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且谈武汉警方给予医生李某的“训诫”

tong162305

且 谈 武 汉 警 方 给 予 医 生 李 某 的“训 诫”

    文/亚西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下属的一个派出所，以武汉某医院医生李某于“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04级××××’发表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不属实言论”为由，再次传唤李医生前往派出所，责令李医生在一份警方已经制作的《训诫书》上签名。《训诫书》指控李医生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训诫书》要求李医生“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训诫书》还进一步告诫李医生“如果你固执已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份措词相当严厉的《训诫书》，未指出李医生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哪条哪款，亦未指出给予训诫的法律依据。

    李医生就职于武汉市某医院。他有一个医学专业交流的微信群，群里都是医生。12月30日下午5点多，李医生在其微信群里发布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信息。随后不久，大约6点40分左右，李医生又做了更正：“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李医生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他应该知道发布这类信息有一定的风险，故在微信群里强调不要外传。然而，这则信息还是被外传。至少，传到了武汉警方的耳里。

    当日深夜，或者说，翌日凌晨1点半，李医生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前往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当晚武汉市卫健委连夜开会，大概是讨论有关防疫事宜。李医生所在的医院领导、医务室主任都参加了会议。但李医生未被安排参加会议，而是被安排在其它房间等待。会议结束后，医院领导询问了李医生有关疫病的一些消息来源。由此可见，电话通知李医生深夜前往武汉市卫健委，并不是要求他参加会议的。会议的内容，不仅仅是防疫工作，一定还涉及到有关疫病的“谣言”问题。李医生在会议之外等候，是因为他没有某种资格参加会议。他的角色，只是用以在会议讨论到疫病情况泄漏时，随时由医院的领导调遣李某解释、说明问题。院领导为什么不在会议召开前，事前询问或者向李医生了解有关疫病蔓延信息泄漏问题？这是因为有两个因素导致：一是李医生是当天下午5点多才在微信群发布疫病蔓延信息。二是当日深更半夜武汉市卫健委才通知召集会议，时间比较急促。也许，市卫健委在通知医院领导开会时，提到了李医生就疫病蔓延的消息泄漏问题，而院领导一时又来不及向李医生了解情况，只好要求没有资格参会的李医生也前往卫健委，以备随时调用。那晚的会议，开至凌晨4点才结束。   

    全国各地的卫健委，是2018年3月以后，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陆续设立的。是各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其工作职责之一，是组织指导本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也就是说，武汉市卫健委，其实就是武汉市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至于武汉市卫健委当日深夜召开的会议，是否有市政府主管领导参加，是否有作为配合的公安机关参加，恐怕连李医生也无从知晓。

    12月31日，李医生被医院的纪检监察部门传唤，他们反复询问李医生疫病的消息来源，责令李医生要认识到自己造谣的错误，并要求李医生撰写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医院还扬言要给予李医生院内处分。接下来的第三天，即2020年1月3日上午，李医生被派出所传唤，签下了《训诫书》。

    不幸被李医生的“谣言”言中，疫病明显在社会上蔓延。李医生所在的医院更多地收治冠状肺炎患者，李医生也亲自收治过这样的患者。患者的家属被感染，李医生也于1月10日出现了被感染的状态。不仅李医生被感染，李医生的两名家庭成员也被感染。迄今，李医生仍在医院接受病毒感染的治疗。

    给予李医生的《训诫书》有两个方面令人费解。

    其一，2020年1月1日，武汉警方的微信公众号“平安武汉”称：“……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一如既往地在公众号上提示：“……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既然警方1月1日就声称已经对8名违法人员“进行了处理”，为什么又于1月3日传唤李医生前往派出所签下《训诫书》？或许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警方于1月1日下午17时许的微信公众号，向公众公布了连同李医生在内的8名造谣者的处理结果，没有想到有关媒体如获至宝，相继在全国有影响的媒体上登出或播出，以彰显打击疫病传播的谣言制造者的巨大威力。而全国性媒体的转载，反过来又令武汉警方意外地获得巨大成就感，于是更加兴奋。他们再次传唤李医生签署《训诫书》，以完善执法手续，也让人们认识到武汉警方在制止疫病传播谣言方面的巨大功绩。同时，还可以进一步震慑李医生等八8名造谣者。第二种，也许，在给李医生出具《训诫书》之前，犹如胡锡进所称，警方把李医生等人“请去调查，过程友好客气”。然而，警方或者背后的相关“举报人”事后意犹未尽，感觉这样“友好客气”地对待李医生等8名造谣者，恐怕不足以震慑谣言制造者，故嗣后追加李医生签署《训诫书》，以达到真正的以儆效尤的震慑效果。

    其二，迫于民众的质疑、媒体的追问、医界专家曾光的支持及最高法院的相关论述，武汉警方终于在1月29日向公众作了回应。警方称“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部门发布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随后，多名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传发不实信息。为查明情况，公安机关先后对8名行为人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况，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因上述8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诡异的是，这份回应，全文只字未提给予李医生出具《训诫书》一事，犹如武汉市卫健委早前只字不提医务人员被病毒感染一样。

    法律意义上的“训诫”，亦称训诫罚或精神罚，是指有关执法机关对轻微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人，以损害其名誉或者荣誉为内容，作出的谴责、告诫，以防止其继续违法的一种处罚措施。训诫类似于家长对犯错的孩子，或者上级对犯错的下属予以严厉的斥责。

    训诫罚散见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尽管198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规定了对“不满14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但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施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业已失效，而《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规定任何训诫罚。可见，李医生散布所谓谣言的行为，既不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信访等法律法规的调整范围，也没有治安管理处罚的依据。武汉警方给予李医生训诫罚，实为师出无门。

    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武汉警方无端对李医生给予口头或者书面训诫，给对方施加精神压力，造成对方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尤其是这种所谓的训诫还上了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武汉警方难道不应当启动纠错机制，撤销对李医生的训诫，给李医生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吗？

    尤其重要的是，针对李医生散布疫病蔓延这种谣言，是非常严重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指控，因为这种谣言轻者会引起民众恐慌、市场紊乱，重者会造成社会动乱，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如果是轻者，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定程序启动行政处罚调查机制；如果是重者，应当进行刑事立案，启动刑事侦查程序，直至移交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问题是，李医生在微信群里发布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信息。不到一个小时又更正为：“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武汉警方是否根据这些“谣言”派警员进行了调查？譬如说，派员去华南海鲜市场调查是否有人因病毒感染被送进了某个医院，然后去某医院调查是否收治过因病毒感染的患者。如果警员因医学专业问题一时搞不准确，则应当请第三方医学专家进行鉴定。在鉴定结果出具前，应当耐心等待，不能轻易地给李医生妄下散布谣言的结论。这既是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也是对李医生负责。武汉警方在微信公众号中称李医生的言论“未经核实”，但警方作为执法者，是否对谣言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结合目前的疫情，李医生的“谣言”是否货真价实？无论是警员怯于疫病，惰于实际调查，还是仅听武汉市卫健委一面之词，对李医生这个疫病蔓延的“谣言”个案来说，是谣言就是谣言，不是谣言就不是谣言，不存在所谓的“违法特别轻微”问题，因为《训诫书》说的非常清楚：李医生的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如果是谣言，必须拿出确切的证据证实，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才能考量违法轻重问题。

    人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武汉警方在1月29日的微信公众号回应称“多名网民举报有人在网上传发不实信息”问题。从武汉警方给李医生出具的《训诫书》看，《训诫书》是2019年12月底就已经制作了的。即是说，自李医生12月30日下午5点多至12月31日下午短短的一天时间里，武汉警方就接获举报线索，从而对包括李医生在内的8人进行调查，然后就认定了李医生的“违法行为”。虽然办案效率之高令人啧啧称奇，但是，这些举报人是什么人？当然，以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警方是要对举报人保密的。但人们不难想象，李医生12月30日下午发布“谣言”后，当天的深夜就被医院领导传唤到武汉市卫健委的会议室外听候发落，翌日又被医院的纪检监察部门反复询问，不仅被责令写检讨，还扬言要给予处分。紧接着，李医生等人就遭到了举报。然后，于12月31日，李医生等人就被“客气地”请到了派出所。而且，派出所已经准备好了《训诫书》。整个过程也许不足24小时，迅速而干练，“举报人”的举报效率及武汉警方的执法效率令人匪夷所思。

    根据最新消息，武汉疾控中心早在2019年12月中旬，就掌握了疫病人传人的情况，其后又获知1月1日至11日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但是，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7时发布的官方通报却显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2日官方通报中又提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未通报医务人员感染情况。直至1月20日，国家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才首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

    那么，李医生所在的医院领导及纪检监察部门、武汉市卫健委与“举报人”究竟是什么关系？武汉警方与“举报人”又是什么关系？

    如果李医生的那些神秘“谣言”举报人与非法刻意隐瞒疫情有关，从而贻误了防止疫病扩散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时机，这种举报人的身份不仅不属于保密范围，而且应当公开揭露，严厉追究其渎职的相关刑事责任。

    一名奋战在一线的医生，将其亲自所见所闻的疫病蔓延真实情况发给医学专业交流的微信群里，提醒他人注意安全，怎么就成了谣言了？一些非医学专业却掌握执法大权，在调查缺失，手中没有任何可靠违法证据，又有什么资格以“训诫”的方式，严厉斥责他人？

    许多民众将包括李医生在内的8名“谣言散布者”称之为“义士”，幸好没有称之为“英雄”。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将英雄当狗熊收拾，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我们从武汉警方给予李医生《训诫书》的字里行间，能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友好客气”吗？

    武汉警方在其1月29日的微信公众号回应中，文过饰非，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他，转弯抹角地坚持认定李医生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这个非常时期仍然玩弄权利傲慢与任性的小把戏，既有失坦诚，也非上策。至少，就目前而言，武汉警方如果还顾及良知和公信力的话，就应当撤销给予李医生的《训诫书》，并向李医生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让尚在疫情病魔中苦苦挣扎的李医生获得一丝安慰。

    我们衷心祝福李医生早日康复！

   

    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tong162305

新史记 · 医者李文亮列传

李文亮者，辽东人也。少时，文亮不喜人情世故，遂立志负笈南方。将及弱冠，金榜题名，入国立武汉大学，修杏林悬壶之术。

珞珈山下，长江之畔，书海七年，学业大成。文亮乃往更南方，执业厦门。凡三年，复回武汉，入中心医院，操明目之技，兢兢业业，惠人多矣。

己亥岁末，文亮示警于同学群内：吾院收治七例病人，疑患恶疾萨斯，皆属华南海鲜市场者。顷之，警示泄于网。有司曰：此谣也，当惩。文亮遂困，先遭中心医院监察科约谈，复遭辖区派出所训诫。

未几，执业中遇一病患，文亮为病毒所袭，始干咳，旋发热，疑为病毒性肺炎，卧床矣。
数日后，朝廷公开会议，有院士名钟南山者，医界翘楚也，语国人曰：此非萨斯，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可人人相传，已有多名医者中招，敢不慎欤！

举国皆恐。于是，群情惊惧，口罩热销，人人蒙面，处处禁足。当此时也，武汉封城，隔断出入；四海之内，农村堵塞道路，城市关闭小区，全民动员，共防新冠病毒。庚子新春佳节，遂成家中渡劫。
然新冠病毒羽翼已成，灭之难矣。举全国之力，借科技之能，倾中西之技，仍呈僵持之态。

至此，世人方知文亮示警之功，被训诫之冤，誉之为“吹哨人”。此时，文亮正挣扎于病榻。有访员相询，文亮曰：真相比平反更重要，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个声音。

恰在此举国战“疫”之攻坚时刻，文亮病情转重，危在旦夕。消息传出，网民皆唏嘘流泪，一夜数惊。更有数以百万计网民，彻夜不眠，在线守候祈祷，冀望诚心感动上苍，文亮转危为安。

然万众用尽移山心力，仍难留文亮。庚子年正月十四凌晨，文亮逝矣。元宵佳节当前，真心英雄不在；新冠病毒未灭，“吹哨之人”已逝，悲夫！

初，文亮遭有司训诫，训诫书曰：若不思悔改，违法不已，必有严惩。文亮答：明白。是非颠倒，有甚于此者乎？

太史公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不仁，为众人抱薪者常常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常常困厄于荆棘。又云，情深不寿。不仁之天地，谓谁也？医者文亮，情深之人乎？为众人抱薪者乎？

xi066

纵观疫情前期武汉的应对，堪称差劲，前期捂盖子，捂不住了才放出消息，错过了处置的黄金期。

tong162305

xi066 发表于 2020-2-2 22:17
纵观疫情前期武汉的应对，堪称差劲，前期捂盖子，捂不住了才放出消息，错过了处置的黄金期。
...

对疫情是“捂”
对揭露疫情的人是“训”  
这样怎能战胜疫情

hxclhy

有些人遇事不是首先想到人民群众，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官帽，其实病毒哪管你官不官的，照样可能会被感染，可能会丢命！

tong162305

hxclhy 发表于 2020-2-3 17:56
有些人遇事不是首先想到人民群众，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官帽，其实病毒哪管你官不官的，照样可能会被感染，可 ...

这次抗疫，或许能多少改善我们的社会生态环境。

tong162305

tong162305 发表于 2020-2-3 18:10
这次抗疫，或许能多少改善我们的社会生态环境。

于泽远：武汉疫情能否催生良政？

   
不断扩大的武汉肺炎疫情不仅暴露出中国疾病预防体制的弊端，也让武汉市、湖北省等地的应急处置和管理能力受到公众的全面检视。应该说，武汉等许多地方政府距离公众的要求良政还相差很远。

这几天，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因论文事件被质疑隐瞒疫情，湖北红十字会、武汉红十字会则被怒批乱发各地捐赠的医疗物资，甚至帮助名声不佳的莆田系医疗机构“自己捐赠自己”。中国疾控中心和武汉红十字会成了众矢之的。

对外界的指责，中国疾控中心回应称，这篇由中国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论文，数据“来自于截至到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论文提出“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也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也就是说，这篇论文的数据其实是在大量确诊病例出现后，才从这些病例中分析出疫情传播的情况，而不是前期在疫情恶化前就已了解疫情传播的真相。同时，论文在英国杂志上发表，有助于中国境内外专业人士及时了解武汉肺炎的特征，正确评估和研判疫情。

尽管如此，作为预防控制疫情的权威部门，中国疾控中心对这次武汉疫情传播的严重性出现重大误判，包括高福在内的几名专家在武汉封城前都作出疫情“可防可控”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让广大民众对疫情麻痹大意，也让政府部门掉以轻心，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阻止疫情蔓延。

这么说并非苛责高福等中国疾病预防的专家。高福从2011年担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2017年担任主任，还是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论文500多篇，可以说是中国疫情防控领域的领军人物，责任重大。这次他和其他一些疾控专家对武汉疫情的判断失误，客观上使疫情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至于湖北省和武汉市红十字会的不良表现，其实是中国许多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的通病。这些部门多半人浮于事，养尊处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浓厚。他们平时做做官样文章还游刃有余，一遇到突发性重大事件必然手忙脚乱，错漏百出。指望这些官本位之上的部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一个字：难！

但无论中国疾控中心还是湖北省红十字会都不是采取具体防疫措施的决策部门，它们无法也不应该单独背负武汉疫情扩散这口“大锅”。作为一线决策者，武汉市和湖北省有关负责人显然对这次疫情失控负有更大的责任。

湖北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虽然对疫情判断有误，毕竟在去年12月下旬已经发现新型冠状病毒，香港大学有关专家今年1月初也作出了武汉病毒有可能是人传人的判断，香港政府也很快采取了预防措施。

但作为当事方，武汉市和湖北省官方毫无警觉，继续召开市级和省级人大、政协会议，且极少提及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更没有严令疾控部门紧密跟进，坐失尽早控制疫情的良机，最终酿成大祸。

实事求是地说，经过2003年沙斯（SARS）疫情的教训，地方政府未必存在故意隐瞒甚至放任疫情蔓延的动机，因为这终究会被发现和追责。武汉市和湖北省错过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可能更多是出于侥幸心理，不希望疫情影响地方“两会”这样的政治大事。这恰恰说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它带来的灾难也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武汉疫情蔓延至少暴露了以下几个问题：决策体制过于集中，导致决策部门和专业机构都只有少数人说了算，如果少数人判断失误，缺乏必要的纠错机能；对舆论管控太严，在网络上发布疫情消息的医生受到打压，甚至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民间自治和社区组织薄弱，面临突发灾难，难以有效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救援，官办机构又公信力不足，效率不高等。

这次疫情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是一场重大考验。为阻断疫情扩散，中国政治和社会再次展示了超强的动员能力。但疫情也是一面镜子，照射出来的各种缺陷也必须修补和改正。否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郑永年评论：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

2020-01-29 10:30:06 来源：道亦有道经济   阅读量：10.6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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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武汉肺炎疫情演变成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终于转变了此前消极被动甚至瞒报的做法，从中央到地方、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员到民众，人们积极投入抗疫战争，整个国家进入最大的动员状态。不过，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作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如此分化，令人目瞪口呆。

1月28日，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题为《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文章。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商道》编辑部经郑永年教授授权，通过道亦有道传媒平台转载了此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商道》编辑部

在武汉肺炎疫情演变成为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终于转变了此前消极被动甚至瞒报的做法，从中央到地方、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员到民众，人们积极投入抗疫战争，整个国家进入最大的动员状态。

不过，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作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如此分化，令人目瞪口呆。一端是冷嘲热讽者，骂爹骂娘者，人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抨击一下体制，把各种怨言都发泄在体制上，好像如果换一个体制就不会有病毒了，不会有疫情扩散了。另一端则是歌颂者，歌颂体制的伟大，好像只有这样一个举国体制才有能力遏止如此规模的疫情。人们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疫情，不同观点表达全然不同的感觉，或恐惧，或绝望，或愤怒，或同情，或祈祷。

尽管在灾难面前所有这些感觉既不可避免，也都有其合理性，但无论是质疑体制者还是歌颂体制者，人们所缺少的就是科学。病毒的发源和扩散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只是第二位的，即体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预防或遏止病毒的扩散。如果要从源头上消除病毒，人们还必须有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过于强调体制的作用，才会造成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与其他体制相比，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的确无可比拟。沙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SARS）危机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也是今天人们对体制抱有信心的根源。不过，尽管沙斯传染病疫改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行为。

01

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学

强大体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能量，促使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人们只相信政府，相信领导人，相信官方媒体，而不相信科学。很多人觉得政治和领导人无所不能，只要有权力，什么灾难都可以应付。实际上并非如此。没有一个体制是无懈可击的，最强大的体制也有其弱点。沙斯期间，体制呈现的一些弱点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等待上级，地方领导人等待中央领导，似乎在中央表态之前，地方不可以有所作为，不可以承认疫情危机。因此，隐瞒消息，松懈懒政，好像一切正常，什么都没发生。等到疫情扩散，上级政府和领导重视之后，地方才有了动力。

一旦动员，地方又开始竞争，看谁把疫情升级得高、快，比赛地方政府的反应能力。如果这样做还不足以控制疫情，人们便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愤怒。一般人恨不得对那些被视为应当负责的地方官员和那些超级病毒传染者“千刀万剐”，似乎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但除了发泄情绪，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实际上，政府和疫情已经进入一个几乎难以避开的恶性循环。人们相信权力，但权力并非万能；一旦权力不能作为，人们转而痛恨权力。2003年沙斯疫情以来，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多少？除了对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外，个体行为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例如吃野味，人们普遍认为，沙斯是吃野味造成的。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也被认为是吃野味造成的。为什么不能改变吃野味的习惯？尽管有不少声音呼吁国家立法禁止吃野味，但为什么有关部门没有任何动作？尽管一些人认为捕捉野味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消费野味的是被视为是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层。

再如面对疫情，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吗？不仅没有，反而变本加厉。尽管人们对他人的行为总是持批评态度，但从来不检讨自己的行为。疫情恶化，很多人仍然无动于衷，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走亲访友，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至于是否会感染病毒，则以“运气”来解释。数不清的谣言更是满天飞，自媒体凭自己丰富的想象“报道”疫情的发展，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吃什么就可以遏制病毒的消息更多。疫情更成为一些商家推销商品或哄抬紧缺物质价格的机会。各种愚昧的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上世纪初人们所具有的那种麻木不仁的局面依然存在。一句话，人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从来就没有自我反思和进步。

如此看来，没有人可以断定，这次疫情后人们会自动改变自己的行为。人是没有任何记忆能力的。今天发生的事，也曾经在沙斯期间出现过。沙斯一过，人们竟然很快把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忘记了。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记忆，疫情就不至于闹得那么凶了。

02

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

这说明人们的行为还没有从愚昧状态走出来。这是缺少科学启蒙的结果。没有一个民族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科学的。科学是人类进步的产物，科学的行为是科学启蒙的产物。以西方的例子来说，人们经历了早期的文艺复兴，开始从宗教愚昧状态走出来，走向科学、理性和进步。科学向人们展示，任何事物总有起源，有发展过程；任何问题有其产生的根源，也有解决方案。后来西方又发生了启蒙运动，重点转向制度的改进。如果忽视了文艺复兴所产生的科学理性态度，很难理解西方体制的有效性。就公共卫生来说，西方也多次发生公共卫生危机，但近代以来并没有造成巨大的恐慌。以科学的态度对付疫情，公开透明，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简单地说，政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缺失。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启蒙运动，而非文化启蒙运动，这不可避免。在西方列强面前，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救国自然成为政治主题。政治成为主题既有其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其劣势。政治的优势在于组织，在于政治意识。用政治方法来组织国家、拯救国家，中国成功了。因为成功，人们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权力的力量，相信什么问题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可以用权力解决。但政治方法的劣势也是明显的，即强化了中国传统上根深蒂固的“顺民”意识，人们更加地服从政治，服从权力，服从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学。

这当然不是说国家不重视科学。相反，“科学至上”成为国家发展的原则。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上升成为一种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现实就是现实，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就是因为后者的科学与技术，中国要成为强国，自然也要学习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事实上，“科技强国”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这种共识也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崛起。

“人们只相信政治，不相信科学”，指的是科学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科学仍然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科技在进步，但人们的行为没有进步，没有用科学来作理性的思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荒唐也更为严峻的是，新科技往往成为人们传播谣言和迷信的有效工具。

如果与中国的邻居日本比较，可以看出中日两国人民对科学的不同态度。日本是科技强国的典型例子，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先向西方学习，然后在此基础上创新，很快就促使日本成为科技强国。科学也影响日本社会的重组，更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日本社会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就体制来说，日本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政府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在制度层面给社会足够的自治空间。人们看到，在危机面前，日本人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自主地组织起来自救，或互相救助。就公共卫生来说，日本人的公共卫生意识不言自明，为世界的典范。

03

中国需要全民科学运动

如果要促成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人们需要一场全民科学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启蒙运动、科学文化启蒙运动。鉴于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科学文化启蒙也是政治的启蒙。也就是说，启蒙要从政治做起，但不是像从前那样的过度政治启蒙，而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至少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治要确立自己的边界。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装成自己无所不能，要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政治在国家组织生活中很重要，包括组织科学生活，但政治不能替代科学，政治意志不能取代科学逻辑。尤其在当代世界，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科学来解决。

第二，政府本身更要讲科学，科学知识首先应当在官员当中得到普及。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科学知识的普及都是从政府官员做起的。官员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典范效应。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尤其显著，因为中国就有深厚的崇拜官僚的文化。不过，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也更为困难，因为经验显示，官员甚至比老百姓更迷信“非科学”因素。权力和财富并没有为官员带来科学至上的理性；相反，他们往往诉诸各种迷信来解释或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第三，政府应当把应付危机的优势，转变为预防危机的优势。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应付各种危机上，包括类似沙斯的危机和今天的武汉疫情。不过，这种能力必须转化为预防危机的能力，因为应付危机表明危机已经出现，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具备同样的能力来预防这样的危机，才能减少甚至避免社会危机及其代价。很显然，要做这种转型，前提就是科学。只有尊重科学逻辑，政府才有可能意识到权力的局限性，才能使用科学知识来预防危机，用科学知识来对付危机。

第四，政府须分权社会，让社会自觉组织起来，让社会的每一分子成为社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从而对社会负责。这里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人们可以把像沙斯或武汉疫情那样的“东西”称为“公共品”，是必须加以避免的“坏公共品”（public bads）。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去提供这种“公共品”。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其次，没有政府有能力二十四小时监督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除了社会成员的自觉，社会成员之间还须要互相监督。再次，一旦危机发生了，不是什么都依靠政府来解决，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必须自主地行为，自己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应付危机。所有这些都必须向社会分权。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要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少点政治，多点科学”。知识分子无论左右，都要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不论是哪一种政治。很多事物例如沙斯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产生及发展，与政治毫不相关。正如在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是科学知识的最主要传播者。这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播“政治知识”转向传播“科学知识”，这样才能改变政治启蒙过度和科学启蒙不足的局面。

中国无疑已是科学技术大国，但这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因为科学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了科学地生活，中国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tong162305

送别李文亮医生

人民日报 2020-02-07 03:55:16

武汉中心医院2月7日凌晨发布微博：我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对此我们深表痛惜和哀悼。

2020年02月07日，03时57分55秒，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公告：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不幸感染，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我委特向李文亮医生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李文亮医生，欠你一声对不起，欠你一声感谢，一路走好T_T

虽然不曾相识，但整晚把他牵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发生，但是现实是他的确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实在不能接受，他才35岁，风华正茂，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天妒英才啊。李医生，一路走好。

我于今夜去世，走时心如止水 我于明早重生，来时心如死灰…… 李医生，愿天堂里没有哨声。今夜无眠之人，皆为你的守灵之人，愿你安息，你将青史留名。

敢于说出事情真相的李文亮医生一路走好[祈祷][祈祷][祈祷]

世界卫生组织在推特上发文称：“我们对李文亮医生的逝世深感难过，我们都应该赞扬他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上所做的工作。”

李文亮之所以受到大家极大关注，是因为他是第一批向社会警示武汉出现了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8人之一。2019年12月30日下午5点多，李文亮在微信同学群里发了条消息：华南市场确诊了7例SARS！一个小时后，他补充说，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不过，他的警示在当时的环境下，反而成了“谣言”。2020年1月1日，其成为武汉警方通报传唤、处理的8名造谣者之一。1月3日，他被警方训诫。

李文亮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医师，他是去年12月最早预警这场危险病魔的8名医生之一。回过头看，他的专业性警觉尤其令我们对他产生了敬意，他当时发出的警报没有立即受到重视，反而被训诫，这件事为社会开展反思提供了一个有触动的样本。

tong162305

致“造谣”英雄李文亮：愿你的死亡能照亮这条路

醉爱清风笑 于 2020/2/7 4:31:40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2月1日于治疗期间接受《财新》专访


    你不是造谣者，却受到了造谣的惩戒。
    你不是记者，却担当了记者的使命。
    你不是呼吸科医生，却走上了疫情的一线。
    你不是英雄，却胜过了无数被塑造的英雄。

    你只是一名眼科医生，
    因为看了病毒感染者的检验报告，
    在同学兼医生群里做了善意的提醒，
    于是受到警方的惩戒，
    和央视大张旗鼓的报道。
    也走上了抗击疫情的一线，
    并把病毒传给了家人。

    李文亮，一个丈夫、儿子，和即将做父亲的普通男人。
    你的生命终止在34岁。
    到死，也没等到正式的道歉和正名，
    除了“并非完全捏造”、“理应保持宽容”的开恩之词。
    而满大街的记者和媒体，
    除了天气预报，就不会别的预报。
    除了自动点赞，就不会手动点穴。
    于是疫情来临，你便成了国人心目中的吹哨英雄。

    可我不觉得你的吹哨很英雄，
    因为那只是你对同学亲朋的一种善良。
    而你有勇气站出来面对公众接受采访，
    才是我最为钦佩和仰慕的人格光芒。

    你说，明显存在人传人，
    于是进一步揭开了真相的盖子。
    你说，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于是缺席的道歉显得倍加傲慢。
    你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于是更悠远的哨音从你的思想里迸发。

    大家希望你的死亡消息是个谣言，
    结果，它跟你的预警一样坚硬和疼痛。
    不应你做的事，你做了。
    不应你赴的死，你赴了。
    却留下孤苦无依的妻子老小，
    和尚未出生也不知是否还能出生的孩子，
    你为众人抱薪，为何冻毙于风雪？

    愿你的死亡是一记耳光，抽醒那些麻木的灵魂。
    愿你的死亡是一记重锤，锤醒那些冻僵的头脑。
    愿你的死亡是一盏明灯，照亮前面泥泞的道路。
    愿你的死亡是一面盾牌，抵挡未来尖锐的灾难。

    英雄，走好！


被你照亮一条路
　　——致李文亮
　　-
　　你轻轻地走了
　　在不是最后的终局
　　空气已经从你周围凝结
　　成为坚硬不可损毁的事物
　　-
　　哀悼的大雨今夜降临
　　闪电划过我们心口的时候
　　真的在你名字上反射出亮光
　　照亮一条窄路
　　-
　　真实而勇敢——这是平凡人的伟业
　　我们不将你归为英雄的行列
　　你会永远站在人民的队伍当中
　　用那么多的死亡提醒我们
　　-
　　牺牲不会带来自动的胜利
　　只意味着战友的减少
　　还是要勇敢地向前啊
　　睁开地上和地下那么多的眼
　　-
　　张缘
　　20200207凌晨

tong162305

文質彬彬真君子

亮節高風昭後人

tong162305

武汉市政府向李文亮医生表示敬意

红星新闻 2020-02-07 10:11:06

武汉市人民政府2月7日发出公告：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因感染新型肺炎，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我们深表哀悼，万分惋惜！对其坚守一线抗击疫情表示敬意，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

人民网评：告慰逝者，让我们打赢这场不能输的战斗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因新冠肺炎病逝，这场疫情又夺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疫情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病例初现，李文亮曾经在微信群提醒身边亲友提防。不成想，身为眼科医生的他也不幸中招。在发布病情的微博里，他表示“等我病好了我就会上一线，现在疫情还在扩散，我不想当逃兵。”这份医者的乐观与顽强，令人动容。

李文亮医生未能最终赢得与病毒的搏击，从个案层面反映了这场“战疫”的复杂和艰巨。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李文亮医生生前的战友们正全力奋战在一线，从魔鬼手里抢人；各行各业的人们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正守望相助，传递着人世间的温暖。

气可鼓，不可泄。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凝神聚力，共同打赢这场不能输的战斗，让群众远避灾祸，让患者重获安康。没有人能准确预判这场斗争何时结束，但是我们唯有激起足够的信心，才能走向最终的胜利。

我们为李文亮医生和几百位被病毒夺去生命的同胞哀悼。

环球社评：向李文亮医生致以敬意

    李文亮医生7日凌晨不幸被新冠肺炎夺去了生命。他的英年早逝令我们非常难过。新冠肺炎迄今的死亡病例大多发生在中老年身上，年仅34岁的李文亮医生是逝者当中非常年轻的之一，这尤其令人唏嘘，令人悲恸。

    李文亮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一名医师，他是去年12月最早预警这场危险病魔的8名医生之一。回过头看，他的专业性警觉尤其令我们对他产生了敬意，他当时发出的警报没有立即受到重视，反而被训诫，这件事为社会开展反思提供了一个有触动的样本。

    去年12月，人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还很有限，李文亮能够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率先在专业人员的范围内拉响警报，这是他高度专业性表现的一部分。在人们后来的追述中，发现他在平时的工作中就展现了令人尊敬的医德。医生在传染病爆发的时候就是战士，医院就是战场，李文亮的因公殉职英勇、朴实，尤其让人心痛。

    李文亮的多名同事也都染上了新冠肺炎，他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成为了这场与病魔殊死战争中最激烈的战场之一。李文亮未能幸免于夺命之祸，说明了这场战斗的艰巨和复杂。

    值此危急关头，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为了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为了避免更多的人被染上李文亮医生等人最早警告的病魔而竭尽全力。现在全国都在增援武汉和湖北，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tong162305

普通人李文亮：他点亮人心，却再也点不亮自己

罗婷 杨宙 罗芊   2020-02-07 09:24:03


他曾许过一个新年愿望，新的一岁希望能做一个简单的人，看得清世间繁杂却不在心中留下痕迹，保持足够的平常心。他还说，不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共勉。他的微信签名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1

昨日夜里11点，《人物》记者赶到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住院楼时，李文亮的两位大学同学已经在那里等待了半个小时。他们也是武汉的医生，是受全班同学委托，来这里看他。因为已经过了会客时间，住院楼入口处已经被拦起来，进不去了。

夜深了，这栋楼还很明亮，二层是正在抢救李文亮的ICU，再往上几层，住着他同样被感染的父母。同学担心他们，打电话给李文亮父亲，希望能上去陪着。但医院的工作人员正陪在他父亲身边，在电话里拒绝了这一请求。后来他们又与在外地的、怀着孕的李文亮妻子通话，她着急、担忧，但又不知道最新的信息。他们告诉她：「有什么消息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武汉市中心医院大楼

那时刚过零点，院方还在继续着对李文亮的抢救。但有一位楼里的护士，穿得很单薄，独自下到一楼，大哭起来。先是靠着墙，后来又蹲在地上哭。就算是站在十几米外，那哭声都清晰可闻，在深夜安静的医院里回荡。

同学谈到了李文亮的病情。李文亮曾在几天前接受媒体采访，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但实际上，十多天来，李文亮一直都没有脱离过呼吸机。他的同学说，「这本来就是个很不好的预兆。」

昨天下午，李文亮从武汉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转到后湖院区，据这位同学说，原因是他已经需要用ECMO（体外肺循环）了，但是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没有——他们的所有设备全都被调到了金银潭医院。而后湖院区还有一台，能救他的命。但网上也有另一种说法，说这台呼吸机，也是从另一家医院借的。

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了要用体外肺的地步了吗？这位同学说，「实际上，早就该用了。」

中心医院的医生吴岩在昨天深夜告诉《人物》，李文亮于昨日下午转院区后，状况很差，「不适合转，风险高。晚上转过来了，不一会就呼吸衰竭气管插管，但是没有救过来，呼吸心跳停了，心外按压三个小时没有生命体征，但是还是上了ECMO，现在不让宣告死亡。」

「我尽管知道他大约已经走了，但是我仍然盼望网上的传言是真的，ECMO能够创造奇迹。」今天凌晨00:43，该医生告诉《人物》。

「我学的东西告诉我基本不可能，但是我又总觉得可能有奇迹。」这位医生以自己的医学常识解释，「呼吸心跳停了3小时，正常是可以宣告临床死亡。但是我们搞了一台ECMO，维持循环。」

据财新报道，凌晨2点，抢救还在进行。凌晨3点48分，武汉中心医院官微发出消息：我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工作汇总不幸感染，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三个小时的心外按压，至少三个小时的ECMO，没有创造奇迹。

在这之前，昨夜23:25分，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布了一则推特：「我们为李文亮医生的离去感到深深的悲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赞美他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做的工作。」

李文亮医生

2

李文亮的大学同学告诉《人物》，2019年12月30日下午，李文亮就是在他们的班级群里告知大家：「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过了半个小时，他还在补充：「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同为医生，他们是相信李文亮的。他从业多年，判断不太可能出错。也正是因为李文亮的警示，他们从那时开始做防护，开始囤N95口罩，上班时也开始穿防护服。那时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口罩还很好买。正是这一批物资在疫情爆发之初保护了一些医生，也在之后物资短缺之时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李文亮被训诫后，同学们都知道了。他们更谨慎了，不再在微信上聊有关新型病毒的事情，但还是会口头传播，特别是很多80后的年轻医生，知道后都开始做防护。同学说，「所以他真的救了很多人。」

在被训诫前，李文亮在医院里并不是个出名的医生。另一个科室的年轻医生吴岩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也从来没见过他。「我只是因为他被谣言才知道的，当时他被训诫了，我们当时都为他不平，后来就听说他感染了……他一边被处分一边又感染了，家里的人也生病了。听说心理压力很大。后来他平反了我们都很开心。」

他打心里佩服李文亮的勇气，「我只知道，他说了实话，说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但是得到了并不相称的惩罚，身心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这一晚，医生吴岩的朋友圈里「被蜡烛刷屏了」。尽管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李文亮还未被宣告死亡，但其时他的心跳已经停了3个小时。吴岩说，「我们都知道，为李医生哀鸣，何尝不是为自己哀鸣。」

凌晨1点，李文亮的大学同学还穿梭在四处被锁死的住院楼里，寻找可能还开着的通道。他们希望能上到李文亮父母住院的楼层，至少看一眼他们，知道他们还好不好。但尝试了两个小时，都没有成功。

在寻找出口时，他们会经过一面面挂着武汉中心医院辉煌历史的墙，还有一面墙写着医院的院训：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天职，所有生命的伤害、病痛、凋零每天都在上演，这些带给人们最有价值的启示就是敬畏与爱护。敬畏生命就是要视患如亲，呵护患者生命健康，以人为本，对员工真心实意。

李文亮的人人网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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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记录下了他鲜活又普通的日常生活。

他很喜欢吃，时常调侃自己「食欲猛于虎」，想到要吃橘子，风雨大作穿着拖鞋跑1000米也要买来吃；看到冰淇淋店各式各样的冰淇淋，会感叹，「靠，诱惑太多」；居酒屋和海底捞都是他的爱，他说自己爱死芥末和生鱼片了。炸鸡也是他的爱，德克士的手枪鸡腿，每次去火车站他都会点，他这样描述那只鸡腿的美味——大大的鸡腿连着胯部，看着就好有满足感，外皮酥脆，肉质软嫩，配上独家的干碟，绝对是腿届极品！这时候再来一杯可乐，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

他追剧，喜欢看《庆余年》，也追星，最近比较喜欢肖战，觉得肖战长得帅，唱《绿光》特别好听。车厘子158元一斤，他会调侃自己吃不起，买了几个橘子花了30块，就喊自己「屌丝」，感叹生活艰辛。他还很喜欢转发抽奖微博，抽手机的转发，抽车的转发，抽车厘子也转发，终于有一次，他没做中奖绝缘体，抽中了一盒湿巾，他专门发微博感谢了金主。

做医生很辛苦，他时不时会抱怨一下工作，「累死小爷了」，虽然他时常把「不想干了」挂在嘴边，抱怨连值三天班，「要死」，「讨厌门诊」，盼着下班了去吃锅包肉，可真让他离开，他根本舍不得脱下身上那件白大褂，他内心的想法是，「病人虐我千百遍，我待病人如初恋」。

翻看他的微博，你会觉得他有些可爱，这位眼科医生内心好像还住着一个小男孩，在社交网络上嬉笑怒骂，「尼玛」、「我去」、「靠」都挂在嘴边，他甚至会思考「鸡生蛋的时候会不会很痛苦」，见到一只蝴蝶，也要拍下来发在社交网络，配文：一只蝴蝶。有空的时候，他也喜欢出去走走，看油菜花，打羽毛球，如果路上有人叫他「叔叔」，他会「气疯」，觉得自己「受伤了」，他还很喜欢恶作剧，住酒店退房的时候会把被子叠成里面有人的形状吓唬服务员。

如果要问他最喜欢什么季节，那应该是秋天，他喜欢秋天的早晨，阳光穿过绿叶，在地上投下星星点点的影子。他曾这样形容武汉的秋天——它自有一股不热不冷的温柔，在这个季节里你能体会到最淅沥的细雨和最轻柔的风，当然你更能感受到落叶飘洒一地，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的美与心动。

李文亮医生分享过自己和家人相处的温馨瞬间，天气很好，孩子和妻子就在身边，父母来看望他，离开的时候搭高铁，他会专门拍下他们乘坐的列车留念。

他曾许过一个新年愿望，新的一岁希望能做一个简单的人，看得清世间繁杂却不在心中留下痕迹，保持足够的平常心。他还说，不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共勉。他的微信签名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李文亮的朋友圈封面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关心社会的人。他为在温州动车事故中敢言的主持人王青雷说话，要征集签名，让王青雷复职。2月1日，他接受了财新的采访。就算已经被训诫过、自己和父母都被感染，但他还是勇敢地表达自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同一天，他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阳性。他说：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还配了一个狗狗的表情。他在病房里看到许多网友的鼓励，在微博上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没有被吊销执照，请大家放心，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出院」。

再之前，工作群里号召医生们报名到防疫一线时，他还说了一句：「我好了也报名」。在网上流传的另一张图里，有人在微信里问他：您病好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好了就上一线，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

tong162305

新华网评：深深悼念！深深致敬

王 平

奇迹终究未能发生。李文亮医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作为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李文亮以自己的乐观、坚强、无畏，再次诠释了白衣天使的平凡与伟大。对这种向死而生、勇往直前的医者大爱，我们深深缅怀！深深悼念！深深致敬！

战斗还在继续。我们必须要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胜利的消息，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李文亮医生，请安息吧。你的精神不朽！

tong162305

央视网评：哀悼李文亮，更要亡羊补牢！




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此前，武汉市政府、国家卫健委等先后公开表态，对李文亮的去世深表哀悼和惋惜。


武汉疫情暴发后，作为一名医生，李文亮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救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医疗队伍并因此被感染。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位可敬的医生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作为一名医生，在疫情防控的紧急时刻，李文亮忠实地扮演了救护者的职业角色，尽管面对的是一个强大未知的敌人，他还是冲了上去，直到倒下。他对得起“医者仁心”这四个字。


作为一名社会公民，在关键时刻，他敢于直言、发出预警，用行动呵护了医德医风。尽管一度被误解、受委屈，但他用自己的良知与道德，也为自己的生命旅程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李文亮医生的遭遇也暴露了一些地方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的明显短板和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此刻，我们哀悼和纪念李文亮医生，不只是要感谢他的善良、英勇与牺牲，更要从此事件中吸取教训，亡羊补牢，不能讳疾忌医、重复教训。


当务之急是要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抗击疫情，用夺取防控阻击战的胜利告慰李文亮。同时，我们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全面调查事件的前因后果。该处理的严肃处理，该问责的严肃问责。我们相信，国家监委调查组一定全面彻查，让问题水落石出。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此次疫情的教训太深了！逝者已去，一路走好。我们还要继续战斗，我们相信，抗击疫情胜利的捷报，是对这位抱薪者和所有在疫病中倒下的生命最好的告慰！

tong162305

@何兵：这份训诫书，至今未被撤销。法律上，他还是一个“造谣”者。

@胡锡进：李文亮医生去世了。非常为他难过。我要向这位英年早逝的医生致敬。他不仅是一位忠于职守的临床医师，他去年底的特殊经历也给社会留下了值得反思的样本。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他的。

当前疫情危急，李文亮医生未能幸免于夺命之祸，说明了这场战斗的艰巨和复杂。我们大家必须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为了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为了避免更多的人被染上李文亮医生等人最早警告的病魔而竭尽全力。现在全国都在增援武汉和湖北，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

李文亮医生千古。

tong162305

中国学者开始呼吁将新冠肺炎命名为“李氏肺炎”，目前WHO正在对新冠病毒进行命名，希望能采纳这个名称。如果有有识之士能将声音传递给WHO，让世界都不要忘记这位普通的中国医生！

tong162305

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弘冰社长的泪文：悲恸悼念李文亮医生！


我已经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你从来和谣言无缘，却被迫因“造谣”而具结“悔过”。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洞彻东方？！

这一夜风雨如磐。一觉醒来，一个消息刷屏了：武汉八君子之一、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走了，留下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她被感染后在上ECMO）和也是感染住院的父母双亲。他年轻阳光的生命定格在2020年2月6日21点30分。

满屏是他目光温润英俊儒雅的遗照，还有那张按了手印的训诫书。人们发自心底的呼唤在神州上空回荡：他们欠你一声道歉，一路走好！

他和他的医生同事们的专业判断和提醒本可以避免这场旷世瘟疫的传播，本可以拯救那许多的无辜生命和许多美满的家庭，本可以为武汉，为中国，为华夏，也为这个世界避免这场旷世灾难的！我们要大声问一句：为什么没能够？

李医生已在天堂，那里有他救助过的生命，那里不会再有天灾，也不会再有人祸，更不会再有要按手印要立保证的训诫书，那里可以畅所欲言了！

世人会记住他。历史也会！

为他怀孕的妻子和双亲祈福！为还在一线抢救生命的医护人员祈福！也为所有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祈福！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81132981&ver=2145&signature=57-ILbdN26oYVRpFiMiZ42Z520uMZPvXDCI*NXshhp-ROcG77m7oeo8J7SbGIPAw19ck8zs9D3f3Dm8vWppGq8LPiOAl9o5Scehz-qWa1dbSfPo97h5XVkA--SrmKLAM&new=1

梦回杏林

　　说真话的人，敢担当的人，把大家的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历史不会忘记他、后人不会忘记他。

tong162305

梦回杏林 发表于 2020-2-7 20:26
　　说真话的人，敢担当的人，把大家的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历史不会忘记他、后人不会忘记他。
...

至少我不会忘记他，杏林先生不会忘记他。

杏林先生多保重！

梦回杏林

tong162305 发表于 2020-2-7 21:03
至少我不会忘记他，杏林先生不会忘记他。

杏林先生多保重！

　　先生也要多保重

tong162305

就国家监察委赴武汉调查李文亮医生有关问题的几点建议

    文/亚西

    武汉八名疫情蔓延“造谣者”之一李文亮医生，于2020年2月7日凌晨在疫病中逝世。闻者震惊之余，或痛心流泪，或义愤填膺。

    李文亮病逝的消息，由其所在单位武汉市中心医院首先向公众发布。嗣后，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时间专就李文亮的病逝表示哀悼，就连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政府也向公众表示了悼念之意。

    武汉市中心医院作为李文亮就职的单位，发布其属下医生李文亮病逝的消息尚在常理之中。但是，李文亮医生毕竟是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而且，他生前还因疫病蔓延的泄漏和造谣问题，受到了武汉市警方的严厉训诫，迄今无任何官方出面否认给予李文亮的训诫的合理合法性，更无人表示歉意。何况，在目前疫情蔓延中去世的医务工作者，并非李文亮一人。由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政府专就李文亮医生的病逝向公众发布表示悼念之意，多少有点让人感觉意外，也琢磨不透。似乎，在向人们暗示与以后某种可能的什么情形划分界线。

    武汉警方作为对李文亮进行训诫的训诫人，对于李文亮的病逝，哑然无声。也许，警方以其身份不宜表示什么。也许，他们还在观望什么。

    毋庸置疑，管理一个国家并非易事，尤其是国家处于某种危难中，更是考验管理者的管理智慧和水平。2月7日下午1点，李文亮医生病逝约10小时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由国家监察委对一名一线普通医务工作者的问题专门进行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说明国家管理者也在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策略。一个国家，倘若千人一面，万口一腔，凡事越俎代庖，则人人将失去辨别事物的能力，迟早会掉进塔西佗陷阱。谣言，应止于社会管理者的公开透明。公开透明的前提是政府公信力的提高。通过这次的疫病初发蔓延的教训，应当摈弃固有的注入式宣传教育模式，及时告知民众真相，多做启发民众智慧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此，则民众的识别能力就能与政府资讯质量共同提高。这次国家监察委对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的问题专门进行调查，顺应民众的呼声，是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可贵的历史性一步，具有非凡的意义。

    有鉴于民众对于国家监察委的此次赴武汉调查的结果翘首以待，笔者就有关涉及李文亮医生的调查细节，建议如下：

    一、关于疫病蔓延言论的扩散与阻止的调查

    李文亮于2019年12月30日下午5点45分在其微信群里发布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信息。当日深夜，武汉市卫健委召开会议，李文亮所在的市中心医院领导、医务室主任都参加了会议。李文亮半夜突然被院领导传唤至市卫健委，但并没有让他参加会议，而是把他安排在其它房间等待。会议结束后，医院领导询问了李文亮有关疫病的一些消息来源。翌日，医院纪检监察人员传唤李文亮，向他反复询问李文亮疫病的消息来源，责令他要认识到自己造谣的错误，并要求他撰写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最后，还扬言要给他院内处分。据悉，当日武汉警方派员调查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名医师时，有医院的纪检监察人员陪同在场。

    由以上情节可知，李文亮在微信里发布疫病信息后，中心医院的领导不久就知道了信息内容；中心医院的领导半夜将李文亮传至武汉市卫健委，而李文亮却无参会资格；中心医院的领导得知李文亮“造谣”的信息，应该早于医院的监察人员和警方；翌日院方上班时追问李文亮疫病消息来源，其动机并非疫病蔓延情况的调查，而是以威胁的方式制止李文亮疫病蔓延的“谣言”扩散；中心医院监察人员向李文亮调查“谣言”的同时，警员已经获知李文亮等人的“造谣”信息。

    需要调查的情况是：

    1、12月31日凌晨1点半，武汉市卫健委召开的会议，是否有武汉市政府主管卫生防疫的领导主持或参加，是否有包括武汉警方等武汉市政府所辖部门的配合参会。

    2、当晚的会议内容，是否涉及到要求警方出面制止李文亮等八人的“谣言”问题。李文亮被传唤到市卫健委，仅仅是医院领导的主意，还是医院的行政主管机关的意见。

    3、武汉警方于1月29日微信公众号回应八人疫病谣言事件时，声称他们的案件来源是基于举报人的举报。一般而言，非真实性事件言论散布的举报人分两类，一类是伪造事件的言论散布与举报人或者举报人的亲友等具有利害关系，另一类是虽无利害关系，但举报人手中具有现实相反的证据能够证实伪造的事件言论散布属于谣言。李文亮等人的“造谣”举报人，显然属于前者。那么，需要调查举报人与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领导及监察人员有无关联；武汉警方与市中心医院的领导及监察人员有无关联。

    4、李文亮在微信群发布的华南海鲜市场存在疫病蔓延，随着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疫病人传人而被证实为真。那么，武汉市中心医院以组织名义出面阻止李文亮扩散疫病蔓延消息，是医院本身的行为，还是由上级指示而为之；阻止李文亮等人发布这类信息，与武汉市相关部门既定的群体性聚集，譬如“两会”、文艺演出活动、“万人宴”等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关于对武汉警方出具的《训诫书》的调查

    给予李文亮的《训诫书》，是由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派出所胡、徐两位警员具办。《训诫书》指控李医生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训诫书》要求李医生“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然而，这份《训诫书》未指出李文亮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具体条款，亦未指出给予训诫的法律依据，属于比较粗糙，不甚严谨的法律文书。尤其重要的是，《训诫书》认定了李文亮的疫病蔓延言论属于“不属实的言论”，亦即定性为“谣言”。

    由此可见，需要调查和论证的情况是：

    1、中南派出所胡、徐两位警员具办本案时，是否有完整的案卷；认定李文亮行为违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是否有举报人举报登记记录，或者举报人的书面举报，证人证言，在医院调查了解的疫病情况记录，以及在华南海鲜市场实际调查的情况记录。

    2、给李文亮处以“训诫”的法律依据问题。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训诫抑或训诫书之类的规定，该种规定只散见于诸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显然不属于本案的调整对象。因此，应当要求派出所指出对李文亮处以训诫的法律依据。

    如果派出所拿不出训诫的法律依据，且由于给李文亮的言论定性为“谣言”不实，是否可以考虑敦促警方撤回训诫，并向李文亮的家属赔礼道歉，以恢复李文亮的名誉。

    三、关于李文亮疫病病情的确诊问题

    李文亮生前于1月10日出现了被病毒感染的状态，12日住院接受治疗。按说，作为医生住院接受治疗多少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但是，李文亮直至2月1日才被确诊为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之前做过一次核酸检测，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又做了一次，显示为阴性。2月7日凌晨，李文亮突然不幸病逝。

    据悉，武汉第一次被病毒感染的14名医务人员已经全部痊愈出院。另据医疗专家们一直强调，大多数疫病中导致死亡的对象，是老人及有其它病患的患者。

    鉴于李文亮自1月10日起就病魔缠身。他虽为医生，但病榻之上不一定很清醒，即便清醒也不一定敢得罪他就职的医院，有关人为治疗不利的情况也不一定敢说出来。李文亮年仅34岁，属于极少数英年早逝的疫病患者。因此，需要调查李文亮接受治疗的病案等医疗记录，查证是否有人为延误的情形，以及他的“谣言”事件与治疗延误是否有什么关系。


二○二○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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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复盘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失灵的背后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这些信息都报上去了

怎么及时转化成防控行动?




2月6日下午，一辆运送医疗设备和工作人员的车辆抵达武汉火神山医院。摄影/长江日报 陈卓

1月8日晚，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突然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要求他尽快去一趟武汉。次日早上7点，他就坐上了从北京飞往武汉的飞机。

因在武汉只待了一天，曾光没有参与现场调查。在地方给包括他在内的专家的汇报中，他听到的是武汉市已经隔离了多少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出现感染者，感染者病症不是太重，和季节性流感差不多……“我们得到的都是这样的信息。”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那次经历时，曾光拍着桌子问，“那时我哪知道还有个李文亮，还有张继先？”

即便是基于这样的信息，出于SARS时期的经验，曾光还是建议当地要把感染者完全隔离，疑似病人不但要收治进医院，还要一人一个单间，密切接触者要集中隔离，这是防控要点。但在当时，武汉并没有采纳这样的措施。



“这对于他们是额外的负担”

在曾光去武汉的时候，国家卫健委还派出了第二批专家组于1月8日抵汉，在当地调查指导防疫工作，直到1月15日。

上述专家组的一位成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当时，当地提供给专家组的资料有限，很难判断出病毒有没有人传人的能力。他回忆说，1月11日，湖北省与武汉市两级卫健委在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召开会议时，提供了一份人数有100多人的疑似病例名单。专家组的一致意见是，如实公布疑似病例。但在12日，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只重复了前日通报过的41例确诊病例，并未公布疑似病例情况。对此，专家组感到很意外。

临床医生被感染，是疾病人传人的敏感信号。据后来媒体报道，1月1日至11日，武汉已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武汉同济医院医生陆俊于1月7日就确诊了新冠肺炎，在1月17日之前，一直在本院治疗。上述专家说，当时，他们也走访了武汉同济，却没有人向他们提及该院医务人员的感染情况。

2月23日，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等人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发表了评述文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文章指出，此次疫情发生早期, 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进行细致、缜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

很多人都在质疑“非典”之后建立的覆盖全国的传染病直报系统为何没有发挥作用。对此，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原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汪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实际上，这个直报系统并不负责发现新发传染病。”

针对新发传染病，2004年12月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修订，在需要上报的传染病范围一项，增加了“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内容。新发传染病可以通过直报系统下的子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上报。但问题是，只有首先定义了什么样的情况算公共卫生事件，才能上报。

对此，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国家CDC首任主任李立明指出，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对这些新发传染病只有一句话，“就是说要报告，但是怎么报告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1月20日国家规定新冠病毒肺炎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之后，每天就开始报告了。李立明说，“在这之前，没有定性它是一个什么病、危害性如何，需要有专家评估与卫生行政部门决策的过程。”而根据国家CDC官网消息，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对新冠肺炎作为法定传染病的动态监测功能是2020年1月24日才上线的。

陈国强等人指出，早在2011年，中国CDC与美国CDC相关专家就已经撰文，在总结 2003年SARS以来中国防控新发传染病能力建设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更提出了中国在新发传染病侦测能力上的显著差距。

实际上，目前在中国的疾控体系内，能监测传染病的并非只有一个直报系统。原卫生部从2004年起，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不明原因肺炎（PUE）病例监测，这是一个单独的系统。PUE与传染病直报系统相联。也就是说，医生可以通过PUE在直报系统中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由国家CDC副主任冯子健指导、2017年发表的一篇硕士毕业论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评价》介绍说，PUE是一个依赖医疗机构临床医生上报病例的被动监测系统，临床医生对该监测系统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病例报告质量和效率。2013年，苏皖等地暴发人感染禽流感H7N9疫情初期，绝大多数病例就是通过PUE发现的。然而，该论文指出，目前医院内有大量符合PUE定义的病例，但上报率低。

根据国家CDC、湖北省CDC等机构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2019年12月29日，武汉当地医院通过PUE监测系统，发现了最早报告的4个新冠肺炎病例。但实际上，根据中国CDC的回溯性分析，以发病日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已经有104人感染，15人死亡。

“临床医生在接诊时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按要求本应立即报告，但实际操作中没人管。医生都很忙，上报就意味着后续一系列登记填表、调查的工作要做，这对于他们是额外的负担。”汪华说，目前，发热门诊、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流感监测系统，都是彼此独立的，因管理部门不同，分散在医疗机构的管理单项里面。

对此，多位公卫专家表示，应当合并这些分散的监测系统，建立一个统一的呼吸道疾病的监测系统，同时打通临床诊断、报告、治疗与疫情防控各个环节。比如，能否在医院的电子诊疗系统做一个改进，当医生接诊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不需要再另填表，只需在他的系统里点击按钮，这个病例就能发送到监测系统里去。

在此次疫情中，许多临床医生在早期就觉察到了异常，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诊断，直报系统无法使用，只能层层人工上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就表示，2019年12月28日，她所在的急诊科接诊了4例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发热病人，在29日向医院公共卫生科作了上报。医院公共卫生科又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对方回复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此前也上报了类似病例。

另据媒体报道，靠近华南海鲜市场一家叫优抚的二级医院接收了多例不明原因发热病人。1月10日左右，尽管医院将集中发热的情况报告给上级疾控部门，但对方并未马上来医院进行调研。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就指出，应当重视一线临床医生的判断。在未来改进监测系统时，应当考虑把临床医生的观察与判断纳入进去。

对于临床医生和疾控专家在疫情发生早期相互沟通、协作的关系，李立明以美国为例介绍说，美国每个医院的急诊科里面都配有CDC专家，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急诊室随时发现新的异常病例，建立起一种敏感度很高的疫情监测系统。疾控专家与临床医生一起工作，这才叫真正的医防结合。

曾光说，流行病学是疾病预防控制的基本专业支持，它主要包括疾病监测、疫情报告、现场调查，以及公共卫生决策。曾光把流行病学看作一门“情报工作”。但现在，他感到专业人士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渠道还不通畅，公共卫生信息难以转化为及时、有效的决策。多位专家指出，回溯此次疫情，尤其是早期阶段，在监测、锁定传染源等环节，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还有许多可提升的空间。




2月18日深夜 ，工作中的武汉急救中心120调度员陈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急救中心工作量剧增，陈蕾每天晚8点至早8点工作不停歇。她的一个愿望是“ 等疫情结束，我要好好睡个觉 !”摄影 / 长江日报 陈亮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

“当觉察到异常以后，接下来要对疾病有正确的判断。新发疾病早期不要等待诊断方法，可以根据症状判断，有异常就应及时采取社会行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姜庆五说。

据财新报道，1月4日，武汉市卫健委给当地医生的一次培训中，下发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和《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其中，前者由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与湖北当地专家组共同制定，而《入排标准》则由武汉市卫健委编制。

相比之下，武汉市卫健委编制的《入排标准》对于确诊条件更加严格，须同时具备临床表征与流行病学史，即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但此后多个回溯性研究均表明，过分强调“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流行病学特征，会漏掉许多病例。比如，据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该院最初收治的41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中，有14例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国家CDC主任高福等人1月29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显示，在1月1日前发病的病例中，仅55％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

对此，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早期，专家都会把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作为流行病学意义上很重要的依据，“没有谁敢单凭一张CT片，或者一个血常规，就说这是什么病。现在放射科医生，只要拿到CT片，加上病人的症状，比如咳嗽比较多，咳痰比较少，都敢拍胸脯说就是新冠肺炎。”多位专家也指出，新冠疫情暴发的时间，正好是流感及非典型性肺炎的流行季，也是很多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这些因素都使得鉴别诊断一个新的呼吸道传染病变得更加困难。

但李立明指出，病例筛选的标准严格，好处是抓得更准一些，但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为了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是原则，所以要强调诊断方法的灵敏度要高一些，临床诊断标准可能应该宽一点，以保证不漏掉任何一个可疑的传染源”。

国家CDC副主任冯子健后来也对媒体承认，因为偏向更精准的病例锁定，对疫情判断有保守的倾向。“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是没有诊断试剂，当有了检测试剂之后，早期迹象也表明，刚开始用时，试剂对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标本阳性检出率比较低，我们不敢轻易排除掉。受这种早期的限制，我们下结论就非常谨慎。”

疫情发生一个多月以来，《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前前后后已经修订过5次，出了6个版本，因为确定了病原体的存在，这些方案都要求新冠肺炎的确诊条件之一为病原体检测结果阳性。

复旦大学公卫教授胡善联指出，需要通过核酸检测确诊病人，初期核酸检测试剂盒不足，对疫情防控造成了一定延误。“部分疑似病人最终应该是确诊的病人，由于检测试剂供应不够，很多疑似病人没有及时确诊，也造成了一定的传播。”

陈国强等人也指出，疫情暴发后，因流程尚不清晰，出现了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迟迟无法获得检测资质，大量疑似病人积压给临床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而疾控部门由于短时间研发生产的检测试剂质量“良莠不齐”，样本采集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将检测权限下放。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沟通与协商机制在早期不够健全，影响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筛查和确诊，成为延误诊断的“堰塞湖”。

核酸检测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假阴性”高，即使对于已确诊的病人阳性率也只有30％～50％。因此，第五版《诊疗方案》对湖北省内的疑似病例不做流行病学史要求，并将肺部CT表现视为“临床诊断”类别。诊断标准调整后，2月12日，湖北新冠肺炎病例激增了14840例，其中含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

第五版诊断又回到了最初的临床诊断。对此，姜庆五表示，“果断地采取措施非常重要。一个新发传染病不一定要等待病原清楚、诊断方法建立。还好我们现在有先进技术，如果放到十几年前，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思议。”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也指出，和上次SARS一样，媒体上传播的消息，使公众和决策者认为，分离病毒以及研制检测方法、治疗方法和疫苗等工作是首要的工作。“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这些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控制迫在眉睫的传染病，根本就来不及。”

他还举例说，上次的SARS疫情就不是靠发现病毒来控制住的，至今也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疫苗至今还是遥遥无期。成功控制SARS最终靠的是传统的检疫、隔离、消毒、通风、个人防护等卫生措施。如果SARS期间我们更早、更大地让卫生和疾控发挥作用，可能传播的范围会小得多，死的人会少得多，医护人员的保护会好得多。



2月24日，武汉一家医院内，护士正在整理新冠肺炎逝者的遗物。

“如果决策者缺乏专业知识，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也是徒劳”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这一天，中国CDC应急中心主任李群与同事们也赶到武汉，分三组对武汉金银潭医院的89例收治病人全部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工作包括病例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据CDC官网信息，“随着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相关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报告陆续提供到决策部门手中。”

CDC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如何，以及这些风险评估报告对决策部门起到什么作用，这些情况至今仍不得而知。

中疾控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毒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兼职教授张永振领导的团队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来自武汉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1月5日上午，他们从标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上海公卫临床中心在同日向国家卫健委提交了一份病原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鉴于该病毒与造成SARS疫情的冠状病毒同源，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以及在临床救治中采用抗病毒治疗。

但这份报告似乎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从第二天，即1月6日开始，到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均未作疫情通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早至1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便对不明原因肺炎启动了“严重”级别应变，尽管当时该地怀疑病例只有7例。

“是公共卫生系统出问题了。”曾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是流行学调查没调查好，也不是病毒不该研究，也不是不该发论文。这些信息都报上去了，怎么及时转化成防控行动？现在的新冠疫情防控，还不是一个应急的战时体制，就像打仗，有情报部、参谋部、司令部，情报信息迅速到参谋部去研判，参谋部给出建议以后，司令部马上就拍板，应该是这么一个体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回忆说，2003年SARS的成功防治，得益于当时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献计献策。

然而，一位疾控专家认为，社会仍未从过去的教训中总结经验。SARS期间，作为防控顾问，他能直接参与研判，得出的结论或者建议很快地转化为防控行动。而现在，省疾控中心的调查结果要向省卫生厅报告，市、区、县疾控向各级卫健委报告，卫生行政部门要向政府报告。“经过一层一层上报，效率就没了，而且真正报上去的信息可能也走样了。”

陈国强等人则指出，地区决策者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需要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此次专业团队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没有得到最大发挥, 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

曾光说，如果决策者缺乏专业知识，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也是徒劳。（外行管理内行恶果，总有显应的一天，兽医也来管人病，而且是急病）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国家CDC首任主任李立明强调，基本的公卫知识和观念非常重要。“呼吸道传染病，怎么可能不出现人传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应该出现‘有限的人传人’这种说法。如果全社会都有一些基本共识，早期防控不应该是这样。”

1月19日，曾光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人一起，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再赴武汉。1月20日晚，钟南山在与央视的直播连线中，肯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并称有14名医务人员在护理一名患者过程中被感染。疫情防控由此迎来转折点。

在当天下午的发布会上，曾光公开呼吁，春节期间减少人群流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这不是官方号召，是我们专家组的建议。”

一个多月后的2月24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对中国所采取的措施进行评价时说，面对一种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中国采取了恢弘、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中国的事，不要老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老老实实将瘟疫控制，才是上上策，这样的组织，许多就是一个摆设。世界卫生组织的人到武汉等地都去了，有效果吗，抗疫还得靠自己。）

对于中国采取的封城之类的围堵策略，艾尔沃德认为，“这些做法相当现代，目的是为了迅速地找到每一个感染者，穷尽式地追踪到密切接触者并进行隔离。”“在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是可以凝聚起民众的力量的。”



2月22日，工作人员给封闭中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消毒。摄影/解放日报 赖鑫琳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2/175019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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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医生李文亮有关问题调查结论出台之前

    文/亚西


    武汉警方给医生李文亮予以训诫的前不久，武汉肺炎的病毒已小试锋芒。那时，它们蓄势待发，悄然无声地酝酿着一场席卷全球，令世人震惊的疫病风暴。

    与此同时，武汉有关管理层就武汉疫情的端倪初现，也在踌躇中研判：究竟是抱以侥幸、等待观望、暂时隐瞒，还是公之于众、主动出击、积极预防？如今看来，应属前者。

    隐瞒，是指因真相知晓人与事实真相存在某种利害关系，采取积极行为掩盖事实，或者采取消极行为不告知事实的行为。按说，疫情在世界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疫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界微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与社会管理者的过错责任没有必然的利害关系，故没有隐瞒的动机。但是，左右社会管理者对疫情积极预防的决定，取决于是否以“以人为本”的观念。如果以疫情公布会引起民众恐慌，影响本地区社会稳定和GDP的增长，进而影响官爵之位，则是“官本位”的观念。倘若以“官本位”的观念处理疫情，向公众隐瞒疫情，虽符合官场潜规则理念，但却是本未倒置。因为，试图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获取财富的增长和国家的发展，既不科学，也不符合某些理论基础和崇高理想。现在的事实也证明，由于武汉疫情处理的迟误，这场疫情风暴迄今已给中国仍至世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和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

    疫病伊始，武汉警方给予李文亮等八位医生的训诫，不仅是法律层面上的问题，更是疫情防控决策过程中的一个侧影，是官场生态和形态在疫情初期节点上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给予某人法律上的处罚，须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然而，给予李文亮等八名医生的书面训诫，毫无法律依据，这是法律界人士的共识；由于当时确实存在疫病，疫病的“谣言”并非真正的谣言，故给予李文亮等八人的训诫，也没有事实上的依据。为什么宁愿以牺牲法治原则为代价，也要以严厉的非法训诫的形式来阻止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传播疫病真相？背后确有其难以名状的背景。

    李文亮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于2019年12月18日收治了一位65岁的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的男性发烧病人。后来，这位病人转院至金银潭医院，不治身亡。12月27日，另一位41岁的男子也来中心医院就诊。傍晚，该患者在呼吸科ICU做支气管镜取样，这次的样本，送往一家从事NGS检测的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检验所于12月30日出具了一份检测报告。该报告的描述显示为：“……病毒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计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显然，这名病人所携带的病毒，是会人传人的。李文亮发现这份检测报告的时间，就是检测报告交付给中心医院的当天，即2019年12月30日。当天下午，李文亮以微信的方式，以检测报告的内容为基础，将疫病情况告知了同行朋友，用以提醒他们注意防护。嗣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刘文，以及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医生谢琳卡等二人也陆续在微信群发布了类似的消息。他们不久均受到武汉警方的训诫。

    与此同时，湖北省新华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于12月26日连续接诊了四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翌日，张继先将发现四名“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上报医院，医院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1月6日，新华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肺部CT显示有一小块阴影，呈现磨玻璃状，他并没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当天，院方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开会，嘱咐下属不得把相关情况泄露给外界，尤其不能告诉媒体。此后，武汉多位医生都向媒体透露，他们所在的医院也有类似规定，即检测结果不公开，阳性结果以电话通知。做到了水过无痕，雁过无影。

    在此期间，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某些领导也没有闲着。12月30日深夜，武汉市卫健委召开会议，中心医院的某领导深夜通知李文亮去卫健委。但李文亮被晾在一边，没有让他参加会议。究竟是什么原因传唤李文亮深更半夜到会场，是会后向李文亮了解情况，还是会后当场拘留李文亮？迄今仍是一个谜团。翌日，李文亮即遭到本院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和斥责。2020年1月3日，李文亮签收了武汉警方的《训诫书》。事实上，李文亮并不是本院监察部门唯一被斥责对象。2020年1月1日晚约12时，急诊科主任艾芬也接到过本院监察科的通知，要求其第二天到监察科谈话。第二天在与监察科人员谈话过程中，领导批评她“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艾芬提及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从领导批评之语来看，其动机昭然若揭。

    归纳以上情况，人们不难看出：

    其一，八名被训诫的医生，来自不同的一线医院，而非同一医院。

    其二，医院的本分是治病救人，不是社会管理。疫病是否影响武汉的稳定和发展，并不是医院的职责。如果没有权威统一部署，几家医院的领导怎么会以不同的方式要求属下的医护人员隐瞒疫病信息？《财经》记者采访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一位成员，也印证了武汉各医院刻意隐瞒疫病传染的事实。

    其三，以武昌分局中南派出所胡、徐两位执法警员之力，在短短的20多个小时里，要完成对八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的“造谣”案件的调查，是不可能的任务。别说有关“造谣”的事实部分的调查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仅八名医生的身份调查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背后，一定有权威人士和不同部门的密切配合，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确定八名“造谣”医生的身份。

    其四，执法警员压根就没有对“谣言”的事实部分进行调查。因为，如果他们看到了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检测报告，肯定不会得出李文亮等八名医生的微信信息系谣言的结论。除非，故意要制造冤案。如果执法人员没有对违法事实进行调查就妄下结论，是严重的渎职行为。

    有人说，李文亮不是“吹哨人”，张继先才是真正的“吹哨人”。其实，他们都是“吹哨人”，但有两个区别。第一个区别是：李文亮发现疫病立即提醒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张继先则是发现疫病立即按部就班地提醒上级。打个比喻：一个暗夜行走的人，突然发现前面是危险的断崖，而后面的来人没有发现。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立即提醒后面的来人。二是立即打电话通知官方，请官方通知后面的来人。李文亮选择了前者，而张继先选择了后者。从本次疫情来看，张继先按部就班地提醒上级，但仍然延误了至少半个月的民众躲避疫情的最佳时机——尽管这不是张继先“吹哨”的初衷。但是，张继先的“吹哨”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功效。即：有人对疫情若无其事地装糊涂，由于张继先的“吹哨”，导致他无法继续装下去。第二个区别是：从处理结果上看，李文亮的吹哨受到了警方的训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张继先没有受到训诫，安然若泰。

    警方训诫李文亮等八人以后不久，其实还存在容易拉响疫情警报的两个机会。

    第一个机会：如果武昌分局中南派出所胡、徐两位执法警员在办案过程中，按照正常程序稍稍负责一点的话，他们会通过向李文亮了解到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的检测报告的真实存在，并从几家医院调查了解到疫病传染的事实确实存在。他们完全可以不仅不对李文亮进行训诫，而且可以想方设法促使上级正视疫情，督促疾控管理机关。如此以来，有人想刻意隐瞒疫情，也未必毫无顾虑。正是执法警员没有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查，且火速给予李文亮等八名医生训诫，将处罚措施公之于众，任由众人对八人鄙视和唾弃，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有关管理层刻意隐瞒疫情的信心。

    第二个机会：武汉警方对李文亮等八人处理公布后，立即引起国家主流媒体的极大兴趣。按说，偌大一个国家，号称14亿人口，每天发生千奇百怪的案件并不稀奇，它们却唯独抓住李文亮等八人“造谣”事件不放，纷纷登场，开足马力，反复播放。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岁月静好，哪有什么疫情？这些主流媒体和它们的千万个记者，竟然没有一个怀疑和深挖令人疑窦丛生的新闻线索。其实，尽管警方发布的处理公告隐瞒了八人不同医院的医生身份，但那些主流媒体的记者若想深挖，不费吹灰之力。当他们获知八人均为医生且来自不同医院时，顺藤摸瓜，穷追不舍，刨根问底，疫病传染的所谓“谣言”还不会攻破吗？如今，未知这些媒体是否仍是一脸无辜，一副安之若素的心态？

    那些以牺牲法治来刻意隐瞒疫情的，也是一种疫病，甚至猛于疫病。最近，人们从各种媒体上看到，俗称“抛锅”的有关疫情蔓延责任相互推诿的暗战正在进行。钟南山认为这属于疾控部门的地位低下造成的。有人认为钟先生的这种认识是基于体制的惯性思维，这个观点或许是正确的。我们的疾控部门不应该行政化或者类行政化。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权大于其它权利。疫病“可防可控”，只限于初期阶段，一旦暴发，则是“难防难控”。把疫病“可防可控”贯穿于疫病蔓延的全过程，显然是无稽之谈。因此，发现疫病有蔓延的危险，任何阻止民众及时防护和躲避的理由都是苍白无力的。应从立法角度上，给予疾控部门独立的疫病强制发布权，提醒民众注意防护。这种发布权不应受到各种行政级别干预。同时，还应给予民众的监督权。

    人们希望通过国家监察委对李文亮医生问题的调查和调研，其调查结果不仅能还原李文亮问题的真相，给李文亮和广大民众一个说法，也能找出疫情发布问题官场生态中体制上的漏洞，切实把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放到第一位。唯有这样，那些在疫病中逝去的人们，才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

    至于有人问及，国家监察委对李文亮医生问题的调查是否会有结论，结论是否会向公众公布的问题。笔者认为，他们一定会有结论，结论也一定会公布，但究竟是在小范围内公布，还是大范围公布，不得而知。

    二○二○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