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厚万帖：铁杆中医彭坚谈经方

江边日月

我学中医是从读《伤寒论》开始的，启蒙老师伯父彭崇让先生曾经教导我：“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就掌握了中医临床最重要的思维方法，会灵活运用经方治病的医家，才有可能创造出最好的疗效”。几十年来，我遵循伯父的教诲，凡是适合运用经方治疗的病证，尽量使用经方；感到经方不足以解决的，则选用后世所研制的“时方”。经方与时方，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补充与发展，两者不应偏废。因此，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医生，既要熟读《伤寒》、《金匮》原文，熟练掌握二百余首经方的使用标准和范畴，并不断施用于临床、验之于实践；又要经常阅读后世医家、特别是当代名家的著作，从中收集和储备大量有效的治疗方药，以丰富自己的临床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中医临床家的重要途径。

经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经方为什么会有超乎寻常的疗效？学经方、用经方的重要性在哪里？

其一，《伤寒杂病论》中二百多首经方，是众多名医集体创造的成果，并非张仲景一人所独创。经方大多数出自《汉书·艺文志》中的“汤液经”。经方的形成，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锤炼，是数十代医家临床积累的精华，代表了中医学体系形成时期方剂学的最高水平。换言之，张仲景不是经方的创造者，而是经方的收集者、运用者、集大成者。因此学经方，用经方，不能只看作是学习张仲景一个人的经验，而是学习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群体医家的经验，经方的疗效与一般形成时间较短、经历临床考验机会较少的“时方”相比，显然要高出很多。当然，由于经方组方严谨，使用时有严格的规定，在没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时，临床容易出错，故《汉书·艺文志》引用当时的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后世许多医家喜用“时方”而不敢用经方，也是出自这样的考虑。

其二，《伤寒论》开创了一种独到的辨证体系和思维方法，即“三阴三阳辨证”（后世说成“六经辨证”，引起很大的误会）。“三阴三阳辨证”，即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再三分阴阳，将疾病的位置、阶段、过程、性质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组概念，太阳、少阴属表，阳明、太阴属里，少阳、厥阴属半表半里。这是一种“三分思维”，是一种立体思维，显然高于阴阳学说这种平面思维。《伤寒论》能够在一千八百年以前，对于当时发生的严重的流感，进行有效的治疗，创造了一种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的防治流感的模式，而且，至今为止，众多的经方仍然是我们抗击流感的有力武器，应当说，与张仲景所采用的科学的方法论密切相关。这种方法论，不但可以运用于辨治流感，也可以运用于辨治杂病，对于人体生命与疾病这种不断处在变动状态的复杂系统，这种“三分思维”始终不失为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

其三，《伤寒杂病论》创造了“方证对应”的疾病治疗方法。“辨证论治”不是张仲景创造的的，从《汉书·艺文志》中对于“医经”、“经方”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已经有了“八纲辨证”的雏形，《伤寒论》只是把辨证论治全面运用于临床，这当然是一种杰出的贡献，然而，张仲景的最大贡献，在于在“三阴三阳辨证”的前提下，创造了“方证对应”的治疗模式。如用桂枝汤治疗“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桂枝证”；用小柴胡汤治疗“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的“柴胡证”，等等。我认为这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方法，对证候的认定必须精确、全面，对经方的使用加减，必须严谨，慎重，两者丝丝入扣，才不会导致信息输出和输入发生衔接的错误，才能保证最佳疗效。胡希恕先生说：“《伤寒论》的治病方法是：先辨清六经，再辨方证，这样既简单又准确，容易掌握”。“方证对应是辨证论治的尖端”。这是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

然而，对经方以及《伤寒论》中方法论的认识，一千多年来，始终存在着误区。最大的误区，莫过于把《伤寒论》的理论来源，看成是《黄帝内经》，用《黄帝内经》来解释《伤寒论》，所谓“以经解经”。第一次全面注释《伤寒论》的著作、成无几《注解伤寒论》就是这样做的，此书从宋代影响至今。王叔和虽然整理了《伤寒论》，但是《脉经》的切脉理论，却是来源于《黄帝内经》脏腑学说，与伤寒脉法迥然不同。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以经解经”，导致《伤寒论》越解越复杂、越解越脱离临床、越解离真相越远。经方主要来自《汤液经》，学术渊源属于《神农本草经》体系，核心理论是“三阴三阳”与“方证对应”学说。而《黄帝内经》的核心理论是阴阳五行、脏腑经络体系、运气学说等，用《内经》解《伤寒》，无异于“鸡同鸭讲”。

此外，受到《难经》“伤寒有五”的误导，加之金元时期刘河间提出“六气皆可化火”、张元素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等观点，使人们对《伤寒论》产生了许多怀疑，如《伤寒论》研究的究竟是广义的伤寒还是狭义的伤寒？经方究竟能不能用来治疗所有外感病包括温病？等等。金元医家以及后来的温病学派在继承和发展伤寒学说方面的历史贡献是不容否定的，但他们对《伤寒论》的质疑及其本身学术视野的局限性，动摇了《伤寒论》在中医临床领域的地位，影响了《伤寒论》核心价值的传播。直到清代，在徐大椿、柯琴、陈修园等“尊经派”的大声疾呼下，在日本汉方医学“经方派”的持续努力下，才唤起了人们对《伤寒论》核心价值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当代著名经方大师胡希恕及其弟子冯世纶、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等学者，做了大量的推介与普及工作，终于拨开迷雾，使人们初步看到了《伤寒论》的本色。由于这种长达千余年的失误，导致真正掌握了《伤寒论》的临床思维方法、真正会用经方的临床医生犹如凤毛麟角！因此，在广大中医临床医生中进行经方的推广普及，用《伤寒论》“三阴三阳辨证”和“方证对应”理论进行中医人才的培养，将成为中医教育事业改革中的一个重大举措！

作为中医这门古老学科形成体系的代表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应当看作是几代甚至几十代医家临床实践和理论创造的结晶，这两部经典，不仅奠定了中医对疾病和生命的认知体系，创造了中医独到的临床治病方法，而且两千多年来，始终指导着中医的发展，仍然不断地创造疗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是难以超越的。既然《黄帝内经》一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来源，那么，《伤寒论》以及经方的运用，也应当成为中医临床的主要方法。《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医临床得到极大的发展，历代医家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众多医学流派，作为一个学科，能够有这样丰饶的生长土壤，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但 “多歧亡羊”，偏离了中医临床思维的正确途径，令人无所适从，也造成了中医学习内容的繁杂和人才培养的困难。因而强调《伤寒论》对于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和运用经方的价值，使中医临床统一在《伤寒论》的方法论之下，这不失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值得中医教育部门的重视。

天之君子

说的好

武军

强烈支持。
只是一点，少阳和厥阴的半里半表很难说清

baimifan

强烈支持。强调《伤寒论》对于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和运用经方的价值，使中医临床统一在《伤寒论》的方法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