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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伤寒”辨析
关于《伤寒论》中的“伤寒”的含义，大家基本上都认同是广义的“伤寒”，也就是《难经》所讲的 “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热病、有湿温和温病”中的的第一个“伤寒”义，不过，对其中的狭义，也就是第二个“伤寒”以及“中风”的理解，可以说千古错谬！
千古以来，注解《伤寒论》的医家、学者，无不将其中所讲的“伤寒”与“中风”中的“风”与“寒”当成为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中的“风”与“寒”，致使《伤寒论》的结构与三阴三阳的含义争论千载，湮没千载！当然，这其中的缘由与《伤寒论》的版本流传与散佚有关，使后世医家无从辨析其中的奥秘；另一方面，仲圣为简化系统，将本来不属于三阴三阳所能够概括的病证全部简缩在"三阴三阳"中，所以后人更加无法窥见真貌！
加之明清之后，温病学派的兴起，导致本应当不存在的“寒温”大辩论，导致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事实上，后世温病学派的许多“理论”观点根本是错误的！前人也有批判，近代医学大家张锡纯先生对此也颇有微辞，评之为“郑卫朱紫，适足乱真”。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单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世温病学派大有“淆乱圣经”之嫌！将本来就不是很清晰明了（指后人的理解，不是理论本身）的中医理论推向繁杂缛乱的境地，致使后人更加迷惑不解、无所适从、争论不休！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近代才传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寒论》版本，就是由罗哲初先生受赐与仲圣四十六世孙的桂林本《伤寒杂病论》（前面实际上已经提过）。不过，对于此版本的真伪，又引发了争论。多数认为是后人伪造，一些医学名家也持否定态度，其中包括已故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甚至有人讥之为“武林秘籍”、“葵花宝典”者。
其实，自古流传的任何版本，都难免窜入后世人的沾注，甚至出于师心自用的修改，在桂林本《伤寒杂病论》中，这种情况也存在。比如，关于“四逆散”，此本中即误改为“四逆汤”的散剂，其破绽在“或腹痛”中，没有加减。这也难怪，关于“四逆散”的认识，后世鲜有识其本义者，而将其放在“少阴篇”也是一个错讹，后面我将进行讨论。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将“四逆汤”中添加了“人参”，破绽在同样无“人参”的“通脉四逆汤”中，有“去桔梗，加人参”。这个错误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原因是将仲圣时代的“人参”误以为是今日的辽东“人参”，不知仲圣时代的“人参”是指上党人参，也即今之“党参”（当然，依据陶弘景《别录》的描述以及所言“生上党与辽东”，有可能就是上党的五加科“人参”，但是因为生长在江南而性微寒），为补“原阴”之品。《本经》言其“味甘，微寒，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等即是，与附子之辛热补“原阳”相对等。近代中医大家张锡纯先生对此有较详细的介绍，而当今辨析最清楚的要数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教授。黄教授认为：
人参与黄芪均为传统补气之上品，常被不加选择地运用于气虚诸证，实际上二者的运用应当有严格的区别。
简单地说，黄芪益气（严格而论是卫气——笔者注）利水、固表止汗，多用于气虚之水液泛滥诸证。仲景谓之水气病，患者形体肥胖，外观特征为面色黄白、或黄暗、或黄红隐隐，均缺乏光泽，目无精彩。其胖乃虚胖，多肌肉松软，皮肤潮湿，形象地称谓是“盛水的皮囊”。外表虽胖内里实虚，故平素常感身体困重乏力，动辄气喘汗出，易受风而感冒。且腹部膨隆，状如蛙腹，脐窝深陷。《金匾要略》血痹篇所载之“尊荣人”即是此类体质的真实写照。
而人参，益气生津（严格说是补真阴，也就是我所讲的原阴——笔者注，下同），适于汗吐下太过、温热病后期及久病摄入不足，津失化源所致的气虚津液不足证，患者虚羸——形单而肉削、面色苍白或萎黄，皮肤松薄而欠润泽为特征。腹证多见于舟状腹者，其人瘦弱，腹陷如舟，皮下脂肪少，腹肌也因此而反应强烈。
另外，黄教授还认为二者在配伍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别。人参，多与半夏相伍治呕吐而心下痞硬者，与麦门冬相伍治气津两虚者，与石膏、知母相伍治身热、大汗、口渴多饮者。而黄芪则多与防己、茯苓、白术配伍以利水消肿。二者虽都可与桂芍相伍，黄芪伍之以治多汗兼肢体麻木（指治疗血痹的黄芪桂枝五物汤）；而人参伍之则主治大汗后身疼痛（指桂枝新加汤），其人未必出汗，且无肢体麻木。至于参芪之间，则不宜合用，观仲景之方，参芪亦罕有相伍者。
黄教授的研究很透彻，也很明晰。而后世所指的“辽参“，性甘、苦而温，兼具多重功效，相当于仲圣的“四逆加人参汤”，所以才有后世的“独参汤“而治疗原气（阴阳皆有，而以阳虚为主）虚而欲脱者。但是仍然偏温，若有“口渴”症，慎不可独用。
当然，还有其他的误加和误改处，但是这只能是一方一药而已。而添加整篇整段文章，后人决定没有那种智慧！更何况用药不仅没有后世人的痕迹，而且也可以说非仲景无人会用！
比如，其中的“温病篇”、“六气篇”和“太阳篇”中的“五藏”之“藏结”内容，这是后人根本想都不会想到的！因为，千古以来，所有的医家都认为《伤寒论》中所讲的“伤寒”与“中风”中的“风”与“寒”就是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中的“风”与“寒”，哪里还会独立造出完全不同的“六气”病！
而“温病篇”的“秋温”、“冬温”、“大温”更是闻所未闻！“五藏”之“藏结”也是后人不会想到的。还有“霍乱篇”内容与现本所传大不相同，看过后便知，现本错误很多，导致后人迷乱！有此四种后人不可能为的情况，则非仲景而谁？另外还有“石膏”之治“腹痛”，“半夏”之治“温”与“火”，与《本经》皆合若符契，后世谁人会用、敢用？其中，尤其“温病篇”与“六气篇”的出现，使千古以来对仲圣的误解出现了转机，可惜多数名家轻易看过，未引起足够重视！
上面我已经分析过，人体白细胞分为三系，为人体抵御外邪的三道屏障。也正因为如此，当外邪入侵人体时，就会出现仲景所说的“风（邪）伤卫，寒（邪）伤营”的情况，机理如上面所分析的“网络”；而另外一种相似的情况就是“疠伤中”，也即通过淋巴系统而产生的影响，比如“风疹病毒”等感染会直接影响淋巴系统，伤及中气，所以具有“传染性”，属于“疫病”（不是温病）的范畴。关于仲景未言“疠伤中”的原因，可能还是简化的缘故。因为“疠伤中”，所以“疠”邪的性质，阳类同乎“火”气，阴类同“风”气；而另外，还有一个相似的“温病”，也是类“火”气，只是由内而生，并且是久郁而致，也即仲圣（包括宋代以前的所有医家）所讲的“伏气病温”！
为什么会有“伏气病温”，而且“温”的性质类似“火”呢？原来，有些外邪（病原体）侵入人体时，不会马上引起“可见”的征象，而会存在“潜伏期”——这里不是指通常所讲的“潜伏期”，而是指巨噬细胞递呈抗原，刺激Ｔ、Ｂ淋巴细胞产生记忆细胞和抗体，当季节变化时，影响人体的“气机”变化，会激发这些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和抗体针对自身机体而产生的反应——这一点现代医学没有完全注意到，而只是注意到了明显的“变态反应”。也就是说，机体为对付外邪而产生的“免疫预警”，在病邪没有再此入侵以前，同样会对机体产生“伤害”。好比，某处发生了小火灾，被迅速扑灭，为了预防再次发生而添置了足量的消防设施，结果会怎么样？在平时情况下，有妨碍和占据空间之嫌。而当需要进行大的整改和更新时——在人体相当于季节变更（或气候明显反常）而导致的气机变化，这些就成了多余的“累赘”，造成不必要的垃圾和污染——在人体就相当于发“温病”！
又好比，有些人受到某种不太大的精神刺激或受骗上当时，心理产生适度警戒很正常，但是如果产生“过度”（而不是适度）的警戒防线，这时，实际上已经会对心理和生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旦外界环境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时，会产生“神经质”式的过敏，当然多是同一类事件。如此，在人体就是“变态反应”——精神失常！
也就是说，“温病”是自内而外，受外界季节变更（或气候明显异常）而诱发机体内部气机变化而产生的，绝对没有“外感温邪”之说！有则是前面所讲的“疠伤中”之“疠”（或曰瘟气）邪！但是，虽然也是从外而感，却绝对没有中医所讲“表证”——也即“恶寒”症状，有则必然兼伤寒。而“疠”邪的主要性质，阳类“火”而阴类“风”，因为性质厉害，并且伤及中气，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类 “火”的就是通常所讲的“瘟疫”，实际上是当称“热疫”；而类“风”的就是“寒疫”，仲圣所讲的“霍乱”就是“寒疫”，并且就是西医所讲的真“霍乱”！此必须参考桂林本《伤寒杂病论》方才可以明了！
而真正的“温疫”，在此中有特别介绍。即由“大温”而误治导致的“温疫”。 “大温”者，乃指“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也，仲景谓“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蓄其气，及时不病，至春乃发，名大温，此由‘冬不藏精’，气失其正，春时阳气外发，二气相抟为病则重，医又不晓其源，为治乃误，尸气流传，遂以成疫。”这里是由于“冬不藏精”的严重基础上而发的“温病”——实际上是激活了原来“潜伏”的病菌毒素抗原与抗体！又加之误治伤中，因此，使“大温”（本无传染性或低传染性）转变成为“温疫”。
仲圣明言“伏气病温”，至夏为“暑”，依照此意，当名“暑温”。 仲圣将其方证放在“六气篇”中的“伤暑”中，以兹鉴别，也即“白虎加人参黄连阿胶汤”。不过，方证前云“伤暑”则系后人窜入，因为其后仲圣有明言“凡病暑，当汗出。不汗出者，必发热；发热者，必不汗出。”而此条则明言“发热，汗出，口渴”，则非“伤暑”可知。实际上，此条是外暑引动伏气而发的“暑温”（经论都云“夏病暑而不病温”，实际上是为区别起见，因为“温病”皆无汗，而“暑温”有汗，故单独列出），故加黄连而治“温”，又暑火（温）相并，邪热较甚，更伤及“原阴”，故加“人参”以补“原阴”！正因为温病的性质类火，所以仲圣治疗温病基本上是用“苦寒折火”之药。也正因为如此，仲圣将“风火”疾也命名为“风温”，即所谓“风温为病者，素有热（火也，论中习惯称‘火’为‘热’），更伤于风，而为病也”，并因为“风”与“火”的偏甚而又分为两种情况：“头痛，面赤，发热，手足拘急，脉浮弦而数”用“黄连黄芩栀子丹皮芍药汤”；“若头不痛者”用“桂枝去桂加黄芩牡丹汤”。
“头痛者”条，火盛而风逊，譬如晴空少云、旱雷少风之燥热天气时，是以主以苦寒清火，辅以芍药苦泄之行阴气而散风。而“头不痛者”，则风盛而火逊，譬如夏季暴风雨前，多云、低压之沉闷天气，是故主以桂枝汤（去桂，而以生姜为主）以外散风湿之邪(“六淫”病“湿病”条中，仲景即谓：“风湿相搏，流于经络，骨节烦疼，卧不欲食者，可用桂枝汤微发其汗。”而湿邪多是自汗或误汗不彻致使留于肌表者)，以黄芩、牡丹皮治其火。
另外，在《伤寒论》太阳病篇中尚有一“风温”病，文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多睡眠，鼻息必鼾，语言难出。”只见详细描述，未见处方用药。在《千金方》中则曰：“风温之病，脉阴阳俱浮，汗出体重，其息必喘，其形状不仁，默默但欲眠。下之则小便难。。。。。。。宜服葳蕤汤”而在《小品方》则云：“葳蕤汤，治冬温及春月中风、伤寒则发热，头眩痛，咽喉干，舌强，胸内痛，心胸痞满，腰背强。亦治风温。”此处的“风温”是本为“温病”而误发汗所致的，以发汗而动风也，故名“风温”，治疗方法应当与上面的两种不同，确实“宜服葳蕤汤”。因为，此处的“风”伤卫气，故发热、汗出而喘，恰宜“麻杏石甘汤”之用，而原来的温热，则宜葳蕤（玉竹）、白薇、青木香等，具体分析如下。
玉竹，《本草纲目》中说它是主治“风温自汗灼热，及劳虐寒热，脾胃虚乏，男子小便频数，失精，一切虚损”。《本经》云葳蕤“主中风暴热”。而白薇，《本经》云“主暴中风，身热肢满，忽忽不知人……”。所以，误发汗而致此中风暴热之疾，适宜玉竹与白薇之用，而《本草纲目》径谓主治“风温自汗灼热”。
川芎《本经》云“芎穹”：“气味辛、温，无毒。主中风入脑、头痛、寒痹”。 而独活，《别录》：“治诸风百节痛，风无久新者”，两者合用为祛风通络止痛之效。
唐前的“青木香”，就是“木香”（《名医别录》称之为蜜香、青木香），《本经》谓“味辛。主邪气，辟毒疫温鬼”。因此，不仅能够行气止痛，而且擅长“辟毒疫温鬼”。
当然，《千金方》中云“宜服葳蕤汤”，根据风温的病机，辛温的川芎、独活、木香宜少用，而主“暴中风”的玉竹与白薇应当多用为宜。
至此，有必要将后世代经常混淆的“温”、"“火”、“暑”和“热”以及“疠”（阳）进行比较而鉴别（见图107a）：
火 胀 满 无汗 不可发汗
温 热 痛 无汗 不可发汗
疠 肿 痛 无汗 不可发汗
暑 或发热，或汗出；不渴，不痛 不可发汗
热 发热、汗出、口渴 不痛 不可发汗
待续
四）四）、温病学派的“批判”
在了解上面所讲的一些内容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温病学派在理论上有很多“错误”，如“外感温病”说，另外还“创造”出许多根本不是“温病”的“温病”名称，以及将根本不是“温病”的内容强拉入“温病”阵营中，从而导致完全不存在也不必要的“寒温大辩论”，并且还误导出“伤寒传足（经）不传手（经），温病传手不传足”的怪论。再如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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