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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章次公先生
王玉润
近代著名的中医药学家章次公先生是我在新中国医学院读书时代的老师。章先生用功甚勤,除研究医学外,旁及文学。早年他与太炎先生曾经过从甚密,认做老师,因为同姓,太炎先生又认做本家,让章先生既执弟子礼又执子侄礼。章先生深受太炎先生的影响,治学作风朴实,章先生书写的脉案,一扫浮华而不实的颓风,用词洗炼,清新洒脱,在纷繁复杂的症状中抓住主证,审明主因,寥寥数语,直揭病机的幽隐;用药机动灵活,击中要害,这和他深刻的医学理论、朴实的文学素养是分不开的。太炎先生对此很欣赏,因章先生的身材比较矮小,便戏谑地称他“笔短如其人”。
记得第一次见到章次公先生是在课堂上。当这位新来的药物学老师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不由大失所望,那么矮的个头,身上的长衫像是几年没洗过,戴着一副眼镜,真是有些呆相。他二话没说,便在黑板上吃力地写下“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大字,这便引得我们很想听听他有何许高见。没想到这么一个呆人讲起话来有苏北口音,却口若悬河。从《黄帝内经》直讲到《本草纲目》,只听得一个个药名,一种种方子从耳边掠过,同学们不由叹道:“这先生好记性!”突然,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原来章先生边说边写,不一会一块黑板就被他写满了,他就用长衫的袖管去擦黑板。我们笑,他也跟着憨笑,一个袖管上涂满了粉笔灰,他又换了个袖管,引得同学们又禁不住大笑起来。不过,这以后再见他这样,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他不像当时的中医那样对西医完全抱敌视态度。他提出,两者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吸取的。这观点我们当时听起来觉得很新鲜,我们这些学生接受新观点还是很容易的。这观念直到今天还深植于我的心里,我在对肝硬化的研究中一直是借助以西医的现代科技手段的。章先生对一些药引子的攻击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他认为有些纯粹是江湖庸医们的故弄玄虚,其实毫无道理。譬如:鲁迅先生也曾讽刺过的经霜二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等。这些都要费尽心力才能配齐,即使这样,也只有富贵人家才有能力负担,穷人家岂不只有等死?章先生对贫者的同情之心也深深打动了我们。他以后给我们讲药物时,总是以设身处地为穷人着想为前提。
他在黑板上写的另外二个字也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子里:“验、便、廉”。章先生解释说:“验是指药有实效,药到病除;便是指取材便利,服用方便;廉是指药价低廉,尽量减轻病家的负担。”以后,我跟着章先生在家门诊或出诊时,对此就更有体会了。他用山楂炭研粉给人治腹泻,一治就灵。他还用马齿苋治痢,用天竺子镇咳,用紫花地丁敷疮疖。他说,这些药材在农村到处可见,取用方便,效果也都很好。章先生一直在纠正我们(有时也包括病人)脑子里“好药不贱,药少不灵”的错觉。一天,一位中年男子带着儿子来看病,说是儿子患多尿症。章先生便开了一味蚕茧。中年男子不信任地看了他好一会儿,我被他的不恭惹恼了,便说:“我们先生开的药方一治就灵,不信,你把药方撕了!”章先生却宽宏地笑笑:“这药反正吃不坏,先试试好了!”没过一个月,那人带着儿子千恩万谢来了,说一定要到外面去替先生宣传扬名。其实虽说那些达官贵人不知道章先生的名字,但他在那些拉黄包车的工人里头名气却不小。他每次只收门诊费五毛,遇上病人实在连五毛钱也出不起,他就免费看病,在穷人看来他就像位侠医。一天他来我家,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玉润,能借我两只洋(即两块钱)吗?”原来,人家一问他借钱,他便忘乎所以,把口袋掏空了,等师母买米时问他要钱,他才大叫:“糟糕!”
八一二事件之后,我对章先生的了解又更深了一层。当时,章先生参加了红十字会组织的营救难民活动。那些战火中死里逃生的难民破衣烂衫地挤在一块,鲜血淋漓,疮脓横流,味道难闻极了。章先生却不怕脏,不怕臭,很认真地给他们诊治用药。我跟在后面给他当助手。一天看了几百个人,我也累坏了。我送章先生回家去,他一到家,鞋也不脱就躺倒在床上,师母急得直嚷嚷,他却诙谐地笑着说:“脱了鞋睡觉,明天还得穿,多麻烦!”
章先生有“平民医生”之誊。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维艰,章先生亲自体察到兵荒马乱中的劳动人民,有病得不到治疗,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在上海私人开业的口子里,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苦人诊治,不收诊疗费用。现在想起来他不讲究衣着打扮,一方面是不拘小节落拓不羁的个性使然,另一方面其实这也是一种讲究,讲究的是如何与劳动人民接近的方式。如果穿着山青水绿,无意中与劳动人民拉开距离,拒人十千里之外。章先生确实是一位从外表到思想感情,从言论到行动都平民化了的“平民医生”。
章先生在用药上有他独到之处。他最拿手的医术是用虫类药物治病。有一次,诊所里来了一位呻吟不断的女病人,只见她眉头紧锁,苍白憔悴。听陪同的家属说,她患头风痛已经五年了,到处寻医觅药,却仍是越来越厉害。这次连着痛了二天,七十几个小时没合过眼,安眠镇痛药对她毫无疗效,听人介绍,他们来找章先生试试。先生就在处方中开了全蝎、蜈蚣等。过了两天,她丈夫一来就要给章先生磕头,说他妻子当天夜里即头痛停止,安然入睡了,又香又甜睡了一天一夜。又过了七天,她再来时,病状已完全消失。
从章先生那里我学会了用地龙(蚯蚓)治气喘和中风,用蜂腊治痢,用地鳖虫通经活血,用蟾酥消炎、镇痛和强心。
解放后,章次公先生前往首都,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北京医院中医部主任,1959年不幸去世。回想起来,章先生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他不但有高明的医术,而且有高尚的医德。在我学医、行医的道路上,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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