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厚万帖：海派中医学术论坛演讲稿

江边日月

中 医 理 论 学 习 杂 谈 及 其 临 床 应 用

（中国科技开发院芜湖分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江厚万）

各位专家和同道：

大家上午好！首先衷心感谢何立群教授，让我能有机会在海派中医学术论坛这个盛会上与大家见面，聆听大家关于中医的高谈阔论，同时也能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本人有关中医理论学习的心得体会以及临床感悟，感到十分高兴。今天，我主要谈有关中医的两个问题。

1关于中医理论问题

1.1经典中医学与现代中医学

关于中医理论问题，祝世讷教授提出了“经典中医学”与“现代中医学”的概念。所谓“经典中医学”，是指到十九世纪末叶为止的中国医学，即通常所称“传统中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它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以中国古代哲学、古代科学技术为理论和方法武器，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说为核心形成基本的理论体系，以辨证论治为基本的诊断、治疗体系，以中药、方剂、针灸、气功等为主要治疗手段，并包括以两干多年临床实践为基础形成的各家学说和名家经验。“经典中医学”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古典时期，以未与近代的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为突出特征，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特定的内容和形式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发展水平在同时代的世界各国中居于前列，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是肯定的；不但过去和现在，而且在将来，都按其特有的方式为人类的防病治病发挥作用。

    所谓“现代中医学”，是指在继承“经典中医学”的基础上，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人体和疾病，主要揭示未被认识或未被充分认识的新规律而建立的新的理论和理论体系；它以中国(和世界)的现代社会为背景，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理论和方法武器，其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崭新的性质，既不同于“经典中医学”，也不同于西医学和中西结合医学，其实质，是在人体和疾病的现代研究中，把“经典中医学”与现代(和未来)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结晶。“现代中医学”是中国医学发展的现代时期，以与现代(和未来)科学技术相结合为基本特征，因而成为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比“经典中医学”更加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规律，更加有效地发挥防病、治病的作用。

    “经典中医学”与“现代中医学”是中医学辩证发展中的两个环节，因而，“现代中医学”就是对“经典中医学”的一种辩证否定，但这是就其历史关系而言。从其科学内容来讲，这种划分，决不意味着对“经典中医学”的否定，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肯定，为了完整地、纯粹地保持“经典中医学”的学术内容。因为，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医学)研究中医的结果，已经产生并将更大量地产生气不是气、藏象不是藏象、经络不是经络、阴阳不是阴阳、五行不是五行等等新的认识、解释、理论、学说。如果硬将这些塞进传统理论，甚或代替传统理论，轻者使传统理论面目非然，重者使传统理论被肢解、破坏，这样做有害而无益。气就是气，藏象就是藏象，经络就是经络，阴阳就是阴阳，五行就是五行，传统的理论及其体系，应当完整地、纯粹地保存下来。新的研究和发现，凡符合传统理论并能有机地融合于传统体系的，都应归入“经典中医学”；凡与传统理论有异、不能融于传统体系的，应作为“非传统”的新理论，建立“非传统”的新体系，逐步发展为“现代中医学”。

    “现代中医学”源于而且高于“经典中医学”，但并不能完全取代“经典中医学”。“经典中医学”不仅在医学史上保留其相应的地位，而且在理论上、实践上在它所占有的特定领域发挥作用。量子力学比牛顿力学高，但各有各的适用领域，不学牛顿力学就学不好量子力学；同样，“现代中医学”比“经典中医学”高，但各有各的适用领域，不学“经典中医学”就学不好“现代中医学”。

如何对待中医学（包括“经典中医学”和“现代中医学”）的继承、研究、发展和创新，我想，我们是否应该力避顾炎武所指斥的“舂碎铸新”现象——他在《与人书十》中以铸钱来比喻治学，抨击不学无术之徒想铸新钱又不肯“采铜于山”，只好去收买“废铜”或“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舂铸而已。所铸之銭，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1.2中医学思想

所谓中医学思想就是指中医学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解读生命，如何诊治疾病等范畴。概言之，中医学认为：世界和事物不是“存在”着，而是“演化”（气化）着，是“生成着并消逝着”（马克思）。过去那种“既定”世界的思想观点必须彻底打破。依据现代“大爆炸”理论，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从“真空能”状态的原始宇宙经过数以百亿年的逐渐演化而来。依据中医学气化学说和现代宇宙演化理论，医学必须承认，人是宇宙演化的产物，人是一种分化系统，人是一种“元整体”（整体性是先天的），而不是原子的机械堆砌，不是一种“合整体”。（祝世讷•《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作为整体的人的生命活动与疾病的变化过程不能够分解还原为最低层次的分子、原子加以说明。西医学以解剖形态学、病理解剖学、生理生化学等方面的指标来表征和界定生命、健康与疾病，存在着巨大的局限，应按照气化的、动态的、时间的、联系的观点，对生命、健康和疾病重新给予定义。

今天，医学为什么必须求助于中医学思想？因为人们在经历了现代科学主义“征服自然”的惨痛教训之后，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发现我们已处于一场深刻的世界范围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触及到了健康、生态、环境、经济、技术、政治、社会关系以及智力、道德、精神许多方面。这场危机使我们人类面临彻底灭绝的威胁，……这场危机也是认识的危机、文化的危机。说到底，是我们传统的认识模式与思维方式面临着危机。”（林德宏, 张相轮•《东方的智慧——东方自然观与科学的发展》）而基于中国古代元气论的中医学或许正是应对这场危机的一种思想方法（系统思想）。

1.3系统科学对中医学基本原理的揭示

20世纪初普朗克提出的量子假说与爱因斯坦创立的狭义相对论，象征着现代科学革命的正式开始，亦即宣告了机械决定论的“牛顿时代”的逐渐终结。20世纪中叶以贝塔朗菲创立的系统论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一个系统思维的新时代。祝世讷教授以一个专业哲学工作者的深厚理论底蕴，经过长达20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著成洋洋百万言的《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以当代系统论为理论依据和方法武器总结出中医学六大基本原理：

（1）元整体原理  中医学元整体观有两层含义：一是就人自身而言，人的整体性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整体内的各部分是由整体分化产生的，从来没有离开整体单独存在过，更没有作为整体的本原先于整体存在过。二是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是宇宙演化的产物，是环境这一母系统分化出来的子系统，这种母子关系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人既没有先于环境而存在过，也不能离开母系统单独存在。

西医学也有自己的整体观，并且越来越注意人的整体性，整体观日益成为整个医学的共同观点，不再是中医学专有的特色。这里有一个前提概念必须辩明，西医学虽然也逐步承认人的整体性，但它把整体理解为由先于整体分散存在的各个部分组合而成，部分是本原性的、先天性的，它是一种“合整体观”。

（2）非加和原理  非加和原理是在肯定人的元整体性的前提下，着重揭示和回答人的整体有哪些东西是不可分解的，即人的整体属性、功能、行为不能分解为各部分的属性、功能、行为或其相加和。非加和原理包括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各种情况。非加和原理在肯定“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规律的基础上，着重揭示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客观规律性，证明这是万物复杂性的重要特征，是事物的系统特性之一。该原理对人的整体性的更深层次本质进行了揭示，它指出人是典型的非加和系统，强调了人的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着“非加和”关系，因而不能把整体的健康或疾病分解、归结为各部分来说明。

    经方或名方为什么不宜随意加减，其奥妙实际上正是基于中医学“非加和”原理，倘若随意加上一味或数味药可能反而使药效减弱。

    （3）有机性原理  非加和原理揭示了人的系统质的客观存在，揭示了“证”的本质是系统质病，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人的系统质的病变？有机性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相互作用是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真正终极原因，“和”为健，“失和”为病。中医治病的最高准则是：“俟自和”、“促自和”。

（4）功能性原理  有机性原理从病因病机学的角度指出了关系失调比实体性病因更基本。功能性原理则明确提出：第一，人的疾病在本质上首先是功能性的。第二，西医学基本上不考虑器质性病变之前、之外的病变，中医学则几乎相反，主要或重点反映了器质性病变之前、之外的病变，并由此来解释器质性病变。第三，西医学不了解甚至不承认解剖结构之外还有非解剖的结构和结构性病变，中医学则掌握了相当典型的非解剖的结构和结构性病变。第四，西方传统和西医学强调结构对功能、器质性病变对功能性病变的决定作用，不重视甚至不考虑结构性、器质性病变的内在发生学过程。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医学，特别是现代科学，认为结构是由特定的功能过程产生出来的，结构就是过程流。第五，人的一切功能异常并非都是由器质性改变引起的，还存在不是由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或不能归结为器质性病变的“纯功能性”疾病。第六，西医学之“病”主要是器质性病变，中医学之“证”主要是功能性病变。明▪大医家张景岳认为：“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明白不过地指出了先有“气行”病变，然后才有“形质”病变。可简单表述为：“功能A（气）--结构（形质）--功能B”的病变。

（5）有序性原理  功能性原理揭示了系统（人）的功能对结构生成与保持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与功能性病变对器质性病变的先导性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而人体健康与疾病既有功能性内容，又有结构性内容，健康与疾病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转化，不仅仅是量上的改变，而且有质上的改变。量上的改变可以从众多的理化指标来反映和描述，质上的改变怎样评价和描述？这样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新的命题：究竟应当怎样定义健康？医学家们曾经用“平衡”、“稳定”来定义，但发现都不准确。中医学用“阴平阳秘”来定义，“阴平阳秘”是中医学从阴阳学说的角度对有序稳定的概括。

（6）自主性原理  有序性原理揭示了表征系统（人）的最佳（健康）是有序稳态，建立和维持有序稳态的机制是系统（人）的自组织作用与系统耗散过程的负熵化。那么，从这一概念的对立面思考，就必须追问，导致系统（人）有序稳态偏离（发病）的原理是什么？纠正和恢复这种偏离态（愈病）的原理又是什么？中西医学对此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别。西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和痊愈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中医学则认为人是最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对于外来营养的、致病的、治疗的等各种作用，机体都自主地作出反应。用系统论的术语可表述为：发病和愈病都是系统（机体）的自主性反应过程。从理论上则概括为中医学自主性原理。该原理提出和回答了如下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自组织系统？人是不是自组织系统？第二，自组织系统（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发病和愈病的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医学应如何对待它？第三，医学的防治手段与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顾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单纯地依靠防治手段来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还是在尊重、依靠机体的自主调节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医学手段来推动、发挥机体自主调节机制的作用，以达防治疾病的目的？

1.4中医病证概念与西医疾病概念不容混淆

1.4.1“证”的溯源  中医学之“证”字首见于张仲景《伤寒论》中的“随证治之”一语。（需要指出的是：《伤寒论》“辨××病脉证并治”一语中的“证”字与“脉”字并列，是用来说明构成“××病”的“脉”和“证”，此处的“证”字应该理解为“症状”或“体征”，而前面“病”字的实质含义就是“证”，用现代汉语表述当是：“辨××证脉症并治”。换言之，中医之“病”“证”应视为同义复词。）1955年任应秋先生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一文，秦伯未、姜春华等先生亦分别撰文，全面阐述和介绍辨证论治体系，从而确立了辨证论治在整个中医诊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1.4.2“证”的不同界定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辨证论治一语中的“证”字业内展开了旷日持久而激烈的争论。目前学界对“证”的解释与理解大体可主要归纳为如下几种：（1）证是疾病的现象；（2）证是疾病的综合病理概括；（3）证兼有疾病的现象和病理概括两方面内涵；（4）证是人体的一种反应状态、病理状态或病理功能态；（5）证既是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反应状态，又是综合表现；（6）证即病机；（7）证实为病；（8）证是一类由于细胞因子网络紊乱的基本病理过程和临床综合征。（赵国求，王平.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初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93；165.）（9）“证”，症候，形证，证据，验证；是中医学对象的“天人之际中人的生生之气的健病之变”的出入信息。（陆广莘.陆广莘医论集要——中医学之道.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前言8.）（10）证是人体在疾病状态中的断面和病理反应在体表的投影。（黄煌.张仲景50味药证（第三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序言9.）尽管表述各异，但均未脱离“证”是一种人体疾病过程中的整体反应状态、现象、表现、综合征等共同含义。

1.4.3“证”是人的系统质病  中医战略研究专家、中医系统论学科创始人、中西医结合研究专家祝世讷教授对“证”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与阐发：“证”是人的系统质病，“证”所反映的是人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不可能把它们还原为特定的物质成分、解剖形态、理化指标。……油画蒙娜丽沙是由化学颜料绘成的，但蒙娜丽沙的微笑只存在于油画的整体水平，把油画分割为若干小块，或用化学方法提纯出颜料的各种化学成分，都找不到那种永恒的微笑。（祝世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326；307.）我们不妨将“证”比作蒙娜丽沙的面孔，只要将构成“证”的各个要素予以分解或还原，“证”所表达的概念图景，也就不复存在。总之，辨证是中医诊断学的特有概念。

1.4.4辨病是西医对人体构成要素病变的判定  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对西医疾病学的本质特性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认为：“疾病医学解释模型，是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它的机械构成论观念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向后专注溯因分析认识论，向下坚持微观实体本质论，向外信奉线性因果决定论。它的主要以疾病为对象的医学观，纯粹消极的疾病观和直接对抗补充的疗效观，认为是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诊断认识的任务主要在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向后追溯“病从何来”，向下寻找“病在何处”，向外确认“什么病因”。19世纪以来，用“人体构造”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及其解剖定位，用“菌毒传染”知识建构其病原学和毒理学，用“药性分析”的化学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和愈病之理。由此不断发展疾病分类学诊疗思想体系，发展能针对靶点进行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药物手段，企求通过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来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医学目的。”（陆广莘.陆广莘医论集要——中医学之道.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8.）祝世讷教授认为：西医所辨的各种“病”主要是发生在人的器官、组织、细胞或分子水平上的器质性病变，大都有明确的病理解剖依据、局部定位依据、理化指标依据，在本质上属于要素病。（祝世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326.）

1.4.5辨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综上所述，“病”是西医学的诊断概念。病名之立一般需要对诸如病原学证据、病理解剖学定位、生理生化学指标、免疫学参数、内分泌学量值、心理医学测试曲线、影像学图像、肿瘤等特殊疾病有关标志物、甚至基因图谱等多种信息，并结合临床证征进行综合分析概括与归纳，然后才能做出病名诊断。假如上述要素缺如，或者对其互相因果关系不明，则难以做出病名诊断，而往往以综合征（syndrome）名之。（江厚万.中医学对疑难病症研究的几点启示〔J〕.疑难病杂志，2003，2（5）：258.）显而易见，辨病是西医的诊断概念，与中医辨证各有所指，两者不容混淆。

2中医学理论临床应用举隅

2.1半夏泻心汤证治案1

刘××，男，41岁，农民，安徽无为县白茆镇人。2009年7月6日诊。

诉胃脘不适，似胀非胀，似疼非疼，无以名状，每于凌晨3时许发作而不能眠，上午不欲食而乏力，下午缓解则进食如常，上午时有嗳气，刷牙时偶有恶心，已历3月。在北京治疗无效，特返乡就诊于余。

身高1.68m，体重60kg，面淡欠红润，苔薄微腻，质淡，脉弦。性格略显内向，表述清晰。

无传染病史，吸烟史10余年，每天1包以上，不饮酒。

兄曾患不明原因顽固性腹痛症（2004年11月就诊于余，予肠镜检查排除肠道占位变，据舌质紫斑，形寒肢冷，得温则减，不欲饮水等表现诊为胃肠寒凝、瘀滞络阻证，自拟大剂附子逐瘀汤治愈）。

胃镜（北京民航总医院，影像号：20090428000007）示：1、慢性浅表性胃炎（中度）；2、十二指肠球炎。活检：Hp（+）。

拟诊：半夏泻心汤证（Hp相关性慢性胃炎）。处方：姜半夏15克，川连10克，炒黄芩10克，炒党参30克，大枣10枚，生姜5片，干姜6克，吴萸10克，枳壳10克，肉桂（后入）6克，炙甘草6克。×12剂，1剂/日，煎服。

7月18日二诊，诉服药后无效，踌思有时，坚信辨证无误，守原意续治，但改用半夏泻心丸（本研究所内部制剂），每次6克，日3次，口服，×7天。

7月26日三诊，服丸剂7天，症除八成，病人喜形于色，要求再配药7天。

8月2日来告，证悉除，已如常人，今日即启程再去北京打工，为防病情反复，要求带半月药。

按：首诊随证处汤剂12剂，毫无效果，改用丸剂（处方大同小异）1周病去八成，2周完好如初，提示方证虽的对，剂型须讲究。该病人因病延3月，胃气已虚，运化不及，饮食本已锐减，再进整碗“苦汤”，难以接受可想而知（而有的病人适应服汤剂，服丸剂反而不舒服，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是医学的最高准则）。改用丸剂一是体积变小但效价不减；二是在胃中停留时间延长，而崩解后可形成胃的保护性屏障；三是具有吸“水”作用而有利于病变的逆转（胃粘膜充血水肿，胃内容物排空障碍，可视为所谓的“水饮”之邪）。

其二，该患正值中年身体强壮期，何以突患Hp相关性胃炎？二诊时追问方知，4月初因上感，咳嗽、痰少、色白，不易咯出，在北京某诊所输液8天，输完3天即觉气短胸闷，去医院胸透示“气管炎”，又回诊所续输液5天，症状毫无减轻反使胃症日增，输液中胃部感寒冷不适，停止输液后胃纳日渐减少，乃做胃镜。回顾分析，当初外感，本应辛温解表，一二剂当愈。输液后胃冷如冰，提示所用西药偏寒（以“西药中药化”解释某些西药药性已成中西医结合的一种趋势），抑遏阳气，引邪入里，诱发胃疾，因此判之为“医源性疾病”恐怕不成问题（不是说输液输进了Hp，而是说输液不当改变了内环境，诱发胃炎）。

2.2半夏泻心汤证治案2

魏××，男，45岁，工人，芜湖市人，2008年4月16日诊。

诉半年前因劳累致胃剧痛，急诊胃镜（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镜号：200700941）示：痘疹样胃炎，Hp（+）；病理报告：慢性局灶性轻度萎缩性胃（窦）炎伴个别腺体肠化。经治疗胃痛消失，但嗣后不能进食米饭，只能以面条、馒头充饥，现乏力明显，口渴思饮凉但不敢饮，饮则胃不适，大便2～3天1次，难解。

身高1.67m，体重58kg，消瘦貌，面色萎黄，语音低微，性格纤懦，苔薄微黄，质淡，脉细弱。

血常规检查：WBC6.1×109/L，RBC4.85×1012/L，Hb135g/L，PLT78×109/L。

无传染病史，1996、2002年曾先后2次发生消化道出血。

无家族遗传性疾病史与传染病史。

拟诊：半夏泻心汤证（Hp相关性慢性胃炎）。

处方：姜半夏15克，川连5克，生黄芩10克，枳壳10克，肉桂（后入）8克，党参20克，炒白芍15克，生白术30克，海螵蛸15克，大枣10枚，生姜6片，炙甘草6克。×7剂，1剂/日，煎服。

4月23日二诊，症减大半，大便日一次，通畅，舌脉如前，上方党参改为30克，肉桂改为10克，加莪术10克。×10剂，1剂/日，煎服。

4月30日三诊，已能每餐进食米饭一碗，吃馒头反觉胃不舒，下午时有嘈心感，胃微痛，乏力仍存。上方去莪术，加玄胡10克。×10剂，1剂/日，煎服。

5月14日四诊，胃痛极少微作，进食米饭基本如常，大便成形，日1次，时2次，苔黄已褪尽，舌质已转润，脉见有力。改用半夏泻心丸，每次6克，日3次，口服。

6月4日五诊，丸剂连服20天，诸症悉除，偶尔嘈心，持续数分钟消失，纳基本如常，乏力几近消除。

为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嘱间断服药3个月。

9月8日复查胃镜（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镜号：200800897）示：慢性浅表性胃炎，Hp（－）。

2009年9月14日来电反映，近日胃时有隐痛伴胀感，即予丸剂，每次5克，日3次。3日后电询，胃痛已除，胀感亦减轻，嘱维持服药3周可停。

按：萎缩性胃炎系慢性胃炎中最严重的一个类型，西医主要采取对症处理，效果有限，中医随证施治，疗效优于西医，我们应该心中有数。但现代医学对该病研究的新进展、新理论、新技术，如胃镜、Hp检测等项目应充分利用，不必担心因引进“洋货”会导致中医“变味”。已故中医学家姜春华教授曾说：“不要怕中医变样，只要不变种。”此话值得每一位中医人细细品味。

其次，本例“胃炎”表现为“痞而痛”，提示我们对中医的病证诊断应当与时俱进，不可拘泥以往“痞证无痛”的定论，否则，中医只能永远跟在仲景后面亦步亦趋。

2.3半夏泻心合枳实大黄附子汤证治案

毛××，女，42岁，农民，浙江平阳县萧江镇人，2005年1月26日诊（浙江永嘉县名老中医陈谦先生函告病情并要求远程诊疗）。

身高1.65m，体重62kg，性格特征未述，食后胃部饱闷，眠差，纳可，不欲饮，大便1～2日1次，干结难解，时有口苦、口臭1年余，面色晦黯，兼见色素沉着，苔薄白，脉弦细。陈医师已先后处方40余剂，有效但不理想。

胃镜检查（2004年12月7日平阳县人民医院检查号：W2004000642）示：1、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胃窦部为主）；2、十二指肠球炎；3、Hp（+）。

病理报告：胃窦重度慢性浅表性炎伴灶性肠化。

肝功能各项正常，HBsAg（－）。

拟诊：半夏泻心合枳实大黄附子汤证（Hp相关性慢性胃炎）。

先予丽珠胃三联（固定组合）治疗3周。续用半夏泻心丸6克，日3次，口服，连服3月。若出现便秘、口臭明显时则加服免煎颗粒剂：枳实、制大黄、八月札、制附子各1包，日1次，冲服。嘱便通可停服。

5月24日来电称服药后眠已安，余证略减，要求再寄丸药3个月。

8月23日来电称症减殆半，要求再寄丸药3个月。停服免煎颗粒剂，加服金匮肾气丸（北京同仁堂）10粒，日2次。

11月21日来电称饱胀感已除，口苦、口臭感几尽，面部色素褪八成，但晨起痰多，仍不欲饮，饮稍多翌晨则面目浮肿。嘱丸剂间断服用，金匮肾气丸改为每次12粒，日3次，加免煎颗粒剂：茯苓、姜半夏、炒白术、干姜各1包，日1次，连服2月。如无新情况，则停药观察。

2006年5月8日胃镜检查（平阳县人民医院检查号：W2006002675）示：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Hp（+），病理报告：胃窦慢性浅表性炎伴糜烂。

自觉症状已不明显，嘱丸剂间断服用，停其它药物。2008年10月20日胃镜检查（平阳县人民医院检查号：W2008008635）示：慢性浅表性胃炎，Hp（+）。诸证悉除，面色已红润，唯偶感胃不适，体重已减至56kg，自觉身轻气爽。要求寄丸剂备用。

按：Hp相关性慢性胃炎现代医学主张以三联疗法抗Hp治疗，疗程较短，疗效确切，但毒副反应高达30%左右，且有20%的病人存在Hp无法根除，成为医学难题之一。该患者已接受抗Hp治疗，而最后一次胃镜检查仍提示Hp（+）。这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中医治病的目标是“证”不是“病”，更不是“病因”（致病因子），如果将治“证”扭曲成治“病”或“病因”，那么该病人尽管症状消失，胃粘膜糜烂已修复，肠化逆转，但Hp仍（+），则应当判定为治疗失败。希望医学界能够对病证的基本概念、疗效判定标准、疗程问题等，进一步深入讨论，统一认识，制定规范，中西医互补，让中医药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定稿时（2009年9月17日上午），电话联系患者本人，称病情稳定，恢复健康。）

2.4附子理中合苓桂香丹汤证治案

杜××，女，37岁，教师，江苏淮安市人，2008年9月19日诊。

身高1.67m，体重61kg，面色欠华，精神萎软，性格开朗。体检：HR52次/分，律不整，早搏5～6次/分，苔薄微腻，质偏暗淡红，脉细弱。缘于2月前因家庭装修劳累致突发心悸，胸闷不适，阵发晕厥，急诊入住淮安市人民医院，当时HR40～50次/分，EKG示Ⅱ°AVB。经治疗，晕厥未再发生，但HR未能提高，心悸胸闷不适感依然，纳欠馨，乏力感持续，特来芜就诊于余（因其叔与我共事，知我临床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病症小有特色，故专程陪送求诊）。

拟诊：附子理中合苓桂香丹汤证（Ⅱ°AVB，原因待查）。

处方1：制附子（先煎）30克，红参10克，生白术20克，干姜10克，茯苓15克，桂枝10克，丹参15克，赤芍20克，全瓜蒌10克， 木香10克，枳壳10克，大枣10枚，砂仁（后入）10克。×7剂，1剂/日，煎服。

处方2：山莨菪碱片10～20mg/次，3次/日，口服。

8月23日信息：服山莨菪碱后HR已达60次/分，但口干明显，告知适应若干天后口干将自然缓解，嘱坚持服用。

9月1日信息：症状显减，甚喜。嘱上方制附子改为40克，加熟地20克，再服7剂。

9月9日信息：胸闷已除，嘱原方再服7剂。

11月16日信息：自觉良好，嘱原方隔日服1剂，连服1月，山莨菪碱服法依旧。

11月24日信息：自觉很好，有精神，感到很满意，EKG示Ⅱ°AVB仍存在，但有时已见正常图形。嘱原方3天服1剂，休息1天，再继续，山莨菪碱服法不变，连服3个月。

2009年5月12日信息：已于2月底停服所有药物，原Ⅱ°AVB引起的症状全部消失，但患者拒绝复查EKG。

按：AVB系一病理性诊断，多见于病毒性心肌炎，该患者急性起病，因劳累诱发，病原学诊断目前尚未普及，究系病毒抑或其它原因导致发病不得而知。对于中医而言，着眼点是“证”，是“结果”，治疗的目标也是“证”与“结果”，即使明确是什么病毒或者细菌引起，治疗原则仍然是“随证治之”，切不可采用堆砌所谓抗病毒、杀菌、灭螺旋体等等的中药“大杂烩”。该患者证属中阳暴伤，气血失运，继发乏力、神软、纳差。重拟温振中阳，宣达心肺之气，兼以和调气血、醒脾助运。笔者将心脏疾患作中焦之证论治，是否有违传统的“心肺属上焦，脾胃属中焦”的说法？愿恭候批评。

同时，治疗中始终以山莨菪碱与中药联用，此药价格低廉，效果确切，它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伟大成果之一，值得推广应用。

2.5加味承气汤证治案

杨××，男，43岁，工人，芜湖市人，2006年7月3日诊。身高1.76m，体重76kg，体格壮实，面色苍黄灰暗，表情不自然，语言欠流畅。其妻代诉：纳差、乏力、尿黄半年，烦躁、神志恍惚20天，加重3天。搀扶入坐，问诊1～2分钟，骤然呲嘴痴笑，击掌而歌，俯身抱人，遂扶上诊察床检诊，腹部膨隆，肝、脾触诊不满意，移动性浊音（－），NS未引出病理反射。

辅助检查（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2月10日出院录）：

1.ALT78u，AST86u，Tbil58μmol/L，Dbil32μmol/L，TP64g/L，A30 g /L，A/G0.94。

2.B超示：肝硬化，肝右叶多发性占位。

追问家属，半月未解大便，医院（出院时）告知系肝硬化并发肝癌，失去手术机会，其它方法对其亦不适应，令其在家观察，预计存活期难以超过半年。

证属承气证（阳明腑实证），（肝硬化失代偿期，肝癌，肝脑综合征）。处方：生大黄（后入）60克，枳实15克，厚朴10克，赤芍150克，生白芍50克，生地50克，玄参30克，生白术50克，茵陈30克，生苡仁50克。×7剂，1剂/日，煎服。

7月11日二诊，自行步入诊室，笑容满面，对答如流，行动自如。述中药服3剂后解便盈盆，顿觉神清气爽，索食狼咽，服完7剂，判若两人。笔者亦喜而奇之，如此重症，全凭中药起死回生，吾生未之闻矣。原方略事增减，再予7剂。

7月24日，停药已5天，昨起又见烦躁，今晨起语无伦次，击掌而歌如前，三来就诊。遂收入院治疗。

即予1：10%GS500ml加山莨菪碱30mg，另5%GNS1000 ml加入能量合剂，静滴，日1次。

2：中药：赤芍200克，柴胡10克，生黄芩10克，生大黄（后入）50克，枳壳10克，茯苓30克，生栀子15克，茵陈40克，生黄芪80克，生甘草10克。×3剂，1剂/日，急煎立服。

上午11时入院，躁动不安，哭笑无常，在床上反复颠倒，时而喧骂、抱人，下午4时起因体力渐衰而昏睡，傍晚出现大小便失禁，进入昏迷状态。翌晨苏醒，神志清晰，答对切题，问及此前表现，全然不知。予服第2剂中药，输液依旧，住院3天出院。

住院期间辅助检查：ALT56u，AST52u，ALP120u，GGT88u，Tbil36μmol/L，Dbil8.2μmol/L，TP72g/L，A38 g/L，G34 g/L，A/G1.12。HBsAg（+）HBeAb（+）HBcAb（+），HBVDNA（－）。

出院后至2007年底期间，曾先后4次出现便秘、腹胀，而发生烦躁、精神反常等“肝脑”症状，每次均以生大黄（后入）50克，厚朴10克，枳实15克，生地50克，生白术60克。1～2剂，便通即停。

2008年至今（2009年9月22日电询）一般情况稳定，饮食超常，体重增至92kg，但因肿瘤转移压迫脊髓致双下肢瘫痪。

按：乙肝反复发作将有20%以上发生肝硬化，肝硬化中又有5%左右发生肝细胞癌，此即所谓的“乙肝三步曲”。如何阻断“三步曲”当是另一重大话题。该患者若偏信西医的“判决”，则只有“坐以待毙”，幸有仲景医学得以生还！然而，本案起码告诉我们：仲景医学应该如何继承、发展、创新？中医有没有急救技术？中医究竟能治疗什么病？面对急重症，中医要不要承担？敢不敢承担？能不能承担？愿不愿承担？每一位中医人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中医的“纸上谈兵”现状，如果再不改变，她的衰亡或许指日可待！如何拯救中医？从经方入手，以临床说话，是不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将会作出回答。

2.6初生儿生长迟滞证治案

顾××，男，早产儿，本市鸠江区沈巷镇人，2011年11月25日诊。在本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后即进“保温箱”达16天之久。刻诊：目闭、面晦、唇黯、息微、肢静、不哭不吵、生气全无，大有奄奄一息之危象。每天人工喂奶约5～8毫升，体重依然定格在出生时的2.3㎏,5天来未解大便，小便亦少，家人见其出世已时过16天但毫无生机，遂自动出院，寄望于我。坦率地说，如此难题，我平生确未曾见过，深知这是一场“考试”。寻思良久，通过对脑中积累的中医基础理论的梳理与平日临证经验的回顾、分析，反复琢磨，最后诊断：早产儿（西医）；肾气匮乏，脾气羸弱，生长迟滞（中医）。据证立法，拟益气生津，养后天补先天为法，处方：太子参3克，山药10克，生白术6克，北沙参、生谷麦芽各5克，陈皮2克，煎服，日1剂，共10剂。

第4天其母来电喜告，服药3天即见食量渐增，大便日行4～5次，稀溏，含粒状物。翌日又电告，尿布一湿即能哭闹。10天后来人取药，诉如上，若不服药则日解大便2 次，稀溏，面部已长肉，哭声有力。家人喜不自胜。原方去北沙参，生白术改炒白术10克，陈皮改3克，加茯苓10克，煎服，日1剂，共10剂。

2012年1月16日来人诉，体重已达4㎏多，大便偏干，日1行，时2行，喝奶正常，睁眼，身动如常，放屁多。上方茯苓减为5克，陈皮减为2克，炒白术再改为生白术，山药增为20克，加炒扁豆5克，炙甘草1克，煎服，日1剂，共15剂。

2012年3月27日复诊，体重已达6㎏，面白嫩、体丰，活泼可爱，生长发育良好。家长诉半月前因“肺炎”先后在当地医院与南京儿童医院共治疗16天，现饮食锐减，又3天未解大便，要求再服中药。处方：太子参3克，山药15克，生白术、茯苓各6克，北沙参8克，生谷麦芽、炒扁豆各10克，陈皮1克，炙甘草1克，煎服，日1剂，共15剂。2周后随访，纳如常、眠安，大便畅，日1行，一切正常。

按：敢不敢、能不能应对疑难重症，无疑是对中医的考验。此例被笔者幸中，作为科班中医的我，理所当然应该交出这样的答卷，决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岐黄之学本来就有屡起沉疴大疾之能。我们所应思考的问题是，中医药何以有如此神效？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中医治病偶尔出现奇迹又何足挂齿，其所用中药无非也是药，只不过是植物化学成分的集合而已，只要揭开中药成分之谜，然后进行人工合成以取而代之，那么中医也就无神奇可言。对此模糊概念不得不加以辨明。（1）中草药（原植物）与人类似，是“生物圈内的多种物质流动的结点，其物质流动是由太阳能所推动，或者说由太阳能所给予的负熵所推动”；中草药（动物药除外）属于“初级生产者”，“在食物网里，人类像别的动物一样，最后要依靠光能自养植物生产的有机物”；“直接吃初级生产者，在陆地上像吃蔬菜这样的产品，利用效率是最高的”（ 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编写组编. 《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432；745.）。换言之，中药作用于人体除了所含特异成分发挥特异作用以外，其受秉于太阳能所给予的负熵还会发挥西药所不具备的非特异作用。（2）中药的寒、热、温、凉之性（气）来自宇宙所赋予的“系统质”功能，不能够以分解出来的“元素”加以解释，而应理解为一种生物信息概念——如干姜之温并非指它能使体温升高，而是指它具有温中散寒作用；黄连之寒并非指它能凝水成冰，而是指它能够泻热除烦；升麻之升并非指它能乘风而上，而是指它能够举陷升清；旋复花之降并非指它入水即沉，而是指它能够平逆止嗳（匡萃璋）。（3）中药（方剂）对于机体的作用机制表现为“整体取性”、“中介调理”、“因证论效”三大功效原理（祝世讷），必须突破用西医的药化学、药动学与受体学说等理论来解释中药作用原理的“以西解中”方法的局限。只有完整、系统、准确地掌握中医学理论体系，厘清中医学基本概念，继承中医学实用技术，才能使中医学不断发展、进步。

2.7咳嗽咯血（继发性肺结核）治案

马×，男，39岁，本市鸠江区裕溪街朱村农民。2008年7月7日诊，咳嗽、少痰半年，加重2月，时见肉红色痰少量，无发热，无盗汗，无纳减。消瘦貌，面色欠华，心肺听诊无异常，腹平软，舌脉平。查血常规WBC20.0×109/L,N70.6%,ESR 50mm/h，（外院）CT示右上肺片状不规则阴影，右肝占位变，考虑①感染性病变；②肝Ca、肺Ca待排除。B超示肝右叶占位（考虑为“炎性假瘤”，肝Ca待排除）。

追询病史，自正月始反复“感冒”已7～8次，每次发病个体医均予抗菌消炎药（品名不详）静滴或口服，连用4～5天，症状好转即停，始见暂效，后几次效已不显，最后几无效果。经人介绍求诊于我。望闻问切之后，初步思路如下：病延虽已半年，血象明显增高，血沉加快，然整体状况尚可，无凶险病证之象，首先按感染性病变正规抗感染治疗，若无效则尽快行肝穿刺活检以明确诊断。方案：左氧氟沙星0.4，替硝唑0.4，丁胺卡那霉素1.2加入0.9%NS500ml中，均静滴，每日1次，7天；中药清宣止咳化痰，蒲公英30克，鱼腥草20克，桔梗10克，枳壳15克，姜半夏20克，胆南星10克，紫菀15克，浙贝母10克，陈皮10克，生甘草6克，每日1剂，7剂（带药回家治疗）。

7月11日（治疗第5天），病人来电称，治疗后略感身体不适，咳嗽加剧，痰量渐增但不易咯出，时有粉红色痰。告知此系治疗的正常反应（为赫-赛梅反应，系致病菌被杀灭后菌体分解释放毒素引起机体的一种变态反应，临床应用抗生素时偶可见到，不应该认为治疗错误或病情加重而更改治疗，为医者应心中有数），不必惊慌。

7月15日复诊，诉如上述，后3天中曾咯出鲜血2次，每次约15～20ml，剧咳时两胁微疼，进食时呼气似有困难。复查，WBC10.5×109/L,N65.9%,ESR80mm/h，胸部X线片示右上肺片状阴影（同CT所见）。分析：症虽加重且增新症，但血象下降明显，气色略润，提示抗感染方案正确，上述解释合理，继续原方案不变，7天，中药原方加入仙鹤草30，每日1剂，7剂。

7月23日复诊，仅存轻微咳嗽，WBC8.9×109/L，N57.2%，ESR47㎜/h，胸片示病灶稍有吸收，B超示肝右叶占位征象消失。分析：肺部胸片示病灶稍有吸收，而B超示肝占位征消失，说明肺部感染除对所用抗生素敏感菌以外尚存在特殊菌（首先考虑为结核菌），结合病史与症征，肺结核诊断基本确立，当即立断，应予抗结核治疗（动员其回当地结核病防治所查痰菌并接受抗结核治疗，但病人不愿意），遂处方：利福平0.6，每日1次，异烟肼0.4，每日1次，乙胺丁醇0.75，每日1次。

8月5日复诊，症状悉除，偶有咯血，WBC9.5×109/L，N65.2%，ESR17㎜/h，胸片示右上肺结核征象伴两下支气管播散。提示临床诊断正确，治疗合理（结核病的治疗原则简称十字方针：“早期、联用、适量、规则、全程”。现代中医如果对这些常见疾病的诊治规范胸中茫然或许是不可原谅的）。嘱按原方案治疗10个月至1年。后随访，已无任何症状，胸片示病灶已完全吸收。2012年5月因它疾来诊，言结核病已愈。

按：从现代医学分析，不难看出，该病人为滥用抗生素引起的医（药）源性疾病，系结核杆菌的潜在性感染者。当长期大量抗生素“攻邪”的同时致使“正气”（抵抗力）下降，结核菌便死灰复燃，加之其他杂菌一起兴风作浪，造成肝、肺的多发性感染而掩盖了结核病灶。当杂菌被有效杀灭，病灶吸收，结核病灶则“露出庐山真面目”。患者本人是无辜的，医者或卖药人如果明知滥用抗生素的危害，但为了经济利益而未尽告知义务，则于理于法于良心都是难辞其咎。[澳]雷·莫尼汉、[加]阿兰·卡塞尔在《药祸》一书中慨叹：How Drug Companies AreTurning Us ALL Into Patients?（制药公司怎么把我们都变成病人？）目前临床上普遍滥用抗生素的问题，该是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2.8水气证（心力衰竭）治案

徐××，男，58岁，安徽宿州市萧县农民，2011年4月21日诊。慢性咳嗽20余年，近5年中曾发生双下肢水肿伴气短、乏力、咳嗽、纳减3次，均经当地医生短期治疗而愈。20天前在外地打工期间，因劳累加之睡地下室而受凉，高热、咳嗽、纳减、乏力，双下肢水肿，遂返家接受本地乡村医生治疗（每天输液加氨茶碱和呋塞米（量均不详）止咳喘，氨曲南（量不详）抗感染，口服双氢氯塞嗪50mg，1日3次，并用中药：黄芪30克，车前子、双花、葶苈子、苏子、瓜蒌仁、连翘、党参、桑白皮、川朴各20克，桂枝、半夏、地龙、砂仁、鱼腥草、甘草各10克,5剂。后渐次调整）共18天，但病情日重一日，濒临危殆，经治医生无奈地语之曰：“这次我没有办法了，你赶快另请高明吧。”期间，巧遇《名家教你读医案》编委、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二院急诊科主任毛以林教授在患者之女读书的云南中医学院讲学，而又恰恰讲到心衰的有关内容，徐女听后当即将其父的病情相告，并打算将父亲接到长沙来请毛教授予以诊治。毛教授得知患者系安徽人，遂建议他通过本书主编马继松老师找笔者治疗。刻诊：神志清而精神萎软，面色萎黄，面目虚浮，唇紫绀，苔水滑、舌质淡胖而紫，桶状胸，两肺满布干湿罗音，心率88次∕分，心律尚齐，颈静脉怒张，腹饱满、漫肿状，肝于肋下4横指，质地坚硬，触痛，双下肢水肿发亮。食欲虽无显减但食后则腹胀不适而不敢吃饱，虽每天用利尿剂但病程中体重却渐增加10公斤。血压80～90∕60mmHg；心电图示：窦性心律，心电轴严重右偏；胸部X线片示：（1）肺部感染，（2）肺心征象；B超示：肝瘀血征象。血象、肝功能、电解质等均属正常范围。中西合参，诊断为“水气证（水气凌心射肺，泛溢肌肤，停聚胃肠）”，西医诊断：心力衰竭（重度）；肺部感染。急予大剂真武合苓桂术甘汤加芪参苈（其中制附子30克，生黄芪100克，葶苈子20克）温阳益气利水，从本治之，以图药力直达病所，5剂；头孢哌酮鈉舒巴坦鈉2.0加入100ml生理盐水中静脉输入，日2次，左氧氟沙星0.4静脉输入，日1次，654-2注射液20mg加入250 ml糖盐水中静脉输入，日1次。治疗头天尿量较前略有增加，自觉稍舒适，第2天尿量依然稍增，精神好转，唇舌紫色略减，第3天654-2加至30mg，下午查房，见舌紫已减八成，面部浮肿显减。第4天停用头孢，加用呋塞米60mg于糖盐水250ml中静脉输入，口服螺内酯20mg，当天尿量骤增，下肢水肿略减，翌晨7时许病人令其子（在云南大理读医专中西医结合专业，特地从云南赶来芜湖陪护其父）发信息喜告：全身水肿全退，仅双足仍肿，体重减5公斤，精神大振。停输注呋塞米，改口服20mg，双氢氯塞嗪25 mg，均1日2次。第6天体重又减4公斤，几无所苦，喜不自胜。停用所有输液，654-2亦改为口服，每次10～15mg，1日3次。中药原方附子改为50克，5剂。第7天 体重又减1公斤，双足肿胀略减。第8天7时出院时又喜告双足肿胀全部消失，已能穿皮鞋（发病后本不能穿）。回家后遵医嘱服小量中药汤剂善后。定期随访，1年多来病情稳定，食寝如常，能从事轻体力劳动，仅偶尔下肢微肿，无它症相伴，桂附地黄丸加量服用数天即消。
   按：刘渡舟先生在《伤寒论临证指要》一书中将慢性肺原性心脏病等疾病导致的慢性心力衰竭证候称之为“水心病”，提示中西医病证之间大多情况下存在对应关系，因此，临床中对相应病人采取中西两法并用的治疗措施，自然具备了理论依据。回顾此案，思考有三：（1）中医治病取效之关键在于“方证相应”，该患者病初亦接受中药治疗达18天之久，药方组成与病证似亦合拍，但为何毫无寸效而病情日重？恐怕主要是处方时受到现代西医理论“见炎抗炎，见肿消肿，见咳止咳，见虚补虚”等惯性思维的左右，而背离中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基本原则，未能领会中医的“辨证施方”与西医的“执方治病”有本质区别，“方证之方”就是刘绍武先生所言“无此证不能用此方之方”，它具有严格的适应证，禁忌证，方药必须遵照原方构成比，即使加减也要“据证而变”，不可随心所欲。真武与苓桂剂治“水气证”（心衰）既是仲景所创，又已得到现代临床无数病例的验证，对此，应该引起中西医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关注。（2）《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先病为本，后病为标”，凡是先病而后出现各种寒、热、逆乱、泻泄等症者，治其本（先病），或者先见上述诸症而后生病者，亦治其本（先症），唯有“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和“小大（便）不利治其标”。该患的治疗经过进一步加深了笔者对此一经文的理解，其水肿证缘于心肾阳衰，亦即阳衰为本，同时，“小大（便）不利治其标”的反意就是“无‘小大（便）不利’” 就不应治其标而应治其本。真武与苓桂剂之所以用后效如桴鼓，恰恰说明它符合治本之道。前医所施只能属于对症状（标证）之治，而治标不治本之结果当然不言而喻。（3）笔者凭着曾担任海军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的经历，对莨菪类药在急救医学方面的应用有所体会，故在治疗该患者之始就立马用上山莨菪碱（654-2），而且仅用两天就加量，从结局看达到了预期效果。研究认为，莨菪类药治疗心衰是我国医学界先辈首创。自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用于抢救小儿感染性休克合并心衰以来，现已广泛用于心衰、肺水肿等的治疗。有学者报告，以山莨菪碱10～20mg加入5～10﹪葡萄糖液250ml静滴，每日1次，治疗肺源性难治性心衰（RHF）92例，结果：显效68例（74﹪），无效4例（4.2﹪），死亡1例，总有效率94.8 ﹪。对照组（常规综合治疗）88例，显效21例（23.8﹪），无效19例（22.0﹪），死亡6例（6.5﹪），总有效率71.5﹪（P﹤0.001 ）（刘运俊等.多巴胺、山莨菪碱治疗慢性肺原性难治性心衰92例临床观察.临床荟萃1989；4（7）:296.）。笔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医，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学的前提下，努力掌握与科学运用现代医学理论与技能，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疾苦，当视之为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附祝世讷教授读后：

中西医结合研究半个多世纪，争论益多日深。就临床诊治研究而言，在中医和西医两种学术没有真正统一的情况下，两种学术在临床诊治中还是“两张皮”、“两股道”，远非由中西医统一了的学术来实施临床诊治。现在流行的实际情况是：两种理论对照、两种诊断互参、两种治法并用、两种药物并投，这不过是中西医“综合治疗”，有些人已经明确地把“中西医结合治疗”改称为“中西医综合治疗”，一字之改，更合实际。

本文所论，以临床案例为证，是比较典型和成功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在这里，中西医两种学术仍然“各行其是”，中是中，西是西，既未中药西用，也未西药中用，而是针对同一病变过程，一方面按西医思路发挥其能，针对病理生理和病理解剖的改变“治其急”、“治其标”；另一方面又按中医思路发挥其能，针对病机和病本“治其本”、“治其基”。两种治疗各有所能和不能，各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治有所专，序有先后、轻重、缓急，相互补充而全其功。故，它具有单纯中医或单纯西医治疗所没有的更全、更深、更优的效果，这是中西医综合治疗的优势。在复杂性病变中，特别是单纯中医或单纯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病变中，这种治疗的效果特别突出。

建议再从更深的层次，专门总结两种治疗“并用”、“互补”的机制和规律。不管把它称为中西医结合还是中西医综合，这种防治的确有效，的确有优势，应当把这里的规律总结出来。怎样互补，互补了什么，在这种互补的背后中西医学术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是什么，怎样从这种长短处认识和掌握中西医互补的机制和规律等。认清差异，从差异走向互补。特别是，可以从临床病例上升到基本的病证，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地进行总结和剖析，进行带有理论性的总结，那将是一项重大贡献。   

以上所感仅供参考。

祝世讷  2012-09-16

附祝世讷教授第二封回信

厚万所长：

    您好。大函悉，粗略读过，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讲得好。非常需要您这种确有实践根据的研究。没有什么意见。有两个地方请您酌情处理：

    1、关于“六条基本原理”，我所总结的是“中医系统论的原理”，还不能直接说是中医的基本原理。关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应是另一角度，我正在做新的思考，与中医系统论原理不能直接划等号。

    2、文后所附红字部分，第一段所总结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的那句话，我最新的概括：“是双管齐下的‘AA制’，即两种诊断互参，两种理论双解，两种治法兼用，两种药物并投，两种疗效互补。”

    把我在本校学报所开专栏发表的第4、5篇论文附去。第5篇讲了三个大问题，其中第二、三问题无人提过，请您提意见。希望您写文参加讨论。

祝世讷  2016-04-01

无量山人

洋洋洒洒，真的是中西医综合治疗，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