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精神

梁浩

对于中国纷繁的历史，如何拨开阴霾，看到在其背后隐藏的秘密，才是我所追求的所在。在传统观念中的中国社会的基本元素，就是“士农工商”，而在今天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从夏代的“家天下”开始，似乎士的精神实质在一天天的远离我们的社会，士的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维持进步的关键所在，因为士的精神就是改革社会的精神，他们是国家社会规则的制定者与践行者。
  而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似乎农民才代表了进步，才是一个中国得以维持统一存在的关键，事实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是，从家天下开始，我们的国民就产生并形成“以土为家”的观念，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希望得到土地，并且将人的关注都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上，这样的观念就必然导致一个国家民族长久的停留在农业社会，或者说整个民族国家都在用土地衡量一个时代的成败得失。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疆域辽阔，各地的耕地与人口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平衡，地广人稀者适宜农耕，而对于那些多山多水少田而人口稠密的地方必然因其生存需要产生工商业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区域在中国来说是必定少数，而且整个的“家天下”的政治导向就是“裂土为家”，将人的思想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上，从而限制了物质上交流，维持所谓的长治久安，事实上是一种人为的低水平生产力的安定，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平都停留在极低的水平，而当这种安定经历了很久的时候，必然因为财富的积累，而产生对于物质的更高的追求，必然需要更好的物质供应与商业交流，于是乎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必然到来，从而大量的资本向工商业集中，而且大量的劳动力失去对于土地的兴趣，加入到工商业中，人口出现了流动，这种流动本身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并且可以为政府提供更多的税金来源，问题出来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制度都是建立在土地人口均衡的理论之上，当工商业发展了的时候，导致了人口的流动，而土地人口平衡被打破，而新的有利于工商业的新的财政制度尚未建立，政府在土地人口平衡理论之上收取的税收更少，而却无从分享新兴的工商业带来的繁荣，于是乎从一开始产生“家天下”的模式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我们的国家民族“重农抑商”结果。换句话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权，本身并不具备绝对权威，但是却赋予他权威的时候，就已经将“士农工商”中的士的精神永远的从中国人的观念中剔除，因为士的精神就是“公天下”精神，就是维护社会公正基础的精神，是对人类通过合法途径以个人智慧获取财富所赋予的精神基石。
  从这一点来说，为什么从夏代开始总是不断的朝代更替，这种更替之中正是包含了“家天下”不合理精神内核必然的结果，所谓窃国者侯，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滥觞。换句话说，这个“家天下”鼓励了以“土为家”，但是当工商经济发展的时候，整个国家未能为资本寻求出更好的出路，大量的资本最终却变成土地，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更不要说农民自动放弃土地并成功的逃离国家的税负，进入工商业追求更大的利益并且没有更多的税负，换句话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在处理农工商经济关系的问题上因为在“家天下”制度本身包含不合理性，所以永远得不到解决，最终在明代彻底断绝工商业发展的合理性从而适应小农社会的需要，来维持所谓的长治久安。
  在中国士的精神丢失很久了，在制度上从没有人真正审视过“家天下”是否合理，如果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公正的，那么无论这个国家民族的个人追求财富的过程多么遵从公平都将因为这个制度存在而变得不合法，反而当大量农民失地的时候，这种制度却无形之中支持了通过暴力获取土地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家天下”的制度下从来没有考虑发展，仅仅是在考虑维持“家天下”这个制度的“以土为家”的基本结构。
  在小农主导的社会体制下，生产力无法得到充分的释放，大量的劳动力被限制在土地上，当土地因为工商业发展而变得集中的时候，而大量的失地农民，在失地之后却因为工商资本回流到土地，工商业而没有进一步扩大规模，也就是说资本并没有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谋生机会，却在减少农民手中的土地，从而产生大量富余农业劳动力。
  从现阶段我们国家的政策上来说，就是在着力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或者说农民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如此重视能产生大量就业机会低端工商业，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因为这个行业能够提供更多适宜于低文化水平的农民的就业岗位。而如纺织业、电子业，等大量低技术水平的也得到大量法，从而解决了大量低文化水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国家正在变革中，这种将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革命，并且停止农业税的征收，本身已经是很大进步，这场变革必然需要一个过渡就是先解决低文化水平农民脱离土地后的生存问题，如果这方面得到解决，那么随着新一代国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工商产业水平将不断提高，当新一代国民不再"以土为家"的时候，那么中国必将以超出一般人想象的速度突破老牌工业国家所经历的发展瓶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警惕另一类“以土为家”观念的复苏，比如地方政府与地厂商勾结，利用几千年深埋人心的“以土为家”观念，制造扭曲的房地产繁荣，换句话说我们国家真的不再需要在土地上做文章，而应着力于如何真正的打破“以土为家”僵化观念，真正的城市化进程绝对不是盖房铺路那么简单，而是如何改变人心中的惯性，无休止的利用国民心理惯性炒作房价，必然会将城市化进程的成本无限太高，当这个门槛超过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时候，大量的人会逃离城市，那么我们的城市化进程的目标也就迷失了。换句话说，我们制造的结果违背了我们的初衷，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门槛提高城市人口的质量，但是我相信被拒之门外将不仅仅是低文化的人口，还有大量未来推动城市发展的初出茅庐的高素质人才，因为这个屏障而失去了生存在这个城市的机会。而且，我们的改革必然是渐进的，必须承认大量低文化劳动力存在的事实，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必将导致低文化的特性，在这一人群中延续下去，主动接纳这个群体，让他们能够分享工业化时代所带来的各项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让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的以延续，而不是如最近一段时间所出现民工荒与大学毕业生逃离城市。难道，我们国家仅仅需要的就是商业地产吗？难道我们仅仅需要的就是一组gdp数字吗？也许，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改变小农经济背后的人群的心理惯性，为未来的产业革命铺平道路。可惜的是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官僚阶层、富人阶层，在掠取了改革所带来的财富后，不是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去推进国家的改革，而是在逃避责任，将财富与身份去中国化。
  士的精神是锐意改革、敢于承担、引导大众，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士的精神真的已经缺失很久很久了，我相信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一定有其既定改革方向与目标，也是深知我们国家必然经历一个有低文化素质劳动力为主体向高素质劳动力为主体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变革的过程，可惜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组组改革带来的经济数据，但是事实上我们主导改革的群体似乎已经迷失在这组理想的数字之中，而忽视了这个国家面临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我们真的需要精兵简政，真的需要去官僚化，真的需要构建一个以民法为基础的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政府提供的是公共的服务而不是官僚化作风的行政管理，我们不需要所谓空洞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高高在上如同施舍的姿态，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尊重人的社会制度。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念深深的影响了我对于现实与历史关系的认识）

dayijing

从 tg建国以后，士的精神衰落了，知识分子成了没脊梁的人，在此之前，华夏一直是以“士”为中坚力量，也就是精英政治。其中隐士更是特殊的，另有一些儒释道三家的高人，一直影响着社会的道德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