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医汇讲》并非最早的中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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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医汇讲》并非最早的中医杂志

张效霞

     关于《吴医汇讲》是我国最早的中医杂志的说法，可能始于1983年。是年，著名医史学家俞慎初先生在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医学简史》中说：“最早的中医医刊为长洲(吴县)唐大烈所纂辑的《吴医汇讲》。据唐氏说：‘拙集不限卷数，以俟陆续赐教，随时增订。’说明该杂志是一种不定期的刊物。自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创刊，至1801年(嘉庆六年)他去世为止，前后陆续出版十一卷，发表论文-二八篇，执笔者达四十余人。”巧合的是，同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金寿山医论选集》也说：“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要算《吴医汇讲》。《吴医汇讲》，是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至清嘉庆六年之间出版，由唐大烈所编辑，共出十一卷。前后历时十一年，可能每年出一卷？”二位先生不约而同、难分轩轾地倡言此说，立刻引起了中医医史学界的关注和瞩目，阿附者甚众。198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甄志亚主编)，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吸收了此说，专列“最早的中医杂志--《吴医汇讲》”一节，并云：“《吴医汇讲》于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本。从上述特点及出版情况看，《吴医汇讲》是类似年刊性质的医学杂志，因而也是最早的中医杂志。”自此以后，《吴医汇讲》是最早的中医杂志的说法，大肆泛滥。但是，如果认真、仔细地研读《吴医汇讲》一书，并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加以评判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上述说法是缺乏历史分析和事实依据的，是不能成立的。

    据考证，《吴医汇讲》的现存主要版本有唐氏初刊乾隆壬子(公元1792年)新镌本和嘉庆甲戌(公元1814年)唐氏之孙庆耆复刊本等。其中“嘉庆复刊本”与“乾隆壬子本”，版面、款式、字样完全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后者多一篇庆耆跋文，有部分版面字迹略异，盖是复印时旧版残缺而补刊所致。由此可见，《吴医汇讲》绝对不是“一种不定期的刊物”，更不是“于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而是以一本书籍的形式一次性于1792年首次面世的。

    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今天对唐大烈的生年已不可详考，更无法知道他编撰《吴医汇讲》的起始时间，只知道该书首次刊行的时间和他的卒年。该书唐大烈的《自序》写于乾隆壬子(公元1792年)仲秋，朱克柔的《书<吴医汇讲>后》(即“后序”)作于壬子仲冬。因此，《吴医汇讲》首刊于1792年，是毫无疑问的。关于其卒年，其孙唐庆耆在“嘉庆复刊本”的后跋中说：“仆先祖笠山公……于暮年采取诸同学高论，辑成《吴氏汇讲》行世……选至十一卷周省吾先生佳章之后，忽抱沉疴，于辛酉岁辞世，迄今十四载矣。”庆耆此文撰于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辛酉岁”即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该跋文不仅使我们得以知晓唐大烈的确切卒年(公元1801年)，更重要的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段史实：唐大烈在“选至十一卷周省吾先生佳章之后，忽抱沉疴，于辛酉岁辞世”。而《吴医汇讲》1792年“新镌本”即载有周省吾的《三焦说》、《命门说》、《阴阳常变论》、《中道说》、《三百九十七法考》5篇医论，1814年的“复刊本”，“庆耆仅守遗板，即以十一卷第八页省吾先生佳作为止”。也就是说，唐大烈于1792年刊行《吴医汇讲》后不久，身患痼疾，不得不停止了继续编纂《吴医汇讲》的工作，抱病11年后，于1801年嗑然长逝。因此，《吴医汇讲》“自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创刊，至1801年(嘉庆六年)他去世为止，前后陆续出版十一卷”的说法，是缺乏基本事实依据的。

    《吴医汇讲》收载了包括唐大烈本人在内的41位作者的128篇医论，有人认为“这正符合期刊作者多的特征”，笔者以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唐大烈之所以如此为之的原因，在其《自序》中早有交代和说明：编辑此书的初衷意在效仿江瓘辑《名医类案》、罗东逸撰《名医汇粹》，特别是康熙年间吴中名医过孟起将苏州一带医家治病经验与医案汇编成《吴中医案》的做法。正如朱克柔所说：“集前辈名医及诸同人著作，汇为一编，名之曰《吴医汇讲》。”因此，仅仅凭借“从作者角度来看，书籍的作者一般都较少。而唐大烈根据江南著名医生所供稿件，编辑出版的《吴医汇讲》却有四十一位作者”之多，就认定它“是一种期刊，而不是一种书籍”的做法，实属孟浪。其原因在于：《名医类案》、《名医汇粹》、《吴中医案》等均为“继述之多人”之书籍，难道也能说它们“是一种期刊，而不是一种书籍”吗？

    最后，从期刊杂志不同于书籍的另一最基本特征--必须设有不同的栏目来看，也是不能说《吴医汇讲》是一种期刊杂志的。该书以作者为目分为11卷，每位作者之下分列1～19篇不等的医论，而无反映办刊宗旨的专栏标题之设。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形式，还是到内容等诸多方面，《吴医汇讲》均不具备期刊杂志的一般特征，说它是我国最早中医杂志的说法，无疑是大谬不然之论。之所以会如此广泛地长期流行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其原因有二：一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近代科学成就的标准作为参照系，来“套证”中国古代医籍的有关记载，更有一些人仅仅以论证“中国第一”作为主要目标，往往只是致力于“发现”中国在多久多久以前就已有了西方在近代或当代才取得的某项科学成就，注重发现中国人曾经创造过多少个“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方多少年”。二是不认真研读原著，望文生义，妄下断语。仅仅看到唐氏在书中有“拙集不限卷数，以俟陆续赐教，随时增订”、“凡高论赐光，所到随镌”、“尊居远隔，并不妨邮寄寒庐，并登梨枣”等只言片语，就想当然地认为该书“是一种期刊，而不是一种书籍”；为了自圆其说，更是人为编造出“前后历时十一年，可能每年出一卷”的臆说。

    至于该书的性质，笔者认为当属医论性杂著。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唐氏本意是想通过广泛搜集吴中地区名医有关经典著作的注解阐发、学术理论的争鸣探讨、药物方剂的解释考证及医话歌诀等方面的有关论述，“不分门类，不限卷数”，“日增月益”，“集腋成裘，堪补艺林之阙”。故其在首刊时，“各分版页，不相连属，以便续增。”之所以在1792年先期刊行前11卷的原因是：“凡新书一出，坊间每即翻刻，虽云必究，然而此弊久延矣。今余是集，系就先见教者先为付梓，现在广以奉征，正无已时，即余拙撰，积稿颇繁，现因卷帙不匀，故亦先刻几条，俟诸同学陆续赐教，余亦渐次补镌，非止限此几卷，便为完书也，购阅者须认本堂原板，乃得卷以日增，若夫翻刻之本，焉能随补随翻，决非全集，愿诸公辨之。”后因重恙缠身，终无法实现夙愿。不过，即便唐大烈最终完成了这部煌煌巨著，我们今天也只能说它是一部“不别门类，不限体式，乃医家自由言论，以启后学之心悟”的医论性杂著，而绝不能说是期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