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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伯纳诺教授的看法，“心理弹性”的动力可能来自大脑激素反应、基因以及行为方式的共同作用，以保证一种情绪上的平衡状态。它不仅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变故、创伤面前不至于崩溃，在好的经验上也一样，比如一顿美好的午餐，赢得一场球赛，被老板表扬，都不会持续太久——可能因为人是天生的忧患动物，在愉快的经验中沉浸太久，会钝化识别新的危险的能力。
乔治·伯纳诺
不久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乔治·伯纳诺教授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文章《一个国家能承受多少》，其中提到日本人应对灾难的奇异心理状态。
日本的确很特别。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过核毁灭的恐怖，并存活下来的国家。根据美国随军记者乔治·维勒的回忆，长崎原子弹爆炸不到一个月，就有火车带来了返乡的幸存者。他们两手空空回到满目疮痍的城市，找出原来的家所在的位置，种上植物，重新开始生活。
其实，并非只有日本人如此。汶川地震后两天，刚刚安顿下的帐篷边上，就已有人摆起了麻将桌。智利、阿根廷、墨西哥都曾在地震的废墟上举办过世界杯。
“当变故发生时——天灾、亲人去世、恐怖袭击、流行病爆发，大部分人最初都会体验到一种深刻的震惊和迷惑。他们会暂时出现创伤的反应，比如睡眠困难、噩梦、抑郁、记忆闪回等。但1个月之后，幸存者的创伤反应会慢慢减少，到6个月之后，除了极少数仍被负面情绪严重困扰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能恢复到正常的身心状态。”伯纳诺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这就是“心理弹性”，伯纳诺教授研究了一辈子的课题。这是一个借自物理学的概念——某些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形，当外力撤除后，便能恢复原状。人的心理也一样，在遇到变故或逆境时，最常见的反应不是被击垮，而是迅速恢复，通常不超过几个月就能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弹性：一套心理免疫系统
伯纳诺教授将“心理弹性”比喻成一种精神上的免疫系统。它与身体免疫系统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急性系统，专门为短期、即时的威胁而设计，身体免疫系统应对的是突然入侵的细菌、毒素，而心理免疫系统应对的则是突如其来的心理压力及其所造成的情绪反应，如恐惧、焦虑、悲伤。
作为进化的设计，心理弹性在应对短期压力时最为强大。比如，当遭遇地震之类的天灾，生命面临危险时，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的区域被激活，我们不可抑制地感受到恐惧和压力。于是，我们惊恐、战斗、逃跑或者麻木。这些都是本能反应，能有效地帮助我们动员身体和心理的防御机制，以最高的效率处理眼前的危险。灾难幸存者在早期常常有噩梦与闪回，无法入睡，容易惊醒，这些类似创伤的反应在短期内也是有适应性功能的，是身体预警的本能，逼迫你思考发生了什么，并从灾难中学习。
这样的应激反应可能持续几分钟、几小时，或者几天，但一旦灾难过去，心理弹性就会开始起作用——大脑中一系列化学元素（比如神经肽Y能抵消大脑多个区域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效果，脱氢表雄酮DHEA能抵消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效果）会逐渐抵消恐惧引发的压力。所以，即使像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大多数幸存者也并不会留下多么严重的心理创伤。
但是，在长期压力面前，心理免疫系统的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日常的挫折与损耗，激发的不是恐惧，而是抑郁。在一个高压的社会里，你买不起房子，付不起房租，拿不到好成绩，或者找不到好工作，都会导致你的大脑经常性地警铃大作，压力激素持续喷涌，伤害海马回和杏核体（记忆与情绪相关）的神经细胞，你同时在身体和情感上受到伤害。所以，比起突如其来的天灾，长期累积的心理压力更可能让一个人精神崩溃。绝大部分自杀的根源都是抑郁。 当你痛失所爱：悲伤的另一面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的确有一种死法叫心碎而死——失去所爱之人，会增加患心脏病和心肌梗死的危险。“丧亲也是一种压力反应，同样伴随着激烈的身心变化，不过它激发的主导情绪是悲伤，其中可能还夹杂着愤怒、羞愧，视丧亲者的不同经历而定。”伯纳诺教授告诉记者。
“与恐惧或抑郁不同，悲伤的进化意义在于，在失去一个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之后，你的心智必须适应他已不在的现实。悲伤将你的注意力暂时由外部世界转到内心，让你专注于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重新校准对生活的期待，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一直以来，亲人去世都被认为是最惨痛的一种变故，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根据弗洛伊德的“哀悼工作”假设，丧亲者必须从已经逝去的人身上收回自己的情感能量，才能重新恢复身心平衡状态。而这种“收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瑞士神经科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则将这个过程分为标准的5个阶段：否认、生气、磋商、沮丧到接受。她认为，面对死亡，无论即将死去的人，还是将要失去的人，都会经历这五种情绪变化。
虽然没有任何数据和实证的支持，这些理论却在西方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五阶段论”几乎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哀悼方式。一个人在失去亲人后如果不经历这几个阶段，比如葬礼上不流一滴眼泪的寡妇、妻子去世不久就跑去看球赛的男人，或者失去了父母还在玩游戏的孤儿，显然都是在逃避问题，都应该抓去看心理医生。 作为一名行为心理学家，伯纳诺教授将自己学术生涯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收集数据和做实验上，以测量和分析不同的人对变故或逆境的不同反应。他调查过“9·11”之后的纽约人、“非典”之后的香港人、汶川地震后的四川人民、刚动过乳腺癌手术的人、性暴力的受害者，以及刚刚痛失所爱的人，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尽管人们反应各异，但大部分人的心理都是有自然弹性的，而这种弹性足以帮助我们应付生命中绝大多数的变故。比如，当亲人去世时，“心理弹性”的表现形式就有很多，有人倾诉痛苦，有人压抑悲伤，有人理想化死去的亲人，有人继续跟死去的人说话，有人自我膨胀，也有人将悲伤转化为对医生的愤怒，但很少人真的一直沉溺在悲伤里不能自拔。
伯纳诺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记录和分析一批刚刚丧偶的寡妇在谈论去世的丈夫时的面部表情，观察她们能否表现出真正快乐的笑。结果发现，这些人的表情并非一味的愁苦悲伤，而是与正常人一样，在悲伤、愤怒和快乐之间转换。 在《悲伤的另一面》中，他写道：“哀悼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持久的状态。从时间线上来看，它更像是波浪的起伏。它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宰你的情绪，然后渐渐退去，然后再次卷土重来，再慢慢退去，直至最后停止。这种情绪的摇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减轻失去亲人所造成的压力，另外也为朋友的抚慰提供了空间——人愿意安慰悲伤的人，却无法忍受严重抑郁的人。”80%的人都能自行从失去亲人的悲伤中恢复过来。一旦哀悼结束，你将更容易回忆起那些关于逝去的亲人的美好回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悲伤的结束，并非关系的终结，而是关系的重建。就像C.S.路易斯在回忆录中描述妻子去世后的心情：“当我还在悲痛中时，我失去了她，因为无法好好回忆她。直到我从悲哀中复原，我又重新找到了她。” 心理弹性的变量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在人生变故和逆境面前，善于表达和倾诉是最健康的应对方式，而压抑自己的情绪则被认为是病态的表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关于心理治疗的理论，大都建立在人性脆弱的假设之上。所以，每当有灾难发生，经常有心理专家跑到现场，为幸存者提供所谓“紧急事件应激晤谈”。他们要求幸存者回忆灾难发生的经过，并谈论自己的感受。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手段，能帮助受害者疏泄情感，尽快康复。但过去15年来，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这种晤谈经常是有害无益的。比如在小组会谈中，一个人的恐慌可能感染到其他人。2004年印尼海啸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就曾发出警告，要求心理专家不要盲目到灾区提供心理治疗。弗洛伊德曾将“压抑”定义为“将注意力从不愉快的事情上转移开”。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压抑和逃避也可以是一种应对压力的有效方式。尤其在灾难刚过，满目废墟，到处是需要帮助的人，这种时候适应性的应对方式不是嚎啕大哭，或者向人倾诉痛苦，而是压制自己的情绪，冷静观察和理解形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色列的心理学家曾经跟踪3家医院116位心脏病人，发现逃避型病人（拒绝谈论自己的病情）的康复情况比表达型病人（高度焦虑、随时在谈论自己的病情和感受）要好得多。 真正心理弹性最强的，是那种懂得何时应该表达和倾诉，何时应该保持沉默与忍耐的人。”伯纳诺教授告诉记者，“但如何分辨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一种生存智慧，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弄清楚的问题。” 除了个体应对方式之外，影响“心理弹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社会能力、经济背景、个性品质、自我观念等，这些都属于内部因素，而外部因素则主要指社会支持网络——能在你遭遇困境时伸出援手的人。对灾难幸存者来说，最艰难的一点往往是很多亲人和朋友在灾难中丧生，使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陷于崩塌。 此外，不同的文化中也包含了不同的弹性资源。在西方人的文化里，亲人去世后，你必须放下，才能继续前行。而在中国，人们仍然保持与死者的关系。两种哀悼文化，说不上哪种更健康，或者更具弹性，关键看它是否得到各自文化的支持。90年代中期，伯纳诺教授在中国做关于丧亲的研究时，曾学中国人的丧葬仪式，为自己去世多年的父亲烧了纸钱，当时觉得心下十分宽慰，但当他回到美国，打算如法炮制时，却觉得无比荒谬，周围人都觉得他脑子出了问题。“一种仪式必须得到其所在的文化的尊重和支持，才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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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2 20: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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