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絮语之五------医之学，方焉耳

王晓军

日本汉方大家矢数道明先生曾经提出：“医之学，方焉耳”的体会，对于我----一个从开始就接受了传统中医教育的后学来说，最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点怪怪的感觉，好像与自己以往的所学迥然不侔，但经过深入学习了黄煌教授的经方医学思想并且在黄教授的指引下阅读了为数不算太少的日本汉方著作之后，才真正的对于这六个字有了一个较为理性的认识，因为在传统中医的临床思维框架当中乃是以理--法--方--药作为主要的脉络主线去加以研究、学习以及应用的，而近二十年的临床应用下来，却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回想当年我读书临证，临证读书，也还算是刻苦勤奋的吧，但是到得头来回看自己的临床疗效，尽管也治愈了一些病症----否则也是无法生存的！但是因为临床疗效的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让自己非常的不能够满意，每每在眼高手低的慨叹之余愁肠百转而万思无以求解，实在是没有可以值得去自许的地方，我也常常的进与病谋，退与心谋，但谋来谋去，更加的找不着北之所在，有幸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黄煌教授创办的“黄煌经方沙龙网站”里拜读了黄教授的一篇篇医案医话，让我释然了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存于心头而久久难以释怀且无法解开的疑窦，那就是要想真正的学习中医并将之切实的运用于临床并取得预期的疗效，就必须彻底打破我多年以来在心中形成的几乎是牢不可破的所谓理---法---方---药的坚冰，而应该将之倒转过来去理解和应用，那就是：药--方--法--理！而矢数先生的这个心得虽然不过区区的六字而已，但却凝聚了他一生研习并应用汉方的学术思想结晶，我从中深深的体会到这六个字份量的厚重感，所以我们做为后学实在不可以轻易的将之滑过。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将之理解为药方法理呢？咱们不妨来个历史还原吧！遥想我们的祖先当年在没有任何所谓的理论的指导之下应用天然的药物去治疗疾病应该是偶然性远远超乎于必然性的，他们极有可能是完全在较为不经意之间发现了某种药可以去除某种病痛，并且经过多次的重复验证之后加以认知并予以确定下来，然后口口相传，或者言传身授，这应该是所谓的用“药”的经验；那么接着由于一些病情的复杂的，常常某一种药物无法全部的予以解决，也抑或是某种药虽然能够治疗某种病痛，但该药的作用却又绝非是单一的，那么对于此疾有用的无疑就是正治，而对于此疾无用的则当然就是无用而且可能还会有付面的作用，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聪明的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观察体会后发现，如果在用这种药的同时再加上一种药不但能够减轻某药的付面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该药的正面作用，例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小半夏汤--即半夏和生姜两味药就正是这种的配伍方法，这两者之间不只是减毒而其同时更能增强并协同发挥止呕的正面作用，我们在从内心里佩服古人的同时，方也就随之产生了！而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文字的记载，于是这些用药（单味）和用方（一味以上或者多味）的经验又被文字记录了下来并加以世代的传承以及改进，并被一些后世的儒医赋予想象的翅膀加之以理论化，从而为运用方药又派生出了诸多的方法和理论，这不正是法、理的由来吗？由上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医真正的源头并不是理法而是药方！没有药方的实效性，解决不了临床当中的实际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把一些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但到得头来也只不过理论而已，这种没有实效的空头理论在患者的眼中其实是一文不值的，因为他们来寻求的不是一个空头理论的演绎家，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能够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临床家，也就是所谓的疾医的，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些不切实用的理论整天的耽溺于其中而整天摇头晃脑无以自拔，那么我们只不过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了一名新时代的赵括，并且又稀里胡涂的扮演了一把中医的自我掘墓人而已。但如果我们认真的去还原方药，理解方药，掌握方药，运用方药，使其能够发挥方药本身乃至方药之外的极为灵活并且宽泛的内涵以及外延，不但会使我们很快的找回一名临床中医的自信，而且会于中医学的传承以及发扬功莫大焉！这是笔者在深入的学习黄煌老师的经方医学思想并将之运用于临床当中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和收获之后的肺腑之言，特此拈出，意在感恩黄煌老师在近年来对太多的像我这样的许许多多的长期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医后学的提携并与广大同道和学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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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先生是肺腑之言，这也正是我之感想。医学不应保密，把心放开，世界就更大了。

coorus

如是如是！理只是为了说服自己和别人，只是某种解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解释都还是以猜为主，故学医以继承方药为先。

独行

一语惊醒梦中人，诚如先生所言，此即为坦途大道

王晓军

　　　　　那么我们要想去学习这个所谓的药方法理从何处入手呢？毫无疑义的说：舍仲景的《伤寒论》其谁与归？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学习《伤寒论》呢？
　　　　　我在此写出这个话似乎无法老摆脱老生常谈的诟病，但说实话我实在是找不出其它的更加恰如其分的话题来表达我所想表达的内容，所以在此也只好虽然不并不情愿但也别无良谋的拾人的牙慧吧！
　　　　　记得黄煌教授曾经不止一次的给我们讲过，学习张仲景的《伤寒论》，学习经方我们要去还原其当时的历史场景，通过这种历史场景的再现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仲景当年在临床实战之际是如何的抓主证选方药而愈疾病的，黄教授常常形象的把仲景想象为他是一位军医，每每用桂枝汤去治疗连日交战、身心俱疲以及饥寒交迫的士兵，他们怕风畏冷、心慌手抖、肢软无力、面色苍白、汗出神疲，一碗热气腾腾的桂枝汤下肚，马上面色红润、气定神闲、精力充沛；用炙甘草汤来抢救那些在战场大量失血的士兵，他们面色憔悴，口唇苍白、少气无力、语声低微、形容枯焦，心中悸动而脉搏结代三五不调，炙甘草汤服后渐渐神气复苏，悸定血止······；黄煌教授绘声绘色的演讲常常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东汉末年那个群雄争霸、战乱不堪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医疗场景，令我们仿佛看到仲景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由于战争等所造成的身体的伤害以及机体由于这些伤害所作出的各种反应后所呈现的种种不同但却又有规律可循的病理生理态势，明察秋毫而且有条不紊的作出快捷而不失恰当的治疗应对方药，正是黄师的这一引导，也仿佛又使我联想到仲景除了是一名军医之外更是一名极高明的临床带教老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战争频率之高、伤亡人数之众多，虽然仲景运筹帷幄、曲运神机、方药运用出神入化而且治愈率之高更其是空前绝后，但患者之众与医者之寡形成无法对比的对比，所以仲景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除了从容不迫的认真处理和救危扶厄之外，更加急迫的就是要尽快的为临床实战培养和复制出能够像他一样的临床家和疾医！所以他手把手的利用其自身的当然也有他从前人那里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一条条语重心长的临床带教教案，虽然不是全面的但却是极为真实的方药运用密码为他的学生更为我们后学平铺直叙，是那么的直白，那么的简练，那么的质朴，那么的传神！常常几个字为我们勾勒出一们宛如面前的患者的形象，一句话点出了某个患者的形神兼备，而更为精彩的是通过仲景的神来之笔传授了我们后学方药的运用规范规律乃至成败得失，甚至更加细化到方中药味的具体比例、煎药用水、服用方法等等等等各个环节和方面，仲景为我们所展现的只是一条条有时候只精练到几个字就可以被后世尊崇为提纲的机械的条文吗？或者我们后学只是为读而读虽然将之读念于口然而日遇其证而却不识不知并饰谓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然后再坦然的将其束之高阁吗？（我在武汉某区医院时曾遇一老医年七十余，此老能将《伤寒》、《金匮》倒背如流，当时我深为佩服五体投地，但在晚间席中向其请益运用经方的运用经验时，此老竟答道：其一生行医未曾遇到过这二书中所写的证候，听了老先生当时的回答我初则以为是老人家不愿意讲，但当我看到他回答我时的态度是那么的认真和真诚，我突然的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悲哀，试问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医经方后学应有的悲哀吗？难道这仅仅是我们某一个人的悲哀吗？）

liyu9

其实参考其他学科的发展可以帮助看明一些问题的，物理和化学中，基本都是先发现各种现象，不明其中机理，然后人们才去探究其中机理，提出理论的假说，经过实验验证，假说确立，成为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导工程生产上的应用。等到又碰到解释不了的现象和问题时，又走一次循环。

比如电磁感应， 最先是奥斯特在实验中发现通电的导线可以使磁极偏转，才有了之后的各种实验，还有理论的提出。

个人以为，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其实是历来的中医界人士为了中医方，药，理论，治法的“大一统”，所作出努力的成果，当代最新的成果应该就是，基于历代医书编纂出的中医学基础等一系列 教材了，有它的价值。但在这个大一统的中医理论指导下，开出的方药，临床疗效不高，所以这个理论模型亟需修正。
但其实中医学和化工行业有些类似，古往今来其中有很多“发现性”的内容，其中的机理目前是难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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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有药，方中有理，方中有法，以方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经方医学体系是令人陶醉并且可以信受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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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万论皆过目，一方一药最关心。------引自Y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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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共勉共诫

王晓军

　　　　　在学习经方的道路上，我们都走得很艰辛，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是找不到一个进入经方大家的好的路径，虽然也是孜孜不倦，但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于是终日在经方的外围展转迂回而痛苦莫明。在学习《伤寒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要想进入此书的内核而真正的能够为临床服务提高临床疗效，就必须要弄清楚以下几个方面的概念：
　　　　　一是辨识：仲景为我们总结提出了辨识纷繁复杂疾病的要领即六病辨证，什么是六病辨证？说白了就是把临床上常见的症状及体征进行类型化的归类，而这六种类型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在临床当中的六种不同的疾病表现规律以及形式，那么我们怎么去准确正确的区别它们呢？仲景在每个类型疾病的前面为我们指引了方向，那就是“辨”，但是对于这个“辨”字，在后世的理解当中一直以来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误区的，并且大家都深陷于这个误区当中而不能自拔，那就是把这个“辨”字理解为思辨的辨，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个辨字也存在有思辨的成分，但是我们却不可以仅仅将之理解为单纯的思辨，所谓的思辨其实就是医者通过师授或者是个人经验运用了自己的主观性思维展开双翅去天马行空，我们不否认也有在这个方面将之运用得很好的医生，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天才实在是为数寥寥，而我们又不可能去苛求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这样的天才，也更不可能所有习医的人都一定都要或都会是这样的天才，那么如果这实际临床当中我们的这种思辨出现的误区或者偏差的时候，那此时我们所运用的方药的疗效会是什么样的应该可以试想而知的了。那么如何能够让大家去正确的掌握这个辨字并将之准确的、规范的去指导我们的选方用药呢？而黄煌教授明确的指出了一个全新的、实用的、正确的观念，就是这个“辨”字并不是传统上所理解的思辨的辨，而应该是辨认的辨，只有通过辨认和辨识，才能够真正的获取正确的中医临床运用方药取得疗效的思维密码，这种辨认和辨识的方法，我们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和煅炼，并不断的将之深入化和细致化，并且不可将之系统化、逻辑化和规范化，而这个规范化其实也正是阻碍我们大家学习中医或者造成中医难学的绊脚石。那么思辨与辨认或辨认的根本不同点是什么呢？不难看出，思辨是较为主观化和抽像化的，而辨认则是客观化的具像化的，也正如黄煌教授语重心长的教导我们：我们做学问未必都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但做学问必须要从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地方开始做起！而辨认和辨识的具体内容我们完全可以黄煌教授所总结出的诸多“药人”、“方人”为导向和契机，在学习的基础之上去熟悉，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去发扬，从发扬的基础之上去拓展，我坚信如此下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经方的大门！

william

同意楼主的看法。

《伤寒论》：“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桂枝证”、“柴胡证”。

《小品方》 卷第一述看方及逆合备急药决：“但问人男女长少依方说，方说有半与病相会便可服也。”
（这本书是唐代医学教材）

《千金翼方·卷九·伤寒上》：“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 次难悟……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对，须有检讨，仓卒易知。”

朱肱《类证活人书》 卷第十二：“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

喻嘉言《寓意草》 > 先议病后用药：“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

柯韵伯：“仲景之方，因证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

吉益东洞《类聚方》： “《伤寒论》唯方与证耳”“夫医之处方也，随证以移。惟其于同也，万病一方；惟其于变也，一毒万方”。

尾台榕堂《类聚方广义》：“医之急务，在方证相对如何耳”

刘渡舟谈“方证相对论”  ：“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

龙野一雄：“普通的治疗书（例如“内科秘录”、“丛桂亭医事小言”、“汉方掌典”、“汉方诊疗实际”等）都是在列举的病名之下排列很多的处方，并且列举了各种情况，读者可以从这些处方中选择最适合于面前的病人的处方。这是一种经验上的方法，而且是最容易入门的，著者称之谓对症的用法。但著者认为只将处方分别并列，莫如使处方相互间更有关联性地加以整理较好。实际上越是熟练的人，越能加以整理而使之更有系统，就可以成为他的一个临床体系。分析和田东郭氏或浅田宗伯氏这些优秀临床家的作法，即可明确地了解这个事实：首先应该根据虚实或寒热的标准大致分别病型；其次举出最常用的处方，再在这个基本处方的适应证的基础上，考虑若干其它的症状，举出与基本处方近似的另外处方，再和虚实寒热等加以对照。只有这样，才能选择出来最适当处方。”

从龙野一雄的话分明可以感到胡希恕提出的从六经八纲到方证的“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理路。

理论是灰色的，经验才是我们的向导。

辨方证不是想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百闻不如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