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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1] [upload=1] 鄙人拙作《左手易经 右手内经》已经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欢迎批评指正。 我会陆续登载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一、国学大家张其成老师序
中医学的经典代表著作《黄帝内经》与易学的关系至为密切,单从文字层面考察,只有《素问。天元纪大论》、《灵枢。九宫八风篇》等引用了易经文句,但二者的知识系统(思维模型)和价值取向内在联系十分密切,“气、阴阳、五行”是两者共同的表达形式,“象数思维”是二者共同的思维方法。可以说《周易》是中国传统生命科学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河洛八卦为代表的“象数理论”模型,是医易模拟人体生命的理论模型。后世医家不断发展这种理论模型,并将其运用到中医的诸多领域。《周易》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中医学以“阴平阳秘”为生命的最佳状态,二者具有共同的观念和境界。这是考察医易关系的核心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象数”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应当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是由于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所以中医“象”思维模型未必能够很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把握和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这也是本文作者所强调的思维方式局限与流弊产生的“笼统性”或“模糊性”,因此也正如我所主张的一样,“象”思维模型是需要 “修补”的。本文的作者就是在这方面做了艰辛的努力,不过他认为自己不是什么修补或更改,而只是“发覆”!
易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两派六宗”。义理派发展成三宗,即王弼的“说以老庄”,胡瑗、程颐的“阐明儒理”,李光、杨万里的“参证史事”;象数派也发展成三宗:即汉儒的卜筮,京房、焦延寿的讥祥,陈抟、邵雍的图书;共六宗。
而“医易”显然是象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系统。《内经》中所谓“生气通天”、“脏气法时”等,完全是根据“人身小天地”,即三才之道来立论。战国秦越人《难经》、汉代张仲景《伤寒论》六经辩证以及经络学说等,都是在此经典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一章中,特别强调了医家精通易数的重要性,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明代医学家张介宾作《类经图翼》及《类经附翼》,对医易汇通理论作了重要的阐发。
显然本文作者所发扬的主要属于陈抟、邵雍一派的“图书易学”。不过与前贤相比,他显然有幸地掌握了更多、更广泛的现代科学知识。借助于现代科学多学科的新成果、新手段、新发现,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验证中医、衡量中医,而且也会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我曾经说过,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而本文作者则更加进一步论证“象”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但是两者的内涵显然是有差别的。因为医易是同源、同构的思维模式下的产物,而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西医与现代科学,有着与东方迥异的思维模式,但是“象”却是它们认识事物的共同基点!这里所说的“象”依据作者的诠释,就是孔子所讲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中的“形”,因此为“道形器”论,而非几千年所讲的“道器”论。所谓形或象,实际上只是视觉的效果,正是基于此共同形或象的基础,东西方产生了认识上的分别或分歧!东方人向上探究“为什么?”,产生了“理(原理)、气(关系)”观;而西方人则向下探索“是什么?”,产生了“器(物理特性)质(物理构造)”观。依据作者的分析和命名,就是东方偏向于“类象思维”,而西方偏向于“抽象思维”,但是基点都是“象”!
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某种层面上的“中西会通”!显然,个人认为这种会通并非是中西文化的“全面融合”,而只是某种认识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当然也有很确定的融合,如“原(元)气”的产生与“气功”的实质,因为这完全可以是“科学”的认识方法,而不必产生认识上面的分歧,个人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或“中西医学”能够真正融合、切入的第一个“基点”,远比经络的实质清晰明朗!依据作者的形象比喻,它是人作为一个真正的整体如文明国家(而非西医所认为的多细胞的集合,如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而必需的“能量中枢”如国家粮农部。
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作者的文章有了“三新”——就是论点新、论据新和结论新。
论点新 说论点新,作者似乎不太认可,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发覆”,而没有“创新”,并且确实是依据医易经典和“医外别传”的“丹道医派”和“道家”。如对“五藏六府”的认识,以为真正的五藏乃“五脑”也,而相应的“五府”则是五个“内分泌腺”系统,它既有《素问?五藏别论》、道家《黄庭内景经》和修真图的直接证明,又有上古医典《太史天元册》(依据作者的考据有错讹)与道家丹药的间接证明。此“五脑五腺”就是奇经五脉(除带与任督脉外的冲脉与阴阳维跷脉)所连属的“藏府”!!
而“六府”则是“心、肝、脾、肺、肾与膻中”,以“府”者亦是“聚藏”义,和“藏”一样,与“藏而不泻”的“阴”义合;与它们相应的为“六肠”——胃、大肠、小肠、胆(《难经》名青肠)、膀胱(白肠)与三焦,以“肠”者“畅”也,方与“以通为用”的“阳”义吻合。此皆千古未发之义也!
而与“五藏六府”相应的“五运六气”的天学背景也因此而改变!其云与“六气”相应的天文学背景为木、火、土、金、水五星外加第六星“天王星”(作者意为古称的隐曜,名紫气),而非如王冰补入的那样,将火星两次配用;而同样,“五运”的天文学背景是“北斗(大角代令)与四象”,这本来就清晰地表达在王冰引用在古代典籍《太史天元册》中,但是王冰所传依然将它们归结给木、火、土、金、水五星的作用。
其他如三丹田、心系列、经络、气血营卫、中气、六气、六经等等,多是“新”的阐发,但又都与医易不相左。尤其是依据此理论对千古中医临床典籍《伤寒杂病论》和近代面世的《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的“诠释”更是出人意表、自成一家!其中的“寒温之辨”更是振聋发聩!如分析认为,《伤寒杂病论》中所讲的“中风、伤寒”为特指,其中的风、寒为“外邪”(所谓的“风则伤卫,寒则伤营”),也即病菌因素,伤十四经脉(邪自皮肤而入);而通常所讲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则是自然因素(为三种相对的气候状态,即湿度:燥、湿;温度:寒、暑;气压:风——低压,火——高压),为正常之气,只是过度时方为害而称为“六淫”(淫,就是过度之意),并且以桂林本《伤寒杂病论》有专门的“六气(淫)篇”为证明;另外补充的是“疠(疫)伤中(气)”,即“邪”(疠疫之气,是一种特殊运气下的病菌因素)自中宫(消化道与呼吸道粘膜,即口、鼻)而入,此方真正的“瘟疫”,而非为“温病”——此是“伤寒”伏气而发,正所谓“伏气病温(非瘟)”。
而融汇儒、释、道学的性、识、情、欲论,也是独树一帜、精彩纷呈,让我们有必要从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人性奥秘的阐释!
论据新 除了西医学新发现,还包括现代科学的天体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和化学等。当然,也包括上面我所讲的被我们自己遗忘和忽略的自家“新”论据(就是上面所讲的“丹道医派”和“道家”),还有佛家天人观、性情观、唯识论与密宗的气、明点、轮脉等。其中最为精彩的是阴阳五行天学本源的北斗七宿和四象各七宿相对应的生物分类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堪为东方医易学指导现代所谓科学的典范!
而由于文章中皆是中西的类比与互证,因此上面的结论不是唯一的,文中有很多如此的反向(所以云反向,是因为多数研究者是引用科学的结论来证明医易的“科学性”,而没有依据医易来类比推导“科学的”结论)的“推论”结果,如类星体结构、中微子振荡、酶的微波催化、原子核的真实构造等等,十分值得期待——科学的验证!如果正确,则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结论新 有了新论点与新论据,自然就产生了 “新”的结论。通过作者的多层次、多学科的相互证明,一副全新的“东方宇宙大统一模式图”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立体而生动的图案竟然是包含有无极、太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八卦和九宫的天球河洛图!它无比形象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存在于华夏远古文明中——五、六千年前黄河仰韶文化中半坡F1与大地湾F901的明堂以及辽河红山文化中Z3圜丘(天坛)和Z2方泽丘(地坛)!作者认为它竟然就是完整的金字塔模型!
我与作者的第一次交往在12年前,当时他就将自己这方面的初步研究(起思创作于读大学时,已有6年余)心得寄予我审阅,我当时的回复是,有新意,但是很不完善,多有牵强之处,希望继续努力研究。时隔四年,作者又将其研究的心得寄予我,此次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仍然不太完善,尤其欠缺的是缺乏运用此思维模式对中医临床典籍《伤寒杂病论》的解读。04年在我的恩师朱伯昆所主持的“易经与现代文明研讨会”上我们相聚于中南海国宾馆,又当面进行了交流,当时他仍然一如既往的在探究这个领域,认为越是深究越是发现很多不足,依然需要沉心钻研,不敢懈怠和满足,我很期待他的心血铸造能够进一步完善。如今又隔近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成果,研读之下还是甚为欣慰!因为无论如何这已经是一部较成熟的、富有创新的呕心沥血之作,不再是当初的简单猜想!毕竟作者坚持不懈地研究了近二十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与灵感。
文章中有些内容否定了以往的医易诠释,可能不与时贤之论相协调,但是作者能够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在百家争鸣的学术论坛上,不失为一家之言。当然文中仍然有不太完善之处,或者表达得不是很清晰,或者还有一些不近人情的玄奇处,不易为当下人理解,但是瑕不掩瑜。本书凝聚作者近二十年的心血,终于别有心会,大胆创新,已经是难能可贵。愿其新论能够引起中西医学界、易学界和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和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尤其是肩负中医血脉传承重任的中医药大学生们的关注。余是以乐为之序!
张其成2010年3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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