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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方派”著名医家吉益东洞生平简介
生于安艺广岛的吉益东洞(1702~1773),名为则,字公言,通称周助。其家族本姓畠山,以身为足利家“管领”而闻名的畠山政长即其先祖。政长的弟弟名义就,世代以金疮、产科为业。其四代孙义益改用自己的名为姓,其子又将义字改为吉;并整理家传之方著成《换骨抄》,此即吉益姓氏以及所谓“吉益流金疮产科”的由来。而东洞的爷爷、与《换骨抄》作者吉益助秀同辈的畠山政光后来也因仕途险恶而更弦易辙以医为业。
东洞幼时,因闻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风。遂习兵书、驰马弄剑,对于祖父相袭的医业毫无兴趣。年稍长,思太平时节欲以武术复兴家业实属不易,始术古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决心学医。时年19岁,先随祖父的门人习吉益流金疮产科之术。一日忽谓:“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乃从家传之方中采择二三有奇术者,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内科之研究。“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蜇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至30岁时又大有所悟:“万病唯一毒,众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此即有名的“万病一毒”之说。又因他极力反对当时医家普遍习用的中国宋明医学,所以常说:“非医天下医,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师,授教之业也不弘焉。”
为了治疗众医之病和弘扬自己的主张,37岁的东洞于元文三年携父母和妹妹来到京都,以“古医道”为旗号开业行医。当此之时,耻于自己不能复兴家业而隐于医的东洞,认为不应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
虽志向远大,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医业不兴旺,几乎没有弟子入门,仅有的一点积蓄亦被盗,所剩唯有一个“穷”字。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学着做人偶、烧钵皿,卖几个钱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长达3年。据森立之《游巷医话》记载,此时东洞的家境是“贫居陋巷,但有一炉一锅。满堂尽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积,唯座右《伤寒论》一部时时披阅”。
东洞之友邨尾氏,仕于威震四方的佐仓侯,因公事入京而顺访故友。见其潦倒之状,故荐东洞于佐仓侯。佐仓侯乃允招其为侍医,邨尾大喜,告知东洞。孰料东洞却谓:“始以子为知我者,今识子非知我者。吾虽贫而老亲在,岂降吾志污辱祖先乎?贫者士之常也,穷达者命也。假令术不行,天未丧斯道也,吾果饿死耶?穷则必有达,行道乐道,贫困何忧?”辞而不仕。
延享元年,东洞43岁,贫益甚。囊中空空一贫如洗,真正是“家无隔夜粮”。于是斋戒禁食7日,诣少名彦庙告曰:“为则不敏,过志古医道。不顾众惧,推而行之。今也贫穷,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罚以贫与?为则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饥且死不敢更辙矣。大明神吾邦医祖也,请垂照鉴:道非其道,速断吾命!若推而行,则必害万人。诛一夫而救众,固吾之所愿也。”
一日,某经商的友人过东洞寓所,见其贫而赠以金银。东洞以日后无加倍报答之能力而谢绝之。其友谓:“余赠金于先生,非为先生,而是为天下万民,不必念偿还之事。”东洞始拜受。由是可见其志操高洁之一斑。在继续靠制作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声名大振的机遇却突然降临——
一日,东洞照例将自己制作的偶人送到销售的店铺去,适逢店主人老母患伤寒病笃,乃自荐为其诊治。临病榻细细诊看之际,得知已经帝室典医(御医)山胁东洋诊治,故索其处方观之,谓:“当去掉石膏用之。”稍后,东洋先生来到病家,诊察之后正当稍事思考时,店主人告之东洞之语。东洋先生乃额手称叹曰:“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当去石膏,即闻其语,则今日去之。”离开病家,东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访东洞。其后,店主人因老母痊愈而重谢东洋,然东洋先生却谓:“彼时若无东洞之言,陷于误治而不自知。全治乃彼之功也,谢金自当他受。”从此二人之交渐厚,东洞之名亦渐为人知。正所谓:“先生名所以益显者,东洋扬之也。”
延享四年,东洞46岁时,医业已相当发达,弟子也逐渐增多,与松原维岳、香川修庵、山胁东洋等知名医家的交往也渐深,乃集这些共尚古医方的同道一起研读《伤寒论》。以松原年长而为讲主,而东洞则每每与之争论。
宝历元年(1751),东洞50岁时,选《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张仲景的药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之于世。世人由此始明古医方的方意。然后又从中择出173个药方,附上论证治术,是为《方极》。此乃其门的“方鉴”,目的在于阐明:在张仲景的药方之外,无可取之方也。明和年间,又就当时所用药物,推其实际功用、究其药物之能,作成一书名《药征》。复以问答体将自家的学问写成《医事或问》。另外,其弟子鹤元逸于宽永元年(1748)著《医断》,严恭敬于宝历二年(1752)著《建殊录》。前者述东洞的学说,后者为东洞的治疗验案。正是因为这些著作的流传,东洞的学说才广为世人所知。一时间公卿缙绅、远近之人或求诊,或问道,云集门下好不热闹。但反对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
宝历十二年(1762),东洞邀门人故旧宴于京都东山,举杯而言:“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长子猷,年13),弟子中尚无达于其道者。若大开家塾教授生徒,当有杰出之人生于其中。然资财不足,自今志于货殖,以果此事。”从此东洞节衣缩食并经营药材生意,数年后以所积之钱财开设一大私塾作为医学讲习所,收留那些有远大志向的贫穷学生,以助成其愿。
东洞晚年在京都西门外购地建屋,为速成此事以致折戟商场。明和六年(1769),以“其年既老,恐志愿之不达,欲速其功,反失计划,大亡赀财,于是百事皆坏,鞅鞅不乐。家事悉任长子猷”。并欲游历各地,以救患病不能来京师者。此后,多有各路诸侯聘请之事,皆辞而不就。
安永二年,东洞年72。九月卒然目眩、舌强不语而亡。
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廖育群编著《吉益东洞——日本古方派的“岱宗”与“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