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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东北大鼠疫，与其说是西医的胜利，
不如说是中国人的胜利更符合实际
——读《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有感，兼驳中医无用论
东海仁爱中医脑康复医院 李其禄
首先请大家细读文章中这段话：“‘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鼠疫，多么令人恐惧的恶疾！第一次流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另据《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介绍，第一次鼠疫流行了300年，造成1亿人丧生。第二次流行在欧洲蔓延一百年，造成2500万人口的丧生。这就雄辩地说明，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在还没有弄清鼠疫的病因与传播途径之前，西医对它也是束手无策的。
为了证明这个说法有根据，不妨看看《人类历史上改变历史进程的瘟疫》一文是怎么说的：“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的堕落引来了愤怒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罪’。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直到米兰大教主想出‘隔离’的手段，才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了鼠疫的蔓延。”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隔离’的‘防疫’手段首先是由米兰大教主想出来的，并且收到了“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了鼠疫的蔓延”效果。这说明，以“隔离”手段防疫传染病并不是西医的发明，反而是从有神论者身上学到的。但因这种“隔离”手段还远没有形成体系，所以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取得效果。该文还说：“这场欧洲一百年的鼠疫，直到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
在对鼠疫的发生、流行、危害、防治有了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看东北大鼠疫。首先，它发生在印度、香港鼠疫之后，西方医学对它的传播途径已有所了解，并且针对传播途径制定了灭鼠预防方法。法国鼠疫防治专家迈斯尼教授，之所以在这场战役中殉职、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的高才生——日本医生，之所以解剖了数以百计的老鼠尸体仍然一无所获，都是因对鼠疫的传播途径“有所了解”而又墨守成规、偏执己见造成的。
与以上两位不同的是，“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伍连德……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他不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施肇基的邀请，而且一上任就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并向先期到达的医生了解疫情。“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姚医生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部炎症。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再加之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旦室内一人染病，很容易全家感染。但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似乎与姚医生反映的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还是通过化验来判断。”
经过尸体解剖、“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当时的伍连德年仅31岁，他提出的肺鼠疫理论，北里的高才生——日本医生拒不承认。当他拜访各国领事时，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疫情。其“叔父曾主持印度孟买鼠疫防治工作”的俄国医生哈夫肯，虽然“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更让伍连德意料不到的是，曾经的老相识，法国鼠疫防治专家迈斯尼教授，不仅“摆出自己曾经参与过印度、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老资历，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还曾在“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当晚，伍连德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将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他回电伍连德:“迈斯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3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10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 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打破了他们的乐观。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用硫磺和石灰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此时，就连一向自负的哈夫肯医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伍连德果然不负众望，指挥“傅家甸分为四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为此，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儿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即指伍连德当时发明的口罩——笔者注），“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10条预防措施。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有一天竟然死亡了183人……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此时的伍连德压力巨大。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忽然，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怎么办？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惟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
“ 3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宣统三年，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却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哈尔滨的文武官员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1911年3月1日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来自英、美、日、德、俄等12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作为消灭东北大鼠疫的第一功臣，伍连德理所当然的被委任为会议主席。”
“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不但对东北鼠疫的成因、发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讨；而且还肯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
“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4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
缔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科学的防疫措施，还有一串长长的医务人员殉职名单。虽然观点不同，但却为中国的防疫工作献出生命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便深入东北疫区的英国年轻医生杰克森；为支援防疫而临时上阵的中医大夫徐世明……还有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顶上来，前赴后继，连绵不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英勇的防疫队伍，一场罕见的大瘟疫才得以扑灭;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中华民族才能历百折而不倒，日久弥坚。”
伍连德在这场鼠疫战役中，不仅在临床上展现了严谨的现代医学的科学态度，而且还在指挥防疫上展现了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他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瘟疫死者尸体焚烧。他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口罩。他是中国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的推广者。他，也是……发生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力挽狂澜者。如果没有伍连德，1910年东北鼠疫夺走的中国百姓生命将不只6万，而可能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
伍连德，伍连德，您的伟大功绩在将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辉！相信您的在天之灵会有知，中国人民永远不忘记您！
作者黄加佳已在文章中指出：“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但因伍连德是西医博士，许多网友不仅把战胜东北大鼠疫说成是西医的胜利，而且借此指责中医。他们的铁证据，就是中医参与防治医生的死亡率比西医以及参与防疫工作人员都高出好几倍。据此，有的网友认为自己早先作出的《〈伤寒论〉毫无价值》的结论是正确的，甚至还有人在网上公开说中华民族延续5000年，与中医没有任何关系。
关键是这些人忽视了一个极重要问题：鼠疫杆菌发现者北里的高才生——日本医生、法国防治鼠疫专家迈斯尼、俄国医生哈夫肯是不是西医医生？如果让这三位外国西医医生中的任何一位担当东北三省防疫总医官，会不会也会在四个月内扑灭疫情？只死6万人？绝对不可能。因为迈斯尼已以他的以身殉职作出了有力的证明。还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飞机比起当年的飞行器不知要高强几十倍，但是世界历史的记载中仍然称赖特兄弟是飞机的发明人。按照这一普世公认的惯例，“隔离防疫”的发明权应当记在有神论者米兰大教主头上，西医学者只不过进行了系统化完善而已。而为完善这一系统作出最大贡献的伍连德及其所率领下的医生、护士、检查员、救护队、警察、警员、士兵、杂役、厨师以及大力支持伍连德的各级官员和绅士等等都是中国人，所以笔者才说，战胜东北大鼠疫，与其说是西医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人的胜利更符合实际。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再来驳斥中医无用论就十分顺理成章。
在《中医在东北大鼠疫中的可怜作用》（以下简称《可怜》）一文中，据说是伍连德统计的哈尔滨防疫队伍的殉职情况，计分为医生、医学生、中医、检查员、警察、卫生队、骑警、救火员、杂役、厨师、救护队、士兵等12种类别。其中：20名医生殉职1名（即法国军医迈斯尼），殉职率5%；29名医学生殉职1名，殉职率3.5%；中医9名殉职4名，殉职率44.4%；……救护队150人殉职69人，殉职率46%；总共2943人，297人殉职，殉职率10%。
从上不难看出，救护队的殉职率最，中医则次之。这说明，接触患者越密切的职业殉职率越高。中医的辨证论治依据的是望、闻、问、切，不管望舌还是切脉，都是极易造成传染与殉职的原因。按照贾谦教授生前说的中医五大自然规律之一“个性化治疗使中医适宜于诊所形式”。东北大鼠疫流行时期，中医执业依然是个体诊所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注重的是中医经典理论与家传、师承的经验，却不可能把精力放在关注世界鼠疫的流行病学上边。像迈斯尼、哈夫肯、日本医生等等西医专家尚且都一时不能接受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要想让延续古训几千年的中医医生一下子从内心里百分之百地接受肺鼠疫理论是很难做到的。既然难以从内心里做到，自然就会想以自己的医术拯救患难中的病人。不管后果是什么，都像迈斯尼教授一样属于个人行为，都应该受到世人的理解和尊重，而不应该因为几位中医生以身殉职而贬低整个中医。
在《可怜》中还提到长春的中医殉职54%，我之所以没采信，是因作者只提中医一种职业，我坚信伍连德博士不可能做出如此单一的统计，而是贬低中医的人故意单挑的。如果这一猜测没有错的话，那么不妨改换一种统计方式：把外国医生与外国医学生分开来统计。如此，外国医生的殉职率是33.3%多，而外国医学生的殉职率则是100%！因为只有一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作为伍连德的助手，偏偏不幸在这场防疫中殉职了。大家可以想想看，是这位英国医学生与病人接触得太多太频繁，还是因为他的技术与遵守防疫规则不如中国医学生优秀？很显然，以死亡率的高低来否定中医就像否定英国医学生的说法一样荒诞无稽！
再来谈中医与炎黄子孙延续5000年到底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不妨以天花为例。根据《天花的流行历史》和《道士“仙方”与人痘西传与挤牛奶女士与牛痘东传》两篇文章的记载，自古至20世纪，天花至少造成全球3亿人死亡。最后虽然由英国乡村医生发明的牛痘彻底消灭，但是牛痘直到1805年才传到我国。相比之下，我国种人痘方法早在唐朝就已成熟，到了明代开始盛行起来。清朝皇帝下旨全国都种人痘，从而传到国外。此后，接种人痘的方法传到欧洲，1729年天花在欧洲流行时，威尔士公主给自己3岁的女儿种了人痘，不久王室成员全都种了“痘”。欧洲各地医生曾到英国皇家学会学习种“痘”技术。此技术随后也在美洲逐步推广起来。1777年，乔治·华盛顿命令全体军队都种“痘”。为何会如此？因为人痘能使天花患者的病死率由30%以上降低到2%以下。大家不妨算一算，从唐朝到1805年，历时超越十几代人，撇开外国受益者不计，仅我国28%以上从天花死神手中活下来的会有多少人？就是说，如果往前推算十多代，在100、200甚或1000个人中，肯定会有几个人的祖先是因为种了人痘成了28%以上的受益者，才得以幸存而传宗接代。换言之，假设在反对中医的人员中，万一哪一位的祖宗是人痘的受益者，那么他就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医的人痘，自己能不能到这个世界上来？
中医无用论的另一种观点，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等等致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都是西医消灭或控制的……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医人从来没有矢口否认过，也没有任何中医人提出要取消西医。但是反对中医的人仅仅据此就认为中医无用，未免显得目光太短浅，无法看到在西医巨大成就的背后潜藏着十分危险的隐患，更不懂得什么叫“物极必反”这个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也许正因为西医科学得太过分，治病依靠对抗疗法，制药强调靶点单一，让细菌、病毒很容易躲过攻击，所以耐药细菌、病毒越来越多，西药的毒副作用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就连隔离防疫这套武器也遭遇到挑战。因为它对人与人之间传染的传染病具有最好的效应，可是对于人禽、人兽之间相传染的传染病，防疫起来就有点力不从心。目前世界正在流行的埃博拉病毒传染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还记得2003年流行的非典型肺炎吗？
且看：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6年委托贾谦研究员进行的课题总报告《遵循自身规律 保持中医特色才能弘扬中医优势》中，有这样一段话：
“SARS期间，全球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因中医的介入，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广州中医介入SARS最早最深，死亡率仅为3.4%。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48例SARS病人，采用中医疗法治愈，始终未用呼吸机，创造了三个“零”的奇迹：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SARS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的至少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病。”
北京登记有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民间调查显示80%因病离岗，60%家庭变故。骨坏死、肺纤维化、抑郁，几乎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普遍状态。这个群体一直未进入公众视野，直到国际残疾日后央视“新闻1+1”报道：他们活得艰辛。
这就是两种不同医学在未知病种的治疗与预后方面展示出来的优劣势。中医并未因此得到反对中医的人士的认同，不仅仍在以西医管理模式的管理下低人一等地艰辛度日，10年之后还得到了一个《可怜》的评价。
中医无用论者不仅连中医的皮毛还没有弄懂，而且还缺乏起码的法律常识，心目中根本就没有 “国家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宪法》意识。按照《宪法》的立法旨意，中、西医是两种学说一个目的，都是为了人民健康长寿服务的。两者具有很高的互补性，应该属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谁也不应该排挤对方甚至想吃掉对方。
西医正是因为在扑灭、控制天花、鼠疫、霍乱、疟疾等恶性传染中立了大功，无形中产生了居功自傲的心态，不仅长期掌控医学界的话语权，还不敢正确地面对活生生而又残酷的现实：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日益提高，寿命日益延长，慢性病、老年病起来越多，而这一切偏偏又都是西医的弱项。
中医属于非对抗疗法，强调整体观念，通过改变内环境来调节阴阳平衡，这对于慢性病、老年病的治疗最受广大患者及其家庭的欢迎。上海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中医叫人糊里糊涂地活，西医叫人明明白白地死”。这句流行语可以看作是老百姓评价中西医从内心里说出的大实话。这对中医无用论者来说，不知算不算是一个响亮的嘴巴？
前边提到，中医在扑灭东北大鼠疫的战斗中殉职之高是由于密切接触造成的。中医的望、闻、问、切，虽然远不如CT、核磁共振那么科学，但是却为患者的辨证施治——开方用药提供了依据，既为患者节省了检查费，还能密切接触患者，创造社会和谐。近些年来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患者对医生表示不满，除了“看病难，看病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遭受冷漠，到医院里就诊，多数时间接触的是冷冰冰的机器与开化验单、开检查单的冷面孔。这，也许就是“中西医并重”被写进《宪法》并且根据《宪法》制定《中医药法》的根本原因。衷心渴望中医无用论者早日放下居功自傲的身段，早日去掉排挤中医、抹黑中医、以西医标准管理中医的心理，早日回到同一个战壕中来，为了共同的目标并肩战斗。
201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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