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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医药发展:(原文连载于健康时报)
6月15日,中国足球队1比5负于泰国队。国足主教练卡马乔说,今天的比赛是一支球队在踢,另外一支球队没有踢。这个说法,其实用来比喻中医和西医发展比较恰当。
土生土长的中医,敌不上进入中国区区百年的西医。全国800多万医务人员,中医从业人员不到60万人,不及西医的十分之一。中医阵地萎缩,人才青黄不接,如此大比分落后,并不是中医不科学、没疗效,原因在于“中医西管”,用管理西医的办法来管理中医,中医的手脚被捆起来了。
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间中医药的发展史。名医大师都是来自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成名于民间。但如今的中医发展,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斯之剑”——《执业医师法》,制约着民间中医的“悬壶济世”。《执业医师法》规定,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人,首先必须具有医学专业本科、专科或中专学历。这些只有一技之长,只会临床看病的中医名家,失去了堂堂正正行医的资格。此法的其它规定也未能解决中医的民间师承问题。即使是扁鹊问世,也只能是非法行医。
令人尴尬的是,师承教育无法解决合法行医的问题。《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是对传统医学师承的评价,而《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是确有专长人员的认定,但这不能作为有效行医证件使用。民间中医即使带了徒弟,徒弟也没有行医的资格。中医在民间,原本想通过师承教育营造一条中医传承的“通路”,结果依然是“短路”。难怪有人说,根本就不用废除中医,再过50年,那些老中医故去中医就自动消亡。
如果“中医西管”是束缚住中医的手脚,那么“中药西管”则是从中医手中夺走了武器。经历了几千年人体试验的中医,要按照西药的标准让小白鼠点头才算。毒性实验、长期毒理研究这些验证,让中药企业倾家荡产都投不起。丸、散、膏、丹,神仙都难辨,要作为院内制剂,就必须类似新药一期一期地做临床。这样下来少则几十万的投入,赔本都赚不来吆喝。这些传统的小药膏失去了合法的生存空间。
1954年,毛泽东指出:“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目前,《中医药法》已列入立法计划。我们不敢奢望立法能为中医发展彻底松绑,希望从源头上解决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的合法从业、生存和传承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绝技正在慢慢流失。再不抢救,再不重视,可能就无法挽回了。让我们共同呼吁,为中医发展松绑,为中医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的生存环境,为中华民族造福。
作者为人民日报主任记者
重金属超标、含有毒成分、农药残留等等,中药近来负面信息不断。人们很少去辨别信息真假,懒得深究事实是否确凿,中药形象铁定受损。如此危机频发,老百姓还敢吃中药吗?绿色安全无副作用的中药究竟病在何处?
古人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药自古最讲“道地药材”。质量优、疗效高的中药有极强的地域性。同是黄连,四川产的所含有效物质比湖北产的高。地理、生态的许多因素对中药材的生长起决定性作用。川黄连、浙贝母、岷当归等,中药的名称中就直接标出“道地性”。如果违反传统,随意跨地区种植,品质自然大打折扣。如今,中药被当作农作物种植,当成“农副产品”管理,没多少人指导种植,价格调节成了惟一的指挥棒。农民唯价是取,哪种药价高就种哪种。一旦遇到价好的年份,还会提前采收中药。“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不按时节采摘,不按地域种植的中药材,有名无实,“药你苦”的中药不再是苦口的良药,跟烂木头没什么两样。
炮制不得法,轻则减效,重则害命。马兜铃出现肾病风波,主要原因就是国外为了减肥,把马兜铃直接当茶饮,而不知道马兜铃要用蜂蜜炮炙解毒。饮片切法不同,药效也不同。年轻的药工随意把药片薄片改厚片,厚片改块状。至于为何切薄片,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片薄如飞的天麻,只停留在老药工的记忆中。炮制饮片需要的技术含量得不到保证,饮片质量当然就得不到保证。老百姓只知道中医不灵了,却不知根在中药上。
炮制技术乃是中药的核心,令人担忧的是其后继无人。善鉴别精炮制的中药专家,全国只剩下年过八旬的王孝涛和金世元,有人将他们称为“熊猫队”。如果不对他们的技术加以抢救,未来的炮制人才培养将出现断层。更为窘迫的是,中外合资、独资企业开始大规模高薪聘请炮制专家。如不采取保护措施,中药炮制成为第二个景泰蓝,就决不是危言耸听。
一方面是炮制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教育系统对饮片炮制人才培养的忽视。当前“纸上谈兵”式的教育与实际需要大相径庭。中药专业毕业生不识药、不懂药的比比皆是。由于医药分离,中医专业的学生对饮片知之甚少。正规的大学培养不了饮片炮制人才,人才的缺乏可想而知。这就不难理解,在正规药材市场,以“药渣”冒充的正品大行其道,买家还当是真货。
“药为医用,医因药存。”连治病救人的药都“病”了,中医如何上演妙手回春的传奇?国医大师周仲瑛曾断言:“中医将亡于药!”斯言痛哉,斯言诚哉,挽救中药的良药在何处?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中医药院校教育已经历经50余年,本专科院校在校生从31329人猛增至490208人。应当说在中医药教育史上,人才培养总量已经很可观了。然而,自建立高等中医药院校以来,培养出的大家名家却不多,大师就更少了。
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状况和我们的中医药院校教育与人才培养患“病”有关。本人进入中医药行业35年,思考良久,浅析其“病因”有四:
一是“病”在“泛化”。中医院校教育的课程设置、专业设置、教育层次、招生规模都在不断地扩张,试图“一网打尽”包罗万象。我们的课程除了国家规定的政治、外语等公共课程外,不但要有西医课程、生物医学课程,而且要有中医全部经典、临床等必修课程;教育层次从职高、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硕博士等众多层次;专业上为了迎合“大学”的需要派生出了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美容、康复、外语、心理、植物、制药……使得中医药成了“全能”。
二是“病”在“固化”。中医因人而异的个性化治疗决定了他的培养人才模式一定要具有个性,要因材施教,精雕细琢。而我们的院校教育按照统一的模子和流程进行“克隆”。
三是“病”在“量化”。规模上追求量,评价上追求量,考核上追求量,无量不成。恰恰中医学中定量是最大难题,也是研究者多年未解的难题。有专家曾感慨我们的中医药教育培养了“掘墓人”,量的不断追求会导致“质变”,我们期望是在提高质的前提下培养大量人才。但中医药教育应当是精英教育。
四是“病”在“西化”。中医药院校教育是西医院校教育的“舶来品”,或者说是翻版。同时培养的终极需求要求中医药学生要适应当今医药市场与医疗体制的需求。其结果就是在西医教育的基础上“贴附”中医内容,用现代医学已知世界去诠释中医未知世界,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得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名中实西”。
这些“病因”虽难以概括完全,但它们的形成,源于我们的教育机制体制,源于我们的卫生工作要求,源于我们对中医药的根本认识。治疗则应还事物发展之本真,应当很好地研究中医药教育与人才培养规律、成才规律,很好地为中医药真正能够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健康成长营造氛围与创造条件,很好地为中医药“把把脉”,系统变革中医药体系,而不应当“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期望即将出台的中医法能为这种变革助力而不单单是为了保护。
中医治病的根本原则是“必求于本”。还中医药之本真才是治疗的灵丹妙药。
作者为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
中医药发端于民间,以临床应用为纽带,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医学和药学协同发展。因此我国要想复兴中医药事业,民间中医的发展壮大是不可缺失的主体部分。然而当前的状况是,民间中医传承这条路越走越窄,几近无路可走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公立中医药机构人员有执业资格,能逐年评定、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获取教书育人的资格。民间中医却极不相同,因其绝大多数并未受过“正规教育”,难以通过“中医类”执业医师“中西合璧”式的考试。评专业技术职称更是无门可入。这造成了民间中医迅速衰败——新中国成立时,5亿人口有约50万中医。到今天,我国13亿人口,中医人数却下降到23.4万人,其中15万民间中医之中的很多人,被迫处在“非法行医”的状态。
近年来,卫生部门虽支持“师带徒”的中医药传承方法,但规定为师者至少必须具备“执业医师资格”以及“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从事临床工作15年以上”两项条件。在院校教授可以同时带一个“班”甚至一个“排”研究生的同时,却规定一个民间中医同时只能带两名徒弟。只要不符合这些标准就不合法。这种“歧视性”规定一来,民间中医传承之路不免狭窄难行,甚至有被阻断之虞。
怎么办?近来,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一些中医药界的学术权威对民间中医传承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例如:从增强实际可操作性着眼,增加具备长期临床工作经验(如30年)的“乡村医生”作为指导老师的必备资格的可选项,增加民间中医带徒弟的数量。增设传统中医师和传统中药师两个执业资格系列,使之等同于现行执业医师资格。资格考核内容在理论方面侧重中医药经典,实践方面侧重基本应用技能和临床应用能力。
这些改进措施,只是解决“燃眉之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民间中医传承的困境问题,无论从理念,还是实际操作层面,必须彻底改变“中医西治”的局面。需要在尊重中西医两个原创医学体系的前提下,在现有的执业医师法的基础上,按照中西医各自学科的基础,进一步延伸。甚至需要重建“现代医学”、“传统医学”两部执业医师法,使其成为深化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具体步骤之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副组长
是“中西医并重”还是通过“中西医融合”让西医来改造中医?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上世纪末以来尤为激烈尖锐。
中医药源于农业文明,深刻认识到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直至人体各脏腑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只有顺应自然规律,人类才能求得安康。中医治病采取的是整体、关联、互动的思维方式。而现代西方医药是工业革命后才发展起来的,致力于创制各种人造物质和人为手段来对待健康和疾病问题。而物理学、化学乃至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又为西方医药学的发展不断提供了技术路径和工具,使其越来越重视微观和局部,所以典型的治疗思维方式是靶向和线性的。
中医药和西医药都是人类卫护健康、防治疾病的工具,但由于哲学基础的差别所造成的认识路线和行为方法的区别,使他们成为两个非常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
尽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要“发展现代医药和祖国传统医药”,党中央、国务院也一再重申“中西医并重”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但近代以来由于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否认人类认知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有限性和渐进性,推崇机械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因此试图用管理西医药的思路和方法来管理中医药,造成了“牧师管和尚”的怪象。
这种管理思路和方式遍布中医药工作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考核要求上,考“中医”的必须考西医的内容,而考西医的却完全不必考中医内容;读大专院校有关“中医药”的专业,本科学生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分别学习西医和中医课程;对于药品管理,不考虑中药药材属于天然物,不同时节、地区、品种之间药材的化学成分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特点,拿以人工化学合成物为主要原料的西药为标准,要求“成分清晰、结构固定、质量稳定”;不承认历经中华民族用数千年的时间和亿万人的生命实践检验过的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却偏要用短时间内人为制定环境条件下大量动物的药毒药理实验作为基本依据;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于怎样才能有效解决“中医西治”的思路和体制给中医药健康生存和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关各界包括中医药界自身都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必须考虑的至少有一点,那就是:既然中医药和西医药是两个从哲学基点到认识路径、行为方法都非常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那就应该遵照各自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来进行管理。事实上,从发达国家到周边国家,多数都是对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的。我们的改革,也应该从这一点入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外国人进军中药,我们咋办?
王卓铭
6月20日,英国葛兰素史克(GSK)公司中国总部传出消息,公司正在收购一批复方中草药项目,其中有项目已经接近完成收购。与以往关注中药中提取的单一化合物不同,这次葛兰素史克真真实实瞄准的是中成药。
葛兰素史克认为,中药的市场发展前景长期看好,凭借它的强大研发实力,能够开发出符合公司要求的中药来。而且他们已经发现:中成药在辅助性治疗方面体现出比西药更好的优越性。
但中成药会成为葛兰素史克这样的外资企业新的增长点吗?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为5156亿元,占医药产业规模的31.24%。
这看似是一块很大的市场,不过中国企业却没有好好把握。中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之一云南白药,2012年医药板块收入为57.2亿元;广州药业集团,所有制药业务收入45.9亿元。其他如同仁堂、扬子江药业等中药业务则收入更低。
庞大的市场,弱小的中国企业,这给了外资药企足够的动力去冲击中成药行业。事实上,早在诸如葛兰素史克等明确参与之前,中国很多中成药的知识产权资源就已经受到了国外的侵袭。多年前美国就抢先对吉林生产的“人参蜂王浆”申请了专利,韩国在中国申请了“牛黄清心丸”的专利。心脑血管病常用药银杏叶制剂则更是由德国首先发明的,日本的救心丹也是中药的衍生物。
就在这些外国企业磨刀霍霍的同时,反观国内的中成药市场,还处于争夺地盘的阶段。在利益面前,缺乏标准制约的中药行业问题频出。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非法添加、以次充好……
中药当自强。几千年来,我们沿袭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照本宣科,却从未对其有太深入的研究。现代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有能力从全新的角度看待中药,探究其有效成分,改进其制剂工艺。天士力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部分中药产品也正试图进入美欧等西方主流市场。
中药的现代化探索,首先要做到标准和规范,这需要从种植源头到加工环节的全程把控。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加大研发投入,对其治病机理和有效成分进行深入的挖掘。现代化的中药,需要的不再是能“包治百病”的板蓝根,而是能够药到病除的良方。
回过头看看,这正是葛兰素史克们所想的。他们有着强大的研发实力,有着严格的流程控制,有效的市场运作。外企充满信心,能将中药带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发展中药事业,不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择其强者而学之。
作者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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