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

甘草干姜汤

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思想，还直接对中医药工作的实践进行具体的指导。他高度评价中医药的现实价值，认为中医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发现并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错误；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指明了中医药发展的路径。这些思想和措施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思想，还直接对中医药工作的实践进行具体的指导，为中医药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度评价中医药的现实价值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在当时井冈山医院医生和药源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他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当地出产的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医学的问题，毛泽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演讲：“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边区人民政府为此广泛发动医务界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中西医与药铺密切合作，提倡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有力地促进了中西医团结合作。毛泽东本人也曾因患风湿性关节炎，特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到杨家岭给他看病。当二人谈到中国医学如何发展时，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民情以及中西医并存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科学论断，对之后新中国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政策的制定具有潜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卫生形势非常严峻：疫病丛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当时全国西医仅有2万多人，中医虽有几十万人，但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全国约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规的医疗帮助。为改变这种局面，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中医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中医各种学派、各家学说的不断发展，汇集成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巨流，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大有借鉴之处。毛泽东把中医放到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的高度，足见他对中医非常重视。
　　对中药问题，毛泽东也很重视。1954年，毛泽东作出关于中药问题的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几千年来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药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评价表明，毛泽东不仅把中医药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而且特别强调要充分挖掘其现实价值。

　　纠正中医药发展中的错误做法
　　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中医药的发展遇到了一些迟滞与困难。当时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现象有所抬头。其主要原因是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未被认真贯彻执行，在很多方面对中医药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和提高。特别是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1952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规定了一些脱离实际、在当时看来有些苛刻的办法，如规定只有持有公私立四年学制以上之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经省和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发给中医师证书或考试及格文件者，才能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并转呈中央卫生部核发中医师证书；中医师资格考试的笔试部分包括必试科如生理解剖学概要、细菌学概要、传染病概要等，选试科如内科（包括妇科、儿科）、外科、眼科、针灸科、正骨科、按摩科等，完全超出了当时一般传统中医所要掌握的基本医学知识。
　　这样做的结果是，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山西省运城专区18个县，竟没有一名合格中医。天津市中医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江西省卫生厅1950年和195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全省中医师登记审查换发执照工作，总登记人数为8728人，而被承认为正式中医师的仅424人，审定为临时中医师的3648人，其余实际上被取消了行医资格。1950年曾将审查不及格的1355人通知由专署考试，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许多中医提出的“缓期考试”的要求，结果报考者仅727人，有327人没有通过，引起一些中医的不满。
　　另外，在具体卫生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没有认真考虑中医的作用，吃中药不报销，大医院不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办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简单的西医诊疗技术，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各高等医学院校，没有考虑讲授中医药课程；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会员；中药产供销无人管理；盲目取缔一些深受群众欢迎又确能治病的中成药；有人发表文章，公开声称中医是“封建医”，鼓吹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中医也应被消灭。
　　针对上述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谈了对卫生工作的意见：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批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毛泽东强调：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十分悠久，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中国人口能达到6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经过一系列努力，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12月13日，卫生部又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开始大力开展和推进中医工作。这就为中医药的正常发展提供了保证。

　　提出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
　　为了统一对中医药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毛泽东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指明了中医药发展的路径。其一，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谈过中西医结合的问题。1944年5月24日，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建国后毛泽东更加重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并且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中西医团结合作，是发展我国人民医学的必要步骤。”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思想，1953年至1954年，中南区、华东区和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西康省、陕西省等先后召开中医代表会议或座谈会，着重讨论组织和发挥中医力量、整理中医学术著作及中医进修问题。中华医学会总会也发出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疾病治疗掌握在中医手里，加强中医工作是一个关系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问题。

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宣

布成立；1956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

这些措施，对提高中国医学科学水平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更准确地阐述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中共八大上得到了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后来，毛泽东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西医结合的问题阐发了许多重要思想，在我国医药卫生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二，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毛泽东不仅从卫生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真正实现中西医相结合从而取消中西医界限，创造中国统一的医学文化的问题，而且他还提出中西医结合的中心环节，即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他认为，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对此，毛泽东还对西医学习中医、发展和繁荣中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如抽调100—200名医学院校毕业生，集中学习知名中医的临床经验，而且特别强调要抱着虚心的态度去学

；再如，各医院还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应走的道路，而且还明确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具体实施意见。
　　经过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各方面的努力，到1956年前后，西医学习中医的潮流逐步形成。据有关资料显示，

1955年底到1956年初，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6大城市先后成立了6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级学习班，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1955年底，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的76名有经验的西医参加了学习。他们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5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该班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并预言“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一班毕业的学员，后来大都成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经过努力，全国范围内西医学习中医的人数大量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一些高中级医药院校出现了一批认真学习中医的积极分子，并已有一些一流的西医专家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着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其三，发掘和整理中医典籍。毛泽东强调，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首先要重视中医典籍整理。为此，要组织在理论和经验上造诣很深的知名老中医，整理历代有代表性的中医典籍，并将他们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临床宝贵经验整理传授。根据这一思想，

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伊始即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并编写中医教材9种，成为西医学习中医以及进行中医教育的重要参考书

。在此基础上，1960年，卫生部组织北京、上海、广州等5所中医学院，又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等。同时，卫生部还先后以科研任务的形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和修订，使许多古代医学典籍得以出版，从而为培养全面、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提供了方便。
　　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思想，以及对中医药工作进行的具体指导，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李洪河，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副教授，河南新乡453007〕

曹贤忠

坚持执行！现在的人都不知道把毛泽东思想扔哪了？！

沉着@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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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

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是三种力量.人们不尊重客观事实.硬要把中医团结没了.

甘草干姜汤

毛泽东的中医情结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延安时期，针对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毛泽东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

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

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讲中谈道：针对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1960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37个，学员2300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36000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

，但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

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

”的方针；

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

”，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

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

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

。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

，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风趣地对

施今墨

说：“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

。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

难得之高士也

。”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

刘惠民

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

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

唐由之

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毛泽东：“祝针灸万岁！”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

朱琏

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

詹姆斯·雷斯顿

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7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

尼克松

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游和平)

甘草干姜汤

毛泽东与赤脚医生

　　“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

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

100万

以上。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几乎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中医，

在六七十年代的医疗体制中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

，这种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大发雷霆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不禁大发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杨念群

认为，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一组数字的反应：“

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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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向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杨念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即便医疗队密度再大地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的渴望和比，无异丁杯水车薪。医生无法留在乡下对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

尽管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 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table=100%,#ffff00]钱信忠

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杨念群认为，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它只为城市中占15%的“老爷”服务，而农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医、1965年那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成本最重要
　　“养得起”事关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念念不忘要将1949年之后仍受贬抑的中医整合进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带有怒气表态，是对当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正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程，而“不脱产的卫生员”也即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
　　实际上，赤脚医生制度出现绝非1960年代灵机一动的创造。1930年代

晏阳初

在河北定县进行举世闻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加入，史称“博士下乡”；他们试图用试验的方法，探索使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其中，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

陈志潜

试图在定县建立“县、乡、村三级保健制度”，奋斗多年，成效不理想。杨念群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陈志潜的失败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他的医务人员来自城市，不能长期为当地服务；其次他坚决排除中医参与这一公共卫生体系。而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成本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可以满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家。”杨念群认为，1949年后大多数国家政策，比如户籍政策，工农业剪刀差等等，都违背城乡平等原则。但在医疗上，却实现了实际上的平等。这不是医疗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绝对平衡，而是指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并且达到了一般意义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和人物，杨念群说，“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多年后，在评价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历史时，赤脚医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叹息这一“公平的”制度后来消亡是一种不幸。“文革”结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6期《新民周刊》）

甘草干姜汤

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六·二六指示）

（编者按：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今天的卫生部给谁工作，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即六·二六指示）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

。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在1965年8月11日呈送给毛泽东并中央《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其中统计：1964年，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也就是说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报告》说，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1965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

1965.07.19
　　（××说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城市医生下乡还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的情况）
　　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些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好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椎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你。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说明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毛表示同意。）


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人民日报 1965.09.01）
　　今天本报发表的《“庄户人办医院”》的通讯（见第三版），介绍了

山东省文登中心医院

坚持向农民开门，到农村去，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经验。这些经验，为专区和市以上医院的革命化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这是正确的方向、革命的措施，值得大大提倡。
　　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卫生工作必须面向工农兵，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这是卫生部门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有关医药卫生工作的根本方向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仍然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医疗卫生工作才不会脱离主要的服务对象，才能体现出人民卫生工作的根本特点；才能适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才能把社会主义的卫生工作纳入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轨道上，促进生产，更好地为生产服务；才能适应农村文化革命的需要，逐步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才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医务人员同工农群众结合，特别是同广大的贫下中农结合，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逐步实现思想革命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全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农民对于医药卫生的需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由于旧中国留下来的农村医药卫生底子太薄，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彻底改变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面貌。
　　长期以来，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在城市，很少着眼农村，以致医疗力量大多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一直是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最薄弱环节。在农村、特别是在边远和偏僻地区，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的疾病医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摆在各级卫生部门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用革命精神，迅速地大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切实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农村的医疗卫生力量必须为农民服务，城市医疗卫生力量的重点也要转向农村。
　　城市医疗卫生力量的重点怎样转向农村？
　　首先，城市医院要向农民开门。这就是要彻底破除医院工作中不方便农民、限制农民看病的清规戒律，彻底反掉那种不关心病人疾苦、不考虑农民经济负担的资产阶级作风。对于来城市就医的农民，要尽量从方便病人出发，为广大农民着想，给予及时治疗。一次能治好，就不要让农民跑第二次；千方百计地让病人少花钱，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必须彻底实现城市医疗卫生工作的革命化。所有医务人员必须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城市医院的潜力，努力提高工作效率，贯彻勤俭办院的原则。当前许多医院向农民开门的问题所以解决得不好，主要是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作风，把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诊疗陈规当作“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我们的医院是社会主义的医院，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医院。一切不合乎社会主义原则、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陈规陋习都要取消，同时制定一套合乎社会主义原则、适应工农群众需要的革命措施。只有坚决破除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过时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陈规陋习，下决心革资产阶级作风的命，才能彻底解决医院工作向农民开门的问题。
　　医疗卫生工作、特别是专区以上城市的医疗卫生工作，要把重点转向农村，必须有计划地有领导地组织医务人员长期地或者短期地下乡上山，把医药送到农村去。今春以来，各地卫生领导部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已经组织成千上万的医务人员——其中包括一批老专家、教授，走出了医院大门，到农村去巡回医疗，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今后还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组织更多的医务人员下乡。不但医务人员要下去，医院的领导干部也必须一起下去。
　　下乡上山的办法，应当多种多样：可以从医院中分出一部分人员、设备，到农村建立基地；可以从医院中抽调一批医务人员充实农村基层，在农村安家落户；也可以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流动性的医疗机构，到农村巡回医疗。这几种形式必须密切配合。
　　到农村去，是为了大力加强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因此，城市医务人员下去以后，除了巡回医疗、治病防病外，还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积极地培养半农半医的医生，培训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把医疗卫生技术的种子撒播在农村，使之在农村扎根，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扎根。这种“播种”和“扎根”的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下乡的医务人员就是“播种者”，要在所到之处播下医疗卫生的“种子”，把当地不脱离生产的卫生人员培养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卫生事业的长远建设问题。
　　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就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把医院办到农民的家门口去，把医药给农民送上门去。专区医院、县医院、地区医院、公社卫生院，等等，都要把医疗力量组织好，采取各种形式，把医药送到农民群众中去，把广大农村的卫生工作加强起来，支持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斗争。文登中心医院采取多种多样方法，方便农民治病，并且经常到农村去防病治病，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
　　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是医疗卫生工作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不但可以促进医疗卫生工作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为五亿农民服务，同时可以促进医务人员的思想改造。革命的医务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到工农群众中去，把理论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这就有利于逐步改造思想作风，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各地卫生部门组织城市医疗队到农村巡回医疗的经验证明，许多医务人员一旦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认真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就能深切地体会工农群众的优良品质，培养“急农民之所急，痛农民之所痛”的阶级感情，逐步解决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文登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以后，对于越是贫苦的农民，越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真正把贫下中农看作自己的阶级弟兄。贫下中农也非常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家里人”。文登中心医院医务人员的思想感情的深刻变化，正是他们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下乡上山，到农民中去，同农民结合的结果，正是坚持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进行长期锻炼的结果。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进一步实现医院工作的革命化，是一个长期的不断革命的过程。文登中心医院的改革，已经为医院革命化作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做得更好。各地卫生领导部门要重视和推广文登中心医院的经验，领导医疗卫生机构坚决贯彻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突出政治，端正方向，提高认识，改进作风，坚决实现医院工作革命化，抽调更多的医务人员下乡上山，把医药送到农村，为保护农民健康，促进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寻梦

有参考价值！

甘草干姜汤

想想看, 如果真的按照毛主席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去实践, 我们的老百姓会看病难和看病贵吗? 我们的医院会不停地上演各类医闹事件吗?

huangxiangya

甘草干姜汤:想想看, 如果真的按照毛主席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去实践, 我们的老百姓会看病难和看病贵吗? 我们的医院会不停地上演各类医闹事件吗?  (2012-05-31 10:36) 

看來世人皆浊，唯甘草兄独清！

r109

伟人高瞻远瞩。但此一时，彼一时。

r109

在谍战风云剧、革命战争片中，总会有这么一个情节：地下党员、地下联络站，斗智斗勇、艰苦卓绝，终于搞到了一批抗生素、麻醉剂————成功了，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s:184]
伟人不会忘记这些的。
所以医无优劣，药无对错，但心有良莠，德有高下。

甘草干姜汤

r109:在谍战风云剧、革命战争片中，总会有这么一个情节：地下党员、地下联络站，斗智斗勇、艰苦卓绝，终于搞到了一批抗生素、麻醉剂————成功了，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s:184]
伟人不会忘记 .. (2012-05-31 13:00) 

西医就是战争医学, 战争年代肯定离不开它呀.

和平年代, 西医只能唱配角, 很可惜的是它竟然在中国后30年来内唱主角.

甘草干姜汤

huangxiangya:看來世人皆浊，唯甘草兄独清！ (2012-05-31 12:07) 

谢谢您常给我送来的帽子, 夏天很受用呀!

qf1951

伟人！今后不会出现了。

青山斜阳

他们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所以他们把医院学校都改成了赚钱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