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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伤寒论新注(附针灸治疗法)》这本书的第三天,就离乡背井到三百里路以外的龙泉县去了。在一个刚刚开工的庙下水库工地上当起了一个起早摸黑任人调迁的小工。白天的活很重很累,就是用一条又粗又长的竹杠把一块块大石头抬到大坝上去。夜晚这百号人睡在几个大工棚里就是休息。我就在人声嘈杂的工棚里,花了九个月的时间,狼吞虎咽地把这本《伤寒论新注》啃了下来。对照原著和《伤寒论讲义》作了两大本密密麻麻的笔记。在第一本笔记的第一页上,我恭恭敬敬地写下:这是一部经方世界里的针灸学。每当阅读《伤寒论新注》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特别得好,注意力也特别地集中。每一个章节在阅读时都坚持从头读到尾,不轻易地放过一个字。但我所做的笔记就很主观了,有地方特别详细,有的地方就一笔带过。我特别留意的是不理解的条文,都把它一一记录下来,反复思考后,就把自己当时真实的想法写下来,即使是不成熟的东西,记下了也是很有意义的。
偌大的一个工地,上百号民工,指挥部没有安排一名医生,甚至没有一个卫生员。我在无形之中就充当了有实无名的中医针灸医生。记得刚刚落脚的第一天晚上,我邻铺的一个小伙子感冒发热,头痛无汗,体温40度,手脚冰冷。在这个远离城镇的荒山丛林之中,周围的工友只能听天由命,最多也只能干着急。我当时诊断为阳虚风寒,给他喝下生姜红糖汤,针刺风池、风门,用自己带来的艾条熏灸大椎穴,倒腾了几个小时后他居然汗出热退,安然而愈。当小伙子第二天在工地上正常干活时,我的医生资格就被这一百来号人的劳苦群体所默认。从此以后,他们的伤风咳嗽,跌打损伤,腹痛腹泻,痛经白带,中暑冻疮全权由我处理。在现代文明弥漫全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坳里充分地体悟到蛮荒时代疾病的自然发作、自然展开、自然发展的原生态;也真切地观察到针灸、草药、单方等等民间疗法的生命力;并现实地扮演着古代草根医生的临床实践和体味着古代草根医生医疗活动中的甘苦。但这样的实践过程更多的是适应和模仿,很少具有通常所讲的“进步”和“提高”。在 这种环境这种状态下,即使有所进步提高的话,也是没有方向的进步提高。然而我也发现,这一群起早摸黑栉风沐雨,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人们,个个生性开朗,食欲旺盛。相比而言较少生病,要生病也只生一些外感病、外伤病、胃肠病等等。很少发现有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血脂病,也很少发现有空虚、无聊的情绪乃至抑郁症等等现代病。
到后来,找我看病的人慢慢地多了起来,有附近村庄的农民、村妇,指挥部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也来找我看病摸脉。我基本上根据承淡安《伤寒论》中的针灸方法进行诊治,使用时活学活用随机应变,同时也辅以草药。
在承淡安对《伤寒论》条文的注解中也引用了许多有许多日本汉方家的对条文的解读,然而我当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也只是随口读过,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基本上还没有体悟到承淡安先生的著作的精神,看见我悟性的迟钝。对这种事倍功半的阅读效果,我一直认为是自己基础差,理解不力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后来,---是相隔了许多年以后的后来---才知道,除了阅读者主观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被我所忽略了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大多自学者时常都会遇见的困难-----难以猜测文本著者的原始意图。这和坐在大学课堂里聆听专家教授直接面授所获得的东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像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的:“如果说‘言语’是对主体意识的模仿的话,那么‘书面文字’就是模仿的模仿了。”
有一次,指挥部的老书记找我替他的亲戚看病,把我从工地叫来,直接用汽车把我送到龙泉县人民医院去抢救一个高热昏迷的急性传染病人,我用针灸、刺血的疗法竟然使之脱离了危险。在这种环境里,读承淡安先生的书就不单纯是阅读,而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我能借其经验和方法去解决那些实际存在的具体病例。
在这一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既尝到了针灸疗法的甜头,也对它的局限性有了一种敏锐的警觉。一些中医方药能够适应的病症,如果勉强用针灸疗法可能就是事半功倍,甚至劳而无功。我们工棚附近有一家农民,对我们出外打工的人非常同情,我们的饭菜都是他们家帮助加工的,等于是我们的房东。他家的大女儿月经不调,每次来汛痛得满床打滚,月经色红量多,面红烦热,头晕心悸,眠浅易醒,大便秘结,西医诊断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出血性贫血。因为家境困难,多次治疗无效后就听之任之了。他们曾经求诊于我,我用针灸疗法仅仅在痛经时止止痛而已,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从承淡安先生的诊治经验中知道该用黄连阿胶汤和三黄泻心汤合方。但没有把握,我也没有开过处方的先例,再说病家也不特别相信我,踌躇再三只得作罢。
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环境下,我在每天进行的“原始”状态的医疗活动中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医学知识肤浅和治疗经验不足。正如谚语所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特别是西医知识的欠缺很可能会引起误诊误治。于是我抓紧时间读了一些西医的书,也购置了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等等基本的医疗用具,把它们放在卫生箱里,随身带着以防万一。我想只有真正进入那个时空,才能理解当时我的这些想法。
初步的西医知识和简陋的西医诊察器具很快就派上用场。记得有一次郭小兰姑娘在工地的髙坡上摔了下来,她大喊一声就昏迷过去,一动不动地踡卧在乱石之中。我就在她的附近,看着她这个样子,我一边使劲地喊救命,一边马上过去给她诊治。我先检查她全身体表各部位,没有发现开放性损伤,然后检查四大生命指标,检查瞳孔,检查胸腹部,发现一切还好,心里就放心了一些。接着就用针刺疗法使她很快地苏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她说自己除了右小腿麻木疼痛以外,其他部位没有异常。这时,我心里明白,大概是单纯的右小腿骨折。一个小时后急救车来了,我和吴德明队长一起把她送到县城人民医院。在狭小拥挤的急救车中,我望着小兰痛苦的面容。心里想,假如是古代,假如没有西医,作为一个医生的我该怎么办?办法肯定是有的,但肯定不如现在中西医两套诊治疗法相配合的完善。不能忘记,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所以不能让偏执与自大遮蔽住自己的眼睛。要正视广大农村、边远山区、基层单位医务工作者需要的是一种基于中西医两套交迭共识的诊治方法和技能。“纯中医”那样的观点对于目前的中国基层医生来说还是一种用不起的奢侈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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