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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的十几天后,太原全城被起义军占领。山西巡抚陆钟琦被驻守在城内的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枪毙,惨遭灭门,留下了孙女陆士嘉。母亲施氏只好带着女儿陆士嘉投奔弟弟施今墨。
在舅舅的保护下,陆士嘉健康成长还接受了西方教育,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流体力学家。
这个施今墨是何许人?记得在高晓松的一期节目中,他曾讲述一位神医用砒霜治怪病的故事。
一天,这位神医的外甥孙女从大庆带回来一个得了怪病的女人。神医给病人把完脉说:“我行医60年,第二次把到这个脉,这是一种极怪的虫子……”
该如何把虫子打下来呢,神医开了一方药:一两剧毒砒霜。
他疯了吗?结果,这个病人服用之后竟打出来一盆极顽固的虫子,便痊愈了。
砒霜竟能治病?而把砒霜变成药的就是施今墨,那个把大庆女人带回家的外甥孙女叫张克群,是不是有点熟悉?
高晓松口中的外甥孙女,就是她的母亲。这样看来,神医施今墨就是“矮大紧”的舅公,不得了!
国医施今墨是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与孔伯华、萧龙友和汪逢春并称“北京四大名医”。1929年,汪精卫的岳母身患怪疾。请遍了西医都未能奏效。眼看着岳母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坚决反对中医的汪精卫还是决定——延请一位京城名医施今墨前来诊治。
施今墨一到,就凭脉诊断出汪精卫岳母的病因是禁口痢。对于病人的症状,也是言之必中,让二人心悦诚服。他开了一贴处方,嘱咐了十二个字:“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随后便离开了。
汪精卫岳母按着处方服用了五贴药,效果奇佳,不吐不泄了,身体也很快恢复了起来,再不用复诊了。
这件事让一向反对中医的汪精卫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医的刻板印象。
而汪的这一转变,在中国中医历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但这位技超西医的神人,起初却并不是靠医为生的,而是追随革命家黄兴。这身份转变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其实,施今墨本就立志学医。
因为出生于贵州,施今墨原名叫施毓黔。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年幼的施今墨便立志从医。施今墨的舅父是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施今墨自小就有机会接触中医。13岁时,施今墨跟随舅父经历七个春秋的刻苦研习,终于掌握了中医的病理和诊治学问。20岁时就能独立行医。
可施今墨的父亲却坚决反对:儿子若要成大事,从政才是出路。
施今墨不舍放下学习多年的医学,却无奈入学新式大学堂。
但有一个问题必须面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接触到西方进步思潮之后,稍不收敛,就很容易变成老专制老封建中的眼中钉。
施今墨也难逃一劫。因为他反对专制的西斋主持人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就把他开除了。转学到山西法政学堂,又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了京师法政学堂,这才结识了革命家黄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政界开始平步青云。1911年,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参加孙中山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参与立法,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
袁世凯夺权之后,他又被湖南督军谭延闿委任为湖南教育厅厅长。
仕途发展至此,施今墨可以说是享尽时代的荣光。但他对官员的尔虞我诈、官场的争权夺利倍感厌烦,甚至对革命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制度是变了,人心却依然停留在以前。前人为革命所流的血液尚未干却,新的争斗却又接踵而来。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施今墨毅然弃政从医。
1921年,他为自己改名“施今墨”。改名也是有原因的:“一是纪念自己的出生地,“今墨”即“黔”。二是向墨子学习兼爱之道,有医无类,对贫贱富贵一视同仁。三则勉励自己成为当今医学墨准,成为一准标杆。
早前参与革命时,施今墨就曾以行医作掩护,当时他的医术已有口皆碑。现在施今墨一心从医,来请他诊治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当孙中山卧病不起时,施今墨是他的会诊医生。
杨虎城生病时,特地请他出诊西安。施今墨医术高超,药到病除,就有了“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美誉。但这个名头来的不简单,因为他差点就行不成医。
辛亥革命,革新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努力破除旧文化的渣滓。谁知这竟牵连到了医学,有一大批人开始站出来反对中医,提倡西医。
层一心学医的鲁迅就曾尖锐地批评中医,称“中医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他在《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中就嘲讽中医的故弄玄虚和草菅人命,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医药就是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曾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梁漱溟认为中医没有统一可遵循的标准,这近似手艺而非科学。
郭沫若更表示自己宁死也不请教中医,“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国民政府竟蠢蠢欲动,一度打算废除中医。
1929年余云岫起草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的。早年学习过中医,但到日本留学之后,就被西医折服了。1916年学成回国后,便率先拿中医开刀。他将中医批得一无是处,认为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批评不够,他还主张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此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主持行政院的工作,他的态度对于中医存亡至关重要。但偏偏地,汪精卫也只信任西医,对中医也是大大的反感。
此时,几千年的中医学命悬一线。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医开始奔走呼吁。施今墨联合同行成立了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却还是没有理想的效果。
这时,汪精卫的岳母病了,他请便了西医,可岳母吃了西药之后,还是照样吐照样泻。
汪精卫急了,向众人询问意见。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施今墨这么轻松就治愈了好几个西医都未能治好的病,这让汪精卫开始重新审视了中国的传统医术:原来,中医也是可以治病救人,中医并非江湖骗子。
为了感谢施今墨,汪精卫还特意送匾一方,题字“美意延年”。
自此,汪精卫再也不提取消中医的事情了。
由于全国舆论压力,国民废除中医决议未能通过。经过这一番斗争,国民政府反而意识到中医在文化传承上的重要性,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施今墨被任命为副馆长。
中医终于存活了下来。但要发展依然很困难。因为依靠以往的医书和诊断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中医的辨证施治,在外行人眼里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中医没有严谨成系统的理论、科学可靠的标准、现代化的诊治工具,这些都是中医所缺乏的。施今墨虽行中医,却并不排斥西医。
他不顾同行反对,引进了西医的病名,还采用西医病名定症,但用中医治疗的方式中西结合,让中医的病理名称更加科学和规范。
他还吸收了西医中检查和化验手段,使病理的诊断更准确。
针对西医中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等,施今墨研发出自己的验方。以后,验方中的“皮肤病血毒丸”、“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还被制成中成药,在今天的药房里我们依然能见到。
1931年,施今墨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这个学院的医学生不仅要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还要学习西医的生理、病理学解剖和药理。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高年级的学生要在诊室见习一年。在十几年的办学中,施今墨培养了600余位中医骨干。他们成为中医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五十年代初,施今墨开始担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一次,施今墨为周恩来看病,因为紧张,开了方子的施今墨一直没说话。
周恩来问:“开的什么药?”施今墨答:“保和丸加减。”
周恩来笑着说:“原来施老先生的药是要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
这句话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周恩来总理总是很尊重地向别人介绍施今墨说,“这位是我的保健医。”
后来他遭迫害,也得到了周恩来的保护。
弃政从医的施今墨,在杏林里以另外一种方式救国救民。政治的高谈阔论、官场的尔虞我诈不再与他有关。
晚年,施今墨立下遗嘱请求捐赠自己的遗体供解剖:“我是搞医的,我死后一定要解剖火化。”身后捐献遗体的老中医中,施今墨算第一人。
治病救人,有医无类,才是其以身相许的事业。就像其《医戒十二条》所言:
“医之为业,为人而非为己也,故不可耽安逸,不可邀名利,但以救人为本务,除保存人之性命,治疗人之疾病,解除人之痛苦外,更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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