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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山外青山楼外楼
我走上中医之路,完全是命运使然,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事说来话长,那得从一九六二年说起。
一九六二年,我从温州一中毕业了。当时国家正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我的父亲被单位精简回乡了。我呢,被当做家庭的唯一劳动力,随父回乡务农而回到了青山村。患有肺结核的父亲在未精简回乡之前已经吃了多年的西药,然而病情未见好转,还经常请病假在家休养。精简回乡后,公费医疗被取消了。大家都认为父亲的病情会进一步地恶化。父亲也百般无奈,所以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他听从了何黄淼老师的指点,开始自学中医、针灸为自己治病。
何黄淼老师中等个子,戴着眼镜,精明敏捷,谈吐诙谐。他跟我们是同乡,曾经与我父亲在同一个中学教过书,所以我从小就认识了他。何黄淼老师受他老中医岳父的影响下,神差鬼使地学习了中医针灸,从医以后临床效果非常明显,所以在永嘉场的民间流传着他许多诊病疗伤的故事。
在何黄淼老师精心指导下,两年后父亲的肺结核奇迹般地治愈了。这件事使我对中医针灸有了感性的认识,有了好感。值得家人庆幸的是,父亲后来身体非常健康,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不用戴眼镜也可以看清蝇头小字,成为整个青山村最长寿的“寿长公” 。
青山村,古代称之为永嘉场四都青山。 永嘉场由“一都”至“五都”五个“都”组成,星罗棋布着一百二十三个自然村落。青山村就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小山村。
永嘉场,位于温州市东部,是古代全国几大盐场之一。它地处东海之滨,瓯江入海口南岸,依托巍巍大罗山,面临茫茫太平洋。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载:“瓯居海中。”从地理环境来看,永嘉场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巍峨连绵的大罗山,从与瑞安交界的元宝山到瓯江口的茅竹岭,成为一条天然屏障的分界线。因此,永嘉场在语言、服饰、民情、风俗等方面与仅相距二十多公里的温州市区相比较,有它与众不同的特征。
永嘉场有一个繁华的古镇,名叫寺前街。这条街在明清时期因曾经是永嘉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名闻遐迩。青山村坐落在寺前街的西面,距离寺前街仅三公里左右。它背靠大罗山北麓,村子的西南方向就是远近闻名的天然仙境——瑶溪。
从大罗山深处流淌而来的河流在青山村的周围形成了天然的两个小小的河泊。河水清洌,清澈如镜,蓝天白云尽在其中,因而显得水光潋滟,河里的水流很慢,沙石清晰可见,水草肥美,可见鱼群游弋水底。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青山村山水相依,风景异常秀丽。村头东边的青山小楼,嫣然使人想起“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千古名句。
只有几百口人的青山村,历史颇为悠久。祖先择居、开垦、营造青山村可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始迁祖与缔造者们为中原豪门大族后裔,项乔《瓯东私录》卷二《青山娄氏族谱后序》云:“夷考其谱,代生哲人。在唐如宰相娄师德……为青山之始祖。”所以青山娄氏特别注重传统儒家经书教育,《宋史》中记载的名臣娄寅亮就出生在青山村中。到了明代,青山村已经是浙南的一个名声显赫的文化古村落。譬如娄浚(明代宗朱祁钰景泰辛未进士,任贵州道御史)、娄恪(嘉靖岁贡,任太仓训导)、娄昕(万历岁贡,任教谕)等人都是当时有社会影响的文化人。如娄恪着有《青山集》,他在《登王玉泉兰亭》一诗中云:“青山无限好,都入醉中看”,由衷地赞美家乡瑰丽的河山美景。明朝文风鼎盛时期,在青山村的东南方向,“二都英桥王”、“三都普门张”人才辈出,群星璀灿。他们既是行政官员,又是学问家。这样以来,就与‘四都青山娄’构成了的犄角之势。他们相互呼应,相互影响,为整个永嘉场的文化发展推波助澜,蔚为壮观。项乔又云:“予世居永嘉场也。场蕞尔一区耳,本朝以来,山海之秀,钟于人文,陈启、胡奥、李观之后,为宰相者一人,为大司成者二人,为郎署、为藩、为臬、为府州县二十余人,为乡贡、岁贡、例贡三四十余人,为校官弟子员者二百余人。”
青山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确实是美不胜收,风情万种。
村里民居大部分为晚清建筑,其建筑特点是以宽度长于高度。这是一种扇形的建筑造型。在青山蓝天、小桥流水、青砖黛瓦映照之下、构成一幅幅恬静自如、天人合一的画卷。村子里的道路不宽阔,铺满了长长的花岗岩石板,千百年来一代代先人走过来走过去,石板也走得圆润光滑。沿街的老屋虽然低矮简陋,却留有古村落的姿态。小巷一波三折,小巷深处,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几座旧宅门外耸立的旗杆石,还残留着千年来的鼎盛辉煌。由于交通不便,这里的建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保存得完好。
透过低矮窗棂前面坍塌的围墙,就可以看见黑压压的青山。我每天从农田里回家,常常坐在昏暗的窗前看云卷云舒,心里在盘算着今后的生活该怎么过。我不知道目前这种生活是我整个人生的主题曲还仅仅是一段插曲而已。父亲被精简时我们一家七口就租住在这里。房子面积只有十四平米,阴暗潮湿,地面泥泞。因为以稻秆铺床当褥塾,我们身上都带着股稻草的气味。生活中的亮点就是房东陈德昌先生,他是一个极为善良宽厚的曲艺艺人,他给了我们许多的慰籍与温暖,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生命最困难的年月。他总是在深夜里,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藕粉煮成香喷喷热腾腾的米糊,给我的父亲一步一摇地送来。特别是在寒冬腊月的夜晚,他用一个一个历代戏文中的故事了劝慰我父亲的情景,时时令人产生时光倒流的幻觉。德昌先生是一个近于失明的人,但是他的一生一直用我国古代民间的善恶美丑的道德标准去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把真善美传给人们,把生活的希望与光明送给人们。我一想起那一段日子,感恩怀念的情感完完全全地占据了我回忆的空间与时间。
父亲在东窗的前面摆着一张旧书桌,这就是我们一家吃饭、议事、读书、写字的地方了。后来父亲在窗外盖了一个猪栏,养了一头小猪后,房间里的空气就变了样,开始的时候难以适应,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每当夜晚,我和父亲相对而坐,对着一盏如豆的灯火翻读着中医针灸书籍、报刊杂志,直到油枯灯灭才躺下睡觉。每当夜半或凌晨我们被饿猪的喊叫声吵醒时,我们父子就会展开新一轮关于养不养猪的讨论。
我一直反对父亲养猪,因为人都吃不饱哪里有东西来喂猪。父亲不这样想,他默默地去拔野菜,把野菜切细,拌上糠秕之类,夜深人静还在一遍一遍煮猪食。他还找来一大堆科学养猪的小册子,按图索骥地运用到养猪的实际中去。譬如他拐弯抹角地买来酒糟喂猪,据说使猪改善睡眠的质量;又如他在猪栏前面挂上多层的竹帘,使猪栏变为暗室,据说可以延长猪的睡眠时间。总之千方百计使猪宝宝少动多睡,迅速生肉长肥,为家庭增加收入。
父亲原来是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师,一个极为负责任的班主任。只要你翻看过他的十多本英语和地理学的备课本,就会得出我以上的结论。但是父亲被精减后就象丢了魂一样,完全变了样。一个七口之家的家长,是五个未成年子女的抚育者,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承担人,现在无缘无故地被精减,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了,你说怎么做才能够充当起这个家长的角色呢?父亲选择了学中医和养猪,这样的选择对家庭的经济并无小补,但他可能着眼于中、长期的目标。其实养猪的中期目标只能是得不偿失,学中医的长期目标更是遥不可及。然而他并不这样算的,他说:“你不懂农村经济学,农民家家户户养猪,积少成多,没赚赚吆喝,空折腾也热闹,没钱时借钱也容易,所以养猪没赚也是赚。学中医学针灸就是学志气学意志,别人能学会你为什么学不会。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之中选择劳动,选择信念,就能求生。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穷得只剩下希望。假如太现实了,把信念与希望也丢掉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是家长,我就是这样想的。听我的话没错。等你老了,你就会知道我是对的。”
我还能怎么说呢,只是感到无边的悲哀。
所以当后来读到食指的《相信未来》一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读着读着,没读几句,我的嘴唇就变得黏涩沉重,泣不成声地读不下去了。
在青山村,有一个人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她就是大队书记的母亲。她有严重的膝关节风湿病,走路一摆一摆的,又迟缓,又艰难。在我们回乡务农的那一段时间里,她也许是出于同情与怜悯,经常把家中的粮食偷偷地送给我们。那个时候粮食十分金贵,可以说,粮食就是生命,然而她老人家把地瓜、蚕豆,年糕等重甸甸的物品接济了我们。她总是在天黑时分,把自己长长的围身布的下截向上转起来形成一个贴身的袋子,把这些东西装在里面,一幌一摇地给我们送来。我们每次都谢绝她的东西,恳求她不要这样,说要把东西送回去。她抛下东西就走,说是她与媳妇的一点心意,是瞒着他儿子娄书记,所以千万不能送回去。我们能说什么呢,只有违心地接受她的馈赠。
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大队书记的母亲一辈子都眷顾着他,呵护着他,因为我父亲是吃她的奶水长大的。
“你有没有经常想念着她?”我问父亲。
父亲难过地摇摇头,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半天,才说:“我学针灸除了替自己治疗疾病之外,也想帮她治疗风湿性膝关节炎。”
我父亲神色黯然,拼命地抽烟。
“那你有没有给她诊治过?”
“没有,一次也没有”父亲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我去她家不方便,娄书记一定不喜欢。我只想她主动找我看病,但是她始终没有来。”
这点,我能理解。记得他在一次一次动员我学习中医针灸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的人,我心里很想去帮她诊治,然而我的身份不方便。你假如学会了中医针灸,那就好了,也可以了却了我的心愿。”当时我听不懂父亲话中的含义,也不想去问为什么。他这样一讲,我全明白了。
有一年腊月廿四夜,三都师傅的祖母又偷偷摸摸地送年糕给我们。这个夜晚农村里每家每户都要祭灶王爷,所以我记住了日子。她和平时一样,一放下东西转头就走。但是,我看见父亲一下子拉着她的手,要她留下看病。她推辞了一下以后,真的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两个膝关节肿痛不红,下肢有明显浮肿。口苦口干,不思饮水,其它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异常。父亲给她在膝盖后面的委中穴位刺血后拔罐,然后给她开了一张中医处方。父亲很少开方,一是生性谨慎,二是怕惹麻烦。他那天夜晚的处方可能在心里琢磨了好多时日了,开方的时候,脸上泛红,透露出少有的自信与满足。当时我把方子抄录了下来:
槟榔六钱,陈皮三钱,木瓜三钱,吴茱萸一钱,桔梗三钱,生姜三片,紫苏茎叶六钱,黄柏三钱,苍术三钱,茯苓六钱,防己六钱,薏仁六钱,六帖。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张鸡鸣散的加减方,治疗具有上述病症十分有效。三都师傅的祖母有没有服用,以及疗效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我后来再把这个方子加二两生黄芪,使用于虚胖型下肢特异性水肿的病人,疗效非常的明显。
父亲是一个古诗词的爱好者,一说起新诗他都是批评鞭挞有加。然而奇怪的是,他的案头总摆着一本193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艾青的《大堰河》,并在诗集的扉页上用毛笔小字写上“——挹海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十壶鎭安定中学。”挹海是父亲的“字”,一生之中很少使用。抗战期间,杭州安定中学迁移到浙江缙云县壶镇上课,作为高中学生的父亲就购买来这本书,并一直珍藏下来,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毁坏,真是一大奇迹。这本诗集我也反复阅读过几次,感觉到诗歌流畅浅易,并且蕴蓄着丰富的内容,诗歌中写出了诗人心中对保姆的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真切感情。然而没有进一步联想父亲为什么这样珍爱这本诗集。
人的感情真是非常的奇特,非常的复杂。父亲对三都师傅祖母的眷念竟移情于诗集《大堰河》,娄书记的母亲通过偷偷地馈送粮食来表达其内心的牵挂。
父亲与娄书记母亲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情感交流都发生在我们刚刚住进陈徳昌先生那里的那几年里,后来这种来往在我的记忆里就模糊了。也许她年纪越来越大了,她有病的双腿再也走不了那样地远的路了。
回忆永嘉场青山村这些久违的往事,总会让人获得一种浓郁的乡土亲情,在此同时也免不了叫人去思考构成那个年代种种荒诞现象的深层原因。
回乡后,我整天猫在青山村的小山沟里,繁忙的农业劳动从早到黑几乎没有一点点空隙,生活条件也极为困苦。我接受过的十二年文化教育与现实的农村社会一点也搭不上边,从小在城市养成的生活节奏在这里几乎断了弦。刚刚下乡的那一年,我认为这种起早摸黑的体力劳动是一种必要的意志磨练,然而连续几年下来,我发觉这种强体力劳动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就渐渐地想改变这种生活。现在看来,这一种情绪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艰难生活与劳累农活,还不如说是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我发现再这样继续陷入精神的贫困之中,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其实,当时精神上已经变得迟钝与麻木,生活的圈子越来愈狭窄,甚至连摆脱困境的愿望都没有,也不敢想象未来生活该怎么办?
我回乡那年父亲就要我阅读那套中医大专院校统编教材。这套教材是我父亲精简回乡时特地到新华书店购买的。父亲把这套教材买来后,在每一本书的封面上都留下自己签名和购书的年月日:“——挹海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在家境极为困难的时节还舍得掏钱去买这一大套统编教材来学习,而且竞在这套书的封面上使用了他的“字”挹海,我想可能他当时真的把家庭命运寄托在这一套中医教材上了。写在这套书的封面上这几个字是草书字体,有形有势, 奔蛇走虺,如聚如散,潇洒无忌。一般说来一个人写字的笔迹可以立象见意,也就是俗话说的“字如其人”,传达着灵魂的信息。但这一种以字识人,字能表情达性的说法用在我父亲身上一点也不相应。我父亲在家人的印象里是一位憨厚怯弱、寒俭拘谨,不苟言笑的人。他的草书字体所流露出来的狂放开阔的气象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踪影。是的,从事于多年教育工作的父亲童提时代临过褚遂良《孟法师碑》与《雁塔圣教序》的帖,在书法方面下过一些苦功。大书法家王梅庵先生是父亲的舅舅,早年曾经受其影响和指点。王梅庵先生世称江南第一支笔,与溥心畲、沈尹默、叶恭绰等书法家齐名于燕京;上世纪三十年代有《王梅庵临褚河南圣教序》行世,时人曾评论他的书法“熔篆隶碑帖于一炉。真书、行、草兼工,临褚深得神髓,章草尤独绝一时;他被誉为温州当代书法界的“一代宗师”。梅庵先生曾经称赞过我父亲的书法小品“清新可用”。这虽然是老一辈对少年父亲的鼓励劝勉之词,当不得真,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到父亲当年敏悟、生气的身影。现在回过头来细细对照父亲先后不到十年时间的形体、性格与气质的变化,就不得不叹服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造化。
每当我翻动这套教材的书页时,就会想起背后有父亲一双饱含着希望和深情的眼睛;所以即使身心疲惫不堪,也总有一种无形的动力支撑着我。但是光有决心与意志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因为读这些教材时就像读天书,所有的概念全是“新”的。它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学阶段学了的知识跟它全都联系不上。所以父亲的愿望也仅仅是他的愿望而已,我感到自己无法走近中医的大门。
我也求教过父亲一些中医学的知识,他的回答比教材里讲的理论通俗好懂。
“阿大,你说中医针灸科学吗?”
我叫父亲为“阿大”,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家里人去排八字,那人说我与父亲的八字相冲,不能与别人一样喊父亲为“阿爸。”在农村,当一个人刚刚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无形之中就已经给你贴上不少的宿命的标签。不过我的这个“与父亲‘八字’相冲”的标签,倒是有点歪打正着了。
父亲的认知系统与我的不一样,所以一讨论问题我们就会发生言语上的冲突。这样的碰撞往往会败坏了谈话的气氛,所以我们父子之间很少能进行融洽的交谈。
“这个问题还要回答吗?”父亲不屑一顾地说。
“为什么不要回答,我的问题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感而发的,电影《早春二月》里,那个戴着瓜皮帽,留着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个中医师,他的庸俗猥琐形象太形象了。他信誓旦旦地说文嫂的儿子没事,可以痊愈,结果是孩子第二天就死了。”
“生活中也许有这样的人,”父亲说:“但是被柔石典型化以后,就起了败坏中医的作用,就成为一个被歪曲了的形象。”
“阿大,你心目中的中医学该是怎么样的形象?”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父亲毕竟是个多年的中学老师,做起思想工作来一套一套的,“前天阿福公腰伤了,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儿子跑来请我过去替他针灸,我给他在后溪穴位上刺了两针,阿福公就能自己从床上爬了起来。你说,面对这样的事实还要追究针灸科学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儿荒唐吗?”
“你的意思是,有疗效就是科学?”
“我没有这样说”, 父亲回答:“但是我的意思很明确。不要用‘科学’来问难针灸学,问难中医学,而是要在中医与针灸的疗效前面来问难科学。问问它,为什么不能解释解释中医与针灸的疗效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你这不是倒打一耙吗?”我问。
“我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回答你的怪问题”,父亲振振有词。
我想了想,觉得父亲的话也有一点道理,对已经客观存在的中医针灸疗效的科学性进行怀疑,的确有点儿思维错位。
“你的提问使我想起了一个可笑的故事”,父亲看见我一声不吭的样子,就颇为自得地说。
“什么故事?”
“有一个山村,生活着一对长寿的夫妇,老人家110岁,老太婆108岁”父亲说:“有一对研究营养学的科学家夫妇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高兴地去采访他们。经过了几天的爬山涉水,科学家夫妇来到了他们的家中。当科学家夫妇询问这他们的饮食习惯的时候,长寿的夫妇说自己经常吃甜食与肉类的食品,科学家夫妇就建议他们今后不要这样,因为经常吃甜食与肉类的食品不利于身体健康与长寿。”
在长寿者的面前指责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利于长寿,这不是搞笑吗?
“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语就是嘲笑这一种自不量力的现象的”,父亲故意地问: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吗,但是我不能说,一说出来不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不过我提的问题到底错在哪里?我心里一直还是不明白,到了几十年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伪问题。
“阿大,在农村当医生,学中医好还是学西医好?”
“学中医学西医都好,”父亲说,“问题是中医可以自学,西医无法自学;中医可以在没有条件没有医疗设备的环境里诊治疾病,然而西医不能。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是一位西医大夫,在上海一个大医院工作,老家在永强下垟街。春节回家探亲时,乡亲们一看上海的大医生来了,都来找他看病。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子宫出血半年,各个大医院都认为要子宫切除才能治愈。这可把他难坏了,因为西医大夫离开了医院,离开了检测仪器,就没法给病人诊断、开药。看到乡亲们满怀希望而来,失望而去,这位大夫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沮丧之情毫不掩饰地溢于言表。后来还是我把她介绍到二都的王云五医生那里诊治,云五医生他给她开了三帖中药,病了半年的子宫出血就止住了。我的高中同学亲眼目睹了整个治疗过程,因而对中医很是羡慕,甚至决心要学中医。他说:‘应该承认,中医可以越过了西医学中的病因、病理、病位的这些层面,直接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一个中医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一个医院。’他的意思是说,中医可以整体性地把握疾病,所以中医走到哪儿都能给人看病,而西医只有在医院里才能给人看病。”
我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就进一步追问诊治的全过程。
“阿大,王云五医生后来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妇女诊治的具体情况?”
“我后来也向云五医生打听过这个妇女的诊治情况,他说这个病症是张锡纯的升陷汤证,也就是宗气下陷,给她的三帖中药都是重用生黄芪一两。他说这样的病症经常遇见,中医中药疗效很好,许多妇女免除了手术之苦。”
“阿大,假如这个病人给何黄淼老师针灸,他有把握吗?”
“何黄淼老师用针灸疗法也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这个病症是不是针灸的适应症还是难以肯定。以后你跟随他学习的时候就会慢慢地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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