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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辨证是方正辨证为主,辅助以药证辨证。在经方辨证中,有一套固定的方可以选择。选定了某个方之后,可以根据病人的症状,有哪些未被这个方覆盖,增加对症的药。
方对应的是身体的整体状态,是身体的主要矛盾。药对应的是局部状态。所以,经方辨证的总体思路,是先总体,再局部。抓主要矛盾,顺带解决次要矛盾。
举例来说,桂枝汤加厚朴杏子。应该是先判断病人,总体上是个桂枝汤证,再根据病人喘,喘用厚朴杏仁。先考虑方证桂枝汤证,再考虑药证厚朴杏仁药证。最后形成给病人的方:桂枝汤加厚朴杏仁。
时方辨证的思路恰恰相反。时方辨证首先是判断药证。肾虚,选什么一组药;同时肝火旺,选一组什么药。时方辨证的时候,没有一张整体的方子,只是根据每个局部判断一组药,然后把这些药组合在一起,形成给病人的方。
时方辨证的缺陷就是缺乏整体观。就伤寒论自己的方正辨证而言,《伤寒论》中为什么强调先表后里?就是因为表是人体的整体反应。先考虑整体反应,再考虑局部症状。
我看病的时候,看过经方医生,也看过时方医生,双方开方的特点非常明显:经方医生的判断结果,先是什么方+什么方,接着是加什么药;时方医生的判断结果,是判断要开几组药,心肝脾肺肾,对应五脏的症状(时方医生会把症状分类到五脏中),每个脏的这组症状,对应开哪几个药。这几组药放在一起,就是给病人的方。这是先药证,再组方的做法。
经方辨证,就是方证辨证+药证辨证,以方正辨证为主。
时方辨证,就是药证辨证。只不过在药证辨证的时候,是按五脏分类辨证的。这种辨证,无法使用类似桂枝汤这样的方子,因为医生眼里只有桂枝,没有桂枝汤。
使用脏腑理论,如何做经方辨证呢?他的做法是把五脏六腑表现出来的综合特征做方子的选择辨证;一旦方子选定后,再根据每个脏腑分类的症状加药,进行药证辨证。这种做法,实际上比《伤寒论》多做了一层转化:从证,转换成脏腑的证,再把脏腑的综合症候,转换成方。这种转换,就是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所做的事情。所以,要想用好这套方法,除了伤寒论本身,还必须读大量的伤寒论注解,才能完成这个转化过程。无疑,这个转化过程太过漫长,也太过繁杂,所以日本人弃之不用,而选择直接的方证对应。
事物都是因为比较竞争而存在的。日本汉方研究,不只是临床应用他们摸索出一套方法,把汉方和西医疾病谱方病对应,做了很多工作,沉淀了很多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抛开脏腑理论之后,为了解释方证对应、房病背后的原因,他们采用西方医学、生物学的方法进行了方理、药理研究。比如日本人发明的血清研究,给动物灌注中药汤,然后抽取血清,看身体对这个方药的反应。这种研究,实际上是细胞代谢的层面上研究中药作用的机理。西方科学的特点,它是一种结构化的研究方法,可以很稳定地推动研究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而且进步速度神速。这是科学的特点。
脏腑理论和西医理论,两个理论是不相容的,是完全互相排斥的,选用这个,就无法选用那个。日本汉方研究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就是从吉益东洞开始,他们抛弃了脏腑理论。当时抛弃的原因是疗效不好,经方疗效好。但是这也客观上给西医科学进入汉方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脏腑理论在,西方医学科学就插不进来。
根本的有前途的方法,就是放弃脏腑理论,把经方研究、药理研究和西方医学的代谢研究(包括细胞层面的代谢研究、基因层面的代谢研究)结合起来。西方医学并不排斥中医,医学的本质就是看疗效,科学最终的落脚点还是由实证来验证理论,来源于实践而终止于实践。青蒿素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一个案例。
看《全球通史》,作者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他说:为什么现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出现在了贫穷的欧洲,而不是富饶的亚洲?熟悉欧洲史的人都知道,15世纪的时候,来自亚洲的伊斯兰大军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像一把大钳子一样,钳制了整个欧洲,逼得欧洲人不得不发明蒸汽船只,从海上寻找出口。创新,总是从一片荒芜中和绝望中产生。欧洲一无所有,所以能产生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而在亚洲,传统太强大,生活太富足,它没有给创新留出空间。
这个结论对中医研究很有启发:脏腑理论不退位,西方科学就进不来,中医研究就无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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