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论南京政府废除旧历运动

肖红

    肖红按：历法也有中外或中西之分。所谓“公历”，就是西方历法。南京政府等也曾经强力废止“旧历”。这个问题和中西医问题有某些相通之处。
目前，了解民国时代废止“旧历”运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人不是很多。故我从网上转来一篇相当详细且严肃的文章供朋友们参考。
需知，新中国没有法律或行政法令规定实行或废除“旧历”（目前通称“农历”，也就是中国的传统历）。不过，一直把春节当作法定假日，就是承认农历是合法的——尽管只是出于习惯。今年，国家把农历的端午、中秋等规定为法定假日，就是进一步确认农历的合法性。国外媒体已经从中看出，这是随着中国强大，对传统文化更加自信。
欢迎朋友们就此讨论。

论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运动（一）
作者：左玉河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第21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怎样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
  ——论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运动

左玉河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由于国际社会普遍使用阳历，中国欲与世界接轨，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阳历，放弃传统中国使用之阴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废除旧历运动，既是结束阴阳历并行局面之重大举措，也是将中国时钟拧到世界时钟发条上的重要步骤，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沿用了两千多年并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之中国记时系统，如何才能平稳地与国际社会接轨，纳入国际通用之世界计时系统中？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激进措施，是颇值得商榷的。这场废除旧历运动，典型地反映了政府与民众在历法问题上的严重对峙与冲突：在政府看来，民众沿用旧历，真是保守因循、顽固不化；在民众看来，政府干涉日常生活，真是专横粗暴。究竟是政府专横，还是民众顽固？这是本文所要重点阐释的。本文的着眼点不在于讨论具体的历法问题，而在于探究国民政府废历运动中的官民冲突及互相调适的深层原因，力图揭示这种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本文认为，政府废除旧历时所采取的政治强制性，显示了政府移风易俗的决心和变革社会习俗的强烈愿望，但这种强制性的号令，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在政府管辖的范围内，其政治强制力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对改变民间社会的习俗有所裨益；但超出政府职权范围的号令，则会引起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反感乃至抗拒。因此，政府在推行带有移风易俗性质的社会变革时，必须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在剧烈的对峙与冲突之后，政府与民众必然要进行妥协与调适，寻求“渐衰渐胜之道”。新旧势力之间的妥协与调适，乃社会进步之正态；传统中国走向世界并与国际社会接轨，乃为复杂而漫长之过程。
关键词  国民政府、国历、旧历、二元社会、冲突、调适  接轨

近代以来，由于国际社会普遍使用阳历，中国欲与世界接轨，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阳历，放弃传统中国使用之阴历。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采用阳历而不废弃阴历，形成了历法上“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整个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1]然而，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却采取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手段，依靠政治强力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废除旧历运动。这场运动，典型地反映了政府与民众在历法问题上的严重对峙与冲突：在政府看来，民众沿用旧历，真是保守因循、顽固不化；在民众看来，政府竟然干涉民众日常生活，真是专横粗暴。究竟是政府专横，还是民众顽固？笔者的问题意识是：国民政府推行废历运动的切入点何在？民众为什么顽固抗拒国历？面对民众的顽固抗拒，国民政府采取了怎样的调适办法？在“二元社会”冲突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本文的着眼点不在于讨论具体的历法问题，而在于探究国民政府废历运动中官民冲突及互相调适的深层原因，力图揭示这种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借以说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过程之复杂性，并对政府在推行移风易俗运动中的利弊得失作一评判。[2]

一
    在北京政府统治的十多年间，阴阳历并行导致的“二元社会”格局基本保持未变。如果政府不强行干预，政府与民间定会保持对峙与调适的变动方式，相安无事。阴阳历并行，毕竟只是北京政府屈从于民间习惯势力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的、无可奈何的默认。而这种无奈的默认，显示了北京政府对民间社会控制力的软弱。而北洋军阀假借旧历书大行封建迷信的现状，更引起社会上层知识精英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不满，不时发出改变阴阳历并行现状的要求。早在20年代初，上海商界开始酝酿是否在结帐、租房等方面采用阳历，“以开风气之先”[3]。而因阴阳历并用导致的租赁房屋中发生之种种纠纷，也使知识界发出废除旧历的呼吁：“不要因循敷衍，快快起来，打破社会上的旧习惯罢。”[4]作为与北洋势力相对立、以“国民革命”相号召之广东政府，自然不会再如北京政府那样默认阴阳历并行局面。无论是为了显示其变革社会之“革命性”，还是出于“改正朔”观念；无论是力谋中国历法与国际社会接轨，抑或是显示政府控制民众的强大力量，它都有必要废止旧历，以表明自己与北京政府之差异。
早在1927年阴历新年到来之际，广东革命势力开始尝试废除旧历。1927年1月19日，留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人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废除阴历。至于废止阴历的理由，它作了这样的解释：“先总理民元在宁就职，百度维新，首事改历，历之重要可知。奈中经事变，除官厅遵照外，民间社会迄未实行，以致十五年来，我中华民族，永在不新不旧之间，蒙羞世界，遗憾何极！”[5]这个理由是合乎实际的。孙中山在民国初创时便颁布改元令，注重“改正朔”之举，但由于社会积习太深，不得不作了妥协，并未立即废弃阴历，逐渐形成了阴阳历并行的“二元社会”格局。孙中山对习惯势力之屈从，及阳历没有为民间社会接受的现实，是辛亥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之表征，也是令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的国民党人深感遗憾的。因此，为了继承中山遗志，必须将中山未竟的“改阳废阴”事业进行到底。惟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华民国“永在不新不旧之间”的尴尬境地，而与世界时间惯例接轨。这条废除旧历之原因，是后来国民政府废除旧历时反复提及并论证的。
正是因为看到了民众“积习太重”，所以总政治部意识到“非由政府督促，决难奏效，”特请广东政府迅速明令废除旧历。这样，废除旧历运动从一开始便是政府行为，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力量变革社会旧习的一种带有移风易俗性质的社会运动。其制定之具体办法规定：(1)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准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悬灯结彩；(2) 各新闻杂志等出版品，禁止并刊旧历年月日；(3) 颁发新历书，其中上仅注气候，凡阴历年节暨各种迷信文字，概行废除；（4）商场帐目、月终清结。在总政治部看来，“如此雷厉风行，则数千年之专制流毒，庶可逐渐扫清，一新耳目”。[6]这些办法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禁绝旧历书、颁行新历书，既不准在公开出版物上刊印阴阳对照月日，更不能印行迷信文字；二是变更商家结帐日期，由过去的阴历年节，改为阳历年月。这种思路，正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旧历时所采取的。
为了推动废除旧历运动，广东政府组织召集各界联席会议，“议决请共周报界，改用阳历，以为彻底革除阴历之表率”，决定首先拿报纸作为切入点：“今本市报纸，对于阴历，犹信示尊重按月收费，仍旧阴历，遇阴历年节，停刊特多，似于政府厉行新历政策，殊形阻碍。应请政府分令各报，迅速改用新历，并严饬报界公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派报工会印务工会，协同改革，不得阻挠，以为彻底革除旧历之表率。”选择报纸作为废除旧历的切入点，有避重就轻之嫌，但确为客观情势所决定。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编制新历书，废除旧历书不能落实；改变商家结帐日期由于没有提前准备，也难以骤然实施；而最易获得立竿见影实效的，显然是将报纸上阴阳历并行的习惯，及其屈从民间习惯在阴历年放假停版的做法改掉。
广东政府在具体实施中，社会各界反应不一。据报载：“报界公会之意，各报纸停刊旧历年月字样，立可照行，至现届旧历年关往者皆休刊十天，以从事清理帐目。兹如废除旧历，照常出版，须由派报工会印务工会久不停工，方能照办。但派报工会，以旧历年关，渡船停摆，商场结束，实无从贩售报纸，故仍主张停工十天。”[7]尽管报界比较愿意并在实际上遵令改变了阴阳历合用的习惯，但在旧历年节是否停刊问题上，因商界、工会等方面施行起来有困难，并不容易办到。这次废除旧历是由广东政府负责推动的，仅仅试图在变革报纸习惯方面作一点尝试，而其效果并不显著。特别因为要照顾到工、商、新闻各界的“圆融”，政府主要立足于“向群众宣传废除旧历之必要”，并没有采取政治强制手段，因此废历运动并没有真正推行起来。[8]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阳历定为“国历”，将阴历（旧历）视为“废历”，并“特制国民历颁行各省，凡属国民，均应遵守。”[9]国民政府做出这种姿态后，其控制之江浙地区，废除旧历的呼声逐渐演变成一种实际行动。1927年12月底，江苏省民政厅通令全省各县遵用阳历、废止阴历，并阐述了遵行阳历的原因：一是阳历有许多“施之政治、用于会计、推之社会一切人事”的“特优之点”，推行起来可以“利国便民”；二是“改正朔”为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所倡，尽管由于“民众狃于旧习，尚多有沿用阴历，而于阳历不甚重视”，但值国民革命成功，“党国重光”、“与民更始”之际，自当继承中山遗志，推行阳历。而推行阳历的基本目标，就是“庶几不至两歧，政俗咸趋一轨，”[10]达到方便国计民生之目的。
尽管国民党省、市政府通令各地推行阳历，但这一运动在发起之初，遇到的阻力还是很大的。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商家结帐习俗之无形抗拒。面对这种习惯势力的抗拒，国民党各地政府逐渐形成了采取暴烈的政治强制手段来废除旧历的思路。关于这一点，分析当时南京市政当局推行阳历过程中的困难，可以窥得一斑。
1927年10月9日，南京市政府议决《民间一律遵用阳历案》，饬令市公安局具体负责实施。10月28日，市公安局召集南京各团体开会，讨论遵用阳历问题。商界代表因涉及商家结帐习惯，均表反对。如下关商埠会代表陶宣三认为“惟商家习惯，银钱往来均在阴历，若用阳历则以前契约失其效力，拟仍照旧阴阳并用。”商民协会代表施次衡主张“以改用阳历只能对于契约，其他应听人民自由。”在南京市公安局的说服下，会议勉强“议决对于房租一律改用阳历，应请市政府自布告之日起，以后契约如有仍用阴历，即失效力。”[11]并没有涉及改变商家结帐这个敏感问题。11月5日，南京公安局再次召集各团体开会，各界代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惟商会仍以商家银钱往来契约多用阴历，习惯已久，意见未能一致。”[12]商界并不赞同废除旧历。这种局面，令南京市当局意识到：必须借助于政府的政治力量强制推行“或可收效”。南京市长何民魂在向国民政府呈文中，除请通令各省一律遵用阳历外，还特别强调：“如敢固违，须科以相当之处罚，” [13]建议国民政府以政治力量，强制推行阳历。
南京市政府的呈文，并没有立即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复。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政府为更为紧迫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困扰，无暇顾及推行阳历这样的社会运动，或许还与此时国民党各级政府没有强制推行之政治权威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没有用政治力量强行推行阳历的想法。关于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其控制区推行阳历的办法中窥得。1927年底，冯玉祥在河南开封发出《废除旧历提倡国历》布告，并通电豫陕甘三省政府及各县长一律遵办。布告规定：自1928年1月1日起，不论公私文件契据帐目诸单据婚书丧帖等，一概遵行国历，不准旁注旧历；一切旧历过年的种种点缀和娱乐，都要提到国历新年举行，以后永远不准再过旧历年节；公私立学校及各机关团体，不准在旧历年节休假；各商号和住户因庆祝年节而休息的，只准用国历的日子；旧历节令一律废止，不准印刷贩卖旧历各种历本，在国历上不准添印旧历等等。[14]这个布告，是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告。它以没有商量余地之口气，通令各级官厅一律执行，体现出政府要依靠政治力量扫除社会惯习的决心和思路。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及各地党政当局积极呼吁并推行国历，但1928年的旧历年，仍然十分红火。例如上海“本埠军警政司法各机关，均各停止办公数天，聊以点缀春节。社会方面，则烧香兜喜神方，种种旧习惯，尚难打破，如城内之邑庙，公共租界之红庙，香火尤盛。”[15]这种状况，给国民政府以强烈刺激：要真正废除旧历，必须采取政治强制手段。
1928年5月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向国民政府提交《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在呈文中，他指出了阴阳历并行造成之“二元社会”现实：“对于国历，除官厅照例表示遵行外，一般社会，几不知国历为何事。”[16]认为这种状况“若不根本改革”，不仅贻笑列邦，有辱国体，还与国民党的“革命之旨”背道而驰。他强调：“非废除旧历无以普用国历；厉行国历非详订办法，将各界关于利用阴历之习惯，一律改正，并于预制历书之先，将办法提前公布，切实宣传，实不足收推行尽利之效。”正是本着这种思路，内政部草拟《普用国历办法八条》呈请国民政府允准，并“分别令行主管机关，订定条例，颁发全国一律遵行”，“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17]以政治力量强制推行国历。
因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忙于北伐，这一提案并未立即讨论和批复。国民党“二次北伐”成功后，建立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开始讨论内政部提案。1928年11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内政部提案做出相应决议，不仅确立了废除旧历运动“以由政府提倡领导为原则”的方针，而且对内政部原拟《普用国历八条办法》作了明确规定。[18]12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令国民党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举行宣传大会，协助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这样，行政院所属之内政、教育、工商、财政等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均参与废除旧历运动。随后，国民政府各相关部门通令全国各省市按照这个原则及办法推行实施，废除旧历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推行国历、废除旧历？1928年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庆祝元旦宣传要点中，用通俗的语言，将废除旧历之原因作了明确阐释。按照国民党宣传部的解释，发起废除旧历运动基于三个原因：一是“国历是世界上最通行最进步的历法”，二是“旧历是一本阴阳五行的类书，迷信日程的令典”，[19]三是改变北京政府的“正朔”，完成总理遗志，进行除旧布新的社会变革。笔者认为，在这三条理由中，前两条理由仅仅是国民政府废除旧历之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仅仅是发起该运动之借口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促发国民政府发起废除旧历运动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国民党以“革命党”和孙中山之正统继承者自居，以完成总理遗志相号召，进行除旧布新的社会变革，才是国民政府发起废除旧历运动的真正原因。
历法问题，向来是关系社会民生的大问题，每个新政府建立之初，都要通过改正朔、定历法等方式，来表示革故鼎新的姿态，希望通过变革历法，来达到万象更新的局面，也希望统一历法，来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历法人时,关系至切,历代开国,易朔为先,所以政治之统一,免人事之混乱也。”[20]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自然希望改变北京政府的正朔：由阴阳历并用，改为专用阳历，并将阳历定为国历，而将阴历视为旧历、废历，以示自己是新的革命政府。这样一改，便将国民党与北洋军阀区别开来，将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区别开来。前者只采用阳历，后者采用“阴阳合历”，隐然与旧政府的“正朔”区别开来，无形中改变了北京政府之“正朔”。
在国民党人看来，民国成立改用国历是社会进步之举，而北京政府采取阴阳历并行，实际上起了姑息旧历，纵容封建迷信的作用，因此，国民革命欲打倒军阀，改造社会，首先必须推行国历，废止“封建性质”的旧历。阴阳历并行，固然是由于民众积习难改，但也与北洋军阀不愿从事社会变革有关。既然国民党自认为比北洋军阀更开明、更进步，它当然也有魄力变革社会积习，完成推行国历、与国际接轨之任务。同时，北洋军阀利用旧历大行封建迷信，将旧历书作为宣传北洋军阀个人威信的工具，不仅是国民党人无法容忍的，更为国民政府废除旧历提供了充足的口实。如《中华民国十六年阴阳合历通书》，在开首即吴佩孚、张作霖、王士珍、黎元洪、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张宗昌、杨宇霆等27个北洋军阀主要首领，列入《民国伟人图》；将袁世凯、冯国璋等北洋军阀首领与孔子、仓颉、孟子、岳飞、关公、老君等一起列入《世界名人图》中，加以神化[21]。正因如此，国民党一再强调：“新旧历并用，是军阀假共和名行专制实的一种象征，彻底革命，非实行国历废除旧历不可。”时人也一再呼吁：“共和肇建，陋政铲除，国政厘参，莫先正朔，乃上则共效维新之旨，下则仍循劣旧之规，人民与政府之法令，背道而驰，何以为国？此不可不废除者。”[22]这样看来，所谓国历的科学性及旧历的封建迷信色彩，仅仅是一种铺垫和充分理由，“改正朔”的政治寓意及取得政府的合法性，是国民政府发起废除旧历运动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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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拙文：《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本文所谓“国历”，指阳历，即格勒果历；所谓“旧历”，指农历、阴历。中国农历严格意义上应该是阴阳合历，笔者为了行文方便，尤其为了与民国初期旧历与阳历并行的状况区分开来，统称为“旧历”或“阴历”。
[2]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曾业英、姜涛、刘志琴等先生的指点；论文写成后，他们又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本文系根据诸位师长的意见改定的第三稿。《中国学术》的审稿专家及编辑，也提出了有见识的修改意见。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3] 庸：《提倡阳历》，1920年1月29日《申报》。
[4] 龙渊：《阴阳历混用之不便》，1923年11月29日《申报》。
[5] 《粤省实行废用阳历》，1927年1月26日《申报》。
[6] 《粤省实行废用阳历》，1927年1月26日《申报》。
[7] 《粤省实行废用阳历》，1927年1月26日《申报》。
[8]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汉口发起废除旧历运动：“政府决废旧历，元旦（指阴历元旦）次日，令各商店一律开市”（1927年2月5日《申报》），但并未取得实效。
[9] 《内政部致国民政府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第4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
[10] 《苏民政厅令各县遵用阳历》，1928年1月1日《申报》。
[11] 《南京市长何民魂呈请通令一体改用阳历》，1928年1月1日《申报》。
[12] 《南京市长何民魂呈请通令一体改用阳历》，1928年1月1日《申报》。
[13]《南京市长何民魂呈请通令一体改用阳历》，1928年1月1日《申报》。
[14] 《开封废旧历运动——规定办法十条，通令三省遵行》，1928年1月16日《大公报》。
[15] 《旧历新年之形形色色》，1928年1月26日《申报》。
[16] 《内政部致国民政府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第424页。
[17] 《内政部致国民政府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第425页。
[18] 《行政院秘书处笺函第54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第427-428页。
[19] 《中央宣传部电告元旦宣传要点》，1928年12月28日《申报》。
[20] 《中华民国十五年历书》，北京政府教育部中央观象台1925年印制。
[21] 《中华民国十六年阴阳合历通书》，上海新北门内江东书局1926年发行。
[22] 汝驹：《告奉行旧历者》，1929年12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

圣求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农历也是现实生活很需要的，特别是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