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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文革运动在农村也恶浪滚滚。原来的村干部都靠边站了,几个造反派上台,无事生非,搅得村子里鸡飞狗跳。我自己的身体瘦弱,难以适应重体力劳动,再加上厌恶农村中阶级斗争气氛,我在家呆不住了,就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听说有人出去养蜂,有人出去做木工,后来听说我邻村一个同学吴海平在外做油漆,我就想跟他出去走走。我想出去打工糊口,更想出去寻师访友,想到社会底层寻找《伤寒论》的秘密。我想或许在民间能够碰到研究《伤寒论》的高人,可能给我指点迷津。虽然我这个意愿与这个暴风骤雨的年代格格不入,但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这一充满诗意画意的梦想一直蕴绕在我的胸中,不妨这次再去尝试一番,潇洒一回。因为在文革初期我曾经在福建光泽一带在开山筑路工程队里干过苦力,还认识了光泽县一位姓蒋的老中医,这次出去我一定去拜访他,好好地向他讨教。
吴海平是一个性格倔强、感情细腻、聪慧过人、自尊自强的人。由于在底层摸爬滚打多年,虽然只受过初中教育,年龄也比我少一岁,但人生经历社会经验比我丰富。上苍赐予我和他相逢的机缘,这是我一生的幸运。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明显的不足与弱点;我在他身边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和他1952年在永强水心小学二年级同班学习过一个学期,时隔十八年以后才再一次地相逢,碰面时根本看不到一点儿时的印象,岁月苍桑,唏嘘不已。相处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发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反差。他稳健平实,敏于事而慎于言,做事考虑周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而我呢生性草率疏懒,喜欢幻想,喜欢搜奇探胜。做事忽视细节,先干后想。我说,我们的专业选择真是阴差阳错,你的气质是一个当医生的好料,而我的性格勉强可以在艺术舞台上跑跑龙套。吴海平宛然一笑,踌躇满志地说了一句我终生难忘的话:“艺术界正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中医界也渴求有勇气的思想者”。 他的话如同一股清风吹来,令人头脑为之一新,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有豁然开朗的领悟和视野。
在流浪他乡的日子里,《伤寒论》与我形影不离,朝夕相处。虽然《伤寒论》的文本近在咫尺,依靠辞典我也能了解书中的每一个字、词的含义,然而就是读不懂它的整体结构,无法逻辑地理解它的系统和病症的关系,更谈不上猜透系统各部分之间是如何过渡、衔接与呼应。《伤寒论》中的蕴意对我来说还是隔山隔水,遥不可及。
因为长期生活在偏僻的山区,信息全无,真的到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地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海平要我要到福建光泽县城关购买一些物品,我感到非常高兴。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天地开阔,浑身说不出的舒畅。到了县城,把要购买的物品买来以后,我就徜徉在光泽县城的街头巷尾。一边浏览大字报,一边观看闽西城镇的风土人情。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把街道周围的墙壁贴得水泄不通。红红绿绿的彩纸上写满了最高指示、北京来电、愤怒控诉、造谣可耻等等的新闻和谣言。人们也已经率以为常了,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大街小巷到处看到新帖的《打倒新沙皇》之类的标语和横额,而一些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类的标语已经在墙头在宣传栏上褪色脱落,七零八落地在寒风中向往来的人们不停地絮叨。吃过中饭,我在新华书店走了一圈,也没有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出了新华书店大门,我就看见马路对面熙熙攘攘地围着一群人。我突然回忆起二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因为建筑工地的转移,我途经光泽县城。也是吃了中饭以后,我一个人从新华书店买书出来,就在这个地方我看见对面马路围着一群人,当我钻进去一看,看见一位老人家昏倒在地。经围观人们的议论,知道昏倒在地老人是一个摆地摊的老中医。也许是狐死狗悲的心情,我情不自禁地走近他的身边,蹲在地上为他按脉察色,当时老人已经苏醒,说自己没有大病,只是早晨没有吃早点就出门了,所以体能不支而昏倒。我急急忙忙给他找来一点吃的喝的,一会儿他就恢复了。老人姓蒋,他说为了这个姓他吃尽了苦头。我自报家门之后,老人请我到他家一坐。我就帮他整理好摆摊的用具,扶着他过了马路,然后一路送他回家。老人就住在附近的小巷里,他的住房是一座小院子,里面是二间二层,一楼是大客厅,我看见客厅里的桌子椅子东倒西歪,空气里弥漫着樟脑的气味,好像刚刚经过一场洗劫。我没有时间老人家聊天,送他到家后,就和他告别了。一晃就是二年过去了,我一点长进也没有,又一次流浪到了这里。不知道蒋老先生别来无恙?我要到他家去看看他。
蒋老先生的家就在新华书店的南边的弄堂里,弄堂进去不到十五米右边的院子就是他的家。院子的大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敲了敲门环,就听到有人出来的脚步声。我把门推开,就看见了蒋老先生走来。他中等个子,面庞清癯,然神清声朗,精气十足,与二年前判若两人。我怕他认不得我了,就先开口说:“蒋老先生,你还认识我吗?我姓娄。”他一脸笑容,快步向前,把我的手一把握住,激动地说:“记得,记得,你不是浙江温州人吗?”他就请我在大客厅里坐下。他说要给我泡茶,我就主动地上去拿来热水瓶与茶杯。把茶泡上以后,我们就聊开了。
蒋医生出身中医世家,接受过中西医的系统教育。他是上海川沙县人,与陆渊雷是同乡。20世纪20年代到过上海牯岭路人安里求教过陆渊雷先生。抗战前在上海听过恽铁樵、徐衡之、章次公等先生的课,经诸多名师口传心授,明敲暗拨,他膺服了经方派的的主张,一改原来家传的诊治路子,成为一个仲景派的中医师。后来在上海青浦悬壶行医,并考取了国民政府考试院的中医师资格证书。抗战军兴,流落到大西南,凭号脉针灸摆摊维生。曾经几次骑骆驼穿戈壁在边陲地带为少数民族看病。有一年夏天,一个部落头人病了,请了好几个名医也没有治好。他正好路过,主动请缨。诊察所见,患者是中年男子,矮胖个子皮肤暗黑,腹部疼痛,伴水样腹泻三个月,每日3—5次。头痛头晕,消渴不已,水入胃中不适,时泛清水。复诊所见,胃中有振水音,腹大而软,按之有悸动。蒋医生从自己随身携带的药箱里拿出药来,投方一剂(三钱五苓散,三钱理中丸)就有大效,三剂而大安,然后以安中汤善后。部落头人大喜,临走时赠送他一匹马,十两黄金。他把马匹牵来,谢绝了黄金。两个《伤寒论》的方子合用,就治好了疑难大症。这个病案太使我感动了。虽然我对这个病例的机制尚未理解,但我虔诚地把他的口叙一句一句地记录了下来。我也围绕这段奇异的故事提了许多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但是由于当时自己的中医理论水平太差,基本上没有听懂他对那个病例的诊治原理所作的解释。不过,对我提出的:“你为什么谢绝了黄金?”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听懂了,相信了,也记住了,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说:“假如要了十两黄金,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因为收了黄金的消息肯定传得比风还快,在那蛮荒之地,土匪多如牛毛,我明白怀金必死。”
蒋老医生知道我在自学中医针灸时,鼓励有加。他说,针灸的经络学说是我国对世界的第五大发明,它入门容易深造难,学习针灸一定要学习好解剖,学习好西医。还要同时学习张仲景的《伤寒论》,才能成功。他说了一句使我难以理解的话:“现代经方医学是令当今中医界不安的觉醒了的意识”。他还特地向我介绍了世界著名针灸家德国许米特博士,并希望我认真学习他的著作。他说:“许米特对于张仲景《伤寒论》推崇备至,顶摩礼拜。”接着他详细介绍了许米特的经历与著作,原是许米特是一位德国外科医生,并担任柏林大学解剖学教授。但他有感于外科手术的麻烦和危险,就想用其他疗法代替一些外科手术。许米特曾经在巴黎学习中国医学和针灸。于一九五三年,来到日本,跟随过汉方家大塚敬节先生学习汉方医学,并跟日本针灸家柳谷灵素学习针灸疗法。经过香港时,全港中医团体在英京酒家设宴欢迎,可见他的国际影响之大。许米特博士与日本针灸家间中喜雄合著《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由名中医萧友山和资深翻译家钱稻孙合作翻译,于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他还告诉我翻译家钱稻孙的故事,钱稻孙于一八八七年生在世代书香之家,祖籍浙江吴兴。北平沦陷后,钱接汤尔和任伪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政治上失了节。五十年代初期,他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先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去教医学。钱稻孙先生兼备中国、日本、西洋三方面的教养同时具备中西医学的高深造诣。中国在日文的翻译方面除周作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优秀。他的主要成就当推《万叶集》的中译本,《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类似于我国的《诗经》。在中医针灸方面,他除了与萧友山合作翻译《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之外,还翻译了日本医生鲇川静编的《中医治疗经验》。这本书后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在一九五七年出版,是现代日本汉方医学的一本代表作。
蒋老先生家学渊源,学养深湛,再加上中青年时代生活在战乱时期,所以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他为人风趣、幽默、热情,虽然孤苦一人,晚景凄凉。然而他达观乐天,热爱生活。谈话时一提起张仲景与华佗就赞不绝口,一提起《伤寒论》就神采飞扬。他给我介绍了国内外许多中医针灸医学的动态之外,还讲了自己一生好多好多的典型病例,例如用桃仁承气汤治疗闭经妇女的狂躁症;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小儿遗尿;用桂枝加黄芪汤治疗小儿的慢性湿疹;用真武汤治疗中年妇女多年的白带如水症;用麻黄汤治疗老人便秘;用半夏厚朴汤合栀子豉汤治疗两例食道炎;用清心莲子饮汤治疗口腔溃疡等等。我恨自己对《伤寒论》太不熟悉,缺乏起码的医学素养,无法消化蒋医生的经方治疗经验,只能用笔匆匆地把我能听懂的话简略地摘写下来。所以记录下来的东西就像民间单方治验一样,无法反映出蒋医生的经方辨证思路和特色,真是罪过罪过。
人在途中,无暇久待;匆匆相逢,又匆匆离别。临别的时候,他把自己珍藏的许米特博士与日本针灸家间中喜雄合著《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赠送给我,我很激动,真得想紧紧地拥抱他,以表达自己无限的谢意。
我知道这次告别可能就是永别,但有一事耿耿于怀不吐不快,我就问了:“蒋先生,凭你的医术和声望,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看病呢?你年纪这么大了,在街上摆摊多不方便啊。”
蒋老先生哈哈大笑,边笑边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这是我的和一般医生不一样的地方。在动乱的年代我喜欢在大街上摆摊看病,一是为了方便流离失所无处就医的病人及时得到诊治;二是为了了解动荡变化的时局,可以及时地想方设法趋利避害。这次这样,抗战时在重庆、昆明我也是这样。仲景说过:‘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人,一定要‘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此之谓也。”
我听了以后,对蒋老先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不仅在临床诊治上遵从《伤寒论》的法度,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追随的张机足迹,甚至在遣词用句上也有意无意地运用着仲景的语句。仲景在他的心中,与他朝夕相处,久之久之便能潜移默化,陶怡心性、志趣、操守。所以经方医学不仅是一种诊治方法,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和蒋老医生在人山人海之中,在千山万水之间能够相见相聚相交,实属偶然。感谢命运让我,这个来自温州永强青山村的游子,能够幸运地聆听到蒋老医生珍贵的经方理论、针灸经验;能够获得珍贵的《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能够了解到日本汉方家鲇川静《中医治疗经验》一书的中译本已经出版的消息。在后来的中医针灸的生涯里,蒋老医生给我的这些馈赠,有形无形地帮助了我的进步。譬如《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中许米特博士高度重视阿是穴,他说:“同一疾病,其压痛往往见于不同点上”,“不同疾患有时在同一点见压痛。”临床所见的确如此,这说明阿是穴出现对于病变来说只有相对的特异性。这一些观点对我后来的临床疗效起了良好的作用。
后来每当我使用理中汤与五苓散时,我的耳际就会响起蒋老医生的声音。那是从遥远的光泽县城老房子的客厅里对我热情讲述这两个经方的声音。从光泽县返回温州以后,我也给蒋老医生写过几封信,但是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就这样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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