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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字
作者:朱佩兰
那年春天,有一次我单独从台北回南部。通常我回娘家,目的都是为了探望母亲。当然这次也不例外。下了火车,我拎着一只小皮箱,轻轻松松的步行回家。午后的阳光照在街道上,暖洋洋的。
路过父亲的中药房「春阳堂」,看到父亲躺在骑楼的凉椅睡午觉。我加重脚步走近,叫唤父亲。父亲微张着嘴,发生轻轻的鼾声,睡得很熟,没听见我的叫唤。忽然,我发现父亲是那样的苍老!原本稀稀疏疏没有几根的头发,不知几时只剩下光秃秃的头颅,手背与臂膀点点黑色的老人斑。只有一对粗眉仍然浓密,两边各一根特别长的眉毛随着鼾声抖动着。
父亲是老了,俗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那年父亲已经过了七十大寿。不过,在这天以前,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一直维持着壮年的容貌罢了。
因此,我决定正式向父亲讨字。
我对字是外行。父亲的字,我大部份看不懂,因为我对草书一窍不通。可是,不知怎么,父亲的字、画和诗之中,我就是偏爱他的字。我家一幅父亲的水墨画,我对画上所提的字:「孤舟横晚渡,遥对夕阳山」居然比画本身还喜欢。父亲每日临帖,﹙大部份临宋米元章体﹚,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即使在他去世前夜。虽然我对字是外行,但我相信父亲的字自有其特色,不但时常有人向他讨字,而且国画大师林玉山先生的画也有不少是由父亲题字。
父亲有个谦虚的笔名,叫做「芾亭」。其实父亲是一身傲骨,除非真正懂得欣赏的人,否则不轻易送人字或画。而在生活上,父亲也是绝不屈服或妥协。
记得我小学一、二年级时,那时父亲经营的印刷厂在当地是屈指可数的印刷厂之一,主要的生意对象是糖厂和学校等公家机关,而当时的公家机关都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战争末期,许多本省人被迫改换日本式的姓名。因为改了姓名和没有更改的,粮食的配给量不同,其它方面的待遇也不一样。改了姓名的,就好像高人一等似的。我看到同年龄的小朋友们叫做绫子、淑子、菊子等,而且过年过节穿着七彩缤纷,颜色鲜艳的垂长袖和服,总是很羡慕,但父亲绝对坚持不改换姓名,他说那是抛弃祖先的行为,尽管为此生意大受影响也在所不惜。我还记得父亲曾恐吓我说,假使我想改换姓名,就要把我改成「山中猪子」,吓得我再也不敢盼望叫做什么「子」了。而在推行日语家庭的时候,父亲常抽空教我们汉字,「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在那时候背出来的。
印刷的生意是维持生活的工具,父亲终生钻研的是中医。家里有数不清的中医书籍,有中药房所具备的一切器材和药材,父亲给我们全家人把脉、开药方、配药、煎熬,让我们服用,并且做记录。我从小是药罐子,而我一直服用父亲的中药。即使婚后迁居台北十几年,每逢家里大小感冒,将病况电告父亲,而以父亲寄来的药方配药服用,每服必奏效。
父亲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以六十三岁的年龄考取中医执照。在正式考执照以前,父亲连考了六次,每次都差几分败在宪法或三民主义。这是必需背念的科目,很多人劝他死了这条心,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父亲硬是不服输,愈考愈起劲,最后终于被他考取,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足以做为年轻人的借镜。
父亲将中医临床经验编辑成书,出版后颇受研究中医者的喜爱,这是父亲的小小成就。
父亲送外子和我的字是「池花映日」「宝竹鸣秋」,这两幅晚年的字,不知是否心理作用,总觉得没有较早期的字那样苍劲有力。不过,幸好及时向父亲讨了字,才留下这两幅父亲签名赠送的字。
获得父亲的字未几,父亲就与世长辞了。父亲向来晚睡早起,晚上是他读书、写诗、作画、练字的时间,清晨则是他与大自然交流的时候。每天天未亮即独自到兰潭一带山明水秀,人迹稀少的地方绕圈才回来。那天,中秋节过后不久,清晨起床后,父亲感到不大舒服,少有地说他不想出去,要重新睡一会儿,而这一睡就永远没有再醒来。没有病痛、没有与死亡挣扎,是那样安祥的,平静的一睡不醒,结束了七十三年的生命。从父亲的逝世,我才深深体会到长眠的意义。
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父亲除了一箱箱藏书﹙绝大部分是线装古书,包括中医书籍、字帖、诗词赋等﹚外,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中医著作、诗稿、字稿、画稿、印章、笔墨等等。也许父亲本人和我们一样,以为还很健壮,不急于整理。我们对这些草稿竟然束手无策,无从着手整理。因为我们所知有限,不懂得如何选择取舍。这些草稿一丢三、四年,幸好在父亲生前好友林玉山先生及黄鸥波先生的热心协助下,将这些字稿、诗稿、画稿加以整理,编印成书,做为永久的记念。同时父亲的「中医临床廿年」亦于近出版社再版,父亲在天之灵足以安慰了。
后注:此文章摘自朱木通先生的《雨声草堂吟草》,作者为朱佩兰女士。
生前富贵应无份,死后文章合有名
─ 写我的祖父朱芾亭
作者朱侃如
嘉义在日治时代是个新兴工业城市,糖厂、阿里山林场、观光事业、锯木厂相继成立,新的交通设施和都市规划加上外来人口的涌入,让嘉义快速繁荣了起来。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时嘉义最热闹的「二通」(今天的中山路)上,有一家金饰店喜获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台湾前辈画家朱芾亭,本名朱木通。因为兄长读书识字后不知回馈家里,反而远走他乡,所以朱芾亭并没能受正式教育。但是他力争上游,不但自学成为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文人」,更靠着自己的艺术成就结交了嘉义的上流社会。他浪漫不羁,后来更卖掉金饰店远走上海苏杭,游历江南名胜写生,拿自己作品向国画大师刘海粟等人请益。可惜这趟江南行的写生簿后来因祝融之灾而遭烧毁,只能从朱芾亭的诗句中找到痕迹:「半年鸿爪印江南,名胜全凭彩笔探。收拾六朝归画本,杏花春雨卷中酣。」光复后他再次挑战自己,并以六十三岁高龄考取中医师执照。
朱芾亭的次女这么形容自己父亲:「…我的父亲是自视颇高的人,不甘心继承金饰业,一心追求书诗棋画的世界,终日沉迷于诗绘画作,流连于大陆江南明媚的风光,把父母和子女的担子全部推在母亲一人身上,在当时是个被视为不务正业的人。」留影于照片中的朱芾亭总是穿着三件式西装,时而戴着英式草帽、时而戴着墨色太阳眼镜,有些时候还留着潇洒的八字胡。在世俗的层面他或许不务正业甚至不负责任,但是在艺术成就上,他掌握了当时因新兴工业而欣欣向荣的嘉义「画都」氛围,追求并发挥自己的诗书画才华。
嘉义的东洋画家在日治「台湾美术展」表现优异,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间,嘉义地区入选东洋画者便有十九人之多,当时报纸更以「嘉义青年画派」、「诸罗派」、「嘉义乃画都」来指涉。朱芾亭属于接受新美术洗礼的嘉义第一代东洋画家,他入选过六届台展,一届府展以及光复后的三届省展。一九三三年第七届台展中,朱芾亭的「宿雨收」,更与潘春源的「山村晓色」和徐清莲的「秋山雨寺」,被评为具有「南画的新倾向」,掩然树立了某种新画风。后来研究者认为朱芾亭入选台展的作品「描绘乡间竹林人家,可说是对台湾风土写生的成功作品,甚至是一九七○年代台湾乡土追求的先驱。」林玉山则认为朱芾亭精于传统画法外,又善于取材嘉义本地风光,因此以「画中有诗」来论其山水画最为贴切。
除了「春萌画会」之外,当时嘉义还有各种类型文艺活动如「鸦社书画会」、「墨洋社」、「琳琅山阁」等,朱芾亭自然也活跃于这些上流社会的风雅活动。他在十五少年时便加入方辉龙(光复后做过两任嘉义市长)所创的「鸥社」学习作诗,不但积极在鸥社刊物《鸥盟》上发表诗作,后来更因经营印刷厂之便而刊印《鸥盟》。朱芾亭诗作如〈再寄鉴塘诗〉便颇有警世的耐人寻味:「过眼烟花过眼空,休教落絮再随风。少年多少风流债,犹在分期付款中。」又如「劫后文章逐下流,凤凰无语鸟啁啁。野狐让彼称诗伯,从此弹琴莫对牛。」便是首讽世之作。他更以白居易的「生前富贵应无份,死后文章合有名」来鼓励自己,在朱芾亭悬壶的春阳堂中便挂了一面小黑板,以方便诊病或抓药之余吟味思考,灵机一到便可改个一、二字。
朱芾亭长于诗文外,还能书善画,堪称三绝之秀。所谓第三绝便是书法,林玉山便推崇其书法说:「兄之书法特别倾慕襄阳米家,所临运笔萧洒,有韵有神,颇有造诣,晚年大有接近米法之妙。」另一位前辈画家黄鸥波也说:「[朱芾亭]是一位玩世傲世的高人,他聪明过人,有多方面的才智,他能诗善画,书法亦相当脱俗萧洒。」
实际上,朱芾亭除了这三绝之外,还有第四项专长中医的研究,并在台湾光复后,努力不懈地连续考了六次、克服《宪法》和《三民主义》在汉文和记背上的障碍,于六十三高龄考上中医师执照。朱芾亭行医颇有心得,生前除了有《中医临床二十年》问世外,去世时仍留有许多待整理、刊行的珍贵医案与药帖。从朱芾亭与林玉山等人的往来书信中,也可得知文友们身体不适时,都会「问诊」于朱芾亭。
时光荏苒,而今许多嘉义地区的前辈艺术家如林玉山、黄水文、张李德和、黄鸥波等人,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肯定,其作品也得以保存或出版成册。相对地,朱芾亭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视与遗忘。然而,朱芾亭诗书画的成就不容否认,更是不容忽视的嘉义地区艺文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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