！”还说要“把吃出来的病跳回去！”我估摸着他是看了近日央视黄金档的电视连续剧《不如跳舞》之后的感慨！

由著名演员张国立先生导演并主演的30集电视连续剧《不如跳舞》，前晚刚播完最后一集，第三十集，落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帷幕。

剧情说的是，某市职业技术学院的语文老师叶知良离婚之后，阴差阳错地认识了年轻漂亮的专业舞蹈演员丁歌 ，此时正逢叶知良所居住的小区需要一位专业的舞蹈老师，叶知良能言善辩，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丁歌答应了叶知良的请求，负责教大家跳舞，叶知良自己也加入了舞蹈班，圆了小区广大群众的愿望。

在舞蹈班里，叶知良与住在楼上的图书馆管理员于雅琴产生了波浪起伏式的情感故事；大款娘尤红娜也喜欢上叶知良，但她又不是叶知良的心里人，她并不气馁，后来不但有了心爱的人，而且隐名埋姓解囊接济了需要帮助的人；杜小兰的婚外情曲折伤感，而最终迷途知返，与爱人重修旧好等等，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觉。

那秀外慧中、孤傲独立的丁歌老师，和与她一样执着于跳舞的罗鹏，彼此深爱，却在梦想的落差和生活的挫折里若即若离，他们曾茫然、失落、一蹶不振，但却从不绝望，最终他们在跳舞中在舞友们的热情帮助下，重新找回自我，也重新找回几欲丢失的爱情，并一起携手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充满朝气的温情。

这电视连续剧的剧名起得很好，简单利索干脆，启发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小人物”，有教师、有图书管理员、有门卫、有出租车司机、有营业员、有退休离开岗位的老人、有……。他们在一天工作之余，或者操持忙完家务之后，不如去跳跳舞，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广交朋友，获得欢乐，获得理解，获得相互支持，获得身心的愉悦，获得身体的健康…… 。


这电视连续剧的剧名起得很好，简单利索干脆，启发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小人物”，有教师、有图书管理员、有门卫、有出租车司机、有营业员、有退休离开岗位的老人、有……。他们在一天工作之余，或者操持忙完家务之后，不如去跳跳舞，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广交朋友，获得欢乐，获得理解，获得相互支持，获得身心的愉悦，获得身体的健康…… 。

电视连续剧《不如跳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乐和幸福，给城市增添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李君如今能有“养生不如跳舞！”“把吃出来的病跳回去！”的认识，虽说不算全面，但确实不简单。把那“养生之道”的药补、吃补、治未病通通都抛掉，动起来舞起跳将起来，不能不说是民众在“养生”问题上的一种进步，是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张扬。兴许也与媒体近日爆出那“中医世家”张悟本“大师”，吃绿豆、萝卜、茄子，《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的骗人把戏和伎俩有关。

近年来，那自称“出身中医世家兼名牌大学毕业”的张悟本被一些电视台热捧为“中国食疗第一人的养生大师”。他的讲座出场费飙升至20万元，随后北京“悟本堂”开张，他的养生咨询挂号费竟然高达2000元，就是这样的号都已经排到了2011年3月。他所写的养生专著据说卖出了300万册。他那“绿豆治百病”的理论令全国大部分地区绿豆的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立马飙升数倍。但从今年5月份以来，媒体又陆续揭露了其身份和学历是做假，卫生部也组织专家、学者批驳其“养生”理论，张悟本一夜走红之后又一夜倾颓。6月2日，张悟本的“悟本堂”被北京城管部门以“违规建筑”的名义拆除；此后两周，张悟本所著养生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各大书店悄然下架，一名下岗工人所造就的神话从此崩塌。

回想60多年一路走来，这种一阵风被骗了的事儿我们还见得少吗？其实，时下之所以“养生乱象四起”，跟那“十年文革大乱”一样样，皆因祸起于中医的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哦！

李君就曾问说过，王兄，如果只有“治未病”的才是“上工”，那如今所有中医医院里的中医大夫们也包括您王老先生在内，岂不都是“治已病”的“下工”了？！我笑着说道：我可不是什么圣人，更无所谓上上下下什么的，都这把年纪了，明摆着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的事啊！在“治未病”上大做文章，炒作的是“治”字，关键也在“治”字上，要害亦在“治”字之上。无非是想做广告、找卖点、寻商机、好赚钱罢了。那“望而知之”的本事，知未病、识未病、治未病，知未乱、识未乱、治未乱，只有神仙、圣人才能做到。当下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中医教授、名医诸宿们都鲜有娴于此道者矣，更何况那刚岀道的中医愽士、愽士后等等菜鸟！明明是自个儿“防病于未然”、“防微杜渐”的事儿，却硬要你花些银两去治一治，简直就是忽悠老百姓。反正中国人始终为“圣人”而活着，何不打着“圣人”的招牌，骗你的钱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宰你没商量！

我后来给李君回了个Q说，你那“养生不如跳舞！”的想法很好，有创意！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跳舞的哦，要量力而行。那电视连续剧《不如跳舞》中的老汪不是跳倒了下来偏瘫失语了！还有那为情而来跳出了轨，引发婚外情成了第三者而自寻烦恼的邵总。我跟李君说，你不妨在自己的“愽客”上也秀秀跳舞的心得体会，与网上的朋友们共同分享交流。

但从医学保健的角度出发，我始终还是坚信那注意饮食平衡、适当锻炼和放松心态，长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观点，即“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减压”加上“预防接种、定期体检、了解自身、讲究科学”的28字模式，不失为最佳的科学保健方法。我跟李君说，其实，“养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景，预防接种、定期体检、有病治病那才是最大的现实！

昨晚，他又发了个Q过来，说认真要写的话就写本《养生不如跳舞——把吃出来的病跳回去》什么的，肯定有卖点。也有点中医的“阴阳互补”、“釆阴补阳”、“釆阳补阴””、“阴阳互釆”的时尚味儿！要我帮助从中医业务上把关，并请我当“技术顾问”，我可不敢答应。李君的笔杆子，可是一流的，书香门弟，官宦人家，家学渊源，我从不怀疑，他的文笔不会差于“张悟本”那鸟。当年他那作文曾成了小伙伴们的范文，后来在其所就读的中学里就有“才子”的称誉。那年高考，如果不是“不宜录取”的政策和只“同意报考”没“同意升学”的批语，兴许早就是某个名牌大学中文系、新闻系或古汉语专业的高材生，如今也早已退休颐养天年了。

今天一大早李君又发了个Q来说道，如能成功，那我可就又要发了，王兄，你可得来帮我数数银子哦！我也立马笑侃道，哈哈！李兄，你千万别学了那“张悟本”又搞出个“李悟本”来，成了“李骗子”，吃不了可得兜着走啊！

我还告诉李君，那“京城最贵的名中医”张悟本的履历等骗局被揭穿后，政府主管部门对张悟本和“悟本堂”公司的处罚，仍迟迟未至。“悟本堂”常务副总吴威先生称说，将继续为“张老师”开拓海外市场，每年将可能“有3000万美金的收入”。他甚至还说：“张悟本不能干了，我们看‘李悟本’能不能”。你不妨找找那吴威先生做你的经纪人吧，兴许还可开拓海外市场嘀哦！〔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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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下之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吗！怎么会有“困惑”呢？

如今尽管国家大力支持，宪法明文保护，但近年来，不少中医领军人物仍感到中医在“忧患”之中。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说，“都说深化医改，中医药可以大有所为……但是，许多中医药从业人员都感觉‘有劲没处使’”。那主管中医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委员却说“……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如此这般，岂不是中医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了！

窃以为，中医之所以有“困惑”，是因为从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东西并不实用。在其所谓理论的指导之下，你用某种方法和药物可能会治好了某一种疾病，可你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和药物治好同样的一种疾病。那怕同一位病人，用今天的处方会好些，可明日再用就不见得怎么样了，虽说做了一些加减，也无济于事。就是在老先生亲自指导监督下也依然如故。到底能否治好？如何治好？其道理、原因，完全无法说个清楚，道个明白，实属无可奈何之“困惑”！

那几十上百例的所谓病例报告文章上所写的，都是从医院病案室里按西医的诊断病名找出来，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去西留中，求同去异，精心处理一番，然后冠以“某某方加减治愈某某病多少例”的题目，生花妙笔地写将出来，为的是评职称、长工资、分房子。真要做个科学临床验证、统计学处理、循证医学研究，可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哦。

你可能为此而急着去问老先生，老先生们都会说你“辨证”没辨好；或“标本”不清楚；或“论治用药”不当、不精；或“三因”没能制宜；或“气运时相”不符。总之都能找出个岔来斥说几句。待到老先生自己亲自来时，守方几十上百日兴许可能就行了，也可能与你一样样没个差别。倘能守上几十上百日，病人自己都会好转，你也能行也能做到，当个名中医什么的绝无问题！

其实，只要是有思想，而又不愿存心做假沽名钓誉的中医师们对中医的事儿都会有所“困惑”，并能道说出个所以，尤其是如今接受过现代医学洗礼的年轻一代中医师。以往只知道自己“困惑”，后来才知道我的同学，我的学生乃至我的老师、学生们的师傅都有所“困惑”，大师们更有其无限的“忧患”！只不过老实人都如同“竹筒倒豆”般地说了出来，有心人却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英雄气短”“心知肚明”不好说罢了。于是就有了先前历史上的张仲景“勤求古训，愽采众方”之“勤愽”论说、叶天士“师从十七师”之“好学”佳话，都是企图解脱这种“困惑”，寻求创新和突破。其实，如能解决问题，何需勤求愽釆师承众多？一师不行，再觅二师，李一不行，找个李二、李二不行，再寻李三是了。反正“三人行必有我师”，天下中医师傅多的是！

那所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论治”，看起来似模似样、灵活灵现。其实，阴中有阳，阳中又有阴；表中有里，里中又有表；寒中有热，热中又有寒；虚中有实，实中又有虚。纯属稀里糊涂阴阳“两可”的诡辩，既无诊断标准，也无治愈标准，更不知道疾病还有自限性、自愈性、自缓性、周期性、渐进性和不可治愈性，不了解人体的微观变化和物质代谢过程。让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能分辩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何时能借得一双慧眼，把这纷纷扰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今天你可能是活猫撞着了死老鼠，明天可是死猫遇上了活老鼠哦。时间会让一切淡忘，耐心等待终有果报，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十年媳妇终会熬成了婆。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之所以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原来，这中医理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说到做不到，没说到的反而做到了，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完全没个“科学”的准绳，所谓“良医”也是多年熬炼所成。兴许这才是产生“困惑”的根本原因，硬要将自己与“科学”扯上关系，用“科学”的“标准”和“范式”来衡量和要求，那主管中医药工作的中管局局长甚至说“……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老先生们能同意？中医理论能点头？因此，那有不“困惑”？不“忧患”的？！

其实中医就是中医，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前的传统文化、传统医术，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没有必要解放思想，去攀附什么，借鉴什么，搞什么科学化、现代化，争什么世界主流、次流。其实，能化的早就该化了，能爭的早就爭得了！可见中医的“困惑”与“忧患”完全是庸人自扰，来源于自己对中医的无所晓知，以至于“有劲没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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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比类”是中医理论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术语，在其理论形成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在《易》学专家和中医专家看来，“取象比类”所指的就是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与符号以表达和理解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通过直观的类比、象征形式以把握和认识对象世界的相互联系的一种思维方式。即按象同类同的原则，由一般到个别，从已知推导未知，以类万物的演绎方法。是中国古圣先贤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又可称为“意象”思维方法，或者所谓“唯象理论”。

按其所说，“取象比类”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所见到的“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的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出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取象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物象、事象，还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地类推、类比。

估摸所谓“取象比类”其源自于古代《周易》的所谓“象数理占”的认知方法。

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意思是说：远古时伏羲治理天下, 仰望天上日月星辰, 俯视大地山川形势, 观察鸟兽的皮毛文采和山岭泽壑的轮廓走向, 近的就取象于己身, 远的就取象于百物, 于是画出了八卦。并用它来再次领悟自然客观物质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内部更为深刻的德行，也就是所谓客观规律，用以描拟天地之间一切万事万物的情状。

还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可见，“象”字有三重涵义：一指事物可以感知的现象，包括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象和虽肉眼无法看见但可以感知的物象；二指摹拟的象征性符号，如卦象、爻象；三指取象、象征，为动词意。所以“象数理占”认知方法的基本模式是：象即为取象卦爻之类比；数即为象数蓍策之营数；理即为象辞象数之理义；占即为切入实际之判断。所以“象数”是经，“理占”是纬，一经一纬，囊括了世间万物与一切人事。所以“取象比类”就是取阴阳八卦的象和他们所象征的事物进行运思构建，借某种直观的形象事物作为范例，触类旁通、引思联想，经过推导而得出有关联的结论，归纳为有相同特征的同一类事物的认知方法。

从古代“意象”到“容貌”的解释来看，“象”与“相”二字似有借代、通假之处，古之山、医、卜、星、相五术都可归为一类。所以，天有天象，地有地貌，气有气象，星有星相，阳宅三要，阴宅风水。人有面相、手相、眼相、耳相、鼻相、舌象、脉象、五脏六腑之藏象等等。天地人合，三材七政，取象比类。医学在中国古代说白了就是一门“看相”的学问，故望而知之谓之神，然后才是圣、工、巧，于是据“象”、据“数”、据“理”作出判断的“占”来。

如今又有人将“取象比类”与现在心理学、逻辑学乃至控制论领域的所谓“类比推理”相提并论，并认为科学家常根据“类比推理”会得出重要的科学结论，因而认为“取象比类”思维方式是科学的。即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推断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这一属性已为类比的一个对象所具有，而另一个类比的对象那里尚未发现〕也相同的一种推理。

其实，即便是现代领域的所谓“类比推理”也具有或然性和不准确性。如果前提中所确认的共同属性很少，而且共同属性与所推导出来的属性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这样的“类比推理”就是极不可靠的、不科学的。其既不能表达对象世界自身本质性的抽象意义，也不能把握对象世界的相互之间的真实联系。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必然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所以人们在运用“类比推理”时，应切忌生搬硬套，死抱住以往的老经验。在运用“类比推理”之后，还得做出科学实验验证，否则只能说是经验是假说，而不是科学结论。把经验、假说当作结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为数不少。因此人们在运用所谓“类比推理”、“实践经验”、“形象思维”或者“相似论”等等一些理念时，应当多一点警惕性，就会少犯一些错误！

更何况古代的所谓“取象比类”思维方式，比至于现代领域的所谓“类比推理”来，要幼稚得多了。存在着完全忽视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性差异，混淆其相互间真实性的联系，其指向不明，难以企及，都是些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东西！

“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在中医理论上的运用尤为广泛，已成了中医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是其理论形成的关键所在。

比如，《黄帝内经》中有：“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有五行，御五味，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等等的相关论述。并将这些论述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所罹患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

《黄帝内经》还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所谓“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和“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及“天地万物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等等所说的就是这一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所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所谓“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是也！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对药物的选择，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就更为普遍了，可谓比比皆是。

例如吃啥补啥，象什么就补什么。吃了动物的脏器就会补人体的相应脏器；吃了形如人脑的核桃就会补人的脑子；吃了形如肾脏、命门的豆类就能补肾。

花类多生于植物的顶端，所以它的药用功能是多治头部疾病，故有“诸花皆升”之说；藤类植物，因其枝干运送水分营养的功能强大，故能治疗肢体、关节疾病；那杜仲的树皮里有像“筋”一样的条状白丝“筋骨”，所以有人想到吃了这 “筋骨”，就会使人身上像树一样筋骨强健。

树叶轻飘，易飞扬，故树叶类药，花类药多发散，如桑叶、薄荷叶、菊花、银花、连翘之类为发散类药清热解毒；石头沉重，易下沉，所以矿物类药多用于重镇潜阳，谓之安神，如滋石、龙骨、牡蛎等。

而骨、肉、脏器之类则被视为所谓的“血肉有情之品”能治疗人身体中与之相同或相近部位虚损类疾病；龟版、鳖甲之类则谓之滋补肾阴。

《本草纲目》中那李时珍还说，人的身上都是宝：头发、头垢、耳屎、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人尿、乳汁、经水、人血、精液、唾液、齿垢、胡须、阴毛、人骨、天灵盖、胞衣、脐带、人胆等都是良药，都有着种种神奇的药效。

等等不一赘言，“取象比类”方法就是一种原始的同构方法，运用所谓“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去推测描述人体各种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现象以及指导用药配方进行治疗、养生、保健等医疗行为。现在看来就显得十分笼统而又荒谬了，完全缺乏科学验证和实验证据。

综上所述，可见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的“意象”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去医治人的疾病。

传统中医理论就是在这种所谓“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国身治同”的“意象”指导下,运用所谓“取象比类”的方式去思考人的疾病与治疗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医理论的产生，有助于从事物同一性的角度，从宏观认识上把握人体所谓阴阳变化规律，寻究生命奥秘的尝试，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科学倡明的今天，人们对自身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后，仍然坚持固守，一成不变。只能说明这种所谓“取象比类”、“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不是科学理性的思维，也不是科学理性的推理，而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更不能掩饰其所谓中医理论的理性缺失。

这些所谓“取象比类”、“类比推理”、“实践经验”，还只是停留在假说阶段，还没能总结出科学的客观规律和实验证据。仅仅是表面上的比附，是由此及彼、以其所知推论其不知的简单原始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而不是由表入里的科学解剖实验方法、精细的现代细胞生物学技术。

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新观点，新认识，新方法，新药物的出现，新的代替旧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历史上陈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毕竟已经如烟过去。

如果在现代社会之中，医学科学仍然囿于两千多年前古代的所谓“取象比类”思维模式，并将其奉之为经典、圭臬，不可逾越的教条，那就未免太可笑太可悲矣！〔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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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理论就是在这种所谓“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国身治同”的“意象”指导下,运用所谓“取象比类”的方式去思考人的疾病与治疗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医理论的产生，有助于从事物同一性的角度，从宏观认识上把握人体所谓阴阳变化规律，寻究生命奥秘的尝试，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科学倡明的今天，人们对自身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后，仍然坚持固守，一成不变。只能说明这种所谓“取象比类”、“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不是科学理性的思维，也不是科学理性的推理，而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更不能掩饰其所谓中医理论的理性缺失。

    这些所谓“取象比类”、“类比推理”、“实践经验”，还只是停留在假说阶段，还没能总结出科学的客观规律和实验证据。仅仅是表面上的比附，是由此及彼、以其所知推论其不知的简单原始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而不是由表入里的科学解剖实验方法、精细的现代细胞生物学技术。

    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新观点，新认识，新方法，新药物的出现，新的代替旧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历史上陈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毕竟已经如烟过去。

    如果在现代社会之中，医学科学仍然囿于两千多年前古代的所谓“取象比类”思维模式，并将其奉之为经典、圭臬，不可逾越的教条，那就未免太可笑太可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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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和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时代。但在这个时代之中，现代医学尚年轻，传统中医已年迈，中医现代化还很幼稚，创立所谓祖国新医学和新药学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国内医药市场鱼龙混杂，医疗环境令人堪忧，我们的医学科学技术距离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有人建议在当下入行门槛较低、素质混杂良莠不齐的中国医生面前，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教育和医疗环境之下，患者应当学会主动积极地处理好医事关系，做一名聪明的病人，与其糊里糊涂地人没了，不如智慧地坐以待毙！

现代医学的发展充其量还不到一百年，医学之真正能够医治疾病，变得名副其实起来，是1937年发明了磺胺药以后的事情。所以美国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刘易斯·托马斯先生称之为“最年轻的科学”。正是由于其年轻，因而还得不断地发展，所以现代医学缺时间。如果再给其五十年乃至一百年时间，一百年之后的医学科学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个啥样子，如今谁也无法说得清楚！

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每年一次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可以作为一种代表和标志。临床医学科学的整体性，必需以解剖、生理、生化、病理和药理为基础，由此而引申出，诊断学和治疗学的科学方法。诊断学有物理诊断、生化诊断、实验诊断；治疗学又有手术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以及先进的生物技术治疗等等。

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又是创新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最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批判。今天的科学，可能过些时日就会被推翻，为新的科学所替代。科学总是在进步着，即使是缓慢而艰难的进步，这表明，科学活动中包含着人类的最进步的积极因素。

传统中医毕竟已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毫无疑问，《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理论已年迈迟暮，已无法跟得上现实社会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医经典理论就好象是一件古董，它曾经作为有实用性的东西在历史上存在过使用过，但今天的现代医学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早已经超越了中医经典理论的时代。一件古董你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但这个价值不是实际使用价值，而仅仅是文化和收藏上的历史价值 。

有人说它可是中国古代哲学哦！於是那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一个所谓“中医哲学委员会”，里面很多没学过医学的人都认为中医就是“哲学问题”。但谁都知道，社会科学终归只是社会的科学，哲学也只是世界观的大事儿，如何解决得了现实具体的治病问题？医学的现实具体问题就是要治病救人。倘若如是，则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们去当医生是了。何不叫恩格斯去医治马克思；斯大林去拯救列宁；华国锋去叫醒毛老人家！其实，术业有专攻。可见这中医的事儿，谁都可以掺和说上几句不负责任而冠冕堂皇光宗耀祖的话。

应当承认，如今《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典理论很多已经失去了临床医学的指导价值。虽然《黄帝内经》构建了中国最早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但今天的所谓中医体系却是对现代医学这种体系化科学的模仿。

其实，现在所谓的中医理论体系，包括最早的老五院中医一版统编教材，实际上就是当年由“西学中班”的同志们所完成的。上世纪1958年“大跃进”那个“敢想敢做”的年代，南京中医学院就曾模仿西医教材编了本《中医概论》。其中，掺杂了不少现代的东西。中医那“天人合一”、“国身治同”大一统的所谓整体观，早已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可见，古、今中医早就不是一回事了！如果说中医在现在要有什么发展，只不过是把现代医学的理论慢慢地嵌入中医理论体系之中，继续玩弄着偷换概念的把戏罢了。

中医科学化，是近百年来，从废医存药，中西汇通，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的新医学和新药学等等新思想而来，这些提法，只不过都是人们良好的愿望，但其收效微之甚微。企图对“中医理论”进行科学的改造或重建是不可能的事，甚至有人断言根本就没有可能，因为其甚少科学成分。

中医现代化，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鼓噪一时的“医学科学革命”。有人说对中医理论、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所引发的所谓“中医现代化”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体科学”，发生“医学科学革命”，乃至会导致新的“科学革命”，可后来还是掩旗息鼓不了了之了。不但没能获得科学界的认同，反而还遭到中医业内人士“企图消灭中医”的诟骂。

如今，新一轮的“国学热”又在掀起，所谓“东方科学”、“自然国学”、“气理学”、“中国传统科学”五花八门。认为西方有西方的科学，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科学，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科学“范式”。什么“全球化”，“普世性”，“普适性”，都是洋人的诡言浮说。这些令人十分可笑又难以置信的所谓标新立异奇谈怪论，名曰继承发扬传统，实则只能是掩耳盗鈴自欺欺人。不知道又要玩出些什么新的花招来。

面对未来，面对世界一流，国人能不能少一点自以为是，少一些折腾，多一点点谦虚谨慎。听一听，看一看人家是怎么说，怎么做的。认真寻找出与人家的差距来，脚踏实地的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学习。就象眼下恶补“市场经济”功课一样，老老实实地去补上“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一课。使国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获得自身的灵魂和应有的智慧。否则中国人不但不能“雄起崛立”，反而又要“落后挨打”了。

因为，没有科学的“教育”，就只能是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为受过“训练”，而并非是受过教育。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和思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探讨和解决自然界乃至人类本身的各类问题，社会才能更好的向前发展和进步。

两天前“国际在线”消息：美国一个研究小组5月20日报告说，他们合成了一个人工基因组，并用它能使一个被掏空的单细胞细菌“起死回生”。历经了15年，耗资4000万美元，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圆了自己的“梦”。他领衔的研究所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发布报告称，他们人工合成了一种名为蕈状支原体的细菌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并将其植入另一个内部被掏空的、名为山羊支原体的细菌体内。最终，被植入人造DNA的细菌体重新获得生命，并开始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被繁殖。文特尔布：“这是第一个人造细胞。”“这是地球上第一个父母是电脑、却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的物种。”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表示，这是第一个完全由人造基因指令控制的细胞，它向人造生命形式迈出了关键一步，美国诞生了首个人造生命——辛西娅。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使人目不暇接。所谓传统科学、东方科学、自然国学、气理学、传统中医学等等都无法比拟，虽可鼓噪一时，但其虚无飘渺，终将消声匿迹。充其量只是“民族情结”的自慰，是“人文学科”的指向不明，难以企及。永远被抛在历史的后面，始终无法跟得上、赶得上时代的前进步伐！

那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先生继日前承认外星人的存在后，最近又发表一个惊人论述：他声称带着人类飞入“未来”的“时光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所需条件包括太空中的虫洞或速度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那么宇宙飞船即可飞入、飞出后仍然接近地球，也可进入所谓“遥远的过去”。

我们不妨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去看看两千多年前中国古圣先贤们是如何看病治病的，当时的社会、民生状况到底如何！不过霍金警告说，不要搭“时光机”回去看历史。因为要回到过去，就意味着“颠倒因果”。其实，历史的重现，会使我们更真实地了解“遥远的过去”，而不至于被人所蒙骗！

尽管人们对克雷格·文特尔的工作，对史蒂芬·霍金的想法还有不同的见解和岐义，但这世界上从没有过的事，毕竟人家有人做到了，有人想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哦！

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人心浮躁、功利驱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操弄，道德沦丧，新的“三座大山”使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昔日的“白衣天使”，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沦为“白狼”，所谓的“专家”、“教授”也成了“砖家”和“会叫的野兽”。医院如今已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是世态炎凉，人心冷漠。以关注人们生老病死，拯救生命为使命的医学，却如此缺少对生命的抚慰，医学成了“医商”们弄钱的行档，医学的“人文品格”早已荡然无存。

那大洋彼岸的比尔·盖茨先生可说了，只有利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我们这一代人，伴随着共和国一路走来，经历了那风风雨雨苦难的革命年代。频繁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反反复复的教育改革，落后而低水平的医疗服务，不少人已先我们而去，我们能平安无事地活到今天已是万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常乐矣！本应观潮，不该弄潮，理应安份，不好惹事。实在看不下去了，本着做人的良知，也得出来说上几句再普通不过的真心话。其实，真要发扬科学精神，提升整个民族的科学素养，让中国人能够接受科学知识，还需要做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还得进行“科学”与“民主”的重新启蒙。说实在的，我们已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后来的年青人了。

开“愽”至今，先后落指敲下了近百篇东西。有的是对历史的回顾与感受；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有的则是有感而发；有的却是不得不说；还有的是说了还要说。诉说了自己入行四十多年来的焦虑迷茫、困惑无奈、实践体会、理性思考、跌宕轶事和认真总结。

其实，有话就该说。特别是经历过来的老年人，再不说，更待何时？对也好，错也罢；听也好，不听也罢，知我罪我，任人评说。旨在让后人知道晓得，还原历史的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因为，如果忘掉了历史，那么历史必然就会重演。那怕就是不说，那湮没在尘埃中的历史，终归有一天也会露出其本来面目，只是时间上慢了一点，可慢了就是落后哦。  

不想与任何人进行爭辩，因为都是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只希望能与大家分享，没有必要一定要弄出个是非曲直，免得惹来不必要的烦恼，坏了自己晚年美好的心境和休闲的退休生活。

人们在抱怨当今“看病难”、“看病贵”乃至“看病气”，抱怨医生们的品德和技术时，可能很少会考虑到这些情况的产生与医生们所接受的现行医学教育有关，是这种医学教育所诞生的产物，所遗留的问题。面对未来，只希冀中国的医学教育制度，能使后来的年轻人，中国年青一代的医学生们首先都能接受完整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克服只注重知识的背诵与记忆，不重视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人文修养教育的缺失。

希望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能让全国人民享受同样的基本的现代医疗服务，担当起自己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并努力去追赶世界一流医学水平，造福于国人。“医乃仁术，好自为之”，让大家少一点困惑、迷茫和焦虑，多一份自信、追求和期盼。

政府及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制定统一的培养目标和认证标准以衡量医生的水平和能力。要严格准入制度和考核制度，绝不是56个民族就有56个医。更应当确保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因为，只有对自己职业满意的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

ranjunstar

【中医科学化，是近百年来，从废医存药，中西汇通，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的新医学和新药学等等新思想而来，这些提法只不过都是人们良好的愿望，但其收效微之甚微。企图对“中医理论”进行科学改造或重建是不可能的事，甚至有人断言根本就没有可能，因其甚少科学成分。

    中医现代化，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鼓噪一时的“医学科学革命”。有人说对中医理论、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所引发的所谓“中医现代化”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体科学”，发生“医学科学革命”，乃至会导致新的“科学革命”，可后来还是掩旗息鼓不了了之了。不但没能获得科学界的认同，反而还遭到中医业内人士“企图消灭中医”的诟骂。

    如今，新一轮的“国学热”又在掀起，所谓“东方科学”、“自然国学”、“气理学”、“中国传统科学”五花八门。认为西方有西方的科学，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科学，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科学“范式”。什么“全球化”，“普世性”，“普适性”，都是洋人的诡言浮说。这些令人十分可笑又难以置信的所谓标新立异奇谈怪论，名曰继承发扬传统，实则只能是掩耳盗鈴自欺欺人。不知道又要玩出些什么新的花招来。

    面对未来，面对世界一流，国人能不能少一点自以为是，少一些折腾，多一点点谦虚谨慎。听一听，看一看人家是怎么说，怎么做的。认真寻找出与人家的差距来，脚踏实地的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学习。就象眼下恶补“市场经济”功课一样，老老实实地去补上“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一课。使国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获得自身的灵魂和应有的智慧。否则中国人不但不能“雄起崛立”，反而又要“落后挨打”了。

    因为，没有科学的“教育”，就只能是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为受过“训练”，而并非是受过教育。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和思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探讨和解决自然界乃至人类本身的各类问题，社会才能更好的向前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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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教授关于“补课”的观点，老麻花是坚决支持滴！老麻花是坚决反对倒行逆施滴！但这个“回潮”或“回归”的原因，老麻花认为是很值得深思滴！

    知性和知性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益处，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但同时，特别是“二战”后的近几十年，其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和麻烦也逐步地增多了起来。特别是知性科学最集中反映的现代战争、现代武器和环境污染、资源紧张所带给人们的恐惧、忧虑更加巨大。

    由对于“知性”的歌颂赞美，转而对于“知性”的怀疑忧惧，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杞人忧天。倒退回去，倒退回“感性时代”，这不仅仅是中国境内的“儒学复兴”、“天人合一”的单兵冒进，而应该看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回归潮（这次“福岛核危机”后，可能会更加激烈）！

ranjunstar

根据我的理解，下面谈谈中药和西药的问题：中成药就是把中药提纯和分离之后之后的产物，即中草药经过西医化（西方纯粹性分析思维指导下，在实验室进行提纯）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中成药已经是西药，即以中草药为原料制成的西药。汤药就是原汁原味的中医药物，因此，这里讲的中草药就暂不涉及中成药。


由于中药（即中草药）是来自大自然的综合物，世界上一切自然存在的事物绝大多数都是综合物，即成份不纯，含有杂质的事物。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如果把问题进行简化，即把中草药概括为起正向药效的成份[可以视作为阴（或阳）的成份]和起反向（即阻碍正向药效的发挥）药效的成份[可以视作为阳（或阴）的成份]两大部分（这也是阴阳互补的辩证关系的结果）。西药就是出自于把起正向药效的成份通过在实验室中进行彻底地提练（即为了取得大利的效果，把起反向药效的成份视作为不好的杂质，在实验室的提练过程中清除掉）、制造出来的产物，但西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也是西方非此即彼的偏面极端分析性思维方式决定的，下面将在解释中具体说明。（为了避免看得太累，也可以把“起正向药效的成份”简化为A，把“起反向药效的成份”简化为-A）


现在来作一些具体的解释：中草药在治病过程中，起正向药效的成份，本来应该起更大的正向治疗作用，但因为同时存在的起反向药效的成份，阻碍了起正向药效的成份更大的发挥，因此，中草药在治病方面的效果来得比西药来得慢，不象西药正向药效来得立竿见影、更明显。但是医生治病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探或试验的过程，其实谁也不能保证医生给予病人投放的药的剂量恰好在不多不少地刚巧治疗好病情的分寸上（因此，作为一个医生，具体而长期的实践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药剂量不足，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无法看好病，这里也就不讨论了。下面讨论一下容易出现投放的药的剂量过多的问题（这也是无法避免的），根据万事万物存在阴阳互补的辩证关系的道理，一切事物（包括中草药和西药等等）都有它的利弊，不存在完美无缺、没有利弊的事物。起正向药效的成份存在着它的利弊，起反向药效的成份也存在着它的利弊。投放的药的剂量过多时，结果起正向药效的成份就变成了过大过多（即起正向药效的成份由原先倾向以利为主，现在转向倾向以弊为主了，这也就是所谓的药物负作用，这种药物负作用体现在西药更明显）的时候，原先起反向药效的成份因为始终起着阻碍、制约正向药效的作用（既然起反向药效的成份能够起着阻碍、制约正向药效中利方面的作用，那么这起反向药效的成份也能够起着阻碍、制约正向药效中弊方面的作用），这时候（即投放的药的剂量过多时），起反向药效的成份就从原先阻碍、制约起正向药效成份中利方面作用的一面，转变成为起阻碍、制约现在起正向药效成份中弊方面作用的另一面了，也就是起反向药效的成份原先体现为似乎是弊（即影响正向药效的杂质）的作用的一面，现在体现为倾向利的作用的一面了（这有点儿象负负得正），因此也减少了中药整体的负作用。这就是中草药内在巧妙的辩证关系的机制。


下面看西药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由于西药是出自于把起正向药效的成份通过在实验室进行彻底地提练出来（把起反向药效的成份视作为不好的杂质，在实验室的提练过程中清除掉）、制造出来的产物（但无法把任何事物都永远存在的利弊的辩证关系在实验室中清除掉）。西药在投放的药的剂量过多的时候，即起正向药效的成份就变成了过大（即起正向药效的成份由原先的利为主转向弊为主了，就是所谓的药物负作用）的时候，但由于西药已经清除掉了起反向药效的成份（视西医视作为不好的杂质），因此，这种西药的负作用在西医中是无法避免及很明显的。西方科学绝对认识不到被它视为成份不纯的杂质（西方科学把非正向作用的成份视为成份不纯的杂质，就象数学里要把意外情况排除在外，以维持1=1的结果，西方科学要把实验中把客观存在的所谓误差忽略掉一样，其实是同一套偏面局部观察法产生的极端分析性的逻辑思维文化体系支配下的结果）还能起到这样正面的作用。以上，其实也解释了大利必有大弊（即物极必反）的内在运行机制或道理。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也就明白了西方科学产生的弊端负作用，是无法靠西方科学自身来清除它自身产生的弊端负作用的，只能依靠外在于西方科学的其它人文或科学体系（例如中国中国辩证综合性的逻辑思维文化体系）才能弥补或消解西方科学自身永远无法清除的弊端负作用，这也是西方社会为什么要建立和利用民主多元宽容的制度来消解和制衡科学理性由于极端化偏面化发展带来的弊端（如今常常体现为只许西方科学一元专制独霸，不允许其它科学学说存在的科学主义这种主张）这一有机组合机制的原因。这也就是不能迷信西方科学，不能以为西方科学可以包打天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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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年学院电教室与中医基础教研室合作，拍了个中医电教片，到湘雅参加“中南地区高等医科院校电化教学工作会议”的评奖活动。对我们Z主任的制作水平，大家没得说，我原以为评个“制作奖”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几位西医院校的学会理事都对那片子内容的科学性表示质疑，尤其是对人体阴阳五行的生尅乘侮关系。

有人问“金生水，金怎么会生水呢？” 我随口说：“金是铁器，铁器做成锄头，在地上可以挖出泉眼来，当然能生水了。”又有人问：“火生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说“火烧木成灰，灰凝结不就成了土了吗？火山也是喷灰土的……”。总之，大家对中医能拿奖项似乎心有不服，评委会整整吵了三个晚上，没个结论。

最后只好由与会领队们开会决定。Z主任是制作者之一，只好迴避换由我参加。我说中医本来就是这样的，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要它怎么个科学法？何况国家教委、卫生部所颁布的教学大纲上都是这样写的，只要符合大纲要求，应该没有错吧！

广西医的T主任、右江医的P主任都是广西老乡，自然不会找麻烦，老乡帮老乡嘛，而且之前是由广西电教学会评选过，才送来参评的。担心的可是外省的院校，而且参加的中医院校在整个中南大区之中，仅仅我们一家。最后极力争取，免强才定了下来，总算拿了个奖项，回去也好有个交待。

会议结束时，学会理事长、同济的M主任在闭幕式聚餐会上笑着问我，听过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吗？其实我是听过的，当时的情况只好装糊涂说没听说过。心想，无外乎是要说“阴阳五行”的不是，说我是在诡辩。他还说，小W！不妨回去好好听听，我说好的，谢谢理事长的关照。的确得好好感谢人家，没他点头，确实拿不到这个奖项嘀。

二军大的S主任和中山医的W主任在一旁则讪笑着说，这中医的理论确实得好好研究！并问道人体就这么简单吗？那大脑、神经、精囊、卵巢、子宫又都算什么？谁来生，谁来克？ 那淋巴腺、甲状腺、乳腺、肾上腺、胸腺、扁桃腺、胰腺、前列腺都算什么？谁来克，谁来生？我只好笑而不答，不予理睬了。

近日从网上又看到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的文字稿，二十多年前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可如今“阴阳五行”还是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质疑，相信的人照样在信着用着，不相信的却贬之一钱不值。不过，中医界已将其作为“非物质文明遗产”申报，仅是“遗产”而已，不知还有无现实意义，现在的“动漫”制作水平也较过去可先进得多了，简直是无以伦比。只是那语言文字依然如故，特将其下载，以供大家参考、学习、欣赏，蛮有意思的哦。

　　  
　　甲：说相声的没有有学问的。
　　
　　乙：差不离都是从小儿做艺，过去那时侯没有念书的机会。
　　
　　甲：唉，即便是有有学问的也少，相声界比较学问最大的——还就得说是我啦。
　　
　　乙：啊？有这么说话的吗？您的口气太大啦！
　　
　　甲：我说我有学问您不信？
　　
　　乙：本来就不信嘛。
　　
　　甲：那我说说您听听：我仰面知天文，俯察知地理。过去有人说“天文地理人所测不透的。”
　　
　　乙：那好哇！您说说天文吧。
　　
　　甲：行。我先别讲深的，恐怕您听不明白，咱先说最基本的吧。
　　
　　乙；好哇。
　　
　　甲：先叫您知道知道天上都有些什么。
　　
　　乙：对，说说吧。
　　
　　甲：其实不用我说您也能知道。
　　
　　乙：那我怎么能知道？
　　
　　甲：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不知道？
　　
　　乙：什么话？
　　
　　甲：“人同天地。”
　　
　　乙：什么叫“人同天地？”
　　
　　甲：就是人跟天地一样。“天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你看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准有什么；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准有什么。
　　
　　乙：〔不信地〕那我问问您。
　　
　　甲：您问吧。
　　
　　乙：天有无数的星斗，人身上有吗？
　　
　　甲：人有无数的毛孔。
　　
　　乙：天有四时。
　　
　　甲：人有四肢。
　　
　　乙：天有五方：东、西、南、北、中。
　　
　　甲：人有五脏：心、肝、脾、肺、肾。
　　
　　乙：天有一道天河。
　　
　　甲：人有……一条大肠。
　　
　　乙：天有日月：太阳和月亮。
　　
　　甲：人有二目：两个眼睛。
　　
　　乙：天有月底。
　　
　　甲：月底是什么？
　　
　　乙：光有太阳没有月亮。
　　
　　甲：人有……一只眼。
　　
　　乙：天有火烧云。
　　
　　甲：人有……烂眼边儿。火烧云不是红的吗，烂眼边儿也是红的。
　　
　　乙；天有下小雨儿。
　　
　　甲：人有……迎风流泪。
　　
　　乙：哎，人有时侯烂眼边儿又迎风流泪，天呢？
　　
　　甲：这个……天有时侯火烧云，火烧云过去又下点儿小雨儿……有这么个天吗？
　　
　　乙；那您问谁呀？
　　
　　甲：别往下问啦，我问问您吧。天地何为阴？何为阳？
　　
　　乙：这谁不知道：天为阳，地为阴。
　　
　　甲：有什么考察？
　　
　　乙：啊……不知道。你说呢？
　　
　　甲：天为阴，地为阳。
　　
　　乙：这有考察吗？
　　
　　甲：有考察。天为阴：要下雨啦，叫什么天？
　　
　　乙：阴天。
　　
　　甲：对呀，“阴”天。你怎么不说“阳”天？
　　
　　乙：有那么说的吗！
　　
　　甲：所以说天为阴。
　　
　　乙；地怎么为阳？
　　
　　甲；春起了，什么气上升？
　　
　　乙：阳气上升。
　　
　　甲：“阳”气上升。您怎么不说“阴”气上升！
　　
　　乙；没有那么说的！
　　
　　甲：所以说地为阳。天地分阴阳，阴阳生五行嘛。
　　
　　乙：五行是什么？
　　
　　甲：就是：金、木、水、火、土。天地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乙：天地万物都离不开这七样？
　　
　　甲：对了，离开这七样它不成形。
　　
　　乙：〔更不信地〕那我问问您。
　　
　　甲：您问吧。
　　
　　乙：桌子有阴阳吗？
　　
　　甲：有哇。桌子面为阳，底为阴。
　　
　　乙：怎么呢？
　　
　　甲：太阳出来晒面晒不着底。
　　
　　乙：金、木、水、火、土呢？
　　
　　甲：先说金。谁做的桌子？
　　
　　乙：木匠。
　　
　　甲：拿什么工具？
　　
　　乙：锛、凿、斧、锯。
　　
　　甲：那锯条是什么的？
　　
　　乙：钢的。
　　
　　甲：“钢”字怎么写？ 　乙：“金”字边儿……
　　
　　甲：这不有金了吗？
　　
　　乙：金字边儿就算哪！木呢？
　　
　　甲：桌子是木头的。
　　
　　乙：水呢？
　　
　　甲：桌子的木头当初是树哇，得浇水。
　　
　　乙：火呢？
　　
　　甲：你把桌子劈了烧火。
　　
　　乙：啊？好好的桌子烧火！
　　
　　甲：在上古时代人们钻木取火。
　　
　　乙：土呢？
　　
　　甲：树在土里生长。
　　
　　乙：噢！我再问问您，戴的毡帽有阴阳吗？
　　
　　甲：有哇。帽子面儿为阳，里儿为阴。
　　
　　乙：怎么呢？
　　
　　甲：太阳出来晒面儿晒不着里儿。
　　
　　乙：金呢？
　　
　　甲：毡帽沿儿很齐，是拿什么剪的？
　　
　　乙：拿剪子。
　　
　　甲：那剪子是什么的？
　　
　　乙：铁的。
　　
　　甲：“铁”字怎么写？
　　
　　乙：“金”字边儿……
　　
　　甲：这不是金吗？
　　
　　乙：木呢？
　　
　　甲：得拿木棍擀毡。
　　
　　乙：水呢？
　　
　　甲：清水毡最好。
　　
　　乙：火呢？
　　
　　甲：戴帽为什么？
　　
　　乙：为暖火〔和〕。
　　
　　甲：暖“火”。
　　
　　乙：暖“火”也算哪？土呢？
　　
　　甲：多新的毡帽你一拍它也有土。
　　
　　乙：我再说一个：鲜货中的苹果有阴阳吗？
　　
　　甲：有哇。苹果有半面红半面青，红的那面为阳，青的那面为阴。
　　
　　乙：怎么呢？
　　
　　甲：红的那面是太阳给晒红了的，青的那面没晒着。
　　
　　乙：红的是太阳给晒的？
　　
　　甲：对喽。
　　
　　乙：金呢？
　　
　　甲：苹果在哪儿长着？
　　
　　乙：在苹果树上。
　　
　　甲：它怎么下来的。
　　
　　乙：那小刀拉下来的。
　　
　　甲：那小刀是什么的？
　　
　　乙：铁的……“铁”字是“金”字边儿，有金啦。这一动铁器就得有“金”字边儿。木呢？
　　
　　甲：苹果树不是木头的吗？
　　
　　乙：水呢？
　　
　　甲：苹果你一咬它就出水。
　　
　　乙：火呢？
　　
　　甲：要是煮苹果吃得用火。
　　
　　乙：我没听说过煮苹果，有煮梨的。
　　
　　甲：啊，煮梨得用火呀？
　　
　　乙：你不是找苹果的“火”吗？
　　
　　甲：是啊……你口干舌燥吃个苹果为什么？
　　
　　乙：为败火。
　　
　　甲：啊！败“火”。
　　
　　乙：噢！败“火”也算哪！
　　
　　甲：有火就得了嘛。
　　
　　乙：土呢？
　　
　　甲：苹果树底下不是土吗？
　　
　　乙：是啊！还有红果儿又叫山楂，这有阴阳吗？苹果半面青半面红，红是晒红的，这红果儿全是红的，哪为阴，哪为阳啊？难道说太阳出来围着红果儿转圈儿晒？
　　
　　甲：是啊……红果儿全是红的，要是掰开看里边什么色啊？
　　
　　乙：里边是白的。
　　
　　甲：对了！红果儿外边为阳，里边为阴。
　　
　　乙：外边没辙又跑里边去啦！金呢？
　　
　　甲：红果儿在哪儿长着？
　　
　　乙；红果儿在树上。
　　
　　甲：它怎么下来的？
　　
　　乙：拿……〔留神地〕拿竹竿儿棒下来的！
　　
　　甲：“铁”字怎么写？
　　
　　乙：啊，哪有“铁”字？拿竹竿儿棒下来的。
　　
　　甲：“铁”竹竿儿啊。
　　
　　乙：有“铁”竹竿儿吗？我不动铁器啦，你找吧。金在哪儿呢？
　　
　　甲：街上有卖大串儿红果儿的？
　　
　　乙：有哇。一串儿一串儿的，都拿线穿着。
　　
　　甲：对了，你说那线很软的，怎么穿过去？
　　
　　乙：拿……拿竹签儿带过去的。
　　
　　甲：竹签儿头里得有尖啊？
　　
　　乙：是啊。
　　
　　甲：那尖是拿什么修的。
　　
　　乙：拿……玻璃碴刮的。
　　
　　甲：街上有卖糖葫芦儿的？
　　
　　乙；有哇。
　　
　　甲：糖葫芦儿的红果儿外边儿有糖。
　　
　　乙：糖葫芦儿嘛！
　　
　　甲：你说那糖是拿什么锅熬的！
　　
　　乙：拿……“沙”锅熬的！
　　
　　甲：那“锅”字怎么写！
　　
　　乙；“金字边……儿”
　　
　　甲：这不金吗？
　　
　　乙：又找着啦！

        ……。



侯宝林先生虽说是在说相声，但其中亦有一定的道理，寓教于乐也。说，到处都有，人人都会说。有娱乐性之戏说；有导喻性之劝说；争论性之辩说；说明性之解说；责备性之数说；陈情性之诉说；灌输性之论说。但说之在理，使听者动心，受者诚服，并非易事。前人有云：“说不可不善，辞不可不修”，“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在是经验的总结。

哈哈！不就是个“五行”循环论证，五行是什么？五行是神转不回嘛。侯先生可是用艺术的形式来调侃、挑战中医基础理论哦。先生似乎未得“阴阳五行家”邹衍、董仲舒的真传，更象是颇具“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和“纵横家”鬼谷子的遗风了！〔京且〕

天之君子

这老头子 可能没上过一天临床，一辈子就是先当学生，再做老师了，除了读书，就是教书，这样的人没资格评论中医。

ranjunstar

有人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的高度发展，在给西方带来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西方经历着一场所谓精神危机。人把自己变成了物，机器成了一切，人却几乎降到了奴隶的地位，不但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而且失去了生活本身，生活成为财产的附属物，理性主义发展到了完全非理性的地步。人们由此而经受着巨大的精神紧张，遭受着种种精神痛苦，甚至导致了各种精神疾病的产生。

乍听此言，令人难以置信，未免有点危言耸听。其实，重视科学的西方人，运用他们的智慧来发明各种先进装置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省却了他们认为不必要的劳动和苦役。努力开发可以得到的各种自然资源，与东方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精神类疾病的致病原因及其治疗迄今还有待于现代医学科学进一步研究探讨，怎能将其完全归罪于现代科学文明？

不可否认，精神类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最广，精神病学考察着人类一生中体验的所有侧面：情感高涨、悲伤、各种焦虑、浮想联翩、迷乱、绝望、知觉和错觉、记忆和失忆。但是人类在精神类疾病的病因和治疗上的认知水平远不及其他医学分科，在其他专科中，很多以往神秘的东西现在已被揭示，一度令人振奋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已经变成了常规。而只有症状而少体征甚至完全无体征的精神类疾病却成了精神病科难以作出确切诊断、病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的最后的前沿阵地。与其他专科相比较，精神病科的进展殊少可能并不是因为从业人员的意愿不够强烈或智能不足，而是由于问题本身的艰巨性，因此必须加强对人类本身的彻底研究，尤其是对人的大脑和人类基因组的研究。

正是在这种令人迷茫的时代背景之下，各种拯世救人的所谓理论学说应运而生。国际知名的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成员，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毕生旨在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人精神处境的弗洛姆〔Erich Fromm，1900.3.23 —1980.3.18〕认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犹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5.6—1939.9.23〕首创的精神分析就“是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以及寻找解决办法的尝试之独特的表达方式”，它“已经超越了‘疾病’与‘治疗’的慨念，它关心的是人的‘拯救’而不仅是精神病患者的治疗”。

甚至有人为此而改变了对医学科学的看法，产生反精神病*学动，其致命的缺陷是固执己见拒绝科学的实证方法，并与某些半生不熟的所谓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

因此，一些所谓目光敏锐、善于思考的聪明人极力追寻着时代病的根源，企图探讨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于是“佛门”的“禅宗”以及近两年来中医的所谓“治未病”等等东方人的方式方法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禅宗”是以印度佛教为本位又与中国儒、道思想融合为一体的东方宗教；“治未病”则是中国本土医学的防病方式。分别是东方人所提出的所谓“佛门”与“医门”两种养生保健、防治慢性疾病和精神类疾患的不同方式方法。

二者相比较，虽说都是养生保健防病的方式方法，但“佛门”的“禅宗”较之“医门”的“治未病”似乎更高一筹！

因为“佛门”的“禅宗”其门坎较低，不花一分钱，也无需断文识字，只稍跟随着禅师们学着去修行、或听着禅师们说教去修持就行了，只要入了门，即可自悟矣。但如今“佛门”的“禅宗”与昔日已大不相同，那“少林寺”的一柱高香也要卖上千元了。门坎越来越高，完全“市场化”、“商业化”了，可见“佛门也并不清净”哦！但“佛门”的信众们聪明得很，大都学会了自家打坐入定，开坛坐禅只念个“南无阿弥陀佛”千万遍或者上个“大悲寺”、“法鼓山”不需破费什么的。

“禅宗”的这个“禅”字是由梵文“禅那”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定慧均等”。它是指经由精神的集中〔奢摩他，Samadhi，又译为止、定、禅定、心一境性〕，以进入有层次的冥想〔即毗婆舍那〕过程。它是佛门中极其重要而且最基本的修行方式，被称为三无漏学之一，也是大乘六波罗密之一。

但是“禅宗”所谓的“禅”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指证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禅宗”是无意识的冥想之极，一种“六根清静”的状态，以“无念为宗”。概括地说，“禅宗”所要求的是：为自己寻求开悟，并帮助他人也得到它。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即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因此，其目标就是要拯救人类自身，最终目标是悟性的体验。

总之，万事皆空，心无所欲，清无杂念，则无七情所累，故而无病可生。所以，“禅宗”是自我的、主观的、精神的、形而上、形而内的，其重在于“防”。

“治未病”则是出自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原文是：“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其主要意思是圣人不治疗已发生的疾病，只治疗未发生的疾病，如果等疾病发作了再治疗就太晚了，是防病于未然的预防思想理念。所以，所谓“治未病”只是一种意想。因为“治未病”其指向不明，力所难及。如何真正具体实现这一思想理念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西医的祖师爷、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也非常重视“防未病”。在其成书时间比《黄帝内经》还早了三、四百年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他就曾说道：“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疾病的医生”。“如果我们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营养和锻炼，不太少也不太多，那么我们就发现了最保险的健康方法”。“走路是最好的药”。“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他还注意到气候、食物、职业等外界因素能引起疾病，因此提倡通过恰当的饮食、休息和锻炼让疾病自然痊愈并保持健康，尽量少用药物等等这些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感悟出来带哲理性的论述，虽不算太准确，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毫无疑问，当下科学权威的预防疾病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急切需要的。现代医学具有系统、全面、有效的疾病预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且还在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讨。比至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观点要进步科学得多了。也绝不是“禅宗”的冥想默念；传统中医学简单的一句“治未病”或几句空泛的论述所能相提并论的。慢性疾病，尤其是精神类疾病的研究虽有一定的困难，但医学科学家们，尤其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家们仍然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之中。

“治未病”做为一种治疗思想理念虽然可取，但是有这样的思想理念是一回事，能否具体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首先对每一种疾病，要知道其真正的病因是什么，才能真正去预防，而只有现代医学才能做到这一点。传统医学对各种疾病真正的病因几乎都一无所知，如何能够做到“治未病”？不了解疾病的病因、病理，不经过科学的检验，不掌握防治疾病的原理，不仅不能真正做到“治未病”，而且还可能把“未病”给治成“已病”，圣人毛公不是把“未乱”治成了“十年大乱”吗？

所以中医的所谓“治未病”的思想理念只能使中医药向所谓养生保健品的食物而不是向治病救人的真正药物方向发展。中医的“治未病”，是通过医生们他动的，借助于身体外的所谓力量，而不是人本的主观、主动，应当说是典型的形而下、形而外，犹如中国古代道教外丹术中的所谓“金液、草木还丹”，其重点在于“治”。门坎高、消费贵，忙于两餐的人家都难以承受！

老百姓可不是白痴。与其花上几十上百元现大洋挂中医教授、专家的号，去看那目前尚不知道的未来病，用几百上千元现大洋买“治未病”的药，以养生保健，益寿延年。不如求助于“佛门”高僧大德。

所谓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药，污染心是杂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无时而损也。学习效法“禅宗”之法，悟“公案”、念“佛号语录”，来个自我拯救，意守丹田稳，打坐入定勤，疾病离尔去。加上现代医学的“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减压”和“预防接种、定期体检、了解自身、讲究科学”的养生保健模式，较之中医的所谓“治未病”不是更加实惠、更人本、更有效得多？

如是，“佛门”与“医门”，“禅宗”与“治未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和差异。“禅宗”在于“防”；“治未病”却在于“治”。一为“防”；一为“治”，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孰功孰利，孰是孰非，到底应当听谁信谁，不是十分明白清楚了吗？但是二者在科学理性面前，毕竟还是大同小异。有道是：佛救芸芸众生，却与医门差小异！

精神类疾病的形成，有其多种外在的诱发原因。属于国家的、政府的、社会的、环保部门的责任，应由各自相关部门的职能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方式方法去解决。不能无所作为，推卸各自的责任，医学可是不能包揽一切的。

精神类疾病的内在原因要真正解决，最终还得靠科学的方式方法，尤其是脑科学的研究，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可能目前精神科医生还不能直接彻底地去检查大脑，也可能还不能了解精神类疾病病人的基因组有何异同。但现代医学科学科研人员确实在关注着健康与疾病状况下脑的功能、基因组的异同。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应当审视我们自身的精神疾患意味着什么，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揭示其疾病背后我们还不懂的东西。除了外在的原因之外，是否存在着人类自身生物学上的某些因素和缺陷、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和基因的自私？反思一下我们应当如何来科学地描绘这一学科，而绝不是靠所谓“禅宗”与“治未病”所能解决得了的！〔

ranjunstar

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把原文补充一下，，看个清楚。。。
虽然是一两年前的东西，看看也罢。。

无须谈论，功德自在人心。。。

ntwong856

[s:181]  [s:181]

化十

中医学院王教授最多

syzr

中医是必须有实践才能学懂的东西。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一辈子也没有真进中医的门。

德国理工科的教授位置，必须有五年的工程实践经验才可申请，由此保证了德国理工科教学的质量，培养出高质量的工程师。如果这条规定，也用于中医教授的聘用，会不会有效呢?

化十

支持

lwylwy51

中医学院的教授一辈子都没有入中医的门，可见学中医也不是简单的事！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的教授在中医学院教学，真是误人子弟啊！

邓舒群

现在中医学院中 这样的中医教授真是大有人在 这不是中医的失败 是现代中医教材教育的失败

蝳蠴強

说得好！
鲁迅先生说的话，没错，不管是什么有意无意，骗子终究是骗子。

yiguiran

看看，毕生精力都花在高深理论研究上，还走歪了，不是？1
如果，这位教授能把“临床”所得写得这么通俗而深刻
那其的人生就不会这么-----------落魄啦
可惜。。。。。。。。

耿伟

浏览论坛的新帖子，看到这篇文章，特意登陆进来，说几句，这篇文章我没仔细看，一目20行吧，看到几句话有点刺心，作者认为中医的经典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等等，我文采不好，不去反驳他的观点，我想说的是在今天中医步履艰难的时刻，中医人最怕的就是这种人，曾经是战友，但是浑浑噩噩一辈子，还弄不懂中医是咋回事，终了反过头来拿着锄头来挖中医的根，还自诩为良心发现的正义之士。。。

pengyouxiang

滥竽充数的太多了，中医怎能不亡！先生都这样，弟子还能如何？中医的悲剧！

老北风

可怜，可悲！

邃蓝

太长，不看

xmm

像裹脚布

邓舒群

引用第25楼yiguiran于2011-06-05 21:07发表的  :
看看，毕生精力都花在高深理论研究上，还走歪了，不是？1
如果，这位教授能把“临床”所得写得这么通俗而深刻
那其的人生就不会这么-----------落魄啦
可惜。。。。。。。。

他研究的是现代的洋中医理论 而不是我国固有的中医理论 现代院校教育的就是这个体系 他想不走歪都不可能

槐杏

如此教授，误人多少子弟？中医啊，你不死也难！

虔心问道

看了几行，看不下去，嫌累，怨妇的絮叨又乱又长，哪有时间陪这，瞎耽误功夫。

杨庸医

此人是李阳波大师的师父，惜乎医名没有李大师大，连李大师的弟子刘力红和唐农教授也从来不提此人，不知道他怎么看待他的徒孙们的成就呢？连刘力红的研究生目前在广西中医学院仁爱分院出诊都限号了，他这个曾祖师爷可曾脸红过？

lgdaz

王教授说：“原来，这中医理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说到做不到，没说到的反而做到了，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完全没个“科学”的准绳，所谓“良医”也是多年熬炼所成。”
难道对“科学”的掌握不需要多年的熬炼吗？试问，哪一位“科学家”的成长过程，即数学家、化学家、书法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其“冠军”之荣誉的获得，不是经过多年熬炼而成的呢？理论指导实践，只有在多年的实践中不断的学习理论，才能懂得理论指导实践的实际意义。哪一位“冠军”的桂冠，都不会是看一次理论就能得到的。不能因为大部分人都得不到冠军，就认为指导“冠军”成长的理论是不科学的。

奇难杂病

王教授 我建议你还是去游山玩水带小孩吧  搞个天伦之乐多好 你写文章不累 我们看的都累了

独行

看了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虽然有些观点很偏颇，但是对中医现状刻画的入木三分，值得我们深思

sky1983

罗里巴嗦的，无聊

含章

此教授是一只直线思维的书虫。为你的学生深深惋惜。

御风引

深刻了解原生态中医的那么多问题，可是却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位王教授难以掩饰地失望，批判，不过真正的牢骚不多，还原中医问题的真相才是主题。在我看来，这是可敬之处！但是自己不能办到的事，别人就没办法了？那也太小看中国地广人多的大国实力了。如今的现代医学早就对传统医学开始深入研究，早就抛弃那些历史的灰尘，只不过，身在书屋中的教授不了解世界发生的新动向。或许，以他现有的知识结构，还对革新心存疑惑

sun3161

没有临床实践经验，无资格谈论中医！不管什么医术，能治好病的就是好医学。

化十

王教授也不是没上过临床,只是疗效不佳,心生怨恨心,认为中医负他了,然后认为他负中医也没错了,再说也想占这个吃饭的坑,其实他也还有一选择的,与其花三十年用一片怨恨的心误人子弟,不如用10年工夫认真的学习西医,然后在中皮西骨的中医院做他的临床也不错,难道病人真的就能靠安慰就能留得住的吗,至少我做不到

杏超

泛泛大论，看的太费眼，不愧是搞理论的，

师戒

学而无术，误人子弟，还好意思说中医的不是~！！

小红

楼主一生肯定没用中医治好一个病人。

熟地

看了一下，郁闷多，看不下去，头晕！有点2！

杏徒

杨庸医:此人是李阳波大师的师父，惜乎医名没有李大师大，连李大师的弟子刘力红和唐农教授也从来不提此人，不知道他怎么看待他的徒孙们的成就呢？连刘力红的研究生目前在广西中医学院仁爱分院出 .. (2011-06-07 01:11) 

善者，不善人之师；不善者，善人之资。

xiaoping564

惜哉斯人，毕其一生研究中医，搞歪了。而于真正中医术未尝窥其门径，用理论治病，用五行治病，自己对中医理论不加甄别，精华与糟粕兼收并蓄，还要埋怨中医，哎，中医之渐毁，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