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厚万帖：感沐经方之光（2）

江边日月

一、       慢性肝炎治案赏析
案2       慢性肝炎（湿滞型）
刘男，15岁，河北省唐山市人。
患慢性肝炎，经久不愈。于1972年4月5日来诊。现症脘胀纳差，别无所苦。脉诊左部略数，望诊舌苔微白而润，触诊肝大3厘米，化验：谷丙酶380u，麝浊10u。喜食水果。诊断认为湿滞上中二焦。治取温运脾阳兼化肝瘀，取六君子汤加味：白术、茯苓、瓦楞子各9克，太子参、法半夏、生姜、旋复花（布包）、茜草、橘叶各6克，炙甘草、陈皮各4.5克，大枣（擘）3枚，连服10余剂再诊。
5月5日二诊：上焦脉大，身发热，脘闷稍减，苔白润，湿象仍显，谷丙酶降至144u，改用吴鞠通三仁汤，加补气活血药：滑石、连翘、当归尾、竹叶各9克，杏仁、苡仁、白薇、太子参、法半夏各6克，甘草梢、通草、厚朴、白蔻各3克。嘱连服数剂。
6月5日三诊：谷丙酶降至80u，麝浊7u，肝肿大消失，脘闷已去，唯脉尚滑。原方去连翘加旋复花6克。以蠲痰湿而巩固疗效，并嘱少食水果以免积湿。

案3 慢性肝炎（湿滞型）
某患儿，2岁，于1964年5月8日住某医院，住院号37677。
纳呆，发烧，肝功能异常20余天而就诊。诊断为急性无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经西医一般治疗，先后用葡萄糖醛酸内酯，肝宁片等，5个月后症状消失，谷丙酶从1160 u降至300～400u，固定不动达四月之久，乃停药，延中医会诊。当时患儿毫无所苦，眠食二便均如常人。乃细查全体，发现其上腹部皮肤较它处为热，且有脉象滑大，指纹略青，舌红苔白之表象。认为是肝胃二经蕴有湿热，即用三仁汤清泄之，10剂后，热感减轻，舌红苔白见退，加白薇以清余热，又因患儿不喜肉食，加焦山楂、砂仁以助运化，继服25剂，谷丙酶由485u降为152u。仍以原方调治，终于使谷丙酶降为125u而出院。
此患儿在中医会诊时，已无自觉症状，只有谷丙酶偏高持久不降。但详加诊察后，发现脘部扪之觉热、脉滑、舌红等，可作中医施治的根据，进三仁汤40天而痊愈。假使没有腹候、脉候、舌候之详细诊视，则不能找到治疗的目标，势必杂药滥投，很难期其必效。
原按：吴氏三仁汤，以三仁之苦辛淡渗，宣壅降气、破滞利湿力主要药；以滑石、通草甘淡渗湿为次要药；更佐以厚朴、半夏苦降辛开，泻满消痞、和胃调中；使以竹叶，分消湿热。此方总的作用，能开上中二焦之滞气，气畅则湿热无所附丽而病邪自去，肝功能不期其恢复而自然得以恢复。
慢性肝炎，是缠淹难愈之症，尤其是脘闷胁痛之证候久久不除，谷丙酶升高久久不降。此二例曾服过多种治肝炎药物，迄不能生效，而在取淡渗通阳利湿之三仁汤为主的措施下，即出人意外地迅速降低了谷丙酶，其他症状亦随之消失。这充分说明中医辨证明确，施治才能中肯，疗效才能显著。但这里需要清楚，三仁汤是针对湿滞之方，而不是针对谷丙酶升高之方——即三仁汤是治湿滞之有效方，而不是治谷丙酶升高之方。这是中医辨证论治之优越性，“先其所因，伏其所主”，果能辨证准确，则有的放矢，不愁不发射中鹄。
评述：辨病名之为肝炎，辨证判之为湿滞，治疗完全遵循仲景“随证治之”之大法，充分体现了“辨证不昧于病又不惑于病”，“施治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的大家风范。案2系少年肝炎，经久不愈，岳老从主症、舌脉入手，辨为湿滞上中二焦，先以六君化裁，健脾运湿，继因湿象显，恐原方祛湿之力不及，遂以三仁汤加味，数剂而症除、肝肿大消失，肝功能化验几近正常，守方调理而告痊。
案3虽年幼，但因肝炎住院却逾半年，慢性肝炎诊断当可定，提示慢肝的发病已趋向低龄化，近年甚至已见数月龄幼儿患肝硬化个案报道，作为现代临床医生对此应有所了解。岳老从患儿“腹候、脉候、舌候”出发，辨证为湿滞，谨遵中医“有是证用是法（方、药）”的基本原则，同样以三仁汤为主方治疗，如期获愈。尤其方解十分到位，值得后学认真研读与领悟。
案4慢性肝炎（胃痞腹胀型）
徐 男，42岁，军人，病历号36479。
1958年8月起，即食钝、疲乏，大便日2～4次，呈稀糊状，腹胀多矢气，曾在长春某医院诊为慢性肝炎，治疗10个月，好转出院。后因反复发作，5年中先后4次住院，每次均有明显肠胃症状，1964年元月住入本院，8月7日会诊，经治医师谓：肝功能谷丙转氨酶持续在150u～180 u之间，其它项目检测数据均在正常范围内，惟消化道症状明显，8个月来多次应用表飞鸣、胃舒平、消胀灵、薄荷脑、次炭酸铋、黄连素、酵母片、四环素等健胃、消胀、止泻与制菌剂治疗，终未收效；现仍食欲不振，口微苦，食已胃脘满闷腹胀，干噫食臭，午后脘部胀甚，矢气不畅，甚则烦闷懒言，便溏，日2～5次，无腹痛及下坠感，神疲，眠差，每夜仅睡2～4小时，肝区时痛，望其体形矮胖，苔白润微黄，脉沉有力，右关略虚，为寒热夹杂，阴阳失调、升降失常的慢性胃肠功能失调病症，调以半夏泻心汤。
党参、清半夏、黄芩各9克，干姜、炙甘草各4.5克，黄连3克，大枣（擘）4枚，以水500ml煎至300ml，去滓再煎取200ml，早晚分服，日1剂。
药后诸症渐减，服至40余剂，患者自作总结云：月余在五方面均有明显改善：①食欲增时，食已脘中胀闷未作，腹胀时轻微发作；②精力较前充沛，喜散步或做些其它活动，时间略长也不感疲劳；③大便基本日成形，便时能排多量气体，甚畅；④肝疼基本消失，有时虽微作，但少时即逝；⑤夜眠增，可5～6小时，中午亦可睡半小时许。
1965年2月5日再次复诊时，前症复作，仍处半夏泻心汤，10余剂后，效不著，改服附子理中汤，7剂，诸不减，反心下胀闷加剧，便次增多，复用半夏泻心汤加茯苓，20余剂，显效，后来大便不实次数多及心下痞满，虽有因饮食或其它原因，时有反复，而在服用甘草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的调理下，逐渐疗效巩固，于十一月份出院。
原按：本病例为一肝炎所致的肠胃功能失调，此次住院以来，虽曾反复且较长时间应用西药治疗，均未获效，改中药，短期内症即基本消失，反映中药对调整肠胃功能作用明显，惟诊断治疗必须丝丝入扣，前期措施可谓得当。后期之治，初服泻心10余剂不效，认为以往长期应用芩连之苦寒，阳明之邪热已清，惟余太阴虚寒忽略了心下属胃。口苦胀闷为胃邪犹在之征，迳用附子理中，适助其热，致病加剧，后改泻心，有奏卓效，二方之治，一在脾，一在胃，一在温中补虚，一在和解寒热，应用时当注意。
评述：病发中年，缠绵日久，多药杂投，终未获效。岳老据证而辨，不为病名所囿，认准证为胃痞，迳投仲景所创半夏泻心汤原方，守方恒治，一诊即愈。7年后复发，见证如前，再以原方治疗，但效不显，更方后“诸证不惟不减，反心下胀闷加剧，大便次数增多”，又复用原方加茯苓，竟获显效。岳老按语明示：“口苦胀闷为胃邪犹在之征，迳用附子理中，适助其热，致病情加剧”，可见证之寒热虚实，判若天壤，治之温凉补泻，泾渭分明。观此案，我们似应思考如下几个问题：（1）经方结构，严密而固定，不宜随意增删拆拼，经方主治，亦即方证必须明确，不容模棱两可，游移不定。（2）当代所见治肝病之方，汗牛充栋，但较之经方的科学性、经验性与实证性，不免暴露出其较大的随意性、不可重复性与“中药非中医化”倾向，应引起学界的重视。（3）该患首次发病见半夏泻心汤证，原方治愈。7年后复发，仍现同一主证，但副证略异，原方加茯苓一味即效，说明主证不变则主方亦不变，但要随副证加减方可中鹄。换言之，见一证（据）（可以是症状、舌象、脉候、体征或者是某项化验指标）则必加一药，少一证则应去一药，而这所据之“证”应当理解为黄煌先生所称之“药证”。
案5 慢性肝炎（黄疸痞满型）
姬 男，33岁。患慢性肝炎，经某医院治疗一年余，仍有轻度黄疸，谷丙酶高达1570u，于1971年6月15日会诊。切其脉左关浮弦，右脉滑大，望舌中部苔干黄。自诉胁微痛，心下痞满。综合脉舌症候，是少阳阳明并病而阳明证重。选用大柴胡汤，治少阳蕴热之黄疸与阳明痞结之胀满，更辅以涤热散结，专开心下苦闷之小陷胸汤。
瓜蒌30克，生姜12克，柴胡、白芍、清夏、黄芩各9克，枳实、川军各6克，大枣（擘）4枚，黄连3克，7剂。
6月22日复诊：弦滑脉见减，苔黄见退，残余黄疸消失，痞满稍舒，谷丙酶降至428u，是方药已对证，续进10剂，谷丙酶正常，出院。
原按：大柴胡汤为治“少阳证少，阳明证多”者，能消除严重性胸胁心下郁窒感，舌多干燥有黄苔，易便秘，腹肌紧张。因少阳证少而阳明证多，故去小柴胡中之参草，以免助阳窒胃。大黄与芍药配用，可治腹中实痛；枳实芍药配用，可治腹痛烦满不得已。本方有解热、泻实，除烦、缓痛诸作用。
关于小陷胸汤，程知云：“以半夏之辛散之，黄连之苦泻之，栝蒌之寒润涤之，皆所以除热散结于胸中也”。何廉臣谓：“此汤是苦辛开泄法，治伏火熏蒸津液，液郁为痰者，此法与苦寒清泄有别，清泄是直降，一意肃清伏火；开泄是横开，兼能清化痰浊，分际最宜斟酌。叶天士所谓舌白不燥，或黄白相间，或灰白不渴，慎不可乱投苦泄，虽有脘中痞痛，宜从苦辛开泄是也。”
这一病例，按中医辨证，左脉浮弦为柴胡汤证，右脉滑大为陷胸汤证，因之取大柴胡汤小陷胸汤合剂治之，残余黄疸很快消失，自觉脘满亦基本解除，同时谷丙酶亦随之降至正常。由此可见，经方若能用之得当，确能起到如鼓应桴的捷效。
评述：仲景所创六经辨证体系，逻辑严密，主次分明，定证确切，方治明晰，出入有度，适用古今。岳老以一个经方大家对经方所应抱持的敬畏之心，原封不动地运用大柴胡合小陷胸汤，两诊即蠲除该患者之黄疸、痞满，并使肝功能复常。跃然展现了经方大师之学术风彩，后学不可不知。尤其按语“大柴胡汤为治‘少阳证少，阳明证多’者”一语，堪称点睛之笔，令人读后回味无穷；而所引程之先生对小陷胸汤之方解，又能令人眼前为之一亮。
案6  慢性肝炎（胁痛型）
宋  女 ，56岁，干部。自1956年起患慢性肝炎，肝区胀痛，肝功能不正常，肝大4～8cm，17年来屡治未效，于1972年8月来诊。切其脉左关浮弦，视其舌苔白润，舌边不红绛，是肝阳虚衰之候，以致寒湿凝滞于肝脏，不能自行化解。而前医又多予苦寒解毒之药，不仅泛而无当，不中病情，反而寒凉助长寒湿，故使肝大久久不愈。又肝为血脏，有瘀血久积，以致肝大者甚多，投以活血化瘀，则逐渐缓解而消，但此证脉不涩，舌边不紫绛，胁无刺痛感，瘀血证不具，投祛瘀药亦无的放矢。既属肝阳虚，治宜用逍遥散加味，但嫌方中芍药微寒性阴，有碍阳虚，不如抑肝散以川芎易白芍，有化解肝郁之作用，因投予加味抑肝散作汤用。
当归身、钩藤、柴胡、白术、茯苓、清半夏各9克，川芎、橘红各6克，炙甘草4.5克。
27剂后症状好转，肝肿大见缩小，原方续服20剂，肝功能恢复正常，肝脏已不肿大。
以后此方投于肝炎久不愈，肝功不正常，胁痛脘闷，肝稍肿大，证属阳虚者，加入瓦楞子12克，橘叶9克，效果尤迅捷。
原按：此方原出王肯堂《证治准绳》，后人加入半夏、橘红尤有显效。日人大塚敬节有方解云：“此方乃四逆散之变方抑肝散加陈皮、半夏……方中钩藤乃镇痉药，能平肝木，治手足拘挛；当归能润肝血；川芎能疏通肝血，与柴胡、甘草、钩藤配伍，能缓解肝气亢进；茯苓、白术能消导胃中水饮；陈皮、半夏能去痰饮。根据以上目标，应用于神经衰弱症、癔病、发于妇人更年期障碍之神经症；中风、夜啼、疲劳症；四肢痿弱症；妊娠性剧吐；小儿痫症等。”
瓦楞子，味咸性寒，朱丹溪谓化痰积，消血块。橘叶苦平气香，能宣胸膈逆气，消肿散毒。二药均入肝胃，合之其力尤峻。
评述：按照现代医学观点，慢性肝炎大多为病毒感染引起，然岳老谨遵中医学术理论体系，辨证参合辨病，治疗从证而弃病，坚持方证对应，明知病起外毒，而用方竟无一味为祛毒之品，其良苦用心，岂不值得“见炎消炎”、“见毒去毒”者们深思吗？岳老据患者“苔白润，舌边不红绛”，断为“肝阳虚衰之候”。但又认为“脉不涩，舌边不紫绛，胁无刺痛感，瘀血证不具，投祛瘀药亦无的放矢”。其识证之准，剖析之深，鉴别之明，诚令人叹为观止！何谓“辨证施治”，此案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案7  慢性肝炎（肝血虚型）
陈  男，41岁，于1974年3月10日来诊。
主诉：自1970年6月14日经某医院检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340u，麝浊5u，肝大1.5厘米，质软。诊断为“肝炎”。连服中西药两月余，8月复查，谷丙转氨酶400u以上，麝浊20u。医生谆嘱绝对禁止活动，服中药多剂无效。4月份又就诊于某中医院。
自1970年9月1日至1973年春，化验检查肝功能，谷丙转氨酶一直在600u以上不降。1973年10月份肝扫描，怀疑初期肝硬化，在长期治疗中，医生因舌苔黄白，认为是湿热久郁，频投清热利湿活血化瘀之剂，到1974年春，前后服中药达千余剂之多，未获显效。1974年3月9日检查，谷丙转氨酶480u，麝浊13u。
诊其脉左寸关沉紧，舌嫩红有纵横小裂纹，有时渗出稀血水，牙龈亦出少量，服破血药时更甚，见肝掌。自幼有手抖唇颤宿疾。
左寸关脉沉紧，舌有裂纹，是久病肝气郁结兼有虚寒之象，虚寒与长期服大量清热化瘀药有关；出稀血水，服破血药更甚，是气乏摄持之力，血有脱象；舌嫩红系阴虚血弱之征。
清化既不效，且有副作用，主要矛盾已形成血虚欲脱，气馁无权之候，应以补血益气之剂治之，投以李东垣的圣愈汤。
当归、熟地黄、黄芪各15克，白芍12克，党参9克，川芎6克。
本方取参芪配四物以治阴虚血脱之症。因阴阳互为其根，阴虚则阳无所附；气血相依，血脱则气无所归。然阴虚无骤补之法，计在培阴以藏阳，若血脱有生血之机，必先补气以率血。本方补血益气并重，是“阴生阳长，血随气行”之理。这六味都是醇厚和平滋润之品，能疏通气血，调和内外，较八珍、十全大补等方为优。
4月25日二诊：脉左关弦细，弦为阴脉，细则血虚，舌嫩红稍好，仍有裂纹，牙龈尚有血，口干，肝仍大，检查：谷丙转氨酶170u，麝浊8u。患者4年以来，首次肝功能好转。仍予原方加丹参以助四物活血祛瘀生新。并每日服大黄蟅虫丸1丸（分两次服下）。
7月10日三诊：服前方50余剂，除手抖、唇颤痼疾外，症状均减轻，检查肝功能已完全正常，精神旺盛。因左关脉仍稍弦，舌裂处有时出血，仍日服大黄蟅虫丸1丸，继续观察。
原按：慢性肝炎病的治法，一般多采取清热利湿化瘀为主，在初、中期大多有效。若病程过长，甚至3～5年不愈并有肝硬化倾向者，则应考虑是否久服清利克伐之剂有伤及气血、损及阴阳的副作用？在脘闷胁痛（多刺痛）的情形下，纵有瘀滞症状与肝功能不正常，亦宜顾及是无力康复，或正虚似邪，宜慎重投药。果有虚象，则如四物养血，相应加入它药，可以消除症状，恢复肝功能。本案以圣愈汤补养剂治疗慢性肝炎有转入肝硬化趋向之患者，收满意之效，关键在辨证论治之精准。
评述：肝为“藏血”之脏，久病易致肝血瘀或肝血虚，自在情理之中。该患因慢肝服清化之剂过千，不仅无效，而见肝脉沉紧，牙、舌渗血，服破血药更甚，现一派“气乏摄持，血有脱象”，岳老巧用李东垣圣愈汤，以益气养血，醇和滋润，后又加入丹参助四物活瘀生新，并予大黄蟅虫丸合治，实开攻补兼施治疗慢肝之一法门，大可值得深入研究。

已故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著名中医学家、经方家姜春华亦力主从瘀论治慢肝、肝硬化，如邹男，51岁，患肝病10余年，确诊为肝硬化伴腹水。腹围105cm，小便量少，大便秘结未解已3日。巩膜黄染，腹部有移动性浊音，下肢有凹陷性水肿，肝大肋下二指许。面黄唇黑，脉弱，苔白腻。证系瘀热互结，水湿壅阻，正气虚惫。治宜益气健脾，清热利水，偏重活血化瘀。方取白术60克，车前子30克，黄芪、党参、葶苈子、茯苓各15克，生军（后下）、防已、椒目、桃仁、蟅虫各9克，连服30剂，尿量渐增，腹围减至85cm，腹部移动性浊音已不明显，苔白腻减为薄白，脉细弦。加入黑大豆、鳖甲，续服20余剂，临床治愈出院，随访1年未复发。姜老指出，治疗肝硬化之类的典型瘀血证，必须“扶正与逐邪兼施，逐水与化瘀并进。若撒其一面，遗其一面，则如邹润安所言：‘于是虚固实而难复，实以虚而益猖，可治之候，变为不治’”（《姜春华中医学术思想研究及临床经验选粹》p148‐149）。

笔者2006年7月3日在新安中医院接诊一杨男，46岁，芜湖市人，工人。身高1.76m，体重76kg，体格壮实，面色苍黄灰暗，表情不自然，语言欠流畅。其妻代诉：纳差、乏力、尿黄半年，烦躁、神志恍惚20天，加重3天。搀扶入诊室，问诊仅1~2分钟，骤然呲嘴痴笑，击掌而歌，俯身抱人，遂扶其上诊察床检诊，腹部膨隆，肝、脾触诊不满意，移动性浊音（－），NS未引出病理反射，但始终手舞足蹈，烦躁不安。

辅助检查（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2月10日出院录）：

1.ALT78u，AST86u，Tbil58μmol/L，Dbil32μmol/L，TP64g/L，A30 g /L，A/G0.94。

2.B超示：肝硬化，肝右叶多发性占位。

追问病史，其妻告知：半月未解大便，（出院时）医院认为，病系肝硬化并发肝癌，已失去手术机会，无其它有效疗法，令其在家观察，预计存活期难以超过半年。

综合参酌，证属承气证（阳明腑实证），西医诊断：乙肝后肝硬化失代偿期，肝癌，肝脑综合征。处方：生大黄（后下）60，枳实15，厚朴10，赤芍150，生白芍50，生地50，玄参30，生白术50，茵陈30，生苡仁50，7剂，1剂/日，煎服。

7月11日二诊，自行步入诊室，笑容满面，对答如流，行动自如。述中药服3剂后解便盈盆，顿觉神清气爽，索食狼咽，服完7剂，判若两人。笔者亦喜而奇之，如此重症，全凭中药起死回生，吾生未之闻矣。原方略事增减，再予7剂。

7月24日诊，停药已5天，昨起又见烦躁，今晨起语无伦次，击掌而歌如前，三来就诊。遂收入院治疗。

即予1：10%GS500ml加山莨菪碱30mg；5%GNS1000 ml加入能量合剂，静滴，日1次。

2：中药：赤芍200，柴胡10，生黄芩10，生大黄（后下）50，枳壳10，茯苓30，生栀子15，茵陈40，生黄芪80，生甘草10，3剂，1剂/日，急煎立服。

上午11时入院，躁动不安，哭笑无常，在床上反复颠倒，时而喧骂、抱人，下午4时起因体力渐衰而昏睡，傍晚出现大小便失禁，进入昏迷状态。翌晨苏醒，神志清晰，答对切题，问及此前表现，全然不知。予服第2剂中药，输液依旧，住院3天出院。

住院期间辅助检查：ALT56u，AST52u，ALP120u，GGT88u，Tbil36μmol/L，Dbil8.2μmol/L，TP72g/L，A38 g/L，G34 g/L，A/G1.12。HBsAg（+）HBeAb（+）HBcAb（+），HBVDNA（－）。

出院后至2007年底期间，曾先后4次出现便秘、腹胀，而发生烦躁、精神反常等“肝脑”症状，每次均以生大黄（后下）50，厚朴10，枳实15，生地50，生白术60，1~2剂，便通即停。2008年至今未发生明显“肝脑”症状，但肿瘤压迫脊髓引起瘫痪，2010年下半年出现胸腹水，经住院治疗好转，现一般情况差。通过这一“慢加急（acute on chronic）”类型的重型肝病的治疗，不免提出一个问题：面对急危重症，中医敢不敢担当？能不能担当？要不要担当？希望引起整个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案8  慢性肝炎（肝肾阳虚型）
白 男，39岁，住院病历41193号，于1964年1月24日初诊。患慢性肝炎6年，两胁间歇性疼痛，大腹胀满，纳食乏味，嗳气频频，肠鸣矢气，便溏日2次或隔日一行，曾5次住院。经保肝，丙酸睾丸酮等治后，均可暂效，工作一紧张辄又复发。曾用柴胡疏肝散等方亦无显效。诊得六脉虚迟无力，舌胖大，苔腻而浮，缘起病于早年饥饱劳役，脾胃升降失职，健运无权，恰与《金匮要略》“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之证相符，则予：法半夏、枯黄芩、潞党参各9克，干姜片、炙甘草各6克，萸炒连3克，大枣（开）4枚。
2月29日二诊：前方日服1剂，一月来纳差、肠鸣、矢气等症已大减，但仍腹胀胁痛，舌脉同前，拟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厚朴、党参各9克，生姜、半夏、炙甘草各6克.
三诊：又服药20剂，腹胀基本消失，除胁隐痛之外余证均除，脉较前有力，精神充沛，出院返四川工作，嘱再服一段时间半夏泻心汤及补中益气丸调理善后。
原按：本例慢性肝炎的治疗，亦与一般常法不同，患者断续病程6年，腹胀纳差，肠鸣便溏，六脉虚迟无力，舌胖大等症，虽有胁痛，按舒肝理气法用柴胡疏肝散不效，则说明非“肝胃不和型”，而为脾胃阳虚之证，先用半夏泻心汤以“辛开苦降法”为治，经服药月余纳差嗳气肠鸣大为好转，然腹胀不效，六脉如前，则说明脾阳衰惫转甚。《伤寒论》云：“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所谓，“发汗后”是指其病因为汗后伤及脾阳所致，本例虽未发汗，但病程6年之久，具有明显脾阳虚衰，顽固性“腹胀”，六脉虚迟无力。病因虽异，其证候相同，故改用朴姜半草人参汤，20余剂即又获显效。
评述：案4与本案同为半夏泻心汤证，但前者证机始终不变，故一方到底，中途曾改用附子理中丸，致症情加重，反证非属附子理中证，而仍以原方化裁收效。本案虽以半夏泻心汤始，又以半夏泻心汤收功，但中途证机有变，经治“纳差、嗳气、肠鸣、矢气”症大减，而“腹胀胁痛”如故，恰合仲景“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之明训，故取该方，如期获效。最后，仍然随证再用半夏泻心汤善后。综观8案，不难得出结论：岳老对经方的运用，可谓已臻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之境，其所言所行，难道不值得今日某些热衷于“化中为西”、“以西解中”、“追赶时髦”者们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