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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前行的每一步都要绑紧并踏响科学的铃铛
———从科学的角度谈经方
(江厚万•中国科技开发院芜湖分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安徽 芜湖 241001)
学界公认,经方医学是中医学的一个流派,它的旗帜上醒目地书写着四个大字——“方证相应”,因此,又可称之为“方证医学”。它与传统中医学的异同点何在?中医学究属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而科学又该作何理解?本文将作一浅探。
1 中医是什么?
中医学(包括经方医学)究竟属于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这一问题始终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是难衷,必须予以澄清。医学哲学家、中医战略研究专家、中医系统论学科创始人祝世讷先生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期专门的研究,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首先,要掌握学科划分的原则。‘科学’一词汉译时的本义,是指‘分科的学问’,分科的依据是研究对象,研究同一对象属于同一学科,研究不同的对象属于不同学科。现代科学把整个世界分为三个大的领域,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分为若干学科,每一学科又分出许多分支学科。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健康与疾病,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属于自然科学。
其次,学科之间有交叉,但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交叉,学科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并不因为科学研究的分科被分割零碎,同时,客观事物的内在统一性也不会模糊学科划分的界限,在学科之间的交叉带上,不同的内容各归属于不同的学科。例如,在人的健康与疾病中有心理因素的作用,研究心理性疾病的是心理医学,是医学的分支学科;而研究影响健康与疾病的心理因素和作用的,是医学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同样,在人的健康与疾病中有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由社会因素引起的疾病的,是社会医学,它是医学的分支学科;研究医学所涉及的社会因素的,是医学社会学,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象艾兹病的防治,医学可以研究清楚其传播途径(如吸毒、性乱等),指出阻断传播的环节和方法,但如何去解决制毒、贩毒、吸毒、性乱问题,那不是医学的任务,而是社会管理的任务。不能因为健康与疾病涉及到心理、社会因素,就认为医学兼有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
再次,医学和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健康与疾病’,这是决定医学和中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的依据。在‘健康与疾病’之外,关于人的其他问题由其他学科来研究,如人类学、人体科学、脑科学、心理学、思维科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这都不属于医学的范围。但是,人的健康与疾病既与上述这些关于人的非医学内容有关,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气象学、宇宙学等内容有关,决不能因此而说,中医学具有与这些学科相交叉的多重属性,更不能将这些广泛的联系和交叉省略掉,说中医学只与人文科学相交叉因而具有‘双重属性’。
最后,关于中医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主要在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健康与疾病’的具体内容的关系并不直接。例如,中医学与哲学关系密切,有专门的‘医学哲学’来研究,它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是,人没有‘哲学性疾病’,不存在‘哲学医学’这一学科,决不能因为中医理论与哲学的关系密切,就说中医有医学和哲学的双重属性。实际上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哲学思考,哲学思想渗透在所有学科中,不能因此而认为都具有‘双重属性’。”
2 科学是什么?
有学者撰文指出:18世纪中叶以前,经验科学的归纳方法被普遍认为是科学的标志。特别是牛顿经典力学的建立使很多人相信,科学就是真理,科学的东西就是对的,不科学的或者伪科学的东西才可能有错误。然而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证明牛顿引力论存在错误。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到底有没有科学?科学究竟是什么?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认为,科学规律尽管不能被证实,但可以被证伪。依靠人的批判理性,通过不断地创造假说和排除错误,使之得到检验并由此而取得科学知识的增长。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社会学派认为,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理论即使有错误、面临许多反证,但只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最能解决问题、最能满足需要的,就可以继续存在,直到更能解决问题、更能满足需要的新理论形态出现为止(人民日报2011-2-17(7)张志明文)。由此看来,那些“唯科学论”者攻击“中医不科学”的论调是否既显得过于武断,又不免暴露出其本身对科学的误读与无知?而那些中医“解构与重构”的鼓吹者恐怕就是犯了一种“急躁症”!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李醒民先生认为:科学精神以追求真理为起点。追求真理乃至“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是科学精神的“原始公理”和“绝对命令”。所谓真理,就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有机统一。在科学中,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是实证的和理性的道路,即实验的检验和理性的审查。这是因为,真理是已经或即将被实验或经验证实或确认的命题——已经被证实或确认的就成为所谓的相对真理,即将被证实或确认的可以称之为潜在真理。换句话说,科学就是实证科学。真理还是合理性的命题——不仅合乎人的理性,而且与其他合理性的理论相容。科学具有双重性质:经验性质和理性性质。前者以可检验性和预言能力为特征,后者以抽象性和简单性为特征。科学是理性的代表、理性方法的典范、理性精神的用武之地。科学涉及的空间、时间、质量、相互作用、宇宙或自然的规律和图式等,都隐含在物质的深层结构中。这些对于感官来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理性或理智却至少可以部分地把握它们。因此,科学是而且必须是理性的或合理性的。李醒民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1)关于真理检验的标准,先生将“经验”与“实验”置于同等地位,这就为准确定位中医学的科学属性奠定了理论基础;(2)关于理论对科学的审问,笔者认为,只要真正读懂中医学的人,都会对此作出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医学所蕴涵的科学原理(祝世讷先生在所著《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一书中归纳出“元整体原理、非加和原理、有机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功能性原理、自主性原理”等六大中医学原理)与独特理论体系,不仅与现代大科学理论架构投相合拍,而且,中医学所具有的超时代的高深理论和广阔视域往往超出现代科学的解读能力与视野。
3 经方是什么?
3.1方证相应——经方之魂
清代大医家徐灵胎指出,“医有道焉,有术焉,道难知也,即知之而无可用者也。知道而能用,夫道则道精矣。术易知也,知之而无与乎道者也。知术而能通乎道,则术神矣。”经方之道在于一个“证”字,经方之术在于一个“方”字,精识“证”,善用“方”,经方之道术则掌握殆半。仲景明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即“方证相应”之谓。“方证”是经方医学之魂。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所谓“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一语,充分体现了胡老先生将“共性寓于个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哲学思想准确运用于实际之中。如果对此作出相反的理解(如有学者认为:“共性可以包括个性,而个性不能包括共性”。见陈亦人原著,顾武军等修订•《伤寒论求实》p13),就意味着未能真正读懂“方证医学”。必须明确,“方证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病邪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辨证体系的区别何在?笔者认为,前者所辨之“证”客观实在,规范统一,有目共睹,更为可取的是“以方名证”,其结果是“证”明则“方”定,无需经过“脑筋急转弯”。后者不仅要求追究“证从何来,证向何去,证机何在”,并要求弄清五脏传变,寒热转化,经络走向等前提概念,但可悲的是,直至今日,世界上竟无有一人能够说明“脏腑为何?络络在哪?三焦是孰?”试问,建立在这种海市蜃楼上的所谓“辨证”结论岂能不是一种“我思故我在”?!
3.2证病之辨——“病例”叙说
何谓“证”何谓“病”,几乎成为学界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头号“口水战”。单纯的理论阐述恐怕仍然难逃“苍白”之评,笔者打算采用以病案说事。案1 :20世纪40年代,王玉润先生的父亲、著名中医王超然先生为一老友治病,经“辨证”,从“风温”论治,先后投以银翘散、白虎汤,未能奏效,患者病情日益严重。无奈之中,老先生请教搞中西医结合的儿子。王老(玉润)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又在患者血液中检得回归热螺旋体,由此确诊为“回归热”,但因为时已晚,病终不治。
案2 :“文革”期间,王老随学生下乡开门办学,遇一患者,当地赤脚医生辨为“风温”,亦先后用银翘散和白虎汤均无效。王老“辨病”后,确诊为“流脑”,用氯霉素后治愈。(摘自《王玉润论医药》P299)
案3 :女患田某,16岁,2007年11月2日诊,发热2天,住入西安交大附一院,入院后仍高热不退,经系统检查与全院会诊,确诊为利什曼原虫(Leishmania donovani)感染,但百药无效(因近10多年来国内大部分地区未发现此类新病例,特效药几无储备)。高热持续达40天,遂向全国求救,结果四川省疾控中心存有7支葡萄糖酸锑钠,通过电视台联系,得悉一成都记者即将回西安探亲,便托其带药(火车速度较之邮寄要快,普通百姓雇专车送药可能不太现实),用药3天后,热渐退而病愈。(引自2007年12月20日中央10台《讲述》栏目——文明中国)。
以上3例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医从来只治“证”不治“病”,更准确地说,中医专治中医之“证”而通治西医之“病”。古有明训:中医治病既可“万病一方”,又可“一病万方”。所谓“万病一方”,其实是“万病见一证则只需立一方”的略言,“一病万方”即“一病现万证必须用万方”的简述,其真正含义仍然是“一证一方”,亦即“方证”之谓。这就明白不过地点出了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施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只要大众明白了这一简单道理,那些“乙肝转阴王”们、“鸡骨草”们、“红豆杉”们、“叶下珠”们、“胡万林”们、“肿瘤专业户”们、“秘方祖传者”们、“现代高科技”们自然就要“下岗”,每年那500亿的血汗钱(仅肝病一个病种)也就不会从可怜的、可悲的、善良的百姓腰包中被“忽悠”。
3.3病邪辨证——亟待纠正
传统中医有“病邪辨证”一说,只要稍事推敲,就会发现破绽。“证”者“正”也(祝世讷语)、“本”也,“证”乃“偏离正常状态的状态”的同义语,也就是“不正”为“证”,“不正”即“斜”,“斜”者“邪”也。换言之,辨“证”即辨“正”,治“证”即治“正”,正气为“本”,“扶正”即“固本”(治本),“祛邪(斜)”即“扶正”。“邪”并非指“真正入卫入气,入营入血(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孔伯华语)”之“病邪”。愚见,“邪”就是“证”,“证”乃“证据”、“状态”,亦即“可见的实在”之谓,而不是指看不见、摸不着的“风、寒、暑、湿、燥、火”。孔伯华先生又说:“仲景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之三焦辨证”,“亦即羽翼仲景也。”显而易见,“病邪辨证”说的错误主要在于“倒果为因”,误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引起病证的决定因素。殊不知“邪”就是“证”,换句话说,是病人表现为“风(寒、暑、湿、燥、火)证”, 并非是“邪”之“入卫入气,入营入血”。
3.4经方辨证——国医垂范
国医大师何任教授以“<金匮>研究第一人”的大家智慧,对仲景创立的经方进行了深刻阐发与全面解析,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他认为,“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如“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在临床中,要么你就准确地运用经方,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个人的经验方。”“又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
何师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治疗肿瘤“十二字诀”,实际上是对中医治“证”与西医治“病”之“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最好诠释。所谓“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提高病人抗病能力。并将“不断扶正”方法,又具体细化为三种,即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所谓“适时祛邪”,就是指在“不断扶正”的基础上,将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等交叉配合使用。所谓“随证治之”,即是指在综合考虑肿瘤疾病的基础上,在“不断扶正”、“适时祛邪”的原则指导下,依随病人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辨证治疗。这“十二字诀”完全符合中医学基本原理,闪耀着科学思想之光。它是对“扶正祛邪”笼统说法的超越,是对“以毒攻毒”含混之辞的反叛,更是对西医治疗学思想的宣战。
结束语:一路走来的经方始终遵循国人“学以致用”的为学之道,当然无可厚非。但较之西方人注重的“学以致知”理念又不免略显缺憾,正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所说:基础科学是回答:“这是为什么”,而应用科学回答的是:“这有什么用”。今天,在经方之旅中,我们必须思考,是不是该向着“追问为什么”的高度进发了!
附上祝世讷教授复信
厚万所长:您好!
大作收到,初读所感:一是题目、引言、结语写得特好,不是在“做”文章,而是思考的结晶;二是第三部分提出和阐述了几个较为深刻的规律性问题,方证的内在本质是方与证的准确对应,病邪辨证确有倒果为因的倾向,这些问题提得好,讨论得有力度。关于“证”与“病”的关系,至今的理论还不少糊涂,实际上是对“证”的理解和界定不够准确,而对“病”的理解和界定是多元的,有的是“疾病”的简称,有的是指西医认识的疾病,而在人身上,病变过程是同一的(注意是“同一”,不是“统一”),只是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反映了不同的内容和特点,用以概括和表达的概念,有所不同,至今没有进行专门的逻辑学的严格推敲和规定,内涵和外延不够准确。医学已有几千年历史,“证”、“病”两个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实客观存在,可以通过理论的和逻辑的研究,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各自用到适当的地方。只是,因为传统和习惯的力量,有些混乱带有根深蒂固的味道,一下子解决不太容易。 以上顷顷,仅供参考。
祝世讷 0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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