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解读困惑中医人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说学经方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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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养生保健、防病治病需求的渴望使得社会呈现出“中医热”，中医行业内则呈现出“经典热”，而其中又尤以“经方热”为著，但究竟该如何读好经典尤其是如何学好经方用好经方日渐成为不少人关注甚至忧心的新话题。从古今有成就名医的成才经验而言，仲景之书当为中医临床经典之首，学经方是学习中医的入门课，善用经方则是中医临证的基本功，但中医经典并不止于仲景之书，临床用方更不能局限于仲景之方，学经方用经方，要在“学仲景心”！

   1、学好中医不能不读仲景书，学好经方不能不谙仲景心

   尽管，在中医发展史上，汉代的张仲景只能算作一个源流。在仲景之前，中医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当然以《黄帝内经》在理论框架上的构建、《难经》对脉症的创建、《神农本草经》对本草药物学的奠基之作为代表。即使，与仲景同时代的华佗及其300年之后的“道医”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的医道医术与仲景所创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并不相同，但二者的医疗水平并不在仲景之下，可惜那个时代的其他名医给后人留下的医道医术太少——当然孙思邈除外。事实上，把张仲景尊为“医圣”的也只是明代之后的事情，但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在中医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仲景对于中医的贡献在于示人以一种垂范/规矩和准绳。所谓示人以“垂范”是指仲景只是列举了他在读书和临证过程中一些常见临床问题的应对思路与方法，《伤寒论》中仅详于风寒而略于温热与瘟疫之火热燥湿毒。《金匮要略》针对杂病也非临床杂症的全部；所谓示人以“规矩和准绳”是指仲景所创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思路与方法，对后世其他医家应对更为复杂的临床难题都有指导价值。仅就选方用药而言，仲景所给人在示人以垂范和规矩的同时总是不厌其烦的反复交代、再三叮嘱，诸如桂枝汤、麻黄汤、柴胡汤、四逆辈等之加减法、饮食起居治疗用药宜忌等等随处可见、不枚胜举——莫非孙思邈之“大医精诚”之心源于仲景之心？而仲景更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和“但见一证便是”等句，则给后人在临证之际以无限发挥的空间。

     仲景之高，非仰望不能显其伟大，连华佗、孙思邈两位高人也对之敬佩有加，后世尤其是当今无论何种流派都以仲景为鼻祖、都能够从仲景所言之中找到源流，很少有医家敢对仲景之说提出质疑。但是，古今注解《伤寒论》者几数百千人，其中能够引起共识的却寥寥无几——可见欲知仲景之心真是难得很。往往，许多人读仲景之书或用仲景之方，每多容易陷入或胶柱鼓瑟或断章取义或执方索病/证/症之偏之狭，犹如井底之蛙或如门缝看人乃至盲人之于象。诚如《医学心悟》一句“医门论治，本有八法，而方书或言五法，或言六法，时医更执偏见，各用一二法，自以为是，遂至治不如法，轻病转重，重病转危，而终则至于无法”，真是肺腑之言！

       仲景医道医术之难学，难在难知仲景之心。古今名医，能够深谙仲景之心者首推《普济本事方》的作者叔微许学士了，其在《伤寒发微论》言：“予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也”。清·徐彬也曾谓：“古来伤寒之圣，唯张仲景，其能推尊仲景而发明者，唯许叔微为最”，俞东扶在《古今医案按·伤寒》中称赞许学士说：“仲景《伤寒论》，犹儒书之《大学》、《中庸》也。文词古奥，理法精深，自晋迄今，善用其书者，惟许学士叔微一人而已。所存医案数十条，皆有发明，可为后学楷模”。叶天士曾曰：“盖士（许学士）而精于医者也。观其用药制方，穷源悉委，深得古人三昧。苟非三折肱，良不易辨。盖其心存普济，于以阐发前人之秘，以嘉惠后人者，厥功伟矣”。尤在泾撰写《金匮要略心典》的方法也是“务求当于古人之心而后已……以吾心求古人之心”。其实，当中医从汉唐走到清代，真正深谙仲景之心而善用经方的当首推叶天士。

   如何品读仲景之心？周学海曾说：“《伤寒》非奇症也。《伤寒论》非奇书也。仲景据其所见。笔之于书。非既有此书。而天下之人。根据书而病也。读者须每读一段。即设一病者于此。以揣其病机治法。而后借证于书。不得专在文本上安排。总之读《伤寒论》只当涵泳白文。……着力乃在气化上推求。不得专在部位上拘泥。……读者只应各就本文思量。不必牵扯上下文。积久自能融会贯通。此真善读伤寒论之活法也”。何廉臣则谓：“古方不能尽中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全在一片灵机……读书与治病，时合时离。古法与今方，有因有革。善读书斯善治病，非读死书之谓也。用古法须用今方，非执板方之谓也。专读仲景书，不读后贤书，譬之井田对建，周礼周官，不可以治汉唐之天下也。仅读后贤书，不读仲景书，譬之五言七律，体宫词，不可以代三百之雅颂也”。张介宾说:“凡用药处方,最宜通变,不可执滞”,此言给那些非经方不用、主张经方不能随意加减变通的人以警示。

   我想说的是：仲景之书乃是中医经典之经典，非但是学习中医者必读之书，而且是学好中医的奠基之书，堪称是带领后人走进中医殿堂的敲门砖！仲景之于学好中医的重要性和经方之于临床的重要性自是显然，可惜观当今号称“经方大家”的高人，多数陷入陆懋修、陈修园等人的套路，比起徐灵胎尚且差得很远，实在可惜的很！   

   2、读书不能止于仲景；用方不能囿于经方

   如何看待张仲景之于中医，我很欣赏程钟龄《医学心悟》所言：“医道自《灵》、《素》、《难经》而下，首推仲景，以其为制方之祖也。然仲景论伤寒而温热、温疫之旨有未畅。河间论温热及温疫，而于内伤有未备。东垣详论内伤，发补中 、枳术等论，卓识千古，而于阴虚之内伤，尚有缺焉。朱丹溪从而广之，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以补前贤所未及，而医道亦大全矣。夫复何言？不知四子之书，合之则见其全， 分之即见其偏。兹集兼总四家，而会通其微意，以各适于用，则庶乎其不偏耳”。这段概述，表明了科学总是在不断发展中前进这一普遍规律。中医发展史，仲景时代绝非鼎盛，后世名医对中医学皆有贡献——包括在“医道”（学术理论）层面的不断深化、细化与完善和在“医术”（比如方与药）层面的不断添加与丰富。

仲景之书并非中医临床之全书/大典。如《医学心悟》还谓“风、寒、暑、湿、燥、火，天之六气也。六气相杂，互相为病，最宜细辨。若概指为伤寒，投以散剂，为害实甚”、“然时移世易，读仲景书，按仲景法，不必拘泥仲景方，而通变用药，尤为得当”、“读仲景书，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不可执一而论也”。 莫枚士《研经言》也谓：“读仲景书，而穷源于《灵枢》、《素问》，人知之；读仲景书，当竟委于《千金》、《外台》，人不知。盖《千金》、《外台》之视若僻书也久矣。抑思仲景之书，其文简，其义隐，其症略，其方约，其药省；除伤寒桂枝、麻黄、柴胡、四逆等汤症反复辨论外，大抵为后学发凡起例，未暇致详，墨守其书无益也”，莫枚士告诉后学学好中医不仅要研读仲景之书，还要学好《黄帝内经》、《千金》、《外台》等。

仲景所用药物不过一百多种而当今临床常用中药几近千种，仲景所用经方不过二百多张，后世逐渐在临床中探索出来的有效名方多达千万张。仲景是将《黄帝内经》的中医理论和《神农本草经》中的药物实践于临床的第一人，因此，其经方堪称后世方药的“祖方”是自然而然的。临床不仅要用“祖方”演变出更多的“类方”，还要应用后世历代医家所创的新方也称之为“时方”来以疗万变之病。莫枚士所说“读仲景书，当竟委于《千金》、《外台》”，其道理也是如此。

   3、学好中医，要善于边临证边读经典

   学好中医，要多临证多读书，正如陆懋修在《仿寓意草.序言》所言：“临证而不读书，不可以为医。东坡有言，药虽出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故惟读书多乃能辨证，亦惟读书多乃能用方。彼之不用古方者，非弃古方也，直未一见古方耳。善用方者，且读无方之书，不执方以治病，而方自与古合”。此言古方显然不止于经方。之前，我对陆懋修竭力批评叶天士走向极端而不齿，但陆懋修的这段关于临证与读书、随证制方与经方关系的论述可谓精辟！

      最后，本文提到“经方”，必然与“时方”对论，对此，我很欣赏朱良春老的高徒何绍奇先生所写“经方与时方之争”，所论述非常中肯，值得经方派医家不妨一读：

                                                                     

经方与时方之争

何绍奇

“经方”一词，本来的意思是指“方术”，但后来却成为仲景方的专称。“时方”之名，则出于清人著作，顾名思义是“时下盛行之方”，实际上泛指仲景以后的历代医方。所谓“经方与时方之争”，我认为主要是唐宋以来以孙思邈、许叔微、金元四家以及明清医家对当时墨守前人成方的风气的批评和清代以徐灵胎、陈修园为代表的医家对仲景方之外医方的摒斥和非议。

医之有方，从现存文献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内经》载有药物的处方13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西北出土的《流沙坠简》、《武威汉代医简》、《居延汉简甲篇》，载方更多。从《汉书》所载“经方”(经验方)“十一家”这个数字看，可知汉以前的方术著作是相当多的。仲景《伤寒论》原序所说的“博采众方”之“方”，除当时的方之外，也应该包括前人的经验方在内。而且正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仲景才写出了不朽巨著《伤寒杂病论》，并锤炼出他的200多首理法明晰、结构严谨、疗效卓著的处方来。皇甫谧说：“仲景垂妙于定方”，不是说仲景之前无方，而是说仲最方的价值足以为后世法。所以对于仲景方，后世一直是尊崇的。但是尊崇不等于照搬，更不意味着有了仲景这些方就可以不再前进，不再创造。所以，历代具有革新精神的医家，既重视学习仲景医方，也珍视时下的包括自己的经验良方，反对株守一家之学，一人之方。如唐·孙思邈《千金要方》既对仲景之书探抱敬仰，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至于仲景，特有神功”，“行之以来，未有不效”，又指出“处方用药，皆须临事制宜”，如果不分地域所宜，不辨男女之殊，无论病情轻重，“多从旧方，不假增损”，则“其弊万端”，“徒自误也”。许叔微既精于伤寒之学，但是他宣称“予读仲景书，用仲景法，然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金元医家学术思想活跃，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就更为突出，如刘河间说：“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河间此论，是就热病证治而言，他认为“六气皆能化火”，即病之在表者，也是“怫热郁结”，当用辛凉甘寒以解表泄热，若用麻桂则不啻火上添油。与河间同时的张洁古云；“前人方法，即当时对证之药也，后人用之，当体指下脉气，从而加减，否则不效”，“余非鄙乎前人而自用也……验脉取方，亦前人之成例也。”《金史·方伎传》说他“治病不用古方，其说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但从他自己讲的话看，却并没有那么偏搬。他的学生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临病制方》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易水张先生曰，仲景为万世法，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张的再传弟子罗天益，亦自谓其生平用方，“有古方，有自制方。”可见《金史》所云有所夸大。，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格致余论 曾引其师罗太无的话说“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也无非是告诫门人不要死搬古方而不知变通。金元医家所说的“古方”，是包括仲景方在内的宋以前的医方，名之“古方”者，无非是用以区别于自制新方的意思。

特别应当指出：从金元医家著作看，当时就有不少墨守前人成方以应万病的风气，反而对人家的自制方看不惯。如张子和说；“刘河间自制通圣散加益元散，名为双解……然今之议者，谤议纷纷……立毁其非仲景之药也。”朱丹溪更是目击神伤；“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加之《局方》中多载温燥香药，甚至一方集诸香药十余味之多，又往往以“一方通治诸病”，所以他针对其“立方以待病”的荒谬．提出了“因病以制方”的主张。李东垣也有“临病制方”的话。由上述可知，他们所反对的不过是墨守前人一成不变的医风，他们不但没有说仲景之方不好，而且就连《局方》所载方，也经常援用，如刘河间常用的凉膈散，李东垣常用的双和散、胃风汤，罗天益《卫生宝鉴》所载之真人养脏汤、黄芪鳖甲散、秦艽鳖甲散，丹溪常用的二陈汤、四君子汤、四物汤、失笑散、平胃散，葛可久之花蕊石散等等，都出自《局方》。只不过是辨证而用罢了。医学总是发展的，有因有革，是科学发展史上必有之事，因此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是先进的，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明清两代名医辈出，在杂病方面的温补与滋阴学说，热病方面的瘟疫与温病学说，先后崛起。此期许多著名医家，对于方之古近，都没有偏见，既采用仲景及前人方．也自制了若干新方，或因证立法，融古昔名方一炉共冶，如张介宾《景岳全书》既有“古方八阵”，又有“新方八阵”，张璐《医通》以仲景方为“祖方”，同时又大量选用后世方，仅于《千金要方》一书就选进100余首；吴又可《温疫论》全书44方中有仲景方19首，《临证指南医案》中，全用仲景方者约 60余首，《温病条辨》193方用仲景方40余首，《温热经纬》113方载仲景方52首。可以说毫无偏见。但对于执方应病的流风，他们也是反对的。明·孙一奎曾经指出：前人成方成法可用不可泥。清初顾松园更一针见血地批评“好高之辈，又辄自称读《金匮》书，遵仲景法，偏执不化，是好高偏执之杀人与庸浅不学之杀人等耳。”痛快淋漓，切中时弊。叶天士“治方不拘成见”，近人程门雪说叶案，“每含古昔名方敷种于一炉冶”，“加减变幻之美，从来所无”。的确如此，引临证指南医案》中，肺虚久咳用建中汤甘温益气，补土生金；用栀子豉汤加味，解其郁热，发其陈腐，以治喘、黄疽、吐血、肠痹、脘闷、胃痛；以甘麦大枣汤养心气、滋营阴，治心虚怔忡、惊悸、多梦，神烦、健忘……，真是举不胜举，决非食古不化，胶柱鼓瑟者所可比拟。又如王清任从气血立论而创制的诸逐瘀方，亦多独到之处。而“方论”专著亦自明清而大盛，“方论”主要是研究立方之法，用药之理的，如吴昆的《医方考》、王晋三的《古方新注》、王旭高的《医书六种》中的歌诀注解，费伯雄的《医方论》等等，都是这一类著作，而汪昂的《医方集解》、《汤头歌诀》，张秉成的《成方切用》等普及性的方书，在选方时也是古方今方并存，既没有重今轻古，也没有厚古薄今，惟求其实用而已。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复古保守思想比较浓厚的医家，以卫道者自居，掀起了一股尊经方、贬时方之风。徐灵胎实开其先，他说：“昔者圣人之制方也……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之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心思所及也。”这就说得有些“神乎其神了”。而他认为《伤寒》、《金匮》之方，又是“集干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范围”，故说：“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言必本于圣经，法必遵乎古法”；“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于末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余绪而已”。'后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

当然，徐氏之医学自有其一定的成就，他之论制方、用方也不无可取之处，他还说过后世之方“其间亦有奇巧之法，用药之妙，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末及，可备参考者”，可见也非是一概抹煞。但其厚古薄今的思想却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在徐氏之后，又有陈修园氏自称“读《灵》《素》，宗仲景”数十年，而其学术见解其实平平，在医学史观上则基本上是因袭徐氏之沦。在古方今方的问题上，他也附合徐氏，对后世方大加攻击，以“经方”为仲景方，“时方”为后世方的名义．就是他正式提出来的，他说“经方尚矣，唐宋以后始有通行之时方”；“唐宋以后，诸家之异说盛行，全违经训”，“药味愈多，而圣经日晦。”又说仲景为“医中之圣人也，儒者不能舍至圣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师之书以治疗”，而仲景之方，“非南阳所自造，乃上古圣人所传之方”，“俱原本于神农，黄帝相传”。视之徐氏，可谓变本加厉了。徐氏作《医贯贬》，多少还有些学术见解，他的《景岳新方贬》则完全以口齿胜人，说“左归丸即厨子所造八仙菜”，说张景岳是“厨中好手，医中坏手”。徐氏作《兰台轨范》，他作《时方妙用》、《时方歌诀》，白云只是为了“投时好”，“为中下人以下立法”，其间尊贬之意，相当明显，此外，还有黄元御、张隐庵、陆九芝等人，复古卫道的思想也相当浓重。黄氏力主“贵阳贱阴”之论，而且自视甚高，竟谓仲景之后，除孙思邈外，“并无一线可通者”；张氏则侈谈医理，复古遵经，而其所沦，率多凭空臆想之词，脱离实际；陆氏继乃舅王朴庄之后，痛诋温热之学为“离经叛道”，其方自然也就被他日为卑不足道，无一可取了。清末以来，在他们这些论调的影响下，“经方派”，“时方派”之名义渐出。“经方派”多是自封的，“时方派”的帽子则是强加于人的。尊“经方派”，贬“时方派”之风，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总之，在“经方”与“时方”的问题上，是非直曲，应该很清楚。方之好坏，不在于时代远近，也不在于是否出自圣人之手，而在于其制方之法是否合理，是否真有疗效。仲景方固多精当名方，但后世也有数量远远超过仲景方的若干好方。同时还应该看到，经方是后世方的源头，时方是经方的发展。历代医家对仲景审疾认证之精确，组方之严谨，都是十分敬仰的；更有不少方子是从仲景方嬗变而出。在仲景之后1000多年里，随着人们对于疾病认识的进步，病种既愈来愈多，分科亦更细，经验也更加丰富，加之医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服务对象不一，临床体会、学术见解也不尽一致，因此不能以仲景一人之方为标准去衡量干余年间无数医家的医方。以此而论，“经方”、“时方”之名义就不科学；“古方”，“今方”之名，也早就失去了意义；“经方派”与“时方派”的提法更是无益有害，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同学术派别”的问题。我们看自诩为“经方派”者，说什么“经方以不加减为可贵”，“终身对桑叶菊花深恶痛绝”，“宋以后无医书”，“仲景以下书不许一字入目”，不是极明显的复古卫道的偏见么?再看被他们目为“时方派”者，叶天士每将古昔名方一炉共冶；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吴坤安《伤寒指掌》融伤寒、温热之学于一体。何秀山主张“博采众法，不执古入之成法”；何廉臣《通俗伤寒论·后序》引俞惺斋语云：“读书与治病，时合时离。古法与今方，有因有革。善读书斯善治病，非读死书之谓也；用古法须用今方，非执板方之谓也”；“古方不能尽中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这些都是通达之论，既是对所谓“经方派”一种含蓄的批评，也表明了他们在对待经方、时方的问题上比较正确的认识。（叶放）

东周

经方派和非经方派之间几无共同语言。

仲景弟子

如何能知仲景心，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荂雅

面对经方，不仅要思考经方，更要做到经方思考

tan502

好论-----经方时方是金子总会发光，经方可以治大病，时方也可解苍生之疾苦，偏执一端即为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