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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汉唐医学”在美国的成功，让经典流派重新火起
经方派中医发展观又称埋头拉车型中医发展观，是传统中医中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流派。其认为中医主要是继承问题，继承都做不好，谈何发展，只要将几本经典中医著作搞搞清楚，让老祖宗的东西不失传已经很不错了，何必搞什么中西医结合之类的创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只要确实有疗效，何愁中医不能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一个台湾中医倪海厦用传统中医经方（汉*张仲景、唐*孙思邈，故名“汉唐医学”）单枪匹马在美国创造了众多医学奇迹，治好了许多癌症、红斑狼疮之类的现代医学绝症，重扬了传统经典中医的威名，经方雄风重振，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经典中医热浪。国内自然也不例外，声援网站、民间火神派着实火了一把，让埋头拉车型中医发展观有了更多的粉丝。
㈡面对“汉唐医学”批评，国内中医界竟然没有反应
佩服之余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面对“汉唐中医”倪海厦批评大陆中医“由于文革之贻害，正宗伤寒经方派中医只剩两个半，大多是‘中皮西骨’的半拉子中医和温良恭谨让的南方温病派中医，其疗效尚不及台湾马路边上的小诊所，出国交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医在国际上的声誉。”并摆擂挑战大陆中医，彷佛大陆中医一夜间都成了“占着茅坑不拉屎”之辈的如此过激行为，竟不见国内正统中医界有所反应，中医、中西医权威人士几乎清一色采用避而不应的态度。何以如此，也许是名誉、地位等累赘使他们不得不如此，在下不才没有此等累赘，故斗胆敢在此讲几句真话，公平为此辩解一番。
㈢医疗技术固然重要，但常常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存环境
诚然伤寒经方诸法本是我中医诸派之中的中流砥柱，用之恰当确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效、力挽狂澜之功，本是我中华民族在那没有西医抢救的年代里安身立命之本。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一个事业、一个流派之所以能否生存、发扬、光大，技术固然重要，而常常更起关键决定作用的是它的生存环境，再好的东西离开了生存环境就难以发挥其应有。
于丹在讲《庄子心得》时举了一个哲人的实验：让十个蒙住眼睛的人过独木桥，谁都可以过去，可是去掉眼罩一看，桥下鳄鱼昂首而待，谁都不敢再过，多重保护、重赏之下也只两三人敢矣。学习中医的都知道：整篇《周易八卦》精髓就是位当；《黄帝内经》复杂的五运六气讲到底还不就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已，；中医讲辩证施治，更讲该出手时才出手。中医有句行话叫做“初三年医生什么病都敢看，后三年医生什么病都不会看，再三年医生方能知进退。”意思说：前三年初生牛犊不怕虎，学了几招有效的真传还不知天高地厚，便以为可横行天下；（俗话说：“中医吹，西医推。”就是指此，现今民间江湖医生甚多，常不得已而为之，专家教授可以直言没法治只能维持，照样应接不暇，江湖郎中倘若说看不好、生机立断。）后三年临床多了便知治病并非如此简单，几乎每一个重病都是一场艰苦的战略争夺，没有不经反复的，哪有常胜将军，不经挫折、手中不死几个人，哪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再三年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应该懂得学会放弃，有所为有所不为，必知需积弱成势方能使出无为无不为、四两拨千斤的手段，才能成料敌先机之上工（见拙文纵论中医上中下三工）。倘若不知进退，一个没有战略谋略、只会攻关夺隘的勇将，顶多只一莽夫已，又岂能算一个好医生。医家有言：“良医言医与庸医言医之别，良医者淡化中医，知其可为与不可为，庸医者常以神化为始，误治为终。”其实世间又有那件事情可以离开审时度“势”而为的！
如果说中医是以“道”论自然和生命的过程性本源，以“气”论过程的运动方式和相互关系，那么“势”就是其数、序、类、态、象等简单描述运动时间方式和作用关系概念的复杂集中体现。
度“势”者察于病人：中医讲有无胃气、神气“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几乎所有症状皆是势之体现（整体制约论）。何况中医治重病、难病本就注重审时度势“三分治，七分养。”……。就连西医用药也得讲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允许度。
度“势”者察于环境：则指现行社会对于某一治疗方法的认可度，即社会公允度。说白一点也就是社会允许其犯错误的信任度，它常常是医生保护自己的底限。而这一公允度又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受到当时当地的科技、文化、舆论、法规等众多因素的制约。
如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治疗白内障首选采用的是中医金针拨翳；周恩来、邓颖超会选择让民间没有文化的中医看病。反之，现今不要说国家领导人，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治白内障也必选择西医开刀，金针拨翳恐怕听都没有听说过；把民间中医等同于江湖骗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政府教育百姓的基本常识。
又如偏远山区的一名优秀助产士，虽然难免也会遇上难产甚至死人的事情，但就是这样的医疗条件，公允度够决不会惹上麻烦；反之一进城为民工家属助产遇上难产，就算已经作出了适度反应，送医院急救成功，仍不免有一副手铐等着她。
再如五十年代从苏联流传进来的自血、鸡血注射疗法同今天高科技的干扰素疗法相比，其实无论疗效、副反应都不差于干扰素（绝大部分有发热反应）。浅而易见的道理，自血、鸡血本天然之物虽有少数排斥反应，但与从大肠杆菌中培养的干扰素相比似乎应该更环保些；但今天谁还会允许相信那早已和愚昧、落后划等号的自血、鸡血疗法。
同理今天的中医早已从当年的救命方法沦落为没病保健、小病调理、没希望病“死马当活马医”的辅助方法。倘若大病、急病只找西医治死了正常，只找中医没看好，谁都会骂你蠢笨、愚昧。寻常百姓只认可西医的抢救手段，更多平民百姓平时小病不看医生，一旦病重上医院，若不给打针挂水就好像没给治疗，会抱怨医生不负责任。至于对那些不经西医干涉、治疗的中医方案本就心存疑团，万一出了事，医生准吃不了兜着走。因此自然可以想象何以那些截断扭转、雷霆万钧、凶险万分的经方就是会用、能用也不见使用了。除了少数专项研究以外，谁又吃了豹子胆去惹这样的麻烦！久而久之也就有可能失传不会用了。反之西医则不同，西医治疗、抢救有标准方案，就是错了也有标准方案顶，照样收钱不误。为此上海某三级甲等中医医院领军人物（硕士、博士生导师）行文呼吁当前中医事业发展最为迫切的、直接关系到中医生存发展的大事是：必须尽快制定一套临床中医的标准化规范操作方案，以解广大中医后顾之忧。据说此议已引起了中医界不小的震动和共鸣。但遗憾的是既为中医又何以标准规范呢？所以汉唐医学倪海厦批评大陆中医总在关键时候把病人推给西医，中医不相信自己，来个西医为主，中医为辅；否定中医之流批评中医总是找现代西医治不了、讲不清的空子钻。设身处地的想想，也实在是情有可原。
㈣市场经济是制约现今临床中医少用经方的又一真正原因
早就听说上海名老中医用经方者甚少，心中有些怀疑：不仅接触的民间中医用经方者甚多，而且《伤寒》《金匮》本是现今中医学院正规教育之必读，是做中医的基本功，那一家高等中医学府没有专业《伤寒》《金匮》教研组，经典著作虽说有些难懂，但再难也难不过一大摞现代医学教材，难不过外语、数理化吧？现代大医院的名老中医、高等学府的国家精英难道还真不及江湖游击队吗？有心之下作了一些暗察，奇怪的是：越是有名望的三级中医大医院、特色中医门诊往往离此越远，反越是小医院如地段医院、偏辟乡镇医院、甚至民间中医用此者越多，经方具有明显被主流中医体系边缘化的趋势。以上海某家三级甲等中医院为例，唯一在日常大量使用经方的科室是小儿科，而小儿科又是这家医院中最趋于衰败、唯一连病房也没有的科室。何以如此，一个年轻的主治医师道出了个中原委：
1、市场竞争卖的就是特色，大量患者本是冲着三级特色招牌而来。倘若你也经方、我也经方还有何特色，何以招揽客户，中医方法胜多，何必一条路上撞车，最好来点高科技包装，将西医技术融入，方显特色价值，既好听又来钱；通常是将领军人物的品牌和经验处方按其学术思想做成特色配方，既有广告效应又有技术专利优势；最不济就算用经方、验方也要保密处方，做成1号、2号、3号……等等才能卖得火红，财源不断。（经方宗旨皆失）。
2、现代化企业管理要求，讲究的就是标准化的规范操作和统一量化的数据统计，为此每个特色科室都建立了一套与其特色相适应的统一规范化专治某病的中医或中西医方案，虽与传统中医的辩证施治思想背道而施，但却更有利于医院的管理，有利于临床疗效经验数据的统计和总结。一山不容两虎，倘若按经方原则辩证施治，那自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岂不乱了医院的规据方圆，又如何坚持特色？与老板意见不合，还是请你走人！
3、现代特色的判定标准全然参照西医，同类疾病只要疗效高于西医即可，低于西医现有疗效还算什么特色，于是更多的科室干脆采用1＋1 >1的方案，把同类疾病的一整套西医方法全部照搬，如肿瘤科手术、放疗、化疗样样齐全，另加一些中医扶正祛邪方法提高免疫或减少一些西药的毒副作用，至少理论上疗效不会低于单纯西医。虽然其实质是真西医伪中医，将中医治疗沦为西医之帮佣，但却最符合市场需要，中医、西医大家都找到了自己赚钱的位置，否则只中不西断了人家的财路，必被群起而攻之，终成孤家寡人。另一方面病人接收中西医全面处理，至少在心理上更安慰。又何必用经方来和市场效益唱反调呢？
4、既然市场经济使经方派中医在国内成为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买卖，那么那些有地位、有身份、身兼中西之长、懂得保护自己的中医，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对于经方自然就避而远之，为何不能借助于西医做有公允度的事情呢？关键时候用西医也就是最名正言顺的聪明之举了。只有那些只会如此几招的老中医或江湖游击队才会一条道上走到底。只用经方能完成医院基本利润指标吗？勉强为之，又能左右多少中医发展之大势呢？何况还有大量并不能真正了解经方之真谛，只会依样画瓢，用之不效当然只能回避之。
故而在此有一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经方是个人表现的‘独奏曲’曲高和寡当心得罪同行，中西结合是集体协作的‘大合奏’利益均分自然责任不留肩上，但同时也为‘滥竽充数’提供了庇护。
㈤当今社会道德体系与经方派“大医精诚”要求尚远
上述之言或许经方派的粉丝们会用“大医精诚”提出质疑，其实当年孙思邈之所以提出“大医精诚”就是因为经方同其他中医流派相比，虽常有卓效，但并非完美无缺，其整体把握的要求更高，用得不当反而风险更大，这自然就会对使用者和使用环境要求更高。
大医者圣贤也，精诚者技术精湛、道德高尚。圣贤暂且不谈，
技术精湛《内经》言：“必上知天文，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不知易不足以为工。”“圣人杂合以治。……能参合而行者，可以为上工。”孙思邈言：“只针不药、只药不针、只针不灸、只灸不针皆非良医。”意思是一个医生不仅要技术全面，而且还要能整体把握控制局面。推广到现今，一切饮食、体锻、情绪、保健、中西药物等影响均是考虑因素，至少想做西医的附佣是行不通的。
道德高尚需用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情，治病救人不计报酬，明文规定不能收钱，此乃“大医精诚”之底线，今人能做到者又有几人？当今市场经济熙熙攘攘皆为一个利字而奔忙，硕士、博士、专家、教授付出许多，自然要求相应回报，不收钱、少收钱岂非做梦？然而精与诚、技术与道德本是相互相成的产物，所谓“无私则无畏，无欲则刚。”一个营营苟苟、患得患失之胸襟，就算技术再好，临症又如何使出经方之临危果毅、力挽狂澜之手段？一个为名为利、为升官发财而用经方者离“大医精诚”远矣！
老子《道德经》预言：“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正沿着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信治、愚（智）治七大阶段一步步下滑，当今‘利’之社会‘仁、义、礼、信、智’尚是追求的目标体系，而与经方相匹配的“大医精诚”道、德体系则离我们更远，经方的疗效打折自在不言之中。
更何况：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在百家讲台言：“失去道德的制约，任何高科技、法律、法规都有可能成为利益和荒唐的帮凶。”此话并非虚言，仅举小事两桩可见一斑：
网上一条消息，某出版社一名刚毕业的女记者，一次采访途中遇到街头一大群人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生命垂危的病人，就是没人出手抢救，出于义举她自告奋勇为病人进行人工呼吸，虽然没有成功，却被另一家报社的记者作为义举报道，事后单位领导为了表扬她的义举奖励她一千元，不料竟惹来了麻烦，为此竟有人将她告上法庭，搬法律条文要追求她非法行医收取好处费的法律责任。
一个坐在轮椅上双腿瘫痪失语的小姑娘，因为付不起一次又一次重复的CT检查费（换医院）被堵在某医院的诊疗室外，遇上一个好心人将她领到一家偏辟的小旅馆中，用几根银针当场使她站了起来、发出了声音（可能是意瘫）。奇怪的是：好心人一不肯讲名字，二拒绝采访，后来据说是一个非法行医惹祸在身的江湖医生。
此举小事两则，目的在于告诫那些当今热衷于中医经方派、火神派的粉丝们，虽然经方、火神用得好常有起死回生之卓效，但风险与此同在，必自忖距大医精诚如何，方盼顾左右而用之。千万不要以为有了它就得了中医之灵丹妙药，中医发展会迎刃而解。当心好心办了傻事，在下对此教训甚多，此言由衷而发。仔细想一想：
1、谁都知道“三自一包”可以解放生产力，可为何直至全面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明文规定不准单干。
2、谁都知道中医的血脉来自民间，可为何政府在解放民间中医的法令中，不忘加上“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这一条。
3、哪个中医不知道经方好“自古中医出经典”，可为何当今大学问的成功人士，临床普遍甚少用之或关键时刻回避之。
㈥倪海厦的成功、胡万林的陨落，区别在于公允度
网上有人胡言：“倪海厦倘若在大陆，可能结局还不如胡万林。”在下不敢苟同，原因在于比较他们的公允度，实具天壤之别，岂可同日而语：
虽然中科院海归派陈竺夫妇、香港某科研机构都在试用砒霜治白血病，胡万林用砒霜、硫磺、芒硝治癌，倪海厦用生附子、硫磺、大黄等治癌，都是用大毒之品，(用毒治癌利弊长短尚有争议）技术上有相似性，但在公允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正规科研机构有科学保驾，实验数据、双盲统计、三级临床层层把关，其允许度自有国家行政机构把关，且不必说；倪海厦是用《伤寒》经方六经辩证为后盾，辩证施治用方，懂中医或知道一些中医的又有那一个敢指责他胡作非为，反而其用传统经典中医方法挑战大陆中医，还师出有名、理直气壮；胡万林一无科研数据，二无师出说法，三无行政把关，仅凭自己标榜的秘传、经验能有公允度吗？这不是将病人当试验品又是什么。《道德经》言：“不敢为天下先。”不要故意用病人做试验，这也是一个做医生的基本道德底线之一。
倪海厦在美国创办“人纪班”将其中医知识经验传授后来，让更多的人学有所得，正造福于世界各地。即使没有学到什么，至少也不得不承认其是正宗伤寒经典流派中医。反之虽曾经明着、暗着到胡万林处偷师学艺的也为数不少，但结果不会有一个人敢于效法，因为此等逆天下公允度的做法，也大概只有胡万林一个“死囚犯”身份的人敢用。笔者戏言：“懂中医、会中医的太多，而如此“敢”用者一百年才出一个，因为一百年才有一个死囚犯身份的名医。”倒是在否定胡万林的同时，千万注意不要把他的“实验数据”一起当脏水泼掉了，因为拿患者做实验是不道德的，但经验和教训却是宝贵的。
倪海厦在美国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原因：（据其自言，除了经方技术本身以外）
1、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国家，国民少存见，更容易接收外来文化，中医优秀文化更容易在美国生根。
2、美国国民的现代化医药知识程度较高，加上美国媒体的透明度大，几乎没一天不在曝光西医的弊端，更多的老百姓已深知现代西医之种种弊端，无奈之下更愿意抛弃西医，选择中医反戈一击。
3、美国的医疗体制决定了更多的平民患者不是医生的榨钱机器，医生相对实事求是，倘若中医治好了西医的某些绝症，不仅不会被认为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且还会把他们自己的病人和亲友介绍给中医，甚至还会集体脱帽敬礼。
4、倪还深知现代西医治各种病用各种方法的弊端，知己知彼，不仅痛骂“此等本是给你敌人使用的方法”，而且懂得克服之、避开之、避不开放弃之。《难经》有六不治，倪有十不治，归为一条，公允度不够不治。常常是先把你骂醒了再治，骂不醒不治。
5、更重要一条，倪是以经方为手段，以《伤寒》六经辩证为控制模型，就算用重药、猛药也严格按照中医“有郧无过”、“到什么经用什么方”把握全局、知进退且进退有序的方法用之。而相比之下胡万林一天看几百号人，不管什么病千篇一律砒霜加芒硝，将本不该用重药的普通高血压治死了，这不是草菅人命又是什么。如果说胡万林非法行医可能有些冤枉，但说他草菅人命咎由自取，恐怕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即使你能够治好癌症，也没有权利把高血压治死了吧？
比较两者，由于公允度的差别，导致其结局的不同这也是必然。因此更多情况下，公允度比技术更重要，或者说公允度的把握本是技术成熟程度的标志来得更贴切。公允度三个字同样决定着今天传统中医经典流派的生存，更应该是今天中医经方派、火神派们不可小觑的座右铭。
㈦当今国内提高传统经典中医疗法公允度的有益尝试
倪海厦在美国的成功，在国内未必一定行得通。国内如何，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出了一个学法律出身的刘逢军，不愧为学法律出身，深知公允度的重要性，其用中药搞了八个可供辩证施治的胶囊，命名为“大道八宝”，通过关系在西藏申请了保健品字号，在国外通过了FDA和欧盟的许可，以劳动局的名义培训“养身师”，在全国铺开，推销其“大道八宝”一个有特色的中医辩证治疗方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很大成功。（注：其方法有很多的传统中医接受不了，在指责他让不懂中医的人乱用中医，把中医搞乱了，搞庸俗了。也有权威西医人士骂他是骗子。）在此我们暂且不论他的医道究竟如何，能否能进入传统经典流派的法眼，仅就其用保健品方式巧妙地躲过了两个公允度难题：一用药的合法性，二用药的安全性，同时又保持了传统中医的整体辩证施治的特色，使其产品和中医方法的公允度大大提升，使之能直接最大量的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无疑是开创了一条中医药走向市场，贴近老百姓新的成功模式，为传统中医、特别是经方派中医今后如何克服其公允度差的缺点，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
果不其然，近来广西中医学院教授刘力红（《思考中医》作者、被倪海厦评之为：大陆两个半经方派中医之中的半个。）正以样画瓢，用传统中医经方变化加减搞了一个“十八宝”系列保健品，试图将经方避开公允度难关，真正贴近、回归于民间百姓生活，目前据说正深受广大民间经方派、火神派粉丝们的追捧，但愿此是一条在国内能行得通的道路，能让传统经方派中医在国内重放异彩。
祝愿之余，为了经方事业的顺利发展，还不忘提醒广大经方派的粉丝们：千万注意“是药三分毒”不要用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的要求是：让西医补充中医的预防疾病和治疗慢性病方法，不是让中医药去配合西医疗法，也不是让中医去克服西医治疗的副作用，更不是滥用药物。千万不要搞反了，把经方派这一传统优秀的医疗方法变成了西医的辅助疗法、卖药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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