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释怀的“钱学森之问”

梁知行

“革自己的命确实比较困难。但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在放弃改革”

　　文/周大平

　　10月31日是钱学森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众多教育学者缅怀钱老，他生前难以释怀的那个“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世纪之问犹言在耳。过去一年间，在教育改革的诸多疑难和困惑中，能否挣脱束缚创新人才成长的羁绊，能否探索出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路径，被概括为“改什么、为何改、怎样改”的热议，依然在学界持续。

　　今年秋季开学，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该校校长李培根的16分钟讲话，先后82次提到“质疑”，要求学生学会质疑，哪怕是质疑学校和校长。但在那样的场合，他来不及对当今既没有质疑精神，又不敢质疑的中国大学生们以往十多年的教育环境作纵向性的分析。

　　创造性不是教出来的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是旅美教育学家、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黄全愈从2000年开始，每到暑假就回国到各地作报告时，被很多人问到的同一个问题。许许多多甘愿把巨大的付出用于孩子教育的中国父母，一直以为可以像训练技能那样去训练孩子的创造性。黄全愈告诉他们，创造性只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培育，创造性教不出来，但不适当的教育足以把创造性扼杀在萌芽中。

　　2000年，南京一个房地产老板建的一所中英文学校，邀请黄全愈在学校办了个“素质教育实验班”。开班第一天，黄全愈给刚上小学的孩子们讲第一课。他看到孩子们全都挺直腰安静端坐，就要他们放松自己，可以坐也可以站，孩子们一下子活跃起来。黄全愈讲课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孩子们饶有兴致地七嘴八舌回答。下课了，一个小女孩走上前问：“黄爷爷，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月亮老是跟着人走呢？”黄全愈心头一热，蹲下身说：“等爷爷明年从美国回来，相信你一定会有答案了。”

　　一年后，黄全愈回国到这个实验班，把上一年的问题又问了一遍，结果所有的问题孩子们都答得很好，还反过来问了不少让他“难堪”的问题。他听孩子们用英语做“拔萝卜”游戏，当“小虎”、“小猴”、“小猪”、“小兔”合力把萝卜拔出来吃，并且用英语说“萝卜真甜”时，他听到那个小女孩自言自语地用英语嘟囔：“老虎是不吃萝卜的！”黄全愈心头一震，这不正是“实验班”要培养的能独立思考的孩子吗？

　　又过两年，黄全愈第三次到实验班，看到的却是一群怯生生的孩子，虽然都能讲流利的英语，却不见了个性奔放、活泼好问，他们的灵性在两年的应试教育中已经荡然无存。房地产老板向他道歉：“对不起，我没能继续按你的理念教他们，因为我也有很多无奈……”黄全愈的眼睛湿润了，也许他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前功尽弃”。

　　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从幼儿园起，孩子就被要求听话，“不听话”的孩子被斥为调皮捣蛋。进入中小学盛行的“圈养教育”，学生们不需要思考，只需按照老师的讲解领会，记住标准答案即可，课堂上不能有“奇思怪想”，发言时也不敢“随心所欲”，作文时如果写了“我不喜欢世博会，挤死了”，那很可能会不及格。

　　那些中规中矩的孩子后来的表现又如何？在一个为教育改革建言的座谈会上，某大学教授披露近年间自己所阅读过的毕业论文：“如果哪一篇写得很通顺，那十有八九是在网上抄的。”某律师事务所主任评价近些年前往应聘过的大学生：“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被称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专家”奈斯比特夫妇，近日在他们的新书《梅林：我的中国》中分析说，中国青年进入国际大公司后往往会很顺从，但每到需要他们决断时，总是瞻前顾后，害怕承担责任。于是，很难独当一面，成了中国员工被许多大公司炒掉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这是教育的问题。中国的教师们把所有学生都用一种方法培养，一旦发现某个学生与众不同，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学生可能出了问题。”

　　要“聪明”还是要“智慧”

　　“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两大类不同的孩子”，美国学者萨博提出的这个观点，对黄全愈梳理“怎样培养孩子”的研究思路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被称作“聪明的孩子”，能知道答案，能理解别人的意思，能很快抓住要领、完成作业，乐于吸收知识，长于记忆……被称为“智慧的孩子”，能提出问题，能概括抽象的东西，能演绎推理、寻找课题，运用知识，善于发明，长于猜想……

　　一次，黄全愈在国内某重点中学作报告，互动的气氛还算活跃。“今天我们的学生是按年级排座位的，初一在最前面，高三在最后面。越是前面的学生问题越多，越是后面的学生问题越少。”有位老师当场的这几句提醒，令黄全愈沉思了许久：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怎样把孩子们变成了一个个忙于练习题、记笔记，唯独不善于提问的“知识桶”。我们的学校要求孩子带着崇敬的心态去理解篇篇“范文”，而美国学校则要求孩子谈自己的种种体验；我们考的是“老师讲什么”，美国考的是“学生想什么”……

　　“现代教育需要培育智慧的学生。”黄全愈在《天赋教育在美国》一书中，系统地回答了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特别强调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素质。他介绍美国天赋教育(国人所谓的“神童教育”)“童子功”的入门招数“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和“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即从阅读和聆听中批判性地吸收，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中国的学生太多考试，太多死记硬背。整体教育缺乏创造力。”在中国做过多年教育工作的奈斯比特夫妇这样认为。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打开，一本朝下盖着。这个标志告诉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和真理，同时书本中也有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所追求的就是师生的批判性思维。今年暑期，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中国的学生最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不太愿意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

　　黄全愈说，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之后才考虑的。殊不知我们传统的“注、疏、解”式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人云亦云的习惯。我们的孩子要在先贤的字里行间顶礼膜拜般徘徊，对经典只能“注”，之后再“解”再“疏”。相比之下，美国的批判性阅读与聆听属于高段位的学习行为，而我们的死记硬背则是学习的末流功夫。

　　“目前的教育为学生搭建了鸟笼式的框架，学生根本无法创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举例说，高考恢复到今天，各省区市培养的文理科状元有1000多个，但这些状元在社会各行业中的成就，至今没有一人获得社会公认。黄全愈认为，只有从基础教育开始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大学才可能培育创造性思维活跃的新一代。

　　批判性思维的根基在独立思考

　　黄全愈认为，钱学森生前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的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严重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所谓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莫不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他说：“只有具备了批判性思维的人，才可能重新思考乃至推翻别人做过的事，开拓前人未涉的领域。”

　　美国教育所倡导的批判性阅读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和批判，经过过滤吸收到精髓，从而达到对知识的重构，真正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黄全愈强调，相比于中国传统的外在灌输式的被动积累学习，在独立思考中产生创新意识的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在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近几年一直尝试建立三维立体化的目标体系，校长张杰说：我们要打造拥有“知识整合力”、“沟通能力”和“会提问、能解决问题”的大学生，而不是只会背标准答案的高分考生。对中国大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

　　“问愈透，创更新”，是李政道当年在芝加哥理工时与导师费米教学互动的感悟。在任何疑问面前，敢于打破权威、敢于在独辟的路径中克服困难，寻求解答之道，以此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是这个一对一教育模式的精髓。与中国大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已有20年的李开复在担任谷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期间，受邀到过很多高校，演讲结束时如果出现无声的场面，他总是引导大学生勇于提问，并用“某诺贝尔奖得主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故事鼓励他们。

　　然而也有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在当今。几个月前有媒体报道，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李红豪，在一次期中考试的作文中措辞激烈地抨击教育弊端，结果几天后被班主任要求进行反思，且反思好之前不许上课。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学生，还有多少人敢坚持质疑？

　　今年暑期，北大、清华为炫耀招了多少名高考状元而玩起数字游戏，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全国中学教育科研联合体理事长、北大教授、北京大学附中原校长赵钰琳认为：“招进了一流学生，却培养不出一流人才，这个事实说明，高考状元并不等于可塑的一流人才。”他说，除了大学教师的主体不是一流这个重要原因，还有单一考核、唯考分至上的高考评价标准，都制约了优秀人才的培养。

　　“有没有理性思维，是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认为，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不断追求科学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正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丧失。大学教育很缺乏对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的训练，即使专开逻辑课，也很可能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把科学思维问题都变成了逻辑知识的灌输。

　　10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一个以“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为主题的论坛，唯一一名学生代表被安排在所有学者之后发言。她说到学生们想说话，但没有平台和空间；还说到对曾使钱老受益终身的加州理工学院给学生们创造自由学术交流的环境羡慕不已。她希望学校少删帖，少对学生言论进行监控，这样就可以解放学生的思想。走出论坛的教育学者熊丙奇感叹：“当大学教育与学术的舞台上，唱主角的不再是高官和‘学术大佬’时，我们就真正走上了求解钱老‘世纪之问’的道路。”

　　对办一流大学思路的再梳理

　　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座谈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这为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指明了方向。

　　如何办成一流大学，一直是国内教育界的一大纠结。在某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方某校长问哈佛大学校长怎样办成一流大学，结果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办成一流大学，我只知道怎么办不成一流的大学”，如果行政的干扰太多，在学术探讨上，大学生与教授没有平等的对话，就办不成一流大学。

　　“这可能和中国的大学缺乏竞争有关。”奈斯比特夫妇认为：“美国的4500所大学之间非常厉害的竞争，使得各校不得不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以吸引学生，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中国的大学的竞争是挑学生。这很难让学校把精力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因此，加强学校之间的竞争，是中国产生世界性大学的前提条件。”

　　“我们都知道大学最基本的精神建设和学术建设是要依托本科教学的。”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说：前两年有本书叫《逃离大学》，讲的是大学生普遍对大学的厌学现象，因为大学本科教育和高中教育没有区别，很多学生戏称高四、高五。比如大学一、二年级教学，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在考试中超越知识点的个人发挥一律被判为错。这样的高等教育，怎么能培养有独立见解、有创新意识乃至有独立人格的人才？

　　程方平认为，一些评价导向也使本科教学出现了问题。大学有教学、科研、服务三个基本功能。在近些年政绩导向、数量化导向、GDP导向的大背景下，能够外显的科研和服务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效果后显的教学功能则被严重弱化。比如北京海淀区一些大学教师一周要上三十多节课，跑三四个校区，这种状况下的本科教学，确实让很多对大学自由探索的学习环境充满期望的学生很失落。不少名校的本科教育，一是为国外培养留学生，二是为高一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像高考考生一样的人。这种评价导向，直接影响到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也影响到很多学科的发展。

　　“南科大的定位和目标就是回答‘钱学森之问’。”9月30日，在南方科技大学(筹)校园开工建设工地上，校长朱清时院士回答记者如何建成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的提问时表示：“南科大要按照国家中长期教改《纲要》的要求，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把它建成一所纯粹的回归大学本来面目的学校，那就是要学术主导而不是行政主导，由‘教授治校’而不是行政官员治校。只有坚持这样的办学理念，我们的学术才可以恢复生气，学校才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招考改革是朱清时诸多愿景中的一个亮点，当今高考制度造成的一个畸形现象，就是学生在高二就把课程学完了，到高三基本就是训练考试。训练考试这一年，把学生原生态的创新能力和优良素质都给扭曲了。所以南科大计划从高二的原生态学生中招考，这样可能容易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沉重的命题。如何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不容学界有半点回避。“教改纲要”在正式公布时取消了此前征求意见稿中的“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改为“克服行政化倾向”，可见制定者深谙“教育要想改革，首先要去行政化”的道理。即使如此，如何“克服”的探索也一定要由政府来做。正如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到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变革时所说的，“革自己的命确实比较困难。但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在放弃改革。”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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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不缺有识之士。

梁浩

行政、教育、卫生都应该是开放性的、公共性、参与性，体现人类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为了更高的追求而集思广益，如果用某种意识形态垄断了社会的话语权，那么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自然就被扼杀，所谓的主流意识不过是维护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而扼杀其他阶层的权益。

梁浩

在现实社会中必然存在不同的阶层，各个阶段必然有各自的诉求，这种诉求通过政治代言人参政得以表达，各个阶层的诉求通过在政治层面上的公平对话而产生对于国家整体利益最终选择。最可怕的就是诉求的道路被阻断，以某一阶层的人组成的政府的利益为国家利益，那么最终必然导致侵犯其他阶层的利益导致国家动荡，最终导致国家利益的丧失。

wjmdocto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是当前中国学术无重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