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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为医与经方医学的发展
儒生为医对经方医学的发展和经方学派的形成影响重大。因为尊经崇古是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对儒家经典的尊崇，儒生为医天生就有复古尊经的倾向。
考察中国的学术史以及经方发展史就会发现，经方医学在历史上发展的繁荣期大都与历史上文化 “复古”思潮相关。儒学在汉代开始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西汉武帝采纳自己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即“以儒为主,悉延百端”,并没搞“思想专制”。这正是汉武帝能成为“雄才大略”皇帝的思想基础。从此，儒家六书逐渐上升为“六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公元79年）始发展到极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了思想专制。最终也导致了东汉帝国的衰亡（参见孙景坛先生相关论文）。西汉武帝之后，尤其是东汉对“古文”的研究，是“汉学”的创立期，也是第一次高潮，对应的是经方医学在这一阶段的收集整理工作，结果是西汉末“经方十一家”的出现以及经方在东汉的大发展，最终流传下了汉末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克木先生认为，汉代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儒生加方士。
两宋金石之学兴起，古文研究热再起，考据学大盛，其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卓越的，宋人以金石与文献相印证的考据方法，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后世考证所谓“二重证据法”的缘起。宋代义理史学和考证史学的昌兴，对当时和后世、对史学和其他学术都产生较大影响。对应中医学，就是宋代对医学典籍的大规模校订。宋本《伤寒论》（1064年）就这样产生了。并且随后不久的1108年朱肱就在《类证活人书.序一》里把仲景医书等同于儒家“六经”了，之后不久《伤寒论》就确立了医经的地位。而对《伤寒论》的注解、考证、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其实就是考据学在医学领域的翻版。
明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及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力倡文学复古，号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大历（766年-779年）以后书勿读”，复古风气成为当时文坛主流，主导明代文坛长达百年之久。明代考据学也很兴盛，大家如杨慎（明代最为博学的学者，蜀人）、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江苏太仓人）、胡应麟（浙江兰溪人）等。我们可以看出经方派医家尊崇汉唐医方，认为“仲景后的方书卑不足道”大概就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医界的翻版。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江南一带很多儒医如方有执之流为什么会对张仲景方论尊崇备致了，方有执等人“错简重订”的思想来源其实就是明代考据学在医学领域的体现（“错简重订”的思想其实不是始于方有执，可参看元王履《医经朔洄集》和1543年方有执同乡前辈余傅山等人的《论医汇粹》中相关内容，余傅山就把《伤寒论》的重订类比于元代江西经学大师吴澄对《礼记》的整理重订，著《礼记纂言》）。另外，据张玉才先生统计，历史上新安名医中，或通理学、或通经学、或通汉学、或通朴学者明确可考的就多达近30人。而历史上新安名医中“以儒通医”者高达７０％。
清代“汉学”的基调是由惠栋（今江苏吴县人）定下的。惠氏尊崇贾逵、马融、许慎、郑玄，力倡东汉古文经学，推动研究古文、古典，被推为“汉学大宗”。 乾嘉学派的发源地就是江苏吴中，江南一带就是乾嘉学派的大本营。经方派的柯琴（考据思想大概近于义理史学派，与方有执的考证史学派有所区别）、徐大椿、莫枚士、曹颖甫等都在这一地域文化圈附近生活，且他们其实都是通“汉学”的儒生为医。清代江南地区的经学繁荣人所共知，这里就不多说的。
正是明清以来文学复古运动以及考据学的兴盛，才间接导致了当时作为经济和文化学术中心的江南一带经方医学的兴盛。其实从南宋以来，江南地区就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也是宋以后伤寒学术在这一地区一直繁盛的因素。
蜀地自古人杰地灵。清代以来在传统学术方面也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号称儒学大师、教育家、宗教思想家、医学思想家的刘沅（1768—1855年），刘止唐，这个人也算千古奇人，用“一代大儒”尚不足以来称呼他，因为刘沅学问精通融会儒、道、佛三家，尽管汉代以后，传统知识分子骨子里就是儒生加道士加和尚（金克木先生语），但主要还是示人于儒家面目，而象刘沅这种道、佛味道这么强烈的儒家人物，还是古来罕有，他创立槐轩学派和刘门教（估计也只有蜀地这种地方才能出产此类人物，蜀地是道教的发源地；北宋理学家程颐说“易学在蜀”，季羡林等认为蜀地可能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刘沅的槐轩书塾规模盛大，经常求学的学生有三百人以上，师从刘沅学习的学生有数千人，故此当清代即有“川西夫子”之称，为一代塾师之雄。近代经方“火神派”鼻祖郑钦安（1824年-1911年）就从刘氏学医。（刘沅的孙子刘咸炘也是一位天才学问大师，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都对他推崇备至，蒙文通甚至称他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另一位就是号称中国古典经学最后一位大师的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廖氏一生治经学凡六变，不变的是“尊孔尊经”。廖平晚年甚至意图建立一个熔三教于一炉、合诸子为一体无所不包的大学问—孔经哲学（可能是受刘沅启发）。廖平桃李满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黄镕、蒙文通、杜刚伯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其门下。尽管康有为不是廖平的正式弟子，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康有为一些重要思想是受廖平影响的，廖平的思想通过康有为的改造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础，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为为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廖平的很多经学思想与俞樾、刘师培、章太炎等古文学家是不同的，有的甚至相反，但他们都一致给予廖氏很高的评价。廖平墓志铭即为章太炎先生所撰写。
介绍蜀学的清代复兴，不得不提张之洞督学四川，光绪元年（1874年）创办的尊经书院，（其前身1740年设立的锦江书院，也是四川大学的前身），其立学以“通经学古课蜀士”， 倡导“通经学古”，实即“通经致用”的学术风气。后人常把它与西汉文翁石室相提并论。文翁石室可能是中国地方办官学的第一家。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就始于西汉文翁立学。尊经书院为蜀地和国家培养了很多才干之士，如廖平、张祥龄、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毛瀚丰、彭毓嵩、彭家珍、骆成骧、罗纶、蒲殿俊、吴玉章、张澜（国家副主席）、吴虞等人。在清末科举废除之后，很多有“汉学”根底的儒生为生计转而学医，有不少人选择经方医学是很自然的。其实江南地区也是如此。
之所以介绍这么多蜀地清代以来传统学术的情况，主要就是为了说明清代以来蜀地经方医学的兴起，除了本土医学古来传统、与江南地区一水相连的原因外，也与蜀地传统学术的复兴有关的，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两位学术大师，其实都是通传统医学的。刘沅著有《医理大概约说》。廖平曾辑评医书二十余种，总题为《六译馆医学丛书》，所辑多为唐以前重要的医学著作。廖氏还专门考据过《伤寒论》唐代古本，著作《伤寒杂病论古本》一书（1919年，四川成都存古书 局刊本）。近代以来蜀地也出了许多经方派的名医，应该是蜀地清代以来传统学术复兴的一个后果。至少我知道后来“经方派”的命名者任应秋先生就为蜀人，其早年即是求学于廖平。
日本古方派的名古屋玄医、后藤艮山其实都是研究过儒家经学的人。
中医历史上的名医，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其实大都可以归入“士”（知识分子）的范围，也即基本都属于儒医，中医学的传承与传播，基本也是以儒医为主，因为一般只有这类医家才有能力和兴趣著书立说，广为传播，如果医家只有医名而无医著传世，则对后世医学就不会有多大的实质影响。必竟中医学在学术传承上还是强调经典，“以文本为核心”的（参见李建民《生命史学》第一章）。
研究“汉学”的学术发展，还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尊经”，变的是学术思想，旧瓶新酒。“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张秀熟先生在《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序》中说：“东汉郑康成，异乎前于他的贾逵、马融，贾、马又异乎西汉末的刘歆，刘歆又异乎前此的伏生、董仲舒、大小二戴，直到清代号称“师承汉学”的乾嘉诸子，较汉儒又提高一水平”。象廖平这样的经学家，一生学术思想六变，不变的还是“尊孔尊经”。对应于经方医学的学术发展历史也一样，历代变的伤寒学术思想，不变的还是“尊经”《伤寒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对经典的不断重新解读中发展进化。古代儒家治学，“六经注我”是一个传统，金克木先生就评论过，古人对通宇宙的《易》和通天下的《春秋》的解读，基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主要发挥的还是自己个人对当时当世的思想意见，这种解读，对原文本来说，都是“伪”说，而对解说者的时世来说，都算“真”学（见《文化卮言》）。医学也一样，历代的医学学术发明，发明者多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创的合理性，而与古典相悖时则缄口不言，或者说是“错简”，王叔和的过错等等，一般不会非议“圣人”仲景。今天我们看到的《伤寒杂病论》真的是张仲景原著？假设真是，后世很多伤寒学家的解读真的符合原著原始思想？如果我们设法回到汉代当年的文化学术环境，了解汉代的生命科学发展所达到的境界，考究汉代医生治疗病人的思想、思维习惯，我们会发现，其实后世很多影响较大的伤寒学说相对于原著来说，很可能就是一种“有用”的“伪说”。如果有文化史学者以科学考古的方法力图尽可能真实的复原张仲景的思想，我估计同样有很多人难以接受，要找理由来否认，就象从古墓里挖出来的古本《老子》，很多习惯了研究今本《老子》的学者都很难接受，有抗拒情绪，甚至极端到要认为古本为“伪”，这当然是可笑的。后世繁荣的伤寒学说有学术进步发展的一面，也有麻烦的地方，就是各家学说各有各说，相互攻击的也常见，后人欲学医往往无所适从，当年高明如姜佐景先生就有“众说纷纭，吾安从之！”的感叹。近代以来，中国渐变理性时代，有激烈者甚至认为中医是经验可用而传统理论却无一可通。经方方证学说的兴起或是时代的必然，也或是对传统中医尚玄理，各家学说纷繁杂乱的一种纠正和反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方方证学说也是中医经方医学一种最彻底的复古，一定程度的回归了比较原始的简朴医学思想的时代。
中国人长于史而短于哲，陈寅恪先生早年就曾私下对吴宓说，中国（传统）哲学不行，史学高超。当然这类话，学问大家大都是“心照不宣”的。古典哲学昌盛的印度就相反，古印度人甚至没有严格意义的历史书。中国人重视历史大多还是要“以古鉴今”，《春秋》等史籍可算是编年记事档案之类，却成为后人治国经营天下的谋略来源。中医的诊籍和医案正是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产物。这类医事档案，早的《周 礼·天官冢宰》就提及，仓公淳于意学医阳庆也要靠记录分析诊籍来验证自己的正误得失，总结经验。《伤寒论》就可以视为某个流派的历史诊籍的提炼总结。明代后各类医案更是数不胜数。现在中医院校中很多还专门开有医案这门课程。医案成书，恐怕也是中医特色之一。过去儒生学医，如果光看医学理论书，没有正式跟师学习诊病，是很难真正懂得看病的，但有了医案就不同，历史上有些名医甚至单靠医学理论书籍和医案就可以无师自通。历史上很多名医对医案就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清代名医周学海就说：“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而集医学理论和医案于一身的《伤寒论》后世受到如此的尊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天学习医学，并不只有中医，而选择中医的人，我想大多都是多少有点古典情怀的人吧。我见学中医的人中有些就是古典诗词的爱好者。也发现很多学习经方医学的人情绪上比较抗拒现代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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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卡
发表于 2011-5-9 12: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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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9 13:27:39
发表于 2011-5-9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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