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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每次从状元到永中镇首先都是到我二妹夫家，他的家就住在车站附近，一下车就到了。再说他和我有许多可以谈论的共同话题，是他的介绍我才在七十年代初认识了永中镇上的几个老师与朋友。这些新交的师友知道我爱好中医针灸，所以就经常地来找我论医谈病。这些新交的师友之中的有几个人，后来成为中国的文化界露头露脸风光一时的人物。其中就有被我视为老师的董楚平先生与骆寒超先生，我的中学校友陈植锷先生，还有诗人李岂林，画家吴佐仁等等。他们虽然研究的学科不一样，但他们刻苦钻研的学风，努力进取的精神，开阔宏大的视野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观察事物的角度，表述意见的方式对我多多少少有所影响，有所促进。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二)
董楚平先生全家都住在永强中学的校园里，有一次吴海平带我去永强中学拜访过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自己从楚门老家带来的已经蒸熟的红膏大螃蟹一人一个地分给了大家尝鲜。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反复推辞，董先生笑着说：“好东西大家一起会餐才能尝出滋味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又动口。”他一边说，一边动手把螃蟹的盖子一个一个地打开。现在说此事可能很平常，然而在那食品供应凭票的年代，红膏螃蟹可是上上等的美食佳肴。所以董楚平先生家的这个鲜美螃蟹的滋味就与董楚平先生可爱可亲可敬的言行一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了。
董楚平先生一家就住在学校的旧教室里，这个临时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个厨房，家庭的用品全摆在学校课桌拼成的“桌子”上，挂在教室四面的墙壁上。墙壁的一块空白处贴着一对他自己用墨汁书写的楹联：
枫叶飘地胭脂色，
冰水出山金玉声。
情景交融，意味无穷。他就在这里埋头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楚辞。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热潮中发表了十多篇关于农民战争的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縕酿成熟的。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登了整整一版。这是该报历时半年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发轫之作。所以董楚平先生被中国的历史学界称为“农战史研究的先觉者”。后来就被调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任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从楚辞到新文学，从文学到史学，再从神话到考古。 2002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一文解决了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董楚平先生研究过日本历史。当他知道我在学习日本汉方医学时就告诉我，要多多了解日本民族与日本社会的特点。这些知识对深入研究日本汉方医学可能有所帮助。他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他说：“日本是一个岛国，其文化结构与国情民性非常独特，是需要特殊看待的另类社会。譬如在日本历史上，农民与雇佣他们或者租田给他们的那些地主经常发生了纠纷。如果有人领头去闹，就有法律来解决。大多数这类闹事事件，法律都支持底层的农民，农民往往胜诉。但是，他们的法律又规定带头闹事的农民领袖要杀头。闹事的农民一般也不敢为那带头闹事的农民领袖伸冤叫屈而再度闹事，只能等着看带领他们闹事的领袖被活活地砍了头。砍头时，闹事的农民都奔到刑场为他送行。农民领袖死了以后，农民们还建立祠堂来纪念他。日本的法律允许农民们这样做。这种法律神圣的观念，和对正直牺牲精神的敬仰，构成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是尊重法律的规定和判决；二是允许民众祭拜为大众利益而自我牺牲的英雄。让这种不畏强暴、坚持社会正义的理念与世长存。而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如果农民造反失败了，官府就不容许历史按事实记载这些事件，更不允许民间公开祭拜他们的领袖。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不能制约有权的人，而是帮有权有势的人来欺压老百姓。皇帝与官衙不尊重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倾听民间伸张正义的呼声。长此以往，老百姓也不承认官衙法律的公正性，他们在和平的年代是贱民，在动乱的年代是暴民。”
这些历史知识我一点也没有，所以很难理解日本社会的二元价值观并存的现象。听了董楚平先生的话以后，我对日本汉方历史上的一些怪现象就见怪不怪了。例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立法取缔汉医汉药，另一方面又允许医学教授与医学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汉方汉药，所以才有今天汉方医学兴旺发展的局面。
（三）
骆寒超先生文革期间居住在寺前街百货公司西边的一条小弄堂里，当时他在为撰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准备资料。也是吴海平带我去拜访骆先生的，他的生活环境比董楚平先生好一些，具有更多的家庭气息。他的卧室兼作书房，所以房间里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与资料，还有许多书放在床下的旧皮箱里，因为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时时从床下抽出皮箱，拿出有用的书本，找出相关的文字来说明自己的论点。我记得罗玺纲的《太平天国史》就在他的床下的皮箱里，在谈话中间骆寒超先生就把它拿进拿出了几次。
房间的墙上横贴着一张吴海平书写的魏碑体的长长横幅：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幅摘录自岳飞《满江红》的横幅，适意地体现了室主的书生意气、诗人激情与斗士的精神。我是特地来给骆先生提供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资料的。我告诉他，我偶然在一本解放前的《东方》杂志上看到一篇《黄公略之死》的历史小说。小说描叙了天京沦陷前，李秀成派黄公略去游说曾国藩的故事。骆寒超先生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
他还询问了我学习中医的情况，鼓励我要把经方临床研究这条路走下去。他说自己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特别留意生命、疾病与死亡，这些都和医学有关，所以他也对医学，特别是中国医学情有独钟。
骆寒超先生很关心农民诗人李岂林的身体，他向我详细询问了病情，为他的命运叹息。骆寒超先生认为李岂林诗歌的选题与风格和他的疾病有内在的联系，认为李的诗歌里有一种令人担心的气息。并问我，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也就自己的见解说了一通。
骆寒超先生说：“老李给我看一首送殡的诗，全诗笼罩着末日的气氛。我批评了他的诗风，给他诗稿的后面写下我的评论：‘诗人给绿色的生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一九七九年，骆寒超脱掉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他的《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在《钟山》发表了，对他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事，因为他的文学论著终于第一次公开发表了。1980年夏天和艾青的第一次见面，在艾青家，就一连住了半个月之久。他后来担任过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专著《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分获浙江省第一、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一等奖。有一次在温州图书馆门口偶然遇见，他告诉我已经在北京寻找到《东方》杂志上的这篇《黄公略之死》的文章。并关心地询问了李岂林的身体情况，要我多多关注岂林的健康。
（四）
陈植锷先生当时是因为失眠求诊于我。他是永强沙村人，当时在海滨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他中等身材，白净肌肤，谈吐不俗，一表人才。他说自己除了这个多年的睡浅易醒的毛病之外别无所苦，然而经我仔细诊察，发现舌色暗红，舌下静脉紫黑，左少腹压痛，是一个典型的心血瘀阻型睡浅易醒的病症，就给他开了一个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
一周后陈植锷先生又来找我，一见我就说：“这个药方真不错，吃了三天就开始有效，是不是再吃七帖啊？”。
我说：“是的，还要继续诊治一段时间。”
陈植锷先生用一种深究事理的目光注视着我，是：“你治疗失眠为什么一味安神的药也不用？”
我以揶揄的口吻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药方中没有安神的药？”
他笑了笑说：“我也是一个中医的爱好者啊。”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寂寞的路上终于遇到一个同行者了。
我就给他讲了失眠不一定使用安神药的道理。
我说：“经方医学诊治疾病的原则是‘方证相对’。具体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注重于‘但见一症便是’的诊治方法；另一种是注重于体质的诊治方法。你的失眠使用过多次的安神类方药的治疗，可见前一种方法已经对你已经没有效果，同时你的淤血体质的体征比较明显，使用了改变淤血体质的血府逐瘀汤。”
他善于发现问题，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讲话中的漏洞，就说：“活血祛瘀的方剂有好多个，为什么偏偏是血府逐瘀汤呢？”
他的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使我佩服，我想了想以后说：“根据历代医生的临床经验，以失眠为主症的淤血体质病人，血府逐瘀汤与桃仁承气汤两个方剂是首选方。”
他瞧了我一眼后，知道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耐心地等待着我的下文。
我停顿了片刻之后，就接着说：“桃仁承气汤用于失眠初起的淤血体质病人；血府逐瘀汤用于长期失眠的淤血体质病人。你的情况血府逐瘀汤比较合适，所以就先用上了。”
他满意地点点头。
那天他给我说起老中医周秩民先生的故事。周秩民先生耳朵聋了，全靠脉诊、舌诊、腹诊来诊断疾病，临床疗效非常好。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解放后被关押了二十多年。但他回家的第一天就有人上门求诊。他没有医生的执照，所以不敢私自诊治病人，但又不敢得罪上门求诊的农民。后来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决定，把他安排到大队卫生室当医生。七十多岁的周秩民先生欣喜万分，天天按时到卫生室去上班。每天前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时有疑难病症治愈的消息传出，大有满街尽说周大夫之誉。一个大干部下乡检查工作时，突然出现支扩出血，当地医院西医抢救后仍然不稳定，全身畏寒，便秘尿黄，时有鲜红的痰血咳出。原来准备送上级医院治疗，但因为病人身体稍有移动就会引起咳血不止而无法转送。在进退两难之时，大家想到邀请周秩民先生到医院会诊。周秩民先生摸脉、观舌、诊腹之后，开了一张附子泻心汤的处方，一共只有四味药，附片三钱、大黄二钱、黄连二钱、黄芩二钱。将“三黄”用滚开水半碗渍之，再将附子另外煎煮取汁，把它们的汤汁混合后一次服用。药后不到半个小时，病情就趋于稳定。此案一举成功，使周秩民先生的医名在迟暮之年又重新鹊起。
陈植锷先生深有感慨地说：“有本领的中医师在民间还是大有人在。农民还是相信中医的，只是真正会诊治疾病的中医师在农村里太少了。”
陈植锷先生在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年以温州地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北大，本科读了一年半便考上研究生，在获得北大史学博士后，他东渡日本，在日本筑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真所谓“文章憎命达”， 1994年，他刚完成《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初稿，还来不及修改整理出版，便因病英年早逝。
（五）
诗人李岂林矮小精悍，肤色黄暗，暗红色的厚嘴唇。他眼镜片后明亮的眼睛很有特点，叫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掉他的形象。他患肝胆疾病，胆结石做过手术，所以经常找我看病，他整年口苦口臭，尿黄便秘，心下按痛。每次我给他开的方，不是柴陷汤就是大柴胡汤，疗效都很好。
他有一次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
我告诉他，这两个方子治疗的方向有所相同，但一个用于慢性期，一个用于急性发作。没有发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其实疾病并没有离你而去。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诗歌创作是生命的燃烧。你具有诗人的气质，但没有诗人的体质。所以你每写一首诗，你就会少活几天。”
他用诗人的言语回答了我：“生命在于质量，而不在于数量。我追求辉煌的瞬间，就不在乎平庸的百年了。”
他每次来找我看病都给我朗诵几首他刚刚出炉的新诗，说是付给我的诊金。我也很喜欢他的诗，特别是他写农民的，写土地的，写故乡的，写命运的，写未来的这些诗歌，我更为喜欢。
李岂林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勤劳俭朴，但一个大字也不认识。李岂林有一首题为《父亲》的诗就是献给他父亲的，其实也是献给所有的农民。
我最欣赏的是《父亲》这首诗的其中两个段落。
中间一个段落：
但见村头的泥沙路，
牛踩人踏，
一身要留下多少的脚印。
大雨后，
有多少含泪的水洼，
只有阳光才照出它身上的伤痕。
但见村口的老榕树，
经霜历雪，
一年要增添多少的须根，
秋风中，
有多少落叶的哀诉，
只有沙河才知道它的心境。
结尾部分：
从家门走向田野，
从田野走回家门，
这路程说短还真短，
来回只要半个多时辰；
从家门走向田野，
从田野走回家门，
这路程说长还真长
恰恰走了一辈子的光阴。
骆寒超先生，当时在李岂林的《父亲》诗稿的结尾部分，写上他自己的评语：
“《父亲》一诗的结尾部分貌似重复，如果细细地去体味，就可以发现诗句中蕴含着单纯的美。”
李岂林后来出版了三本诗集，骆寒超先生为他写了序。一九九五年春夏之交，他骑自行车来找我看病，骑得满头大汗。他说自己刚从四川回来，一切如常。只是感到脐腹部有点儿异常。异常的感觉难以用言语描叙，好像笑得过猛了以后所留下的不适。我把他仔细诊察以后，发现他的肝脏很不理想。给他吃了点心以后，就要求他马上到大医院作B超。并嘱咐他，要他的女儿陪伴他一起去作检查。第二天，他依然骑车一个人单独去了医院。作B超时，他亲人不在身边。医生发现情况非常不好，如果不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他，怕会耽误了他的病情。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把真实的病况直接告诉了他。他一听到这个病名，就昏迷了过去。昏迷后，一直没有醒过来。七天后，就去世了。
那个做B超的医生听说他死了，也后悔不已，说：“想不到，病人的心理素质这样脆弱。
（六）
那天中午，我刚从九路公共汽车上下来，在永中车站就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李岂林。
李岂林告诉我，我三岁的外甥阿津病了，麻疹后持续发热半个月不退。我的妹夫又出差在外省，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大家都在干着急。我急急忙忙赶到我妹妹家中，看见她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妹夫的叔叔是当地有名的西医儿科医生，半个月来一直给孩子注射青霉素等抗菌素。注射后热度依然持续不退，但他认为白血球高必须继续使用青霉素。妹夫的父亲略知医道，发热后给孩子煎服羚羊角片十多次，然而症状更趋恶化，家人正准备送孩子到市医院住院治疗。我妹妹求我给小外甥诊治。我诊察过后得知，病儿肢体消瘦，精神萎靡，表情淡漠，面色淡白，安静嗜睡，鼻流清涕，喜衣被，不渴厌食，小便清长，手足凉，额有冷汗，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100次/分，白血球19000/m3，中性72%，血色素9克，体温37.4 C°，腹肌菲薄而稍紧。针对以上症状，我认为这正是少阴病的“脉微细，但欲寐”、 “反发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我妹夫的父亲认为发热就是热症，大暑天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样的热性药极其危险。我却坚信此方必定有效，所以力排群议，投一剂麻黄附子细辛汤（生麻黄六分，附片二钱，细辛六分），并停用一切西药。
到寺前街中药店抓药的时候，店里老药工听说这一帖麻黄附子细辛汤是给发热的小儿服用的，就十分害怕，就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才抓了药。抓好了药，算盘一算，药价一共只有七分钱。老药工摇摇头说：“我一辈子没有抓过这一种那么凶险又那么便宜的方子。”
服药后五小时，精神大有起色，体温即恢复正常，手足亦稍温，日内排出臭软便二次，鼻水冷汗均消失。这正如陆渊雷先生所说的，“少阴病，在治疗中，手足温，下利为正气恢复，抗病所生之代谢废物积于肠间者因以排除显为阴证回阳之机。” 我知道表证已解，正气将复，连投三剂附子汤，第四天复诊时已能自行下床嬉戏，大便、体温均转正常，惟稍怕冷易疲劳，脸色仍白，脉细沉，舌尘较前稍红，血检为白血球16600/m3，中性76%，继予附子汤七剂后则证情日趋进步，渐致复常。此证在我诊后的第十一天血检才达正常，白血球9800/m3，中性42%，嗜酸性白细胞也出现了。
小外甥生病期间，董楚平先生当时经常来探望小孩。我诊治的医案他都仔细地看过，并提出许多中医学方面的问题。
譬如他问，为什么小孩子持续发热半个月不退，用辛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反而很快地退了？
我说，外感发热有多种类型，《伤寒论》把外感发热分为六种病。每一种病中又有各种典型的、非典型的方证。经方医学就是根据临床上病人出现什么样的方证，就给病人服用什么样的方。这种“方证相对”的方法简便、明确、安全、高效，是中医学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两千多年来所有医家都一致认为，创立这种方法的张仲景是医学界的圣人。我小外甥的发热是少阴病，又叫做表阴证。是表阴证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我临床上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反复使用于体弱者外感发热，其效果是任何东西无可替代的。在我们南方，很多医师认为地处湿热地带，害怕使用热性药物，这是把外部因素的作用人为地强化了。其实，不同体质的人对同一致病因子的反应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是相反的。就好像人们都去观看同一部电影，但每一个人所产生的感受是五花八门的一样。
董楚平先生问我怎么区别中医和西医的不同？
我的回答是:中医西医都能诊治疾病，但由于它们采用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所以对疾病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医认为，症状、体征的出现就是疾病。中医的辨证施治是对疾病进行具体地整体性地不确定性的研究。西医认为，一定要在体内发现原始病因、病理状态、具体病灶时，才能确定疾病。西医对疾病的诊治是以分析为主的确定性研究。历代中医师除了阅读医学经典、历代名家医案之外，都是通过口授身传来积极承传的；总之，中医和西医不存在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它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各自看出了疾病的某一个侧面，各自表达了对于这一个侧面的认识与诊治方法。
董楚平先生听得很认真，对我的回答还是比较认可的。
妹夫从外地闻知信息赶回家后，半天不敢进门，站在家门口好久,才大着胆子进门。得知儿子已经痊愈，心中的一块千斤石头才放了下来。
（七）
当我和二妹夫讲叙外甥阿津的治疗经过时，我的大妹急匆匆地进来了。她把我叫到门外，告诉我她的儿子生病住院的消息，并请我去医院一趟。我告别了二妹夫，跟着大妹向医院走去。
我在陪大妹向医院方向走去的路上，她一边哭一边说。在她的反反复复的叙说中，我已经知道我的四岁外甥小敏的发病经过。小敏在发麻疹的期间因为日夜啼哭，不能睡眠而住在医院治疗。一周来，西医注射盐酸氯丙嗪，注射后沉睡了24个小时，全家大小惊恐万分。谁知道，小敏醒过来以后，仍然啼哭不休，又连续了两天两夜，使得医院里的医生也感到无计可施。大妹后来听说我在二妹夫家，所以就一路跑来叫我去看看。
到了病房，我看见平时形体壮实的小敏现在也瘦多了。他一方面神情相当疲乏，一方面又烦躁不安，哭声沙哑，口渴异常。皮肤上留有麻疹后特异的色素沉着，有糠状落屑。我看他眼睛充血，嘴唇鲜红而干裂，半碗冷开水刚刚喝下咽喉，又哭闹着要水喝。我诊察的结果是:脉虚数，舌红苔微黄而干燥，腹肌柔软，额头及手足微烫，体温38.3 C°度，大便焦黄而溏，肛口深红。我认为小敏是因为疹后邪热未净，伤及气液的缘故，应该清热生津、益气和胃。
为了迅速解除烦躁哭喊等症状，给方药治疗开辟道路，我就在小敏的两个耳朵的耳尖穴用三菱针点刺放血。放血后不久，小敏的口渴、啼哭、烦躁诸症顿时减少。不到一刻钟就安静下来。
接着我用三阴三阳辨证方法辨别出是阳明病，辨证要点有三个：一、烦躁不安；二、消渴异常；三、诸多热象。由于发热已经多日，体能消耗较多，神色疲乏，脉虚数，苔微黄而干燥等情况，考虑《伤寒论》中治“伤寒解后，虚瀛少气，气逆欲吐”证，投竹叶石膏汤二帖。
竹叶6克， 生石膏30克， 半夏3克， 麦门冬10克， 党参6克， 粳米10克 ，甘草3克
水煎服, 米熟汤成。服后当夜即行安睡，体温亦降至正常。服第二帖后，除声音沙哑以外，其他诸虚烦、消渴等证全部消失。
外甥小敏的迅速治愈，显示了刺血疗法配合方证辨证疗效的迅速，比较西医注射盐酸氯丙嗪强制镇静的治疗方法，真的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八）
我父亲知道两个外孙生病了，就来永中镇探望。
我父亲来的那一天，我在小敏家和阿骅表兄谈论《伤寒论》中表证的诊治问题。中年的阿骅表兄是一个思想敏锐，坚定自信，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的人。他那清秀寕静的脸孔，修长均称的身材，文静典雅的气质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形象。他比我大十五岁，青年时代学过西医，近五六年来一直在研究《伤寒论》与日本汉方。学习经方起步虽然比我稍稍晚一点，但他借凭其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知识方面的素养，在经方理论方面比我遥遥领先，所以我经常找他求教诸多问题，并常常得到意外的收获。
父亲了解了两个外孙的诊治情况与疗效之后，对我用竹叶石膏汤治愈小敏的燥热没有多少非议。但知道我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愈阿津的发热时 他的担心多于高兴。他反复强调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体弱者外感发热不合常理，风险太大，要我下不为例，好自为之。对于把少阴病理解为表阴证，他更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日本汉方家别出心裁的杜撰，是离经叛道的行为。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与麻黄附子甘草汤证就是太阳表病与少阴里证的合病，清清楚楚，无须争议。
最后他提出一个我无法辩驳的问题：“你说说两千年来中国有哪一个中医学家说过少阴病就是表阴证？”
我想这是一个成功的治验，所以面对父亲的质难我不退让，并且想通过这个活生生的病案来改变他对经方医学的态度。
阿骅表兄早也跟我说过，要耐心地劝说我父亲一起学习经方，这样就多一个人一起讨论了。由于不同的中医学见解，使得我们和我父亲之间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看法也不一致。常常是一开始讨论，就会在某一个名词用语上纠缠不休，使讨论陷入僵局，无法将研究的问题向前推进一步。
因为父亲平日对阿骅表兄的学问与聪慧赞誉有加，所以我就请阿骅表兄来回答他的问题。好在阿骅表兄那天表现出他平时少有的热情，主动地帮助我回答了父亲的问题。
阿骅表兄说：“表叔，‘少阴病就是表阴证’这一句话，中国有没有一个中医学家说过，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资料。不过日本汉方家认为少阴病是表阴证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这个根据不是他们臆想的，而是有《伤寒论》文本的根据的。”
我父亲就是相信文本，听阿骅表兄说有文本根据，他紧张的神色一下子就话缓和了下来，说：“《伤寒论》文本的根据在哪里？”
阿骅表兄说：“《伤寒论》少阴病篇中302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条文中‘恶寒’两字虽然没有明列，但已经寓意于少阴病三个字之中。仲景点明‘无里证’就可以反证少阴病是表证。所用的方是‘麻黄附子甘草汤’，所起的功用是‘微发汗’。随便你怎么读怎么看，这个条文中的每一个句子读都指向‘少阴病是表证’这个结论。由于少阴病是一个‘脉微细，但欲寐’的体弱者的外感病，所以说少阴病就是表阴证。”
我父亲说：“外感表证发热应该是常见的临床症状，为什么仲景把论中301条少阴病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发热’称之为‘反发热’呢？”
这也是一个困扰我好久的《伤寒论》少阴病文本如何解释，如何理解的问题。根据我自己大量的临床经验，许多年老者、年幼者、体弱者、妇女产后等人在外感初期的临床表现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有形寒肢冷、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脉沉无力的；有形寒肢冷、神疲乏力、面色暗黄、脉浮无力的；也有的是背中寒冷、气短欲寐、面色苍白、脉沉无力的；还有的是发热恶寒、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脉象浮紧的。总之，只要是体弱者在外感病初期，表现为形寒肢冷、神疲乏力、面色苍白等症状。我就不管有无发热的自觉症状，不管体温有无升高，不管脉象是浮是沉，都把它诊断为少阴病。然后在方证辨证的基础上使用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和桂枝加附子汤等汤方去扶阳解表。至于仲景为什么把少阴病的发热称之为‘反发热’呢？我的心中一直还弄不清楚。
阿骅表兄说：“反发热，证名。指病本不应发热而在临床发现发热的症状。我的理解是，仲景发现三阴三阳的理性框架推导出来的临床症状和临床实践中的症状不完全符合。前者的症状是一般的是常见的，是一个常数；后者的症状是客观存在的，是现实的，是一个变数。正如少阴病，‘无热恶寒’应该是常见的，是一个常数；现在客观存在的‘发热’一症，是现实的，但是一个变数，所以仲景把这种‘发热’的现象称之为‘反发热’。从这个条文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知道仲景是一个既重视理性原则，又尊重临床事实的医学家。他或许已经知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个唯物论的道理。”
我真的想不到，阿骅表兄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伤寒论》的条文结构的。他这种对仲景心理的设心处地的分析，虽然无法得到条文考证学方面的进一步的佐证，然而对我来说，受到的启发是很大的。他使我能从一字一句的摸索中抬起头来，暂时离开一下文本，让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以后再回到文本上来。这样就可以在研究条文的时候，减少死于句下的机率。
后来，我在路振平在《医圣秘法》一书读到了类似于阿骅表兄的观点：在《伤寒论》中，理论和临床方证相符的只有几十条条文。而大量的条文是论叙在方证不典型，脉症不对应的病况下如何进行诊治的问题。路振平指出张仲景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教后人在临床上如何去应对典型的与非典型的方证，如何去解决常规的与非常规的病况。然而我们现在的中医师很少有脉症不相符的诊治的记录。路振平说：“有人曾随意抽查1981年度国内三种主要中医刊物23册所载医案，有脉象记录者共469例，竟无一例是脉症不符。其中个案报道132例亦不例外，案案皆脉症相符。”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张仲景是一个理论与临床紧密相结合的医学家，《伤寒论》是一本在经方理论指导下真实的临床病案记录。
我父亲这一次对阿骅表兄的解释没有认可，他的内心也许会认为只是一些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所以不依不饶地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少阴病有好多条‘不可汗’的条文，假如是表证的话，这些‘不可汗’的条文这样理解？”
阿骅表兄笑了，他也许认为这个问题正中他的下怀，。他看着我父亲说：“表叔问得好，正因为少阴病可以发汗，所以必须规定‘不可汗’的范围，这正如太阳病一样，也有一些‘可汗’与‘不可汗’的条文，这种条文安排只有太阳病与少阴病中出现，就凭这一点也可以证实少阴病与太阳病一样都是表证，只不过一个是表阳证，一个是表阴证而已。”
我父亲无言可说，一脸话不投机的样子，抛下一句话：“总之，你们学的这一套不合《内经》理论。”说完就悻悻地走出门去。
父亲走后，我与阿骅表兄继续交谈。他说：“中医学有两个分支，一种是理论中医学，一种是临床中医学。理论中医学也研究临床，但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那些只存在于中医学家头脑中的想象的世界，比如说，易经，五运六气、阴火、三焦实质等等无穷的命题。在中医研究和临床诊治中，虽然思想和想象都极为重要，但是中医研究的重点必须是真实临床中的病人，而不是想象的或虚构的医学概念。那些由抽象思考形成的、与人类疾病的痛苦无关的医学理论自始至终是无用的和学究气的。你的父亲趋向于理论中医学，所以他的这种势不两立的态度一点儿也不奇怪，人类会为自己的观点而战，甚至有的人会愿意为自己的观点牺牲自己，无论是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观点之争都是这样。医学的观点之争也不例外，所以古人说过，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要理解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你父亲为什么难以接受经方医学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了”。
今天我很兴奋，把好多个疗效显著的病案一一讲给他听，言语之间少不了有王婆卖瓜之嫌。阿骅表兄开始时也为我的进步叫好。随着我的自卖自夸的升级，他渐渐地变得沉默。后来，我发现他皱上了眉头。我这时方发觉自己有点儿走谱了，才把话题打住。
阿骅表兄看我突然不说话了，就友好看着我。我内心也觉得有点羞愧，下意识地避开了他的眼光。我仿佛发现自己有点儿错了，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阿骅表兄笑了笑说：“同样是叙说工作成绩，一个人以谦卑、平实、素朴的态度来讲叙，另一个人以得意、浮华、铺张的腔调去宣扬。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也难以回答。阿骅表兄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总能够提出很深刻很有见地的问题，让人一听就是真正进行了思索，直击了问题的核心。
阿骅表兄也不逼我回答问题，继续说：“你也许认为他们都在反映同一个客观事实。其实并不尽然，前一个人的叙说是在反映一个客观事实，是认识论的范畴内进行的。他把自己摆在学习者与研究者的地位，更多地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失与不足，所以在价值论的评判方面对自己的成绩采取冷处理。而后一个人有一种自我炫耀的色彩，所以对客观事实叙说时，就不客观了，就会有意无意地夹带着主观有倾向性的价值论的褒贬。”
同一种东西，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评价系统，我难以理解。也不明白什么是认识论？什么是价值论？
阿骅表兄从我的肢体语言中早已解读出我心中的疑惑，所以就以浅近的比喻串解这些概念：“对于一个治愈的病案，可以从认识论、价值论两个方面去评判。认识论与价值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认识论就是研究临床已经治愈的病例有没有存在‘必然’的问题。它主要要回答‘诊治的对象是什么？如何治疗？疗效如何？’。价值论就是对已经治愈病例的有无临床价值以及有多少临床价值的问题。它主要回答‘什么是好的？如何好？’‘什么是坏的？如何坏？’说认识论、价值论两者有联系：因为任何有认识论意义的治愈病例的研究都是以对今后临床医学发展为内驱力的；反之，任何对今后医学发展有影响的价值抉择也无不伴随医学界的再认识或反思。”
我一下子想起阿骅表兄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医生有较高的医术，经常给大家讲自己治愈的疑难病症，在讲述具体病案的同时，免不了自我炫耀了一番，大家都说他会吹牛。他听了很不服气，认为大家不公平，就找阿骅先生评理。他说：“一个人明明不好或者不够好却说自己好，这叫做吹牛；我是真正的好，说自己好是实话实说，怎么会是吹牛呢？”阿骅表兄讲完故事以后，曾经要我好好想一想，这个认为自己表扬自己的医生是不是吹牛？
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医生的故事，但的确也没有想明白这个自我表扬的医生算不算是吹牛？现在看来，这个医生在自我表扬的时候就是在进行有倾向性的自我价值判断。阿骅表兄的谈话的确彰显出“方法论视角”与“价值论视角”的分野，但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进行自我的价值判断时不可以有“价值论视角”呢？
我就把这个问题向阿骅表兄求教。
阿骅表兄说，“价值论视角”有不同的标准与依据。社会公众对他的价值判断往往和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一定一样。自我评价高的人，社会公众不一定就认可，反而会说他自我吹嘘;自我评价低的人，社会公众不一定认为他就是低，倒是认为他具有谦逊的美德。譬如科学家爱因斯坦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交谈中一直都声称自己的成果仅仅人类知识沙漠里的一粒小沙子，说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但是全世界没有人会否定他是一个最有智慧最有学问的人。
我问：“爱因斯坦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呢？”
阿骅表兄说：“我最近撰写了一个寓言故事，题目是《我有多少重？》，听了这个寓言你就会懂了。”
下面就是他讲的这个《我有多少重？》的寓言故事：
青蛙、黄牛、大象在森林里是好朋友。一天，牠们三个一起到宙斯那里询问自己的体重。宙斯说：“请你们到大厅里的大称上自己去称吧。大大小小的秤硾子都在门的角落里，请你们自己去选择。等都称好了以后，到这里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青蛙、黄牛、大象来到了大厅，看见大厅的中央平摆着一个大称。动物只要在大称的左边放上秤硾子，自己站在大称右边的称台上，就可以看见显示屏上重量的明确读数。
黄牛第一个去称，牠在秤硾子堆中找来一个中等大小的秤硾子，把它放在大称的左边，然后走到大称右边的称台上。牠刚一站上，显示屏上就出现牠的重量的读数。第二个去称的是大象，牠想我的个子大，秤硾子就要大的才对。于是就找来一个最大的秤硾子，牠也在显示屏读到了自己体重数量。最后去称的是青蛙，牠想我的个子小，秤硾子就要小的才合适。于是牠就找来一个最小的秤硾子，称了以后，牠也知道了自己的重量。
牠们都相信自己称量的结果，心里都明白自己的重量。就一起回到宙斯那里汇报自己的体重。
黄牛说：“我300斤。”
宙斯说：“知道了。”
大象说：“我100斤。”
宙斯说：“知道了。”
青蛙说：“我500斤。”
宙斯说：“知道了。”
牠们听到同伴的重量以后，就和自己秤量出来的重量相比较，都觉得有点儿不对头。然而又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上错了，所以就异口同声地问宙斯说：“我到底有多少重？”
宙斯说：“你们都知道了自己的重量了，都给我回去吧。”
听完了这个寓言故事，我从朦胧中清醒了过来。然而多少还有一点 睡眼惺忪的状态。
阿骅表兄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不等我提问，就说：“我的这个寓言故事就是告诉人们，一个平凡的常识。”
他盯了我一眼，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对自己的要求成反比。科学家爱因斯坦以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知识为自己努力的标准，所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
我一脸愧色，无地自容。
这个寓言故事不仅使我从哲理的高度分清了骄傲与谦逊在学习道路上的负面与正面的影响。知道一个医生如果小成即傲，必然会自毁前程的道理。因为傲气会使人变得浮躁，变得主观，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就会固步自封，影响进步。这个寓言故事还使我学会对复杂问题的多个角度的分析方法。中医临床会遇见许多复杂问题，需要医生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不能光看书本上的医学知识，而是需要汲取多学科的知识与智慧，来不断训练自己大脑的思维能力，才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阿骅表兄看我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认识，踌躇了一下，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医生治愈一些疑难疾病后，内心充满成功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不冷静，不能认为自己诊治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我仔细读过你记录的病案，总觉得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请你也认真地考虑考虑，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是非。”
阿骅表兄走了以后，我一直陷入反思之中。我非常感谢这位见解独到，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表兄。他给我敲的警钟，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但他给我提的问题，也就是诊治阿津与小敏两个病案的不当之处，我一时还检查不出来。
（九）
好多天已经没有向张丰先生求教了。为了解决当下遇见的一些问题，那天吃了中餐，我就乘6路公交车回到状元桥。我来到张丰先生的小木屋，就像来到了课堂。他热情依旧，笑容可掬。他给我泡了茶，坐在窗下的藤椅上，听我慢慢地叙说。
对于阿津与小敏两个病案，他讲了好多意见，大部分意见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提出一些我考虑不周的地方。
他说：“阿津发热一案，辨别为少阴病表阴证是无可非议的，治疗的结果也是成功的。俗话说：‘成功者不受批评’，但我认为这句俗话不完全正确，我们不能‘一白遮百丑’，认为一次成功的诊治就掩盖了所有的不当。我十分同意你阿骅表兄的观点，你不要认为，病例既然已经诊治成功了，那么在诊治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正确的。”
张丰先生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当他发现我一脸愿意接受批评的表情时，就放心地说了：“阿津发热一案在确定是少阴病表阴证以后，本来是要在麻黄附子与桂枝附子两类方证中作进一步的鉴别。阿津肢体消瘦，面色淡白，腹肌菲薄而稍紧，是一个有腺病质体质倾向的幼儿。再加上发病已经有半个多月时间，额有冷汗的症状，如果选择桂枝加附子汤是不是更妥当一点？我认为在决定给予麻黄附子细辛汤之际，至少应该和桂枝加附子汤证作一次鉴别诊断。虽然你治愈了这个病案，但是疗程是不是长了一点？最后一次的血常规检查的结果，就是你诊后第十一天的血检，虽然白血球9800/m3，已经正常，但中性42%，是不是还低了点。这可能就是选方用药不能丝丝合缝的原因。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我点点头，我承认诊治阿津时，一认定少阴病表阴证以后，就径直考虑麻黄附子细辛汤了，辨证上恰恰缺了和桂枝加附子汤证作一次鉴别诊断的机会。疾病有起色后，更没有回过头来重新反思的意愿。假如没有阿骅表兄与张丰先生及时的批评指正，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在治愈的病案中也少不了犯错。
张丰先生接下去就分析小敏烦躁一案，他说：“此案处理比较好，耳尖针刺放血是可圈可点的。如果没有这一手的绝活，病人就不可能口渴、啼哭、烦躁诸症顿减，也就不放心出院。所以针灸是经方治疗的先导，为经方治疗创造了条件。”
我想张丰先生对小敏烦躁一案的处理大概没有什么异议了。
谁知道他想了想以后问我：“你诊治小敏时，有没有探望过他的咽喉？”
我说：“没有，当时又哭又闹，无法探看咽喉。不过从他的口唇红与肛口红来推测，他的咽喉可能也是红的。”
他问清楚以后，话锋一转，又点出了我的用药方面的问题，真的使我始料不及。
张丰先生说：“小敏烦躁一案辨证选方都不差，在用药上还要入细。根据仲景《伤寒论》中竹叶石膏汤应该治疗“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证。小敏临床表现基本符合竹叶石膏汤证，然而他烦渴明显而没有气逆欲吐一症，所以依据仲景在小柴胡汤方后加减的经验，病人不呕而口干口渴的一般要去半夏加天花粉，以加强清热泻火，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在竹叶石膏汤中也应该这样加减，可能更符合病人的病情。你虽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半夏只用了3克，但还是留下一些不良的影响，就是出现声音沙哑一症。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处方时一定要和白虎加人参汤与麦门冬汤进行鉴别诊断。还要和《金匮要略》中的风引汤进行鉴别诊断，以保证方证辨证的准确性。”
我对《金匮要略》中的风引汤不熟悉。它和小儿的发热烦躁口渴有什么关联我也很想知道，所以我就又问张丰先生：“老张，为什么要和《金匮要略》中的风引汤相鉴别？”
张丰先生说：“风引汤是‘除热方’。可以治疗‘少小惊痫瘈疭，日数发，医所不疗’ 临床常用于治疗癫痫与破伤风。日本汉方家也常用风引汤治疗小儿急性发热引起的脑病，疗效惊人。小敏临床症状和风引汤证有相似之处，所以有必要和它进行方证鉴别。”
张丰先生不仅有广阔的知识面与崭新的临床思路，更难得的是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但是我有一事不明，又难以启齿，所以犹豫着寻找合适的方式开口提问。
张丰先生早已洞悉我的心事，就挑明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说，既然辨证选方用药都不十分相符，为什么两个孩子都能治愈？”
我连连点头称是。
张丰先生说：“这种临床诊治的现象是很普遍的，临床治愈的病案中，这种现象占大部分。辨证选方用药完全契合，环环紧扣的反而并不多。”
我对这种说法很难理解，就难以自禁地问：“为什么？”
张丰先生胸有成竹地说：“经方诊治疾病是医生在三阴三阳的理论框架下寻找方证药证的过程。医者只要基本掌握了这个系统的结构与规律，在临床实践中就会有效。因为系统、结构，规律对诊治的疗效而言是决定性的。至于在辨证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与过失是难免的。一般不会直接影响疗效。不过，这也是相对而言。有时候，一点点的不慎与不当就会导致全局的溃败。所以，我们对这些偏差与过失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还是有一点儿不明白 ，就以迷惑的眼神看着张丰先生。
张丰先生借用比喻的手法来开导我：“好像射击运动，一个射击手他遵照射击运动所有的规则进行有序的训练，并全面掌握了有关影响射击成绩的一切非专业因素，然后参加比赛。比赛后的名次姑其不论，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因为一些不可预料的原因，虽然他不可能环环击中红心，但是也不至于子弹击不中靶子。当然，这是对一般而言。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鬼使神差地把子弹打到了别人靶子上的脱靶现象。”
张丰先生论域宽阔、分析透彻、观点深刻，我一下子明白了张丰先生的意思。他认为在临床实践中，任何高明的经方家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他们难以做到使每一个病案的处理都能方证相对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他们在辨证、选方、用药等方面总会有一些闪失与欠缺，然而疗效依然不错。这是因为他们辨证、选方、用药的指导思想没有离开三阴三阳的理论结构与方证药证的系统规则。
张丰先生知道我了解了他的意思，就说：“经方医生平时要全力以赴地钻研经方理论，熟练地掌握三阴三阳辨证方法与方证药证的识认规则。只有这样，面临线索复杂的疾病时才能运用仲景的诊法去厘清其疾病的发展环节，才能勘破其脉症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取法于上，得法于中’。”
（十）
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悬浮在胸中，现在突然想起就向张丰先生求教：“老张，日本汉方医学认为少阴病除了表阴证之外，还有没有里证？”
张丰先生说：“日本汉方医学认为少阴病除了表阴证之外，还有里证。由于少阴病的患者抵抗力不足，对病邪反应滞后，所以发病时自觉症状比较少比较轻微，症状一般也不会象阳证一样显露在外边.其实，这是病症重笃的危象，绝对不可小觑。就像战争中敌强我弱，敌军压境，我军无力抵抗，战场上只有零星的枪声一样，它绝不意味着没有战事。如果不明白这个病象，误认为小病小痛，以‘瞎子不怕蛇’的心态，不采取紧急措施，坐失时机，就会错过了治疗的机会。”
他的看法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认为少阴病是表证的话就不会是里证，是里证的话就不应该是表证。现在经他一说，感到并不如此简单。少阴病的初期原来是一个决定诊治得失成败的关键时刻。
我就问：“日本汉方家是怎么样认识表阴证向里证转化的呢？”
张丰先生说：“根据文本考注，少阴病的表阴证阶段比较短，还容易向里转化。但由于病人对自己发病的日期不清楚，往往容易错过了表阴证的诊治的机会。仲景认为少阴病病人开始第一天就来受诊，医者可投麻黄附子细辛汤扶阳发汗。如果患少阴病已经二三天了，就可能有向里转化的可能。医者临证时就要进行仔细地鉴别，假如排除了里证，才可以用扶阳微汗的麻黄附子甘草汤稍微发汗。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正因为表阴证阶段比较短，现在已经二三天了，就要高度警惕里证显示的可能性。仲景在少阴病篇例举了四个里证病证，它们都是在短期内转化的。一个是黄连阿胶汤证，一个是附子汤证，一个是桃花汤证，一个是甘草汤证。他们分别在少阴病发病的‘二三日以上’、‘一二日’‘二三日至四五日’、‘二三日’就出现。”
他以中国历代主流医学对少阴病的认识作对比说：“这个问题对中国的中医师来讲是不成问题的，中国历代医生与现行《伤寒论讲义》都说的明明白白，认为少阴病是里证，里证里又分黄连阿胶汤治疗的热化证与四逆汤类治疗的寒化证。联系五脏六腑与十二经脉学说，少阴病就是心肾阴虚与心肾阳虚。这里不存在表阴证向里证转化的问题。”
张丰先生对宋本《伤寒论》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与302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作了非常通俗的串解。也把自己的见解和中国中医界的主流观点作了比较，这样使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更为全面一些。
对301条中的“反发热”一症我尚未听到张丰先生的见解，所以我就请教了他。并把我阿骅表兄的意见也转告于他。
张丰先生说：“阿骅先生的见解也不无道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但从临床角度出发，我认为301条的条文是为了和太阳病表证的临床症状鉴别而设立的，大冢敬节认为，少阴病有恶寒发热者，往往会被人认为是太阳病，所以特用‘脉沉’明示其为少阴病。若为太阳病，则应为脉浮。太阳病，可由恶寒和恶风而知其有表证，少阴病的恶寒是不言而喻的，再加上病人反应迟钝，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有从‘反发热’时才知道其有表证。加以‘反’字，以促人注意，给人警示。也就意味着病在少阴之表的明证。”
张丰先生意犹未尽，将仲景在《伤寒论》中带有‘反’字的条文进行 分类探讨。他指出：“究其仲景用意，带有‘反’字的条文，虽然有提示表里同病时汗下先后的治疗原则的；有通过一个‘反’字预测疾病的预后与转归的；也在‘反’字后面引出病脉特征的。但是仲景主要意图是疑似方证的鉴别诊断。”
通过张丰先生的分析，我对少阴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然而我发觉他讲话中的“根据文本考注，少阴病的表阴证阶段比较短，还容易向里转化”这一段话和临床事实有较大的出入，于是我就询问了他。
我说：“我的外甥阿津的少阴病表阴证阶段并不短，发病后半个月一直停留在表阴证阶段，也没有向里证转化，这作何解释？”
张丰先生说：“大冢敬节根据《伤寒论》少阴病中的条文研究所得，提出表阴证阶段比较短，还容易向里转化。这一点，在气血虚弱者患急性传染病的时候出现的机率很高。但临床病例比文本条文更具体更多变，并不是每一种疾病，每一个个案都象文本的条文中提出的那个模样。尽管少阴病表证出现与存在的时间，在不同疾病不同病人身上各有长短。但是抓住这一宝贵的时间，给予恰当的诊治是非常重要的。对疾病向良性转化或是向恶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是对外感热病来说，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提出‘表阴证阶段比较短，还容易向里转化’的观点是具有普适性的。所以读书要领会其精神，而不要在枝节上纠缠不休。所以古人一再强调读书不要死于句下。书本知识只是一个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够巨细无遗地面面俱到。”
张丰先生还给我念了一首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的第三首：“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哲理诗只有短短的四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且意境深远，余味无穷。 过去我也读过，但是今天在他的口中听到，却是另有一番滋味。
我在临床上，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老人、小孩、产妇等体弱者的外感发热之外，还经常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过敏性鼻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血管神经性头痛、荨麻疹等病，都能取得意外的疗效。我辨证用方的依据不仅仅是这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而更多根据是少阴病的提纲证：“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就是说临床上遇见上述的过敏性鼻炎等病，只要病人脉微细或者脉紧，恶寒肢凉，神疲思睡，就可以给予麻黄附子细辛汤。这样简单的方药却能够治愈或改善这些异常顽固的疾病，使我不得不对其内在的机制发生浓厚的兴趣。我想少阴病提纲非常简单，其中肯定还有我好多不理解的地方。譬如张丰先生曾经给我说过可以依据提纲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慢性肝炎，我就一直难以理解。于是我就问张丰先生：“老张，你临床上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慢性肝炎的依据是什么？”
张丰先生是：“慢性肝炎病人中一些人除了有乏力、精神不振、脉沉细者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症状，这正符合麻黄附子细辛汤方证。所以一些病人连续服药二个月后，在自觉症状改善的同时，肝功能都恢复了正常。”
我从张丰先生的成功诊治中，受到不少的启发。我虽然也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学习与应用方证辨证，但一遇见具体的病症时，又会不知不觉地转向病机病因的辨证。不过我真的还不知道慢性肝炎的乏力、精神不振、脉沉细者的这些脉症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会有内在的联系。现在经他挑明了，的确觉得有点儿靠谱。但我自己并不具备这种比较、概括、归纳、总结的能力，如果遇见一种新的病症，我又会一筹莫展，我的内心充满着羡慕、渴望与焦急。
我把自己的内心的焦虑坦白地告诉了张丰先生，张丰先生笑着说：“事情并不是如你想的这般复杂，首先要正确对待西医的病名，不要把它和中医的病机病因简单地相对应，这样就可以排除了先入为主的成见。然后细心地对照仲景著作的前后条文，就会慢慢地体悟到仲景的良苦用心。”
我静静地望着张丰先生，听他一一道来：“在《伤寒论》六病的提纲证中，只有太阳病与少阴病的提纲证中有脉象的记载，同时它们在条文中都是首先论叙的。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少阴之为病，脉微细---’。这一写作笔法不会是随意的，它可以提示一些仲景诊治意图。‘脉微细’是诊断少阴病的点睛之笔，它就是指病人阳气虚，气血虚。仲景这里高度概括了一大群人，譬如老人、小孩、产后的妇女以及许多体弱久病者，他们的共同的特征就是脉象细小无力。当这些人来看病时，讲不出自己哪里痛苦，只不过体能很差，只是想睡而已。某些肝病患者，就具备上叙的病况，所以我诊为少阴病，如果符合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话，就投以该方，长期服药，定期检查肝功能，耐心治疗二三个月，大多患者体能恢复，肝功能恢复正常的人也不在少数。诊治上难以入手的病人，不外于两大类。一类症状杂乱，一类症状缺失。症状缺失的病人，只要具有脉象细小无力而神疲思睡的病象，均可从少阴病入手进行思考。当然我这种把少阴病诊断推而广之的想法还有待于临床的检验。
我对他的解释基本上能够理解，但总觉得他的结论里有较多的主观臆想的成分，不知道有没有客观的文本依据。我想问问清楚：“老张，能给我讲讲文本的根据吗？”
张丰先生思考了一会儿，说：“少阴病病人症状缺失的文本依据至少有两点。一、少阴病的提纲证里除了通过‘脉微细’告诉我们病人气血不足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症状。‘但欲寐’是一个生理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亚健康状态，健康的人也时有发生。二、仲景在少阴病篇，四次使用‘得之’一词，日本汉方家考注认为，‘得之’是病人对自己‘发病的具体时间不清楚’的时候使用的字句。为什么病人对自己的发病时间不清楚呢？就因为病人的没有自觉症状。或者是，病人的自觉症状很轻微。”
张丰先生这番话使我在学习《伤寒论》文本时，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原来仲景借助于遣词用字的高度技巧，在词语的移动变换中引导我们去领略他的医学思想。我明白，目前对仲景诊治思路的把握还没有头绪。即使在文本理解层面上，都需要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可叹的是，我阅读《伤寒论》条文时正由于这些词语的阻隔，才会出现了认知思维在逻辑上的断裂与跳跃，因此就不能完整地理解仲景的真实意图。今后我可以更用心地学习《伤寒论》的语言文字，把它看成是连接文本和仲景思路两者的桥梁。努力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寻奇探秘，来进一步地研究经方临床思维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
（十一）
我一下子想到一个问题，就说：“老张，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半夏’药证的判别的问题。”
张丰先生说：“是不是有关你外甥小敏一案中使用竹叶石膏汤时，减不减‘半夏’一事，你还有想法？”
张丰先生的大脑反应真快，只要你稍稍提一个头，他就能猜测出你全部的意图。
我说：“是的，《伤寒论》313条，“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半夏散及汤中的半夏、桂枝均为辛燥之物， 后世医家认为此方可以治疗咽喉疼痛，语音不出。其中的机制我百思不得其解。假如半夏的药证是咽喉疼痛，语音不出的话，那么我外甥小敏服药以后为什么会声音沙哑？”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充分地暴露出我肤浅的医学修养。所以张丰先生盯着我看了半天，沉思了很久。他大概在考虑用什么方法来启发我沉睡着的悟性。
他用不自然的笑容来掩盖内心的失落，以呵护的口气对我说：“你在临床上用半夏散及汤治疗过咽喉疼痛，语音不出的病症吗？”
我摇摇头，说: “没有。对咽喉疼痛，我一般考虑桔梗甘草汤加元参、石膏等药，如果有太阳表证，就在辛温解表的基础上加以上方药。”
他点点头说：“你的诊治方法没有错。在有太阳表证的情况下，能够使用辛温解表的思路去治疗咽喉疼痛的人已经实属不易。象范文虎先生这样能用大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咽喉疼痛的医生更是寥若晨星了。”
我说：“我能够理解与使用辛温解表的思路去治疗有太阳表证的咽喉疼痛的病症，但是难以理解用半夏类方去治疗咽喉疼痛、语音不出的病症”。
张丰先生大概已经知道我的疑窦所在了，就径直地告诉我：“以咽喉疼痛、语音不出为主症的疾病，除了比较罕见的类型之外，一般有两类的病证比较常见。一类是普通的咽喉痛，如甘草汤证，桔梗汤证，猪肤汤证等没有半夏的方证，临床表现的特点：咽喉红、痛而不肿；另一种是有格阻性、梗塞性的咽喉痛，如苦酒汤证，半夏散及汤证等。一般的来讲，临床表现的特点：咽喉肿痛而不红。”
张丰先生把咽喉疼痛一分为二，泾渭分明。使我原先模糊的概念清晰了起来。原来用半夏类方去治疗的是痛而不红的咽喉疼痛。小敏假如咽喉象口唇一样红的话，就应该排除了使用半夏的可能性。然而，条文中并没有说得这样明确啊，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问：“老张，我们从哪里得知半夏类方治疗的是梗塞、阻滞型的咽喉肿痛？”
张丰先生说：“通过对苦酒汤证，半夏散及汤证，射干麻黄汤证，麦门冬汤证，半夏厚朴汤证的条文分析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张丰先生接着说：“苦酒汤汤证出现‘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 半夏散及汤证出现‘但咽中痛者’； 射干麻黄汤证出现‘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 麦门冬汤证出现‘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 半夏厚朴汤证出现‘妇人咽中如有炙脔者’。通过对这五个方证的比较，从这些条文的字里行间中捕捉到咽喉部的症状的一系列特征：‘炙脔’言其形；‘水鸡’言其声；‘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言其痛楚之状；‘不利’言其有所阻碍。通过这一系列特征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咽喉部肿。肿，一般是有形的，可以看得到。也有可能是无形的，病人自己感觉的到有肿，但是医生在外面看不到咽喉肿，西医认为是心理性的疾病，称为‘癔球’ 。总之他们一般肿而不痛，如半夏厚朴汤证，射干麻黄汤证，麦门冬汤证；如果咽喉因肿而痛，就会出现苦酒汤汤证与半夏散及汤证”。
我忍不住问：“老张，你讲的‘炙脔言其形；水鸡言其声；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言其痛楚之状；‘不利’言其有所阻碍’。这些东西是你个人的见解，还是日本哪一个汉方家的见解？”
张丰先生对我的提问不甚满意，以严肃的口气说：“以上这段话不是日本汉方家的见解。你今后要注意，要多读读中国历代经方家的书。在日本汉方界声名显赫、地位最高的吉益东洞就是受益于柯琴的《伤寒来苏集》。日本汉方医学就是从中国历代医籍中汲取养分的”。
他的批评很及时，当时我的学习重点的确有所偏差。读日本汉方方面的书较多，的确有点儿忽略了学习中国历代经方家的东西。
张丰先生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上面的这段话是清代医学家邹澍在《本经疏要》中说的，他是清代江苏武进县人，清代药用植物家。他取《本经》、《别录》为经，撰《本经疏证》一书，本书以仲景经方的药物配伍理论来注疏《神农本草经》。《本经疏证》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研究药证相对的医药学专著，今后你要下功夫读懂它。”
张丰先生介绍了邹澍的生平与著作以后，接着评论邹澍对‘半夏’药证的研究：“邹澍 使用多角度比较的方式，通过对形、声、状、态四个方面的总体动态分析，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梗塞型、阻滞型的咽喉疾病是半夏的适应症之一。”
清代医学家邹澍真是了不起，能从条文中剥离出埋于文字深处的真实来，使用把仲景的用意看得如此透彻，犹如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一样。
然而，我发现刚才张丰先生引用的条文中没有提到咽喉红不红的问题。
我就问：“老张，那咽喉红不红呢？”
张丰先生说：“咽喉红不红的问题，条文中没有提到，但是临床医生都认为咽喉红是要慎用半夏的。”
通过张丰先生苦口婆心的教导，我获益匪少。我渐渐地明白：条文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直接显现出来，但是这些东西和我们直接能够看得见的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整部《伤寒论》是由许多相关的条文有序叠加的结果，其间某些个别条文，都处于前后条文的关系当中，其意义在于在上下文中如何积累和传递信息，而不是单独存在的。有的条文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而不是直奔事情的核心等等。今后我在阅读《伤寒论》的时候不能掉以轻心，尽量减少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现象。
（十二）
不知不觉就到了吃饭的时候，张丰先生说：你就在我这里一起用晚餐，晚上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就在东陶职工食堂吃了饭，食堂里的一个师傅对张丰先生特别客气，这不像一般人对右派分子应有的态度，我感到有点意外，就轻轻地询问张丰先生。张丰先生告诉我，这个人原来是个干部，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造反派搞了一下就调到食堂来了。在工厂一起工作多年也一直没有交往，路上相遇彼此也没有打过招呼。去年年底这个人腰部严重外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他的家人请张丰先生把他针灸了两次，吃了5帖中药，后来就很快地痊愈了。从此以后，他就改变了过去冷若冰霜的态度。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与技术才被人们所承认所尊重，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食堂出来，出了工厂的北大门，我们向东沿着工厂围墙边的小石板路原路返回。
记得这是一个有月夜的夜晚。月光柔和清凉如水，和白天的闷热一比较，使人更感到舒心不已。大地躺在半阴半暗里，朦胧而模糊。空气里充满了一种从泥土中散发出来的夜的芳香。
（十三）
一路上，我继续向张丰先生询问《伤寒论》中有关‘半夏’的药证问题。
我问：“老张，仲景在遇到小青龙汤证的病人如果有‘口渴’就要小青龙汤去半夏。小青龙汤证之中存在‘干呕’症状，那是不是意味着‘口渴’ 与‘干呕’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半夏’？
张丰先生说：“‘口渴’ 与‘呕吐’两个症状相伴出现的时候，仲景是特别地注意。甚至对它们在临床上出现的先后都有讲究。譬如。《金匮要略•呕吐篇》云：‘先呕却渴者此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一般说来‘口渴’ 与‘呕吐’同时出现的时候，就要考虑是水饮作祟，是茯苓证、白术证，一般不用半夏。你说有哪些方证是符合上叙症候群的？”
对于突然而来的问题，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犹豫了很久才想到一个现成的小青龙汤证，因为我记得《伤寒论》中说过：“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条文中“心下有水气”不就是张丰先生说的“水饮作祟”吗？
我说：“小青龙汤证，外有风寒，内有水饮。干呕，口渴同时出现的时候，仲景要求去掉半夏。”
张丰先生从我回答问题的样子，知道我可能再也想不出其他的方证了，就替我说了：“五苓散证、猪苓散证、茯苓泽泻汤证等方证都是如此。仲景云：‘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三证皆有渴，皆欲饮水”
的确如此，我惊叹仲景的天然妙成之功。
张丰先生说：“关于半夏你还想到什么新的问题吗？”
我想了想，问：“《伤寒论》小柴胡汤证，‘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渴者去半夏’。再对照一下柴胡桂枝干姜汤证，‘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也因为病症中有‘心烦’与‘渴而不呕’所以方药中没有半夏。难道临床上遇到这些‘烦而不呕、口渴’的病人，都不能使用半夏吗？”
张丰先生说：“邹澍在《本经疏要》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烦而不呕、口渴’的病人要去半夏没有错，几乎是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不是那样地绝对。譬如温经汤证，妇人下利，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一个方证之中‘烦而不呕口渴’三个症状具备，然而仲景也没有去掉半夏。”
我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我读书读来读去怎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假如破解了这个悖论，肯定会在认识上会提高一大步。
张丰先生说;“读书一定要带着问题读，不然的话，读书的效果可能就不好。我在读《伤寒论》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带着问题去读的方法是一个好办法。在还没有领悟到这个方法之前，我多次拜读过《伤寒论》，有泛读的，也有反复琢磨的一字一句的细细地精读的，但是读了以后，收获不是太大。后来当我以‘半夏在论中的作用’这个具体的问题来读《伤寒论》时，就发现了诸多新的东西。”
张丰先生很高兴，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但是我从他的言语动作中可以感觉出来。
我说：“请你把你的读书心得讲给我听听，好吗。”
他说：“半夏在柴胡剂中一般是针对恶心呕吐与心下痞满等症状，如在大小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加龙骨壮牡蛎汤、柴胡桂枝汤中的半夏的作用基本是如此。”
我还没有从一连串的方阵完全地反应过来，口里“嗯”了一声，集中了精神。我希望他继续谈谈温经汤，谈谈温经汤中为什么没有半夏药证？我希望他沿着这一个问题一路讲下去。
张丰先生还在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半夏在麻黄剂一般是针对胸胀咳逆等症状的，如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越婢加半夏汤等方中的半夏。后来我读了《本经疏要》，才知道半夏在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细夏汤与泽漆汤中的作用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一边归纳，一边比较去读《伤寒论》的确有意思。然而我当时心中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这些东西虽然也很好，但只要花点功夫我也能归纳出来。我关心的是方证药证学说中为什么也有阿喀琉斯之踵，为什么不能够百分百地自圆其说，这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问题。
我忍不住插话：“老张，先不说这些好吗，请你告诉我温经汤的问题好吗？”话一出口，我就责怪自己不礼貌，的确太随便了。
张丰先生笑着说：“你心太急了吧，在讨论温经汤这个大问题之前，难道不需要铺垫铺垫？”
想不到他已经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要平心静气地等待他过渡到这个问题上来。
张丰先生说：“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心里有预感，这一场夜话对我的经方学习意义重大。
(十四)
在房间里，灯光昏黄。我泡好两杯茶，坐在张丰先生的的对面，看着茶杯里袅袅上升的雾气，聚精会神地静静地等待着。
张丰先生神色平静，看着我一脸认真，笑了。
他的开场白不怎么顺畅，他可能在考虑谈话的契入点。
他说：“温经汤中半夏药证问题，我考虑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没有成熟的结论。今天是和你一起讨论，希望在讨论中听到你的不同的意见。”
我只是感兴趣，能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他说：“遇到这个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中国古代医生用病因学说一下子就解释了。被誉为‘读懂《伤寒论》的金钥匙’的邹澍也不例外。”
他把桌子上的《本经疏要》拿来，翻到他需要的一页，看着书，说：
“邹澍认为温经汤‘举一病三者胥犯之矣。何者？其病之因缘瘀血在少腹故也’。因为在他的眼中，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解释得通就可以了。他还没有考虑到方证药证辨证和病因病机辨证在方法论上是两条道上的车。”
我被张丰先生的话听糊涂了。方证药证辨证解释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被病因病机学说一下子解决了，这样两者相得益彰，为什么不好呢？
我冲口而出：“老张，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张丰先生被我的这句俚语弄笑了，也可能是被我的无知，被我的不知天高地厚惹笑了。
张丰先生说：“《伤寒论》自成理论体系，从事于经方医学研究的人，首先要下功夫学会经方系统内的知识，它特有的脉象、腹诊、药征、方证以及体质用方等等。学会同类方证内部的区别性差异,学会运用经方思维去思考问题，去诊治病人。一个经方学者，如果没有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伤寒论》中，他的所谓更换辨证思路也好，他的所谓超越创新也罢，不过是放纵自己的智力欲望而已。当然，卓然自立以后，才能从容地去兼容并收 择善而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张丰先生的话使我眼目一新。但是我转头一想，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我就问：“老张，如果理论上遇见经方理论解释不了的问题，譬如温经汤中的半夏药证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张丰先生神色自然，以缓慢的语气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常识，任何学说都是有不足之处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与理论能够解释天下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方法与理论有缺陷就否定这个它。也不要为了掩盖这个漏洞使用其他的东西去垫补它。方证辨证的方法也一样，有它的不足之处，有它的不完善的地方。它有待于自身的发展，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他的一番话对我震撼很大，看来以追求完美为目的的想法是学习的动力，然而它永远只能是未完全式的存在。
三十多年之后，当我看到黄煌先生说自己对经方医学的研究‘但求其真，不求其全’时，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这是一句平实的话，一句谦逊的话，一句具有高度智慧的话。
张丰先生看见我发呆的样子，就劝慰我说：“努力拼搏与最终结果是两回事，古人说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还想了解日本汉方家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就询问张丰先生。
“老张，日本古方派汉方家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张丰先生喝了一口茶以后，说：“当然。岂止讨论过，当年为这个问题吉益东洞和弟子们闹得不亦乐乎。吉益东洞是一位极具学术个性的医家家。他倡议‘方证主义’，注重临床实效‘实证亲试’，竭力反对理论上的穿凿附会‘空谈虚论’。他说：‘理无定理，疾有定证，岂可以无定之理，临有证之疾哉’。 他认为，看不见的事物不能成为医学理论与临证治疗的依据，也就是说着重研究病人临床所现的体征和症状。看符合何药、何方所主之证，然后处方用药。他的‘方证主义’是强烈排斥病因病机的。”
我问：“吉益东洞的方证相对的理论系统完备，临床疗效很好，他的学生为什么不去依法炮制，奉其衣钵呢？”
张丰先生说：“‘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吉益东洞的方证相对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在错综复杂的疾病面前，总会有黔驴技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何去何从，就会有不同方向的选择。在吉益东洞的学生中，也有的人固守他的学说。如村井琴山、岑少翁就极力捍卫吉益东洞的学说，在临床上他们坚持使用东洞之法。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吉益东洞的观点过于偏激，在理论上他们和老师也有重大的分歧。譬如吉益东洞以证为凭，但他们认为‘有证异而病同，有病异而证同，惟以见证不足为凭，故主张引用病因理论。”
我说：“吉益东洞大多数学生如果遇见，象温经汤之类用方证药证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他们就会用气血水等病因学说来解释，对吗？”
张丰先生说;“是的，但是这种‘完美’的解释，在吉益东洞的眼中是不可容忍的。他要求弟子们应该在方证药证相对的理论基础上，向更深一层的研究，以求答案。所以，就形成了学术上的对立与分歧。”
我说：“老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待的？”
张丰先生说：“吉益东洞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方证相对论者；而他的众多的弟子，如吉益南涯、中神琴溪、山胁东门、和田东郭、中西深斋等人都是实用主义的方证相对论者了。他们对东洞的理论作了修饰，使之更为‘完整’，但是也丢掉了不少的深刻的卓绝的见解。”
我说：“老张，听你的口气，你的立场是倾向于吉益东洞的理论观点。”
张丰先生笑着说：“是的，我们不是一线的临床医生，考虑问题是以是非为目的，总是着眼于未来如何如何。一线的临床医生除了考虑以上的东西以外，还要考虑怎么应付病人的责问，要对病人解释病因病机，还要考虑每天的经济利益。所以吉益东洞这种破釜沉舟式的喜用峻藥以攻疾的疗法，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改头换面，以求生存。”
我说：“老张，对温经汤中的半夏药证问题，谈谈你的意见，好吗？”
张丰先生说：“温经汤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方剂，有它的特殊性。它虽作为胶艾汤之类方，更含有当归四逆加吴萸生姜汤、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麦门冬汤等方的方意。我希望能从方证药证的理论的复杂性这个层次来解答这个问题，随着这个问题的合理解答的成立，将会把方证药证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我急着问：“老张，你已经有这方面的初步设想了吗？”
张丰先生说：“设想是有的，但是离开解决问题的那一天还非常遥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试试。”
真无知者无畏，我被他激起了探奇的热情，就说：“我有兴趣。该从何处入手？”
张丰先生说：“吉益东洞的思想应该从哲学这个高度来认识它，你这方面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还是先不要着急。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有待于将来。”
那天晚上，我和张丰先生抵足而眠，谈话持续到很晚很晚。
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新的梦想，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从这个梦中醒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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