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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各家学说概论
作者：张薛光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称为开创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经典著作，该书记载的近300首古方被后世称为“方剂之祖”。在中国医学史上，又有着一大批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研究对象的医家们，他们或编次整理张仲景遗著，或注解阐发《伤寒论》辨证论治理论，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先后三度掀起了研究《伤寒论》的高潮，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以《皇汉医学》为代表的日本汉方医学的输入，和以曹颖甫为代表的本土经方派临床家的崛起，经方科学而实用这一无可辩驳事实，使得在中西医论争洪流中日趋式微的中医学又重振雄风。
而如今，谈到经方，谈到《伤寒论》，就好比让那些吃贯西餐的人尝尝窝窝头、大米饭，曰：“古方不能治今病也。”这种观念对医界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临床，还是在中医高校教学、科研中，持此论者大有人在。《伤寒论》、《金匮要略》竟被视为难以入眼的“土物”，曾经被视为“祖方”的这些经典方剂被置若罔闻。张仲景经方医学的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医界所淡化，经方甚至已经成为现代中医人的盲点。令人费解的是，当前在经方的研究上却出现了“高校冷而民间热，国内冷而海外热”的现象，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
笔者试图从各家经方的角度谈谈经方的学术流派，为宣传经方的实用价值，普及经方的临床应用，重振经方的学术地位做些工作。
一、几个概念
1、经方
经方，原是古代经验方的简称。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的记载，当时著录医书共分四个门类，共三十六家。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等七家，经方有《风寒热十六病方》、《汤液经法》等十一家。此外还有房中八家，神仙十家。
由于经方十一家早佚，与其有学术渊源的《伤寒杂病论》所收载的275首古方便也被称为“经方”，或“长沙方”，在日本称为“古方”。
清代莫枚士《研经言》：“读仲景书，而穷源于《灵枢》、《素问》，人知之。读仲景书，当竟委于《千金》、《外台》，人不知。”因为汉唐时期的《小品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方书收
载的方剂也与经方同源，组方结构相似，“以方类证、方证同条”的学理相同，故也被认为属于经方。
汉唐以后，诸家创制了大量的新方，如金元的李东垣方，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方等，与经方相比较而言，这些后世的经验方均属于“时方”之范畴。其中也有一些如防风通圣散、阳和汤、血府逐瘀汤等经典高效方，他们或有经方的骨架，或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检验而屡试屡验，也属于经方范畴。
2、经方派、经方家
《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医经家以血脉经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针灸砭石为主要治疗方法，药物为辅助者。而经方家则是研究本草药性为核心，视疾病而对证用药，这也许是历史上最早对“方技”学术派别的分类记载。
民国刘民叔在《神农古本草经叙》一文中说：“尝考医学源流，古分二派，一曰炎帝神农，二曰黄帝轩辕。神农传本草，黄帝传针灸，家法不同，学派遂异。后汉张仲景，农伊家也，所广汤液，为集经方之大成。凡治经方者，以汤液为主。凡治汤液为主者，以本草为主，而本草致用，又以证候为重。与岐黄家法，针灸学派，专重脏府经络者不同。”（刘民叔《华阳医说》，民国二十三年）刘民叔先生认为，中医学在汉代以前有两大派别，一个是神农、伊尹、张仲景的汤液经方学派，一个是黄帝脏腑经络学派，此说实本《汉书•艺文志》。
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林亿等又在《伤寒论序》中云：“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刘渡舟撰《方证相对论》一文，他说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刘渡舟，方正相对论，北京中医药大学，1996，19（1）：3）
可以说，张仲景是古代汤液经方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是经方家的杰出传人。因此，后世宗仲景之说，以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辨证论治规律为主要学术特点，并运用其理法方药指导临床实践的中医派别称为经方派，临床上擅长应用经方的医家则称为经方家，在日本称之为古方派、古方家。应用后世方或自拟方为主的则统称为“时方派”，日本称为“后世方派”。
作为中医学的一个学术派别，经方派是相对于“时方派”而言，这一划分还不足以清晰地反映出各自具体而多样的学说特色和学术内涵。如临床上应
用经方，有运用脏腑经络辨证的，有运用气化学说的，有运用六经、方证辨证的，有主张用原方而不加减者，有既用经方而又善于灵活运用后世方或自拟经验方的，等等。所以，很有必要对经方派的各家学说作进一步的细化研究。
3、经方各家学说
中医各家学说作为一门学科，以研究历代医家学术思想和主要医学流派为主要范畴。经方各家学说，作为中医各家学说的深入和延续，顾名思义，是以经方家的医学思想和学术经验为其研究对象。
以往，经方家或经方派仅仅作为《中医各家学说》一个的专题来讨论。比如，历来的统编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将《伤寒论》的整理者或注家分为宋金以前伤寒八家和明清伤寒派两类，前者如王叔和、孙思邈、朱肱、庞安时、许叔微、成无己等，后者则根据明清各家注解《伤寒论》的不同特点，分为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辨证论治派三个学术派别。早有人说，现行的教材仅是“古代中医各家学说”，缺乏时代气息。在研究广度上，仅仅停留于明清时期，尤其缺乏对近现代经方派学术经验的整理和总结，难以反映这一学派的宏伟面貌。；在研究深度，仅仅停留在比较各派医家注解《伤寒论》的文献研究角度，而对其临床经验、学术传承等语焉不详，内容显得很单薄。
叶正发的《伤寒学术史》对历代《伤寒论》学术发展史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是一部重要的经方医学史著作。但也同样存在上述不足。（叶正发《伤寒学术史》，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黄煌在《中医临床传统流派》中对经方家着笔甚多，他眼中的“伤寒派”分为通俗伤寒派、经典伤寒派、辨证伤寒派、经典杂病派、日本古方派等，包括近现代以来的有代表性的经方家，对他们的生平及著作、学术特点作了介绍，还摘录了部分医案，如实的反映了经方家的临床经验和学术风格。在其另一部著作《医案助读》（第二版）中大篇幅的介绍了著名经方家的医案，从中可以领略到经方家的学术经验，欣赏到经方所特有的魅力，各家经方初见端倪，可以说黄煌开了经方各家学说研究之先河。（黄煌，中医临床传统流派，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9）（黄煌，医案助读，第二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二、经方各家学说研究内容
1、学说
现代中医学基本理论中有诸多学说，如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源自上古的经方医学，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身就蕴涵了诸多学说，如六病学说、方证学说等。后世在整理研究的过程中，又提炼出新的学说，比如以方有执、喻嘉言为代表的“三纲鼎立”学说，以韩祗和、朱肱为代表的“六经经络”学说，以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刘渡舟为代表的“六经气化说”，以舒驰远、柯韵伯、陈亦人为代表的“六经钤百病”说，以陆懋修、恽铁樵为代表的“温病即阳明病”说，以徐灵胎、岳美中为代表的“专病专证专方专药”说，以黄煌为代表的“药人方人说”“方证三角说”，“经方体质说”等等。这些学说各自代表了医家的不同学术特点。这些学说的具体内容、产生原因、价值及其影响要重点研究。
2、学术流派
学术流派是在某个具体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派别，但并不是所有学说都能发展为学派，形成一个学派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代表医家；②基本学说；③代表著作；④传承人。（胡滨，中医学术流派散论，中医文献杂志，2004（4）：1）
学术流派的研究必须紧紧围绕代表医家的学说，描绘出学派的兴起、传承和发展的轨迹，并探讨学派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学术界对近年来突起的以西南四川经方家为代表的火神派研究较多，对该派所引发的争议也很多，这恰恰是一个缩影，正反映了经方学术流派研究的紧迫性。
现就经方医学的主要学术流派简要归纳如下。在各个流派中，并非每个代表医家之间都有师承或私淑关系，但因其所持的学术观点相同，或研究方法相似，为便于比较和归纳，也划为同一学派。此外，学派的命名方法有多种，有以代表性人物命名的，如丹溪学派；有以学科命名的，如医经派、伤寒派；有以学说命名的，如温补派、汇通派；有以地域命名的，如易水派、新安派、绍派，等。以下的流派名称尚需进一步研究。
在文献学研究领域，有以晋代皇甫谧、宋代林亿、民国杨绍伊及刘民叔为代表的汤液经方派，该派认为张仲景医学思想和经方直接来源于《神农本草》、《汤液经法》，胡希恕、冯世纶、钱超尘等人及日本古方派人士亦主张此说，认为《伤寒杂病论》与《内经》不是同一学术体系。这一派的学说对于重新认识经方医学和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有重大意义。还有以日本丹波元简、山田业广、森立之为代表的考证派。
在理论研究领域，有以方有执、喻嘉言、吴谦等为代表的错简派；有以清代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及近现代陈伯坛、冉雪峰、刘渡舟为代表的气化派；有以清代柯韵伯、徐灵胎、王旭高及日本古方家吉益东洞、尾台榕堂等为代表的类方派；以俞根初、章次公、万友生为代表的通俗伤寒派（寒温统一派）；以陆懋修、恽铁樵、祝味菊为代表的经典伤寒派；以祝味菊、余无言、阎德润、陆渊雷为代表的汇通派，等等。
在临床应用上，有以舒驰远、柯韵伯、余听鸿为代表的临床经方派，近现代的经方大家如曹颖甫、吴佩衡、胡希恕、陈慎吾、叶橘泉等多属此派；以吉益东洞、尾台榕堂、汤本求真、大塚敬节、藤平健为代表的日本古方派，他们应用经方的水平可谓炉火纯青，丝毫不亚于我国的临床经方家们。以喻嘉言、徐灵胎、尤在泾、章次公、岳美中、姜春华等为代表的经典杂病派，该派尤其注重汉唐医学的研究，注重辨病识证，专病专方。杨大华先生称此派为“泛经方派”。至于临床上虽用经方之名，但组方时加减过繁而全无经方之实者，不属于此派。
在临床诊断辨证上，有以范中林、陈达夫、杨麦青为代表的六经辨证派；有以刘渡舟、陈瑞春为代表的脏腑辨证派；有以汤本求真、大塚敬节、胡希恕、叶橘泉、黄煌为代表方证辨证派；有擅长辨体质，以森道伯、细野史郎、祝味菊、黄煌为代表的体质辨证派，还有以擅长运用脐诊、腹诊，以朱莘农、夏奕钧、曹永康为代表的苏南朱家伤寒派，等等。
在临床用药上，有善用干姜、附子，以郑钦安、祝味菊、吴佩衡、范中林为代表的火神派；有善用大黄，以萧俊逸、焦东海、吴咸中为代表的通里攻下派；有善用石膏，以缪仲醇、余霖、张锡纯为代表的清热派，有善体药性，尊奉《神农本草经》，以张锡纯、刘民叔为代表的神农派，等等。
继承和创新，是一切学术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特点。当前的中医发展最需要的是继承经典医学的学术经验，扭转中医临床疗效不断下滑的局面和教科书式中医学带来的学术发展低靡。师承教育历来是中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经方家和经方各学派学说的传承实践，可以源源不断的充实现代中医教育，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中医教学内容上庸俗化、空洞化的困境。因此，对于经方各派的研究，不仅要阐述代表人物的生平、代表著作、学术经验（包括学术见解、诊疗技能及用药用方经验），还要尽可能勾勒出本学术流派的传承体系，说明学术流派的地位和影响，并结合学术流派目前的发展现状，总结学术流派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3、医家
经方家都具有一种特质，他们敢于坚持真理，性格直率耿直和特立独行，如徐灵胎、曹颖甫、章次公、祝味菊、胡希恕等等。经方家的学说、经验及传承，经方家的人格与医德，筑起了经方医学的基石，经方各家学说研究的对象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经方家。
经方家为数众多，有著作等身者，如徐灵胎、吉益东洞等；有自学成才者，如曹颖甫、章太炎；有师承者，如余听鸿、胡希恕；还有西学中者，如祝味菊、汤本求真，等等，知名的经方家不少。还有许多经方家不太知名，如近代以来的一批经方家，他们的著作不为人知，他们的学术经验无人知晓，如北京的朱颜，重庆的邹趾痕，南京的樊天徒，泰州的武简侯，江阴的朱莘农，苏州的叶橘泉，上海的盛心如、祝敬铭，江西的萧俊逸，岭南的易巨荪、黎庇留等等。解放后，各地的老中医经验整理工作陆续展开，中医学术气氛逐渐活跃。众多医术精湛的经方家陆续浮现在学术舞台上，如江苏泰州的潘白尘，苏州的吴怀棠，无锡的孙砚孚，南通的张谷才、陈伯涛，上海的夏仲方、叶怡庭，江西的杨志一，河南的周连三，北京的许公岩、宋孝志，山西的温碧泉，四川的熊永厚、刘梓衡，广东的程祖培、张志民等等，实难计其数。如果就这些经方家的经验好好整理总结，那将是现代临床中医疗效的一剂强心针！
此外，我们在阅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还经常会看到一些散落在民间的善用经方大剂的经方家，他们的生平、著述均无从考证。虽然资料记载仅仅是寥寥数笔，但作为经方家的学术风格却跃然纸上。
通过经方各家学说的研究，通过对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向世人展现一部中医学发展恢宏而绚丽的史诗，谱写出一部未来中医学术继承和创新的壮丽篇章。因为，经方家是中医学术生命的支柱，是中医的脊梁。
4、论著、医案
经方家都是通过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本人或门人、后人整理的著作、论文及医案，来阐发他们的学术观点，发表他们的学说，如王叔和整理的《伤寒杂病论》、杨绍伊撰写的《伊尹汤液经》、姜佐景整理的《经方实验录》、曹永康撰写的《伤寒夹阴证治论》，等等。论著为研究经方家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是研究各家经方不可或缺的。
经方的杰出传人张仲景通过《伤寒杂病论》论广《汤液经法》，是汤液经方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著作。通过后世近两千年来的研究，又演绎、衍生出众多的学说与学派，有疑问与困惑，有误解与争论，诸如版本问题、词句释义问题、六经问题、方证药证问题、药物品种问题、剂量剂型问题、经方配伍结构问题、煎煮方法问题、大论与《内经》《温病学》的关系问题，古方现代化问题，等等。这些在研究经方医学、研究经方各家学说的过程中都是不可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围绕这些问题开展对经方各家学说、学派、代表医家及其医案、论著的整理研究，提出假说，拟出解决方案。
三、经方各家学说研究思路与方法
1、要深入细致
要继续深入发掘历代经方家及其学术思想。一方面，为数众多的经方家，他们的事迹或被记载在地方志、笔记小说、史书等古籍中，或在现当代的文史资料、期刊杂志中，或流传在民间百姓之中，还不为人所知，需要我们花时间去搜集，去寻访。
另一方面，已知的经方家，尤其是清代以前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编次、注解等文献研究角度，需要全面认识他们的学术经验。比如岳美中先生，主张学中医当从方剂入手，从《伤寒论》入手。他临床也擅长应用经方，对于张仲景药证、经方现代应用、药物配伍与剂量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他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辨证论治必须与专病专方专药结合。他说：“对于有确实疗效的专方专药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欲使医业精进，还必须在专病专方上认真下一番功夫”。（陈可冀等，《岳美中医学文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这充分说明了中医不能仅仅停留在辨证论治的阶段，不能仅仅停留在辨病机、对证候用药的层次，必须重视对汉唐古方辨病用方、专病专方专药的研究，必须研究现代疾病与方证、药证之间的关系。象这些是我们研究中应当重点着力的地方。
2、要立足临床
经方家生平、著作、学说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等知识性的内容是必须的，但更应当把重心放在历代经方家的学说经验如何为现代临床服务等核心问题上，更突出经方医学的临床实用性。因此，无论是归纳各种学说，还是划分各个学派，总结经方家学术思想，都要尽可能与现代中医临床实际紧
密结合，立足于提高中医临床水平。比如，方证相应学说，这是经方医学的理论核心。方证代表了经方医学的最高水平，辨方证也是中医辨证论治最重要的环节。关于方证的内涵，即方剂的适应证到底指的是什么？各方见仁见智，多数人认为是病机，日本汉方医就认为是症候群，黄煌则认为方证是疾病、体质、症状的结合体。还有人更进一步指出，某个特定的经方所适用的不仅仅是一些症状，而应该是现代医学中的某个特定病理生理学机制，如水电解质紊乱等。这些观点都有特定的临床意义，如果不结合临床实际细细阐释，是很难把问题说清楚的。又比如，每个经方家临证一生必有其独得之经验，如强调方证辨证的经方家胡希恕，外号“大柴胡”，擅长应用大柴胡汤合桂枝茯苓丸、大柴胡加石膏汤、小柴胡加石膏汤、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等治疗各科杂病，四川名医刘梓衡擅长应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吴咸中善用大柴胡汤、大陷胸汤，许公岩善用麻黄加术汤，张锡纯善用石膏，萧逸俊善用大黄，夏奕钧善用黄连，祝味菊善用附子，刘沛然善用细辛，黄煌善用肉桂，金希聪善用半夏，等等。这些鲜活的经验，是大浪淘沙后的金子，是矿藏中筛出的钻石，是中医数千年学术发展所积淀下来的，也最值得好好总结，也是最需要我们继承下来的宝贵财富。
3、要探索方法
除传统的文献整理方法外，我们还可以尝试开展经方家及学派间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经方家或流派之间共同的学术思想，能给我们继承和发扬经方医学的精髓带来有益的启示。探讨双方学术经验上的差异，可以拓展我们思考的空间，对我们提倡学术繁荣、学术争鸣也能带来帮助。比如徐灵胎与尤在泾，曹颖甫与范文甫，章次公与恽铁樵，陆渊雷与余无言，陈慎吾与胡希恕，刘渡舟与陈亦人，等等。中日两国医学史比较研究也是很有新意的，黄煌的《徐灵胎与吉益东洞学术思想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探讨》就是一个范例。除此之外，张锡纯与汤本求真、岳美中与大塚敬节、胡希恕与藤平健、叶橘泉与矢数道明等等，都是可以比较的。
临床经验的问卷调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比如，上世纪90年代，黄煌在国内首次开展对90位江苏省首批名中医的临床经验问卷调查的研究，后又成功主持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的对全国330位名中医的学术经验调查工作。正是通过这一方法，抢救和整理出了许多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其后编撰出版的《方药心悟》、《方药传真》、《名中医论方药》是我们现在研究当代名中医学术经验的重要参考文献。
口述史学的方法也是中医学术创新的好方法。利用口述史学，我们可以最直接的获得第一手资料，弥补现存文献的不足，还可以从口述史料中发现名医独特的临证经验。在经方医学史、经方各家学说的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方法开展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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