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陈存仁：民国多面手与有心人

梁知行

□梁捷

其人其事　　
　　
　　交游疑案与废止中医事件　

　　陈存仁医生(1908－1990)的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堪称一本奇书。王学泰说，读过的回忆录中只有两本印象最深，一是包天笑所著《钏影楼回忆录》，一是陈存仁所著《银元时代生活史》。阿城的判断更直接，“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

　　但我仍想先找出几条反面的意见，批评陈存仁夸夸其谈、移花接木甚至无中生有。其中最不可撼动的批评，是章太炎嫡孙章念驰先生和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意见。一是章太炎的后人，一是研究章太炎的权威，他们就书中涉及章太炎的许多细节提出了疑问。

　　陈存仁自称是章太炎的弟子，因为他的国文老师是武进姚公鹤，所以有机会接触到章先生，请益学问。陈存仁不但请益学问，还进出章家，上下服务，甚至在章太炎为杜月笙写“高桥杜氏祠堂记”这件事情中起到关键作用。后来，陈存仁更是陪同章氏夫妇小住杭州昭庆寺，盘桓有数月之久。章念驰固然不能亲历那段历史，可章念驰指出陈存仁描述章太炎居住地点和时间对不上号，在陈存仁拜师请益的那段时间里，章太炎早已不住那处房子里了。

　　据陈存仁记载，他们在杭州时还发生一件趣事。章先生在“楼外楼”吃饭，巧遇蒋介石。蒋想法关心章先生，但总被拒绝，最后只好把自用的手杖送给章先生留作纪念。第二天，杭州各大报纸大登这条新闻，称章先生“杖国杖朝”。而章念驰和朱维铮根据对章太炎生平的详尽考证指出，章太炎自1928年后几无可能去杭州，不用说小住数月，更别提什么“杖国杖朝”了。

　　章太炎夫妇早已去世，陈存仁也故去很多年，而且内容都是陈存仁1950年代赴香港后回忆写下，多半无法去验证。说有易，说无难，哪些地方是自夸、哪些地方是误记，一切都很难验证。只是我们读书时要多留一个心眼，不必把它当做正规史料，只求一丝闲适，几分趣味罢了。

　　若只是从《银元时代生活史》里挖掘民国生活细节，未免低估了陈存仁的重要性。作为沪上四大名医之一，陈存仁有机会结识了大量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名人，如吴稚晖，如于右仁，如张大千，留下大量趣闻轶事。同时，陈存仁又主编《康健报》，编纂了《中国药学大词典》和《皇汉医学丛书》，还是“三一七国医抗争活动”的发起人之一，被沪上医学界推举为五人代表之一，这在中医史上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陈存仁的为人乃至医术是极有“海派”特点的，非常灵活，贴近生活。他虽是中医，但并不保守，经常学习西医中的辅助手段，也从各种“实用主义”的角度丰富自己的医学实践。鼎革以后，他跑到香港，由于没有口碑，招揽不来病人，一下子生活无着。陈存仁就想法在报纸上开设专栏“津津有味谭”，以“食疗”为切入点，向普通民众普及如何食疗保健，顿时赢得一片喝彩声。陈存仁这个专栏一写就是二十年，从而奠定他这个沪上名医在香港的地位。

　　陈存仁虽然尊重西医，但是他在1920年代末那场“中医废止案”中的表现是很引人瞩目的。1928年，留日西医余岩上书卫生部要求废止中医(旧医、汉医、国医)，得到汪精卫、褚民谊等人的支持，发布议案要管理中医界现状，由卫生部给现有中医医生登记注册、发放牌照，以后再不发，中医自然就慢慢绝迹了。

　　这个议案在中医界引起轩然大波，丁仲英、谢利恒等沪上名医牵头，邀请各方人士齐聚上海，商讨对策。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反弹一方面是中医界为保住自己饭碗而活动，另一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旧文人介入其中。没过几天，报纸上的笔战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旧文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晚年就极端地转向中医，还担任过中国医学院和上海国医学院的院长。在国民党内部，除了汪、褚等人反对中医外，谭延闿、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政要全都主张保存中医。于是，这场斗争在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展开。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反对余岩“巫祝谶纬之道”、“反动”等指责口号，甚至提出“打倒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

　　陈存仁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与张赞臣医生实际策划，组织了上海“三一七抗争大会”，并被推举为五人代表之一，赴宁请愿斡旋。

　　这场废止中医案惊动太多方面，舆论反映和国民党内部分歧之激烈都超出人们想象。当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没有鲜明的立场，为了平息风波，压下了这个提案，也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甚至蒋介石也出面安抚请愿团，“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候也服中国药”。

　　就这样，陈存仁参与策划的反抗提案、赴宁请愿获得了成功，中医在混乱的时世缝隙中又获得了自己一席生存位置。

　　陈存仁这一生，也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起伏不定，一波三折。时局动荡、战火不熄、政策多变，生活中似乎处处有坎坷。可他凭着几分机智和扎实的医学基础，悬壶行医、办报编书、与学者文人交游、参与政治选举活动，真是多姿多彩。他是一个奇人，也正好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梁捷　　
　　
　　民国时期的币制问题
　　
　　陈存仁以“银元时代”为标题，以银元始，以银元终，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的货币金融颇多助益。凡是治民国史或者好奇民国社会生活的人，都会为当时币制问题大伤脑筋。当时局面确实复杂，很多细节即使专家都不容易说清楚。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民国时期币制分成三个阶段，1933年以前中国施行银本位制度，白银与银元同时在市面上流通；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废两改元”，以银元为基本结算单位；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从白银到银元，再从银元到纸币，财政部在两年内完成了三步走。可是法币在1940年代中期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变成了废纸，中国的金融体制随之崩溃。

　　上面是国民政府所做的金融改革，不妨再看看人民币的历史。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成立，同时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到1951年底，人民币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货币，延续到现在。

　　这种表述似乎给出一整套中国币制改革的脉络，但掩饰了现实中的复杂情况。特别是在“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之前，中国不是银本位制，而是“无本位制”。

　　最传统的货币是银两。1920年，上海有银炉24家，铸造银两的形状有元宝形、圆形、腰形等，成色和重量也不统一。清末有一种机构叫“公估局”，就是专门用来鉴定白银的成色和重量的。北京公估局是官办的，上海等新兴城市的公估局则是私人开设，倒也赢得各大商户的信任。这种复杂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白银失去作用，公估局关门大吉。陈存仁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搬出家藏的窖银去正式钱庄和银行兑换，散发出阵阵霉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银元是近代史上最有趣也最重要的货币。所谓银元，应该分成本洋、鹰洋、人洋、龙洋、袁大头等，有国产银元也有进口银元，有清政府铸造也有国民政府铸造。其中影响最大恐怕得属墨西哥鹰洋。银元标准是用七钱二分白银铸成一块银元，这个标准，就是墨西哥的标准。鹰洋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进入中国，到1911年，它在全国流通和储藏的数量就在四亿到五亿之间，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货币。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是墨西哥货币。若不是1905年墨西哥转为金本位制，情况恐怕还会更严重。

　　法币改革以后，银元逐渐在市场上绝迹。当然法币贬值的时候，银元又出来风光了一把，但随着新型纸币地位确立，银元又迅速成为历史的陈迹。交易习惯常常是很顽强，有时却也很脆弱。陈存仁不得不感慨，短短几年，很多人已经不识或者不记得银元的价值了。

　　陈存仁经历的银元时代，严格说起来，就是从建立民国到抗战爆发。这段货币史最离奇，也最是引人入胜。
　　
　　民国时期的物价问题
　　
　　搞清楚当时的币制情况，我们就能继续探究物价问题了。按照陈明远先生的说法，20世纪初，一块银元折合现在六七十元；到了1920年代，一块银元的价值贬到现在的五十余元；到1930年代，一块银元的价值更是贬低到三十多元。这种算法比较简单，比如陈存仁记得1920年代在沪上著名粤菜馆“杏花楼”吃顿饭要花费二十四元，极为奢侈；同时北京著名的“谭府菜”一桌的价钱八十元，更为可怖。当然这个数字折到现在也不见得属于天价，贫富差距在这些年早已逐渐拉开，远甚于民国时期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据此计算民国时期上海的底层人民生活成本。一块银元一般兑换一百二十八枚铜元。而一枚铜元可以购买大饼油条各一副，对付一顿早饭已经够了。一枚铜元可以换一个鸡蛋，十勺滚烫开水，或者是桃子、鸭梨。凑齐两枚铜元，可以奢侈地喝一瓶“荷兰水”，凑齐四枚则可以吃一碗大肉面，保证一天活动需要的基本热量。

　　陈存仁小时候吃了好一番苦头。他八岁丧父，孤儿寡母只能靠着亲戚接济勉强度日。好在他后来考上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名医丁甘仁，很快就脱颖而出，独当一面。他先是创办了《康健报》，第一期就发行一万四千份，获得八千固定订户。每张报纸售价两个铜元，这也已是很出色的成绩了。后来他独立行医，门诊定价一元两角，生意好得不得了，获得“沪上四大名医”的美誉。所以，我们从陈存仁的叙述中，颇能看到一些上流社会的生活细节。

　　比如说看“文明戏”，正厅四角，边座两角，楼上包厢一元两角；比如说看电影，那么去大光明、国泰这样的影剧院，楼下六角，楼上一元；比如说跳舞，去百乐门、大都会、丽都等一流舞厅跳舞，一块钱可以让你跳三曲。再进一步，买辆当时最时髦的“佩佩奥斯丁”的小汽车，售价一千一百元，汽油费是一加仑四角八分，当然还得雇一个司机，月薪差不多二十元。

　　民国时期上海人的开销比较简单，无非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陈存仁努力回忆，加上从报纸上摘下大量当时物价的零碎资料，倒是很有效地帮我们贴出一幅上海市井生活图。动辄拿到几百大洋月薪的精英总是少数，书中那个拿二十元月薪为富人开车的司机就很典型。多数人不会以元为单位，都是把一块银元掰开，换成铜板，精细地筹划自己的小日子。
　　
　　抗战时期的上海众生态
　　
　　法币改革以后，银元逐渐退出市场，国民政府准备在统一金融的基础上大干一番，没想到另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侵占上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天皇下诏投降。陈存仁虽是一代名医，但在战争机器面前亦不过是一介草民，《抗战时代生活史》记录了他在沦陷的上海度过最为惊心动魄的八年。

　　上海是打过大仗的。飞机在黄浦江上盘旋，南市地区燃起冲天大火，我军误投一颗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伤亡人数达2021人。又过几天，日本人的炸弹落在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门口(今天的上海时装公司)，据说当时得到情报，白崇禧在里面开会。结果白崇禧没炸到，只是炸死炸伤平民800余人。如今漫步南京路的人们，不知有多少人能想象当日的炸弹。在当时那样的人间地狱里，个人医疗的能力完全跟不上百姓伤亡的速度。陈存仁出面组织恢复仁济育婴堂，在“安置难民”和“收容弃婴”两方面着实做了一点工作。

　　沦陷以后，上海的氛围就变得异常复杂。日本人不可能全面支配上海，扶植了大量的文人、警察、政府官员。于是，上海从焦土变成孤岛，又在慢慢恢复和重建自己的秩序。随着战争往内地逐步推进，离开上海是越来越远了，租界里的人们还是要生活，电影、戏剧、跳舞、文人唱和，一样一样都冒了出来，甚至有些比抗战之前更热闹。

　　观察抗战时期的上海众生态，似乎有两种途径，一是向上层观察政局变动与特务组织的活动，坊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谣言以及秘闻；另一角度是向下观察平民生活的艰辛，看平日里物价飞涨，富商们囤积居奇。陈存仁在这个时段的生活，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几个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他平日里的病人多有党国要员、达官贵人，也有地痞流氓，汉奸特务，还有演艺明星、富商巨贾，每个人都希望在这复杂环境里浑水摸鱼，捞取更多资本。

　　那个时代的上海滩，要暴富的机会很多，可以走黑道，绑架勒索，也可以走白道，打通官员，股票投机。可是翻船的机会一样很多，有多少名声赫赫的人物在这个时期不明不白地消失。

　　按照陈存仁的观察，随着抗战趋向激烈，后方是富的人更富，穷的人更穷，两者走向极端。富人多了，当然能支撑起高消费，过着奢靡的生活；可路上穷人越来越多，生活都没法保障，绑架暗杀多起来，到后来直接在冷僻路段拦路伤人，只为剥别人一套可以保暖的衣裤。天堂与地狱，只是几步之遥。

　　社会两极分化，金融作为聚敛财富的直接手段，就渐渐失去了控制。像陈存仁这样有些社会地位的人，都知道一点金融的秘密，能感受到金融危机的临近。他们纷纷兑换金条，留下一条退路。普通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法币失去控制，任凭它一路通货膨胀。抗战八年，中国在军事上终于缓过一口气，经济上却越陷越深。日军投降以后，上海的通货膨胀达到高潮，法币一天几涨，最终沦为一堆废纸。日本人的飞机没有毁掉上海，而国民党的法币毁掉了上海。

　　陈存仁对这八年的回忆，也只能是一个普通人对一个混乱时代的无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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