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厚万贴:中流砥柱护岐黄

江边日月

砥柱中流护岐黄
-------孔伯华学术思想赏析及痹证案理法方药思路评述
孔伯华（1884～1955），原名孔繁棣，字以行，号伯华，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原籍山东曲阜县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少时随祖父宦游，秉承家学，刻苦钻研，不慕荣利，十四岁时就定下不求科考举子业，而专攻医学、志在济人的决心。先生遍读家藏善本医书，三十岁时就已名噪京城，被誉为“四大名医”之一，且向河北易县梁纯仁、蔡秋堂求教，二公对先生辨证察脉之造悟才度，及为人也早有所闻，因此倾囊相授，使先生尽得其传，成为近代一位杰出的中医大家。
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留有《时斋医话》遗稿。
1  仁心仁术拯黎民，赴汤蹈火救灵兰
1915年先生应聘始来北京，在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1917年，晋绥一带流行鼠疫，挨户传染，很快遍及一村，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次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鼠疫又起，派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率队防治。他们深入村庄，边治疗，边宣传，全活极多，使老百姓从惊人的疗效中真正认识了中医。他们还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十卷，刊行问世。1923年，先生即辞去医官，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近百年来的西学东渐，1927年前后曾有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喧嚣一时，诬蔑“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把中医贬得一无是处。1929年汪伪政府于当年2月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等一伙借机抛出一项“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其中有“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谰言，这样一项反动提案竟然被国民党政府通过，并随即作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药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中医药团体推举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于3月27日召开临时大会，通过决议，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先生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团前往南京请愿，迫使国民党政府收回成命。同时，为了平息民愤，混淆视听，国民党政府还在南京设置“国医馆”。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先生深感中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材，壮大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30年，先生与萧龙友合办北京国医学院，萧老为董事长，先生为院长，聘请知名中医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孔仲华、赵树屏、周吉人、安干卿、陈慎吾、宗吾任、张菊人、孟庆三、焦会元、姚季英、瞿文楼等名中医，分别教授《语文》和《医古文》、《医史》、《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中药》、《针灸》、《诊断》和《妇科》、《儿科》。唯因经济拮据，先生常以个人诊费收入挪补开支，并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对侍诊从学的门人常常到时留饭，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因学校开支较大，家中人口众多，常遇困难还要借贷。先生之艰苦办学、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深得医林和社会的敬仰，并被传为佳话。
“七七”事变越五年，伪政府企图接管北京国医学院，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达两年之久，学院曾被迫三次搬迁，后萧龙友先生以老告退，孔老又独立坚持数载，直至1955年先生逝世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周总理任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等主祭。当日，敬爱的周总理亲到先生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先生毕业学生700余人，分布全国各地，大多成为中医界的骨干。
解放后，先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2年曾致信毛主席，其大意：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培养人材。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等语。
由于其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常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表扬。周总理曾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1952年周总理与先生在中南海亲切谈话时的珍贵照片，已在总理纪念展览馆中展出。
评述：一个世纪前，先生即以高超的岐黄之术征服了当时尚无特效疗法的鼠疫等不治之症，用事实证明了中医药真实可靠的疗效，不能不令世人折服。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蛮横地欲置中医于灭顶之灾的危难关头，先生及其同盟者们挺身而出，奋力抗争，终于使国民党反动政府收回“废止旧医”之成命，挽救了中医，挽救了国宝，其伟大历史功绩值得永远褒扬！
同时，先生清醒地意识到“中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材，壮大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先生所言可谓一语中的，即使在今天，其高瞻远瞩，超群之论，对于传承与发展中医，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伟大意义。
2 法古不泥洞天理，千年百论一言终
先生曾说：学医必须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弄通其中的深刻道理，记了几味药，背过几个方，就冒失地去看病，这就容易误人害人。不仅要精，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更有助于弄懂医学的奥妙。还说：治病必求其本，乃坚守不可移易之法规，不知病之所在，模棱两可而治之，病未必除而命先尽矣。人之有本，犹树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脾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机体形之，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也。先生还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照搬古方，就是泥古不化。借鉴前人经验绝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实事求是，须臾不可脱离客观实际。由此可见，他不是主张不用古方，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充分体现了他师古不泥的治学思想和学术风格。
先生推崇刘河间有鉴于“世态居民有变”之现实，根据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创立的“六气都从火化”的卓论。特别对《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等经旨的精辟发挥。他说，后人多以为刘氏之立论是为了矫正当时习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是刘氏在于洞察病机，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观其自述“非余自炫，此一时，彼一时……”一语，就完全清楚了。元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受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悌，得其真传，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高论，指明“相火”之根源。夫阳常有余者火也，阴常不足者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朱丹溪主张保存阴液，谆谆告诫“勿妄动相火”，殆恐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足证恰中病情。不难看出先生之反对脱离实际的“虚学”，注重躬亲实践的“实学”之学术思想和治学特点。先生常说：仲景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有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所表现之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正入卫入气、入营入血也。吴鞠通之三焦辨证，亦说明温病之轻重深浅，并非病邪果真居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处慎勿拘执。要知芩连姜附，尽可起死，参术硝黄，并能回生，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同病人异论》篇中的论述，徐氏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先生常说：徐氏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凡学医者都应视为座右铭，它主要是把中医辨证的精神实质说得最简单、详细而又具体不过了。为此先生主张：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证。”朱丹溪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故先生主张先议病，后议药。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殊不知施治之妙，实由辨证之真；寒热虚实，不昧于症而又不惑于症；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
基于以上所说，具体到治疗方面，先生认为：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恢复和充足元气；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临证之时参机应变，辨证论治。先生说：邪之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即安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究竟谁先谁后，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不可先有主见。《内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明训，这就清楚地说明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如果不被劫夺，就不会造成正气的虚；精气之被劫夺，主因在病邪，如能抓住时机，及时果断地采取直捣巢穴的有效措施，使病邪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如急下存阴）。这种以祛邪为主的措施，对一般的初病急病，确可一扫而痊。而对于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者，那就必须先顾正气，使养正邪自除了。然而疾病情况复杂多变，既有久暂的不同，又有缓急的区别；有热深厥深的假象，又有寒热交杂的局面；有正虚邪实的情况，又有脉证从舍的疑难；有的应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有的宜先固其正而后徐退其邪；有的寓攻于补，有的须攻补兼施；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因病而定，因人而异，所以必须从灵活处着眼，抓主要矛盾，一切服从于客观需求，才不致有顾首不及足之叹。不过这是比较难于掌握而又极为重要的环节，非花大力气、下苦功夫不可。
评述：前贤有言：“得其要者，一言而终；不得其要，流散无穷。”博大精深的岐黄之学，理论浩瀚，流派纷呈，即使穷个人毕生精力亦难窥其全。先生幼承家学，博览群书，深谙岐黄旨奥，能够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千年百家之精华，为后人指明了求索中医的大方向——“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这是中医治病的根本大法、基本原则，所有具体治法皆须统摄于这一总原则。后世所谓“辨证论治”，实际上是同一种意思的不同说法。现代中医学家张珍玉先生认为：“辨证就是求本，论治就是治本”，“辨证论治乃是求本治本的真正含义”。笔者认为，“证”者“正”也、“本”也，“证”乃“偏离正常状态的状态”的同义语，也就是“不正”为“证”，“不正”即“斜”，“斜”者“邪”也。换言之，辨“证”即辨“正”，治“证”即治“正”，正气为“本”，“扶正”即“固本”（治本），“祛邪（斜）”即“扶正”。“邪”并非指“真正入卫入气，入营入血”之“病邪”，“邪”就是“证”，“证”乃“证据”、“状态”，亦即“可见的实在”之谓，而不是指看不见、摸不着的“风、寒、暑、湿、燥、火”。先生谓：“仲景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叶天士之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之三焦辨证”，“亦即羽翼仲景也。”非积学有得，识见超群，无“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才度，焉能发表如此不刊之论。
3  捭阖纵横阐秘奥，精医达药济众生
先生毕生潜心岐黄，苦苦求索，晚年遂将自己对中医的理解、感悟、思考、研究与阐发，浓缩为“坟典”之作——医方总论。
曰：古之时，方不如医，后之世，医不如方。甚矣，医方之并重也。夫自古以来，《内》、《难》尚矣。唐宋以还，著者凌杂。而之门户分于金元，其后末支委分，入主出奴，或师其意，各逞家技而守一义，或武断而执一偏，不知“治病必求其本”。……
厥后，方书日汇，剽窃为能，或则以某药某方能治某病而不知有变，懵然不察其所以然。悲夫，法日繁，理愈晦，此后世之所以多夭折者矣。是故不患人之不知医，患在多知医而究不知医；不患人之不知方，患在多知方而究不知方也。何则？医无定法而法有定理，法不可尽而皆可通，理不可穷而尽可明也。知医而不知方，谓之暝蹈；不知医而知方，谓之剽窃；剽窃与暝蹈，其偏废一也。是故方者矩也，医者意也，方无尽而通之以矩，医无穷而守之以意。方者防也，防于未然，范于已然。医者易也，变而通之，神而守之。方者法也，医者理也，明其理而后用其法，法无不当；知其法而后参以理，理以益明。虽然，世代推迁，风气殊尚，陈辙可以不稍易乎？曰可变者惟法，不易者惟理，时有古今也，地有南北也，禀有厚薄也，体有强弱也，法虽不可成守，而理则无所殊也。是以考古者，无以别裁则多歧而必至于误施，有所专主又慎防胶执而偏固，所谓左右佩剑，均未协中，推其所以左右之故，盖于理有所未明，于法有所未谙也。理已明矣，法已谙矣，则多歧胶执之弊即无，倚左偏右之失自泯。医之为道，无更他有焉。且方之相反者，或适相成；医之相攻者，又实相救；是在学者之参酌会通，取长补短，折衷于《内》《难》之奥旨，斯为善矣。
评述：岐黄典籍汗牛充栋，各家学说异彩纷呈，往往使后学一是难衷。先生以画龙点睛之笔，仅用寥寥数百言辄令医理畅达，方治洞明，浩浩灵兰，了然于胸。时下中医学界“时髦”成风，基本理论给套上“基因”、“分子”、“克隆”等现代字眼，“辨证论治”被偷梁换柱为“辨病论治”，“三因制宜”的诊疗大法胶柱鼓瑟成“一方一病”。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洞察其弊，严辞谴斥：“方书日汇，剽窃为能，或则以某药某方能治某病而不知有变，懵然不察其所以然。悲夫，法日繁，理愈晦，此后世之所以多夭折者矣。是故不患人之不知医，患在多知医而究不知医；不患人之不知方，患在多知方而究不知方也。”“方者法也，医者理也，明其理而后用其法，法无不当；知其法而后参以理，理以益明。”重温先生大论，犹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直面现实，我们岂能不沉思，岂能不反省，岂能不叩问——如今中医“虚阳浮越、气不归根”，“病入膏肓”之“证候”还要持续多久？！为中医之前途计，我们没有理由不铭记，没有理由不践行先生的至理名言！
4  莫言痹生风寒湿，清透达邪石为君
先生以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未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公之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故晚年病中直至逝世前，常夜阑执笔，有时撰述达旦。其学术论文文章（时斋医话），即斯时所留，虽篇幅不多，但确有独到见解，饱含着先生付出的莫大心力。
本文选取先生经治的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各科无数医案中的痹症案若干，攻后学赏析。
案1  曹男，7月11日初诊。
惊动肝热，兼为湿邪入于经络而发痹痛，筋急不舒，气逆于中，呼吸痛于胁际，脉弦滑而伏，治以清透达络之品。
桑寄生一两，生石膏（先煎）六钱，黛蛤粉（包）五钱，石决明（先煎）、滑石块各四钱，茯神、威灵仙、木笔花、知母、川郁金各三钱，代赭石、莲子心、丝瓜络、旋复花（布包）各钱半，九菖蒲一钱，紫雪丹（分冲）四分。
案2  黄妇，6月24日初诊。
湿邪入络，发为痛痹。热遏湿乘，经来前期，脉象弦滑而数大，右寸两关并盛，亟宜清通凉化，柔肝达络。
藕、忍冬藤各一两，生石膏五钱，滑石块、橘核各四钱，代赭石、旋复花（布包）、知母、川黄柏、威灵仙、小木通、地龙各三钱，龙胆草二钱，麻黄三厘，紫雪丹（分冲）四分。
案3 郭男， 12月12日初诊。
肝脾两郁，湿邪亦盛，骽部酸软无力，脘腹微痛不适，腰际痛楚，脉象滑数兼弦，亟宜化湿柔肝，解郁法主之。
生石决明、忍冬藤各六钱，滑石块四钱，代赭石、旋复花（布包）、威灵仙、盐橘核、盐水炒杜仲、茯神木、宣木瓜、川牛膝、盐知母、盐黄柏、谷芽、稻芽、云苓皮各三钱，酒炒上川连钱半。
案4  吕女，9月27日初诊。
肝热阴虚，湿痰相乘，曾因肝空而入络，春间有半身痹麻象，近则肺为邪阻，胸膺闷损，舌苔白腻，脉大而弦滑，治以豁痰柔肝疏肺达络。
生石决明（生研先煎）八钱，桑寄生八钱，栝楼六钱，知母、杏仁泥、竹沥水各三钱，郁李仁、威灵仙各二钱，代赭石、川郁金、旋复花（布包）、桃仁泥、苏子霜各钱半，龙胆草一钱，苏合香丸一粒（分六角）。
案5  王男，二月初十初诊。
脾湿肝热，经络气滞，阳邪时或上犯而发晕楚，腿部痹疲无力，周身常发阻痛，脉弦滑数大不畅，拟清通柔肝，导湿达络。
冬瓜皮一两，桑寄生八钱，黛蛤粉六钱，滑石块、云苓块、炒秫米、橘核各四钱，威灵仙三钱，川牛膝、盐知母、盐黄柏、狗脊（去毛）各二钱，代赭石、旋复花（布包）各钱半，杜仲一钱。
案6  宗女，九月初六初诊。
肝肾两虚，为湿所注，脊骨痛楚，不易俯仰，筋络亦急，湿邪入络，渐吊麻痹，肝家气盛，横逆于中，脉象弦虚而数，治当清通化湿达络，兼补益肝肾。
桑寄生六钱，旋复花（布包）、竹茹各五钱，滑石块、云苓皮、炒秫米各四钱，威灵仙、天仙藤、杏仁泥、金毛狗脊（去毛）各三钱，法半夏二钱，杜仲、代赭石、桃仁泥各钱半，独活一钱。
案7  关女，九月十一初诊。
湿乘血虚，郁阻经络，麻痹无定处，脘次痞满，胸胁不畅，头晕津短，舌赤苔白，脉弦滑，亟宜平肝降逆，渗湿通络。
藕、首乌藤各一两，全栝楼（元明粉五分拌）八钱，生石膏（研先煎）、石决明（研先煎）各六钱，桑寄生五钱，生牡蛎（布包先煎）、竹茹各四钱，旋复花（布包）、六曲、地骨皮各三钱，代赭石、威灵仙、半夏各二钱，枳实、朱莲心、陈皮各钱半，紫雪丹（分冲）四分。
案8  陈男，九月二十八日初诊。
晋滋柔清化之剂，尚无不知，析未能久。经络因血虚湿乘，腿部尤痛楚不适，精力亦疲顿，脉象弦滑，治以平肝达络。
石决明（生研先煎）、生珍珠母、梧桑寄生各六钱，炒秫米、带皮苓、滑石块各四钱，鸡血藤、橘核、银花、银藤、炒栀子、威灵仙、谷芽、稻芽、醋炒竹茹各三钱，知母、络石藤各二钱，生赭石、旋复花（布包）各一钱，荷叶（带梗尺许）一张。
案9  张男，五月十八日初诊。
风湿入络，迁延较久，经络抽掣作痛痹，舌赤苔滑，脉弦滑而数大，治当清通舒化，兼达经络。
石决明（生研先煎）八钱，代赭石二钱，桑寄生、黛蛤粉各一两，竹茹四钱，茯神木、威灵仙、栀子、杏仁泥、知母、竹沥水各三钱，龙胆草、桃仁泥各二钱，旋复花（包）钱半，丹皮、薄荷各一钱，炙乳香、炙没药各五分。
案10  陈男，七月十九日初诊。
肝热脾湿，入于筋络，左臂痛痹渐麻木，牵及腰背，服药过燥，遂致心阳下通膀胱，而发溲赤旧疾，脉大而弦滑，左盛于右，治以清通达络。
生石决明（研先煎）八钱，生石膏（研先煎）六钱，鲜茅根、藕各一两，黛蛤粉（布包）八钱，桑寄生五钱，鲜九菖蒲根四钱，威灵仙、小木通、络石藤、知母、川黄柏、桃仁、杏仁、血余炭各三钱，龙胆草二钱，朱莲心一钱。
案11  李男，七月十三日初诊。
湿热痛痹，病在肌肤及筋络，近兼邪袭，故又头痛。痹久春秋易发，腰部尤甚，舌苔白腻，口渴，湿热之征也。脉弦滑而数大，当清渗达络之法。
生石膏（研先煎）五钱，滑石块四钱，代赭石钱半，桑寄生六钱，云苓皮、炒秫米、菊花各四钱，知母、地龙、威灵仙、法半夏、金毛狗脊各三钱，川黄柏二钱，旋复花（布包）钱半，鲜荷叶一个。
案12  郭男，八月二十二日初诊。
脾湿痰盛，经络被阻，肩臂时作麻痹，兼作泄泻，脉滑数，舌苔白腻，亟宜渗化利湿。
石决明八钱，代赭石三钱，桑寄生八钱，云苓皮、炒秫米各四钱，威灵仙、宣木瓜、白蒺藜、泽泻、法夏、山楂核、旋复花（布包）各三钱，明天麻、广陈皮各二钱。
案13  程妇，九月初八日初诊。
产后湿邪入络，遂发麻痹，肢体无力，脾家困而气不能畅达，脉弦滑而不和，治当渗化达络。
滑石块四钱，梧桑寄生八钱，连皮苓、炒高粱米各五钱，橘核四钱，川郁金、威灵仙、天仙藤、络石藤、杏仁泥、地龙、盐知母、盐黄柏各三钱，法半夏二钱，桃仁泥、穿山甲各钱半，大活络丹一粒。
案14  何女，六月初六日初诊。
湿困经络已久，遂发痛痹，腰痠腿痛，膝关节痛剧，行走不便，脉滑数，舌苔白腻，亟宜清通渗化，利湿导络。
滑石块四钱，桑寄生一两，茯苓皮、炒秫米、炒橘核各四钱，知母、川黄柏、茯苓木、威灵仙、猪苓、宣木瓜、泽泻、川牛膝、车前子（布包）各三钱，滴乳香、大腹皮、龙胆草、防己各二钱。
案15  何女，六月初四日初诊。
脾家湿邪下注，腿足浮肿，筋络痛楚，脉象滑实不匀，气为湿郁，遂发痛痹，亟宜清通导湿达络。
生滑石、云苓皮、橘核、炒秫米各四钱，桑寄生八钱，威灵仙、知母、川黄柏、泽泻、牛膝、大腹皮、车前子（布包）各三钱，猪苓二钱，防己钱半。
案16  赵男，六月二十九日初诊。
湿热痛痹，误治以补剂，六脉数大而兼滑实，治以清通化湿达络法。
滑石块五钱，桑寄生一两，忍冬花、忍冬藤各五钱，威灵仙、知母、天仙藤、络石藤、川黄柏、小木通各三钱，乌药、龙胆草各二钱，丹皮、炒枳壳各钱半，独活一钱，紫雪丹（分冲）五分。
案17  张男，七月二十日初诊。
肝肾两经热郁，兼有血虚湿乘之患，久则渐注下焦，足跟痛，不良于行，左关尺两脉弦滑而数，治当清通滋益兼达经络。
生石决明八钱，生滑石四钱，生海蛤八钱，梧桑寄生五钱，忍冬花、忍冬藤各四钱，金毛狗脊、川黄柏、天仙藤、威灵仙、生川牛膝各三钱，山萸肉、酒制胆草各二钱，砂仁钱半。
案18  邢男，十一月十二日初诊。
症延十二载余，初因肝热脾湿，注入筋络，渐发为痛痹，经医治疗，时犯时愈，近则腰胀腿拘挛，难于步履，口渴喜饮，脉大而弦数，故予清渗达络之品。
滑石块四钱，桑寄生、忍冬藤各一两，伸筋草、威灵仙、川牛膝各四钱，清半夏、龙胆草、焦栀子、豨莶草、知母各三钱，桃仁泥二钱，犀黄丸钱半。
案19  缴女，六月二十三日初诊。
湿邪太重，蓄久而下注，是以发为痛痹，胯腿皆痛，舌苔白腻，脉弦大而数，亟宜清渗达络。
滑石块四钱，代赭石三钱，桑寄生八钱，藕一两，银花、银藤各六钱，云苓皮、天仙藤各四钱，豨莶草、知母、威灵仙、木瓜、川柏、旋复花、牛膝、地龙各三钱，犀黄丸（分吞）一钱。
案20  柴男，五月初三日初诊。
肝热脾湿入络，左腿痛楚，甚则至足，此湿痹也，脉弦滑而数，拟清通化湿达络。
石决明（生研先煎）六钱，生滑石块四钱，代赭石五分，藕一两，桑寄生、黛蛤粉（布包）八钱，云苓皮、炒秫米、橘核各四钱，威灵仙、川牛膝、盐知母、盐黄柏、络石藤各三钱，乌药二钱，旋复花（布包）钱半。
案21  杨女，九月十六日初诊。
进前方药数剂，筋络较前通畅，痛痹虽未尽除，然较前已缓，左关脉过盛，右关亦大，湿热之象尚重，再以前方加减。
滑石块、生石膏各四钱，代赭石钱半，藕一两，鲜竹茹六钱，首乌藤、款冬花各八钱，鲜石斛四钱，桃仁泥、杏仁泥、威灵仙各三钱，知母二钱，生鳖甲钱半，苏合香丸（分八角）一粒。
案22  沈女，九月十三日初诊。
筋络渐通，痛楚未已，湿郁经络不能即达，脉息较前为畅大，脉滑之势较减，仍以前议增减治之。
滑石块四钱，代赭石二钱，黛蛤粉（布包）一两半，桑寄生、鲜茅根各一两，栝楼五钱，威灵仙四钱，生鳖甲（先煎）、山甲、地龙、鸡血藤、天仙藤、络石藤各三钱，知母二钱，金沸草（布包）、龙胆草、桃仁泥、当归身（酒浸）各钱半，苏合香丸（分八角）一粒。
原按：痹因于风寒湿三气杂至之论，始于《内经》；热痹之说，起于仲景；因此风、寒、湿、热皆可为痹矣。古方多以寒湿论治，且多杂用风药。我辈从师学习，发现寒湿固有，然热湿尤多。寒热未分，虚实不辨，药用之误，其害非浅，所成坏病废残者，屡见不鲜。误认热是寒，乌、附浪施，再因本误于寒，更误寒而又虚，参、芪与当归、熟地过量壅补，三五十剂服者其幸不死，医未知错，尤谓气血大虚，真寒不减，不仅前药照用，又加以番木鳖为得意之作。最可叹者，患者难明，本因病之害，仍遵医之误，岂不惜命？贪生之想，苟求可安，任其医者误之再误，参、芪、当归、熟地不改，去马前以易巴豆，堪谓大毒治病，然未见其全。其热之为痹，误伤其热药，愈演愈烈。斯时也，骨筋疼烦，筋拘挛，经络急，忽而阳邪窜扰其上，清窍瞀瘛，其壅于内者，由腑及脏，热毒聚陷日深。五内焦燥，津夺液耗，精气欲竭，神焉能守，命属何存？患家疑虑，患者不暇自顾，医者愦愦，似曾闻中巴豆之毒，解之以甘草，又觉绿豆平和，还促病家急取予患者服用。侥幸方得暂缓，医者歧途未出，自信于此际另立填塞阴液之大剂，断无“功亏一篑”之嫌，于是胶拣龟鹿，果采杞萸，觥觞以进山羊之血，锡壶而温虎骨之浆。岂不察吴瑭先生有言：“……寒痹势重，而治反易，热痹势缓，而治反难，实者单病躯壳易治，虚者兼病脏腑，夹痰饮腹满等症，则难治也。”可想而知，本一热痹，未夹痰饮腹满，奈何以极热而加壅补，更奈何又以胶粘填塞？本无痰饮腹满，今则促之以成！古人云：“医之用药，将之用兵”，医本无杀人之心，而医之用药不当，真能死人，热痹一证，足成借鉴。先生治痹之方，确较治它证用药多，然多而不乱，其多处是兼治变法，其简处可药而为之者。先生常言：“豨莶丸，严用和使以治痹，当效其法。豨莶草、威灵仙、天仙藤、川牛膝、汉防己、晚蚕砂、宣木瓜、薏苡仁、生滑石、鸡内金、丝瓜络、粉萆薢皆可妥用。 《灵枢》谓：‘胃热则廉泉开’，痹之因热，或在暑天，有面赤口涎自出者，必重用生石膏。设若元明粉冲服，是病期短而热实急，虽骠壮之人难忍痛剧以成泣，便结不下、下而如球，舌红而有黄糙苔，甚则苔黑起芒刺者。更或热邪扰营，舌绛不渴，身其疖斑，焮灼肿痛，小便短赤，脉数而伏，则又当灌服紫雪丹。热毒已经聚于内，迫血妄行，神明欲乱，须投犀角、犀黄丸并以赤小豆皮煎汤送下”。
评述：纵观先生痹证医案，述证简略，方随证出，不言奥理，大有仲景风格。其证治始终遵循着中医学理法方药一线贯通的基本原理，于纷繁多歧的症状中抓住主证，方证的对，直达病所。尤其先生擅用矿石贝介类药物解除顽疾痼症，堪称一绝。据笔者推知，石介类药物与草本药物作用机制不同，它已经过无数岁月的“涅槃”和风雨的煎熬，发生了质变，针对机体的“寒热错杂，虚实胶结”之证机，能够发挥它们“同构相因，同质相求”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先生的医案分量与先生的学术厚度似难相称，正如先生所云：“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未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公之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同时还要指出，其医案的叙述方式、治疗过程、预后转归等内容，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与滞后性，不过这并无碍于后人对这位伟大医家学术水准的认同。

雍乾

学习前贤，如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