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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甲乙经》(晋·皇甫谧撰,公元282年)的明刻本写作“岐”,而《灵枢》的明·赵府居敬堂刊本均写作“歧”。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经脉医学”领域曾经连续发生过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首先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经脉现象——循经脉感觉被再发现;随后是关于经脉医学的古代文献“扁鹊《脉书》”从长沙马王堆与江陵张家山的古代汉墓中出土;还有东汉画像石“歧伯占脉行医图”的发现;更值得一提的是,有堪称经脉医学的活化石与循经脉感觉的立体标本的“涪水经脉木人”在绵阳的古代汉墓里出土。
对经脉现象循经脉感觉的深入研究,导致了经脉医学的复活,而复活了的经脉医学实践又促成了对古代经脉医学历史的重建。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大古有歧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暗昧。”说的是: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古的经脉医学与经脉技术,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辉煌之后,到了两汉时期,终于暗昧失传了。这里提到的歧伯、俞跗、扁鹊、秦和与仓公,便是我国古代经脉医学的大师。今天,当我们从古代经脉医学历史重建的角度与应用经脉医学复活的实践眼光去审视这些古代经脉医学大师们的时候,我们应抛弃那些陈词旧闻,挣脱历史教材的百年框框,振聋发聩,去讲述一些耳目一新的内容。或者说,沉睡千年的这些古代经脉医学的大师们,在新世纪里,伴随着经脉医学的复活而复生了。
画像石上手持石制鍉针占脉的
半人半鸟的神物便是歧伯
1958年,东汉画像石在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出土。据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刘敦愿先生介绍:“石上浮雕着从前未曾发现过的一种神话题材,即在带状的画幅内,一端刻着一个半鸟半人的神物(胸以上是人,胸以下是鸟),它对面是鱼贯而来的人群,人数多少不等,均作披发跪坐的姿势。神物一只手和来人为首的那个相握,另一只手则作扬举之状,或是握一短棒状物。”
那么,这位鸟医神物究竟是谁,他是春秋战国之际驰名诸侯的号称扁鹊的名医秦越人吗?当然不是。
活动在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的秦越人,始载于西汉时所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一位活生生的名医,绝无神物之类的描述。因此,不可能到了东汉反而会把他传说成是鸟医神物。刘敦愿也注意到,秦越人是个距汉代不远的历史人物;而这个鸟医神物却“和黄帝、俞跗等远古人物并列,当然是远古人物无疑。”
其实,这个鸟医神物就是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注解中提到的“轩辕时期扁鹊”。秦越人从事经脉医学,因为与轩辕时期的扁鹊相类,所以“仍号之为扁鹊”。《汉书·艺文志》载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所谓“泰始黄帝”乃是假托,本来的名称应该是《扁鹊、俞拊方》,将扁鹊排列在俞拊之前,它的所指就是“泰始扁鹊”,也就是“轩辕时扁鹊”。
而在轩辕时期从事经脉医学的扁鹊,只能是“大古有歧伯、俞跗”之中的一位,这个人便是位居俞拊之前的歧伯。
泰始扁鹊或轩辕时扁鹊
因为双足有歧而得名“歧伯”
与医药有关的泰始或太古时期的“神人”,据传说记载,有人面蛇身或龙身人首的伏羲氏,他尝百药而制九针;有牛首的神农氏,他日尝百草而遇七十毒;而被假托为医药始祖的轩辕黄帝,则称为有熊氏。其中,没有哪一位的命名或者绰号是与“出生地”或“故里”相关的。依理,同样带有图腾崇拜特征的半鸟半人的太古神医扁鹊,他的命名也应该与“鸟”的体态特征有关。
歧,或者说是“足多趾”与分叉为二,意指鸟足。又说“歧歧飞行貌”。歧字的甲骨文构成于“止”(前行的足迹)与“支”(手持工具以操作)。伯,指部落的首领,常为年老长者而兼通医术的人。我们认为,“止”字旁的“歧”是对的,是本字;“岐”字是通假。
《汉书·古今人表第八》中所载,也唯有歧伯之名,可见歧伯在经脉医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歧伯占脉行医图》
与鍉针“按脉致气”的功用
让我们来再一次观察前述的两城山东汉画像石。被称为大古扁鹊的歧伯,他用右手握持着受术者的右手,而左手则举持着一个棒状物,这很可能就是在用石制的“鍉针”进行“一拨”(施加一点刺激)的操作而“致气”,使被称为“气”或“脉”的感觉循行现象出现,据之以“相脉”(视脉)而作出“占断”(诊断)。因而,这幅画像石应该被命名为《歧伯占脉行医图》。我们绘有这个歧伯“一拨占脉”的图解。所谓占脉,就是用口讲解“脉案”——循经脉感觉走行路线的格局及其诊断、治疗与预后的意义。
除了上述两城山歧伯画像石之外,还有济南大观园歧伯画像石。后一块画像石上的歧伯,也就是太古的扁鹊,他正在审视手中所持的鍉针地进行“占脉”。
歧伯(太古扁鹊)占脉行医的神话故事失传了。但是,已知至少有7块应该被称为《歧伯占脉行医图》的画像石却流传了下来。
如前所述,歧伯手中所持的石针就是石制的鍉针。这个“鍉” 应读“镝”(dī)音,是拿来抵压于人体的皮肤表面上而引发出循经脉感觉用以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工具。
据《灵枢·九针十二原》,“鍉针者,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翻译成今日的语言就是:鍉针的功用是按压在经脉之上,使之出现感觉循行(致气),但是却不能刺入肌肤之内(勿陷)。另据《灵枢·九针论》,鍉针“主按脉取气,令邪出。”则说明致气或取气——引发出来循经脉感觉,可以有逐邪外出的功效。这种用于按脉致气以引发出“压致循经脉感觉”的石制鍉针,在改为金属制之后,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称直到今天。
浙江省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出土过一些木制或骨制的钉形器,骨制的钉形器由骨壁较厚的肢骨锯切精磨而成,造型圆润、规整光亮,尖部较钝,因为长期被使用而在表面呈现出一种有如玉器被长期把玩后的包浆状。据推断,这很可能是八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跨湖桥人用于按脉致气的鍉针的前身。
出于河南省新郑县郑韩故城遗址中的一枚石针,它的尾端有棱可以用为砭,头端则为钝圆,其实就是一枚石制的鍉针,与画像石上歧伯所持者完全相同。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玉针,也不能刺入人体,它的形制仍然类似于鍉针。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制针具中,有一只已经被判定是鍉针。
在《灵枢》与《素问》里,
“黄帝问与歧伯曰”的秘密
在古代经脉医学时期,相关的文字资料被称作是《脉书》,与灸法所引致的循经脉感觉相关的名为“脉灸经”,与针法所引致的循经脉感觉相关的名为“脉针经”。后来,对于经脉感觉循行现象不再被重视,“脉针经”就被略称为“针经”。传世的古代文献《灵枢》的原名就是《针经》。
春秋末年以至于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凡有“医经七家”,而实际上,主要是两大家,那就是扁鹊学派与黄帝学派。春秋末年,秦越人高举“轩辕时扁鹊”的扁鹊学派旗帜,这也是后人称他是扁鹊的一个原因。黄帝学派后来居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唐兰说:“所谓黄帝之言,都是战国时兴起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宽说:“黄帝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到了战国末期,则后起的黄帝学派已经逐渐取得了统领的地位。
在“医经七家”时期,书篇(一篇文章就是一部书)的开场白必然是“黄帝曰”或“扁鹊曰”或伯高、雷公、少师、少俞“曰”。这是为了在学派论争中打出自己的旗号,也正是因为如此,《方技略》才有可能把天下医书按照学派分类归家。当时,扁鹊学派打出的旗号是“扁鹊曰”,所指就是“轩辕时期的扁鹊”——歧伯。
黄帝学派取代了扁鹊学派之后,对于天下医书的归籍方案要求消除扁鹊之名而独崇黄帝。重新归籍的结果是分成“右医经两家”:一名《针经》(即《灵枢》),一名《素问》。前者的开场白是:“黄帝问于歧伯曰”;后者的开场白是:“昔在黄帝,问于天师曰”,尊称歧伯为天师,而“扁鹊曰”却不见了。黄帝学派把一个“臣”字赐予歧伯,然后再以“黄帝”的头衔而“君临问之”。就这样,把天下医书全部都变成黄帝学派的作品了。据统计,在《灵枢》中,十分之六是歧伯氏论文,也就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廖育群研究员说:“刘歆《七略》时,诸医家们是并列,而至《素问》、《灵枢》时则大有不同,扁鹊之书己被改头换面入于黄帝之门。”余自汉等人说:“现今《灵枢》、《素问》两书的内容似将《方技略》医经各家的基本内容囊括而有余。”
经脉医学里的“歧伯”与
中医文化领域的“岐伯”共存共荣
综上所述,称其为以“止”字为偏旁的“歧伯”较为合适。然而,在后世的中医文化领域里,却有不能不把它写成“山”字旁的“岐伯”的理由。给歧伯“找到”故乡的,是南宋的史学家郑樵(1104年~1162年),他说岐伯是“望出安化”,就是今甘肃庆阳。又有人根据“山”字旁的“岐”字,推断“岐伯”必然是家在岐山(今陕西省岐山)的老者。
明·陈嘉谟著《本草蒙筌》,卷首载有“天师岐伯”的画像,可是并没有史料方面的依据。
清·乾隆年间刊行的《庆阳县志》有文字记载说:“岐伯,北地(今甘肃省庆阳西北)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岐伯庙,在县城南。” 新世纪伊始,甘肃省庆城县实施了岐伯圣景工程,塑造了岐伯像,建成了岐伯大殿(均见照片),已经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2005年6月3日,有“岐伯与《黄帝内经》专题论坛”在庆阳召开,说是“追祭医祖,共研弘扬岐黄文化”。
上述这些属于中医文化领域的资料,它们与经脉医学的年代相去甚远,两者之间未必存在学术上或医学史方面的必然联系,然而,却可以相得益彰,有利于中华医学的繁荣。因而,应该是彼此相互敬重,共存共荣。但是,在像“中国医学史研究”与“中国医学史规划教材”那样的著作里,不厌其详地大谈如上中医文化领域里的资料,却忽视了古代经脉医学研究的新发现与新进展,那恐怕就是一叶障目与舍本逐末了。
(1m1m责任编辑:邓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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