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且、口父咀与剉（锉）

汤一笑

父且、口父咀与剉（锉） 第二稿

一、“口父咀”的本义不是“将药物咬碎”， “咀”与“父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碎化处理方法。

　　　古方书中，药方后常有“右（上）N味，口父咀”， “口父咀如麻豆”的交代。但“口父咀”原本是什么意思，大概自古以来都没有真正弄明白过。
　　　过去古代医家一般认为“口父咀”的本义为“将药物咬碎”。 之所以如此认为，大概是由于“咀”字的本义有品味、细嚼的意思，“咀，嚼也。”——《通俗文》（东汉末服虔撰，是我国第一部俗语词辞书）。又由于古代“父”“甫”通用，所以又有人认为“口父咀”可能就是《说文》中的“哺咀”，哺字也有口中嚼食的意思。但是其实认为“口父咀”的本义是“将药物咬碎”的观点或许是后世望文生义的误会。近代随着秦汉医学简牍的出土，“口父咀”的含义随之显露。何茂活先生《＜武威汉代医简＞“父且”考辩》一文指出，“父且”一词在《武威汉代医简》中出现8次，“口父咀”是“父且”的后起别字，也是通假字，“父、且”分别为“斧、俎”的初文（甲骨文中“父”为手持斧形，“且”是“俎”的古文），“父且”的本义是指用刀斧及砧板将药物砸、切细碎，以便煎制。其论证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何先生主要是从古文字的角度论证论点的，但出土简牍其实还有更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观点，在马王堆出土的《杂疗方》中有“内加及约：取空垒二斗，父且，段之，□□成汁，若美醯二斗渍之。……”帛书整理小组认为“父且”一词“其本义为用口嚼碎，后世改为捣碎，又改为细切。”这属于先入为主、本末倒置的解释。仔细分析这段话，“段之”的“段”本义是“锤击”，“段，椎物也…”——《说文》。古时在石上用棒打经调味腌治过的干肉就称为“段脩”。确定“段之”的“段”有后世所说的“捣”或“锤击”的意思后，那么“父且”就不可能是“咬碎”或“捣”的意思，否则后面就不需要再“段之”。

　　　从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公元前１６５年入土，墓主前１６８年死亡，当时的礼制是“君”死子为父服丧三年才葬）中可以看出，凡是用酒、醋或其他汁液“渍之”（ 浸泡）的药物，一般有两种处理：一种是直接捣碎或粉碎，如：

　　诸伤：冶（研碎）齊实（荠菜子），□淳酒渍（浸泡）而饼之……

　　蚖：齏（捣碎的）蘭（兰草），以酒沃（浇 浸泡），饮其汁，以宰（滓）封其痏（伤口），数更之（常换药），以熏□（外熏？）

　　癫疾∶一方：（癫）疾者，取犬尾（狗尾草）及禾（小米）在圈垣（牲畜的圈墙）上者，段（煅或锻？）冶（研碎），湮（本义:埋没）汲（本义:从井里打水）以饮之。

　　牝痔　……为药浆方∶取？（草头下“屈” 茜草）茎干冶二升，取（署）（蓏）（山药）汁二斗以渍之，以为浆，饮之，病已而已。
　　一方：牝痔之有数窍……穿地深尺半，袤（长）尺，广（宽）三寸，燔□炭其中，段骆阮（捣碎或分段的苦参）少半斗（二分之一斗），布炭上，以布周盖（盖住口周围），坐以熏下窍。……

　　痈∶一方：痈首（头痈），取茈（注：柴胡？紫草？）半斗，细？（左尊右利刀旁 细段），而以善酨（好醋）六斗□□□□□□如此□□医以此教惠……

　　干骚（瘙）一方：取茹卢（芦）本（茜草根），齏之（捣碎），以酒渍之，后日一夜（浸泡一昼夜），而以涂之，已。

　　马王堆《养生方》益寿：……段乌？（喙）一升，以淳酒渍之，□去其宰（滓），……

　　另一种就是先做切割类处理，再捣碎或粉碎，如：

　　毒乌（喙）者：取杞本（枸杞根—地骨皮）长尺，大如指，削（刮削成碎片），（舂）木臼中，煮以酒……

　　干骚（瘙）　一方：取阑（兰）根、白付（？），小？（刌，切割之意义）一升，舂之，以？（醋）、沐（米汤）相半洎之（用醋和米汤各半浸泡）……

　　《杂疗方》中有“内加及约：取空垒二斗，父且，段之，□□成汁，若美醯二斗渍之。……”

　　从以上可以推测，“父且”对应“削”、“ 刌”（都是切割之义）；“段”对应“舂”（ 捣碎之义）；“父且，段之”，应该就是用刀斧及砧板将药物砍剁成小块状或粒状，再锤碎。之所以用斧头，大概是因为药材中有许多根茎、树皮、石、骨之类硬韧之物，且常为干品，古时用一般的日用刀具碎化远不如用重刃的斧头方便利索。毕竟斧的本义就是伐木工具。


　　《武威汉代医简》中有一句：“治千金膏药方：蜀椒四升，弓穷一升，白芷一升，附子卅果，凡四物，皆冶，父且，置铜器中……”，“皆冶，父且”大概“父且，皆冶”的倒置，或者此时代“父且”的含义已经发生变异。

　　以口嚼药的处理方法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也是存在的，如：

　　□阑（烂）者　一方：阑（烂）者，爵（嚼）蘖米（发芽之谷类），足（捉）取汁而煎，令类胶，即冶厚拊（厚朴），和敷。

　　胻燎　一方：夏日取堇叶（堇菜地上部分，紫花地丁），冬日取其本，皆以甘〈口〉沮（咀）而封之（口嚼烂）。干（药干），辄封其上（药干换新药）。此皆已验。（注：帛书整理小组以 “甘”为“口”，陈伟武先生认为“甘”当读为“含”。）

　　身疕　咀韰（薤），以封之。

　　从上面可以看出，以口嚼药的处理方法都是用于外敷药物，没有一例是用于内服的，今天山野乡间尚有此种遗风，我小时侯野外受伤止血就常这么干。用口嚼烂药物此帛书称为“爵”或“咀”或“甘沮”（含咀），没有一处称为“父且”、或“口父咀”的，马王堆帛书中的“咀”与“父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药物处理方法，这也可证明“父且”、或“口父咀”并没有咬嚼的意思。

     BBC耗时四年制作的十集系列高清纪录片《生命》之第十集《灵长类》，其中拍摄了巴西森林中的棕帽卷尾猴用石头为工具砸开棕榈坚果（这些石头是从远处河床挑选来的，另一部纪录片有交代）；还拍摄了西非几内亚波叟地区森林中一群黑猩猩用各种方法使用各种工具的情况，它们会用“石锤”在“石砧”上小心的砸坚果壳，破壳而不砸烂果仁，表现了高超的工具使用技巧。在没有“石砧”有“石锤”的情况下还会向其他猩猩借用“石砧”，且能借到。猴子、黑猩猩尚且有如此智慧，几千、上万年前人类祖先的智慧可以想见。中国史前就有灿烂的玉石文化，那时或更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无疑应该具有高超的石制工具使用技巧，把“口父咀”（父且）说成是古人没有工具而用口咬来破碎药材，显然是大大低估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和能力。

　　“父且”是何时演变成“口父咀”的，已经难以考究，公元前后的《武威汉代医简》还是“父且”。基本同时代的《居延漢簡醫方》中也有一处“父且”（ 简EPE4T2.65）。今本《伤寒论》中的“口父咀”或许东汉时就是“父且”。《灵枢》的内容是后世多次修校过的，《灵枢.寿天刚柔》中出现的“口父咀”或许也是被改变过的。“父且”变成“口父咀”大概是历史流传中“父且”与“咀”发生混乱误会所至。秦汉的药方之所以强调“父且”，是因为当时的药材未用前只是粗加工的，为整个、整块、整段或整条的，临用前才细加工破碎或粉碎，使之易于服用或煎煮，如同烹调前处理食材一样。

　　从《武威汉代医简》中“蜀椒一升，付子廿果，皆父〔且〕。”“蜀椒一升，干当归二两，皆父且之，以骆苏煎之……”来看，公元前后时代，“父且”一词已经演变成具有“砍剁”“捣碎”“砸碎”的意思了（蜀椒无所谓砍切，只能捣），东汉《伤寒论》中的“父且”（“口父咀”）或许含义与此相似。

     《武威》仅有的两个煮汤剂的药材都是先“父且”，且需要“父且”的方剂多提到要“去滓”（有一方没提到去药渣）；而粉碎成末直接服用或制成丸剂服用的药方用的词是“冶”，可见“冶”是制作成粉，而“父且”只是一般的粉碎成小块，没有成粉。

　　李建民先生的《中国古代的“咀”与“尝药”》一文，认为“咀”或作“父且”。 “口父咀”的本义为医家以口含味（以意分量滋味）。嚼碎、锉碎、切细是后起之义，还以此引申出其他一些结论。李建民先生是研究过马王堆帛书的医学史家，其大概还是受先入为主的影响，对帛书中有关“父且”的相关材料缺乏仔细的推究，才会出现这种有失偏颇的理解和结论。

二、历代医家对“口父咀”一词的认识变化过程

　　《医心方，卷第一》引葛洪（公元284～364或343）《葛氏方》：“口父咀者，皆应细切。”“凡直云末者，皆是捣筛。”

　　陶弘景公元490年左右的《本草经集注. 序录》应该是继承了葛洪的“细切说”：“凡汤酒膏药，旧方皆云口父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者，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事殊不允；药有易碎、难碎，多末、少末，秤两则不复均，今皆细切之，较略令如咀者，差得无末，而粒片调和，于药力同出，无生熟也。”陶弘景认为“口父咀”的本义是“捣之如大豆者”，而“今皆细切之”。 在《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中陶氏再提“口父咀”应细切：“凡云末之，是捣筛如法。口父咀者，皆细切之。”

　　唐659年苏敬等人的《新修本草》认为“口父咀，正谓商量斟酌之，余解皆理外生精尔。”（见《证类本草. 梁·陶隐居序》的唐注）。

　　北宋掌禹锡等人的《嘉祐本草》（１０５９年）认为，“臣禹锡等看详 ，口父咀，即上文细切之义，非商量斟酌也。”

　　林亿等人1064年校定的《金匮玉函经.方药炮制》：“凡口父咀药，欲如大豆，粗则药力不尽”。 此说近于陶弘景的“口父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者”， 《方药炮制》的内容不知是宋臣所为，还是南朝医家所为。


　　在日本出版的《影宋本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宋本〈千金要方〉为宋臣1066年校订）中有“凡古方治疾，全用汤法，百十之中未有一用散者，今世医工，汤散未辨，宜其多说异端，承疑传谬，按汤法口父咀，（为各切如麻豆），散法治筛，（为治择捣筛），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长病痼疾，须散以渐渍，此古人用汤液煮散之意也……”，但不清楚括号内的内容是后人补注的，还是林亿等人写的。但说“切如麻豆”似乎是后人所加注。


　　北宋寇宗爽《本草衍义.序》（1116年）又说∶“口父咀两字，《唐本》注谓为商量斟酌，非也。《嘉》复符陶隐居说为细切，亦非也。儒家以谓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齿咀啮，虽破而不尘，但使含味耳。张仲景方多言口父咀，其义如此。”所谓“儒家以谓有含味之意”应是指《说文》：“咀,含味也。”寇宗爽此说大概就是后世认为“口父咀”的本义为“将药物咬碎”的缘起。

　　北宋末年的《圣济总录 卷第三·叙例 汤散》中说：“古方汤法口父咀，谓锉如麻豆，散法冶罗，谓冶择捣罗，盖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久病痼疾，须散以渐渍，近世一切为散，遂忘汤法，今以锉切口父咀，或粗捣筛之类为汤，捣罗极细者为散，又如丹、丸、膏、煎之名，不知异用之实，盖丹者，烹炼而成，有一阳在中之义；丸者，取其以物收摄而已；膏者，谓摩敷之药；煎者，取其和熟为服食之剂。今以火炼及色赤者为丹，非炼者为丸，以服食者为煎，涂敷者为膏，审此数者，他可推类而知也。”“口父咀，谓锉如麻豆”一说似乎始于此书。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对当时医家的影响应该也很大，书中《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部分，大量的药物使用前要求“锉碎”。

　　1127年“靖康之变”，金军攻破北宋都成开封，掠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圣济总录》、《本草衍义》等医书的镂板有些未及刊印即被金兵掠运北方，在北方印刷发行，对当时北方医家的影响很大。

　　北方成无己１１４４年的《注解伤寒论》说：“谓如口父咀者，即今锉如麻豆大是也”。这是一本对后世医家有重大影响的医书。

　　易水张元素（1131？～1234？年）1186年的《医学启源》：“古之用药治病，择净口嚼，水煮服之，谓之口父咀。后人则用刀桶内〔细〕锉，以竹筛齐之。”这里的“口父咀”就结合了《本草衍义》“口齿咀啮”和《圣济总录》“锉如麻豆”的说法。张元素这本教授弟子的教材对后世医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 《珍珠囊》一书作者不详，作者有题张元素，也有题他弟子李东垣的，大约是易水一派的著作，《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卷二\用药须知》：“仲景云∶锉如麻豆大，与口父咀同意。夫口父咀者，古之制也。古无铁刃，以口咬细，令如麻豆，为粗药煎之。使药水清饮于腹中，则易升易散也，此所谓咀也。今人以刀器锉如麻豆大，此咀之易成也。若一概为细末，不厘清浊矣。经云∶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果何谓也。又曰∶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是也。咀之法，取汁清易循行经络故也。若治至高之病加酒煎，去湿加生姜煎，补元气以大枣煎，发散风寒以葱白煎，去膈上病以蜜煎。”

　　易水一派的说法应该就是受到当时北方流行的《圣济总录》、《本草衍义》等医书对“口父咀”解释的影响，李东垣、王好古等人对“口父咀”一词，多宗其师张易水所论。


三、关于剉（锉）药

　　从有关材料看，现在出版的古医书中的“锉”字，原本大概都是利刀旁的“剉”字，现在多用“锉”字大概是因为“剉”字罕见，打字排版不易有关。元邓珍本《新编金匮方论》（即《金匮要略》最善本）中都是“剉”字；敦煌古医籍中的药方，也多是“剉”字。“剉”本身即有古“切”字的含义，并不是我们今天一见锉字就想到“打磨”的意思。

     张同君先生《“剉”非“锉”》一文，指出古代中药材加工术语中“剉”的真正含义是“切、铡、斩、剁”之义，与“锉”有很大区别。《玉篇。刀部》：“剉，斫也”，即刀斧砍劈之意。现在点校古医籍将“剉”统一改为“锉”，会造成严重的误导，给初学中医者或外国读者造成困惑。现在出版的古医籍中的药材加工术语“锉”原本应该都是“剉”字。下文中出现的“锉”字原本也应该都是“剉”字。

　　 药物煎煮前先“剉”的处理方法最早出于何时？翻查马王堆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未见有“剉”（或“锉”）法。《周家台秦简医方》、《敦煌汉简医方》、《武威汉代医简》中也都未见“剉”法。

　　《灵枢》的最后一篇《痈疽第八十一》：“发于胁，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痈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锉（艹陵）、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冷汗出至足，已。” 出现一个“锉”（剉）字，但《灵枢》一书被后人多次校订过，此篇或此词是否汉代就存在则无法肯定。

　　传世本《伤寒论》中无“锉”（剉）法；《金匮玉函经》的本文中无“剉”（或锉）字，但在《附遗》中出现一次“锉”（ 剉）（治五噎吐逆……用芦根五两，锉……）；元邓珍本《新编金匮方论》（即《金匮要略》）中出现十处“剉”，而且此书桂枝汤方后一处用“口父咀”（ 第十篇），一处用“剉”（第十七篇），说明在元代，“剉”应是古语“口父咀”的通用词。《金匮玉函经. 附遗》和《新编金匮方论》中的“剉”似乎也不是东汉时代就有的，而是后世用词的“污染”所致，因为通篇《伤寒论》方后不见此字。梁永宣《葛洪＜肘后备急方＞与张仲景＜金匮要略＞对比研究》一文就考证认为，今本《金匮要略》中有些内容应该是出自葛洪的东西。

　　今本《小品方》（约撰于公元454-473年）中有几个“锉”（剉），但１９８５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小品方》残卷中，未发现有“剉”字。此残卷《小品方》据考当在七世纪前半叶就传入日本。

　　今本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成书于公元490年左右）中，有“凡汤酒中用大黄，不须细锉”、“麻黄皆折去节，令理通，寸锉之；有小草、瞿麦五分锉之；细辛、白前三分锉之”（ 此句《医心方》为“麻黄皆折去节,令理通，寸斩之，小草、瞿麦五分斩之，细辛、白前三分斩之。丸散膏中，则细锉也”；敦煌文书中的龙.５３０此处内容与《医心方》相同）；“白胶　……又一法即细锉（鹿）角，与一片干牛皮，角即消烂矣，不尔相厌，百年无一熟也”；“鳖甲　……夏月锉鳖……”；“虾蟆　……取肥者，锉，煎膏，以涂玉，亦软滑易截。古玉器有奇特，非雕琢人功者，多是昆吾刀及虾蟆肪所刻也”；“鹿肉　温，主补中，强五脏，益气力，生者治口僻，锉薄之。”《序录》中的用词应该本属陶氏，可知陶氏所说“锉”（剉）有斩、切之义。而陶氏所说的“口父咀”却是细切。

　　由上可知， “剉”法处理方剂中的药材，在南北朝之前的医书是否真有这种说法并不能确定，但大约在陶弘景时代的医书中应该是已经出现这种说法的。大约是因为葛洪、陶弘景提倡“细切”，以及金属刀具的发展，之后“剉”、“切”等药材加工方法逐渐多见。

　　南北朝时代出现“锉”药材的说法还见于其他史料。《陈书•列传第三十•始兴王叔陵》记载：“……及高宗不豫，太子诸王并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后主哀顿俯伏，叔陵以锉药刀斫后主中项。太后驰来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数下。后主乳媪吴氏，时在太后侧，自后掣其肘，后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后主衣，后主自奋得免。长沙王叔坚手搤叔陵，夺去其刀，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时吴媪已扶后主避贼，叔坚求后主所在，将受命焉。叔陵因奋袖得脱，突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呼其甲士，散金银以赏赐，外召诸王将帅，莫有应者，唯新安王伯固闻而赴之。”故事发生在公元５８２年，史料中的“后主”即是陈后主陈叔宝，是南朝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朝后被隋朝所灭。太子陈叔宝的弟弟陈叔陵想篡位而刺杀叔宝，“以锉药刀斫后主中项”， “斫”的本义就是斧刃，此处为“砍劈”之义。这把锉药刀原本是皇宫中负责治疗高宗疾病的典药吏所用，说明当时的药物还是多为临用切制。当时所谓的锉药大概是以铜刀于槐砧上锉，参见《雷公炮炙论》：“甘草……凡修事，每斤皆长三寸锉”、“ 牡丹　凡使，采得后，日干，用铜刀劈破，去骨了，细锉如大豆许，用清酒拌蒸……”、“乌蛇：……凡采得，去之头兼皮麟、带子了，二寸许锉之，以苦酒浸之，……”。

　　用关键词对网络电子版的唐宋主要医书搜索统计来看，唐朝前期６５２年的《千金要方》中的方剂之后多为“口父咀”或“末”，“切”较少；但是在未经宋改的２０卷本《孙真人千金方》中，基本上没有“口父咀”一词，其汤剂后面基本是不交代煎煮前碎化方法的。可见方剂后面出现的“口父咀”一词应该是宋臣校订医书时所加。突出了其“古方”的意味。

     ６８２年的《千金翼方》的“切”开始增多；唐中期７５２年《外台》方剂后明显以“切”为主，“末”次之，“口父咀”大幅减少。分析变化的原因，大概是期间６５９年以《本草经集注》为蓝本的国家药典《新修本草》的出版发行，将古方中出现的“口父咀”解释成“今皆细切之”，导致唐代的医家方后多写“切”了。或许王焘原书就多用“切”，因为王焘引用了大量“近现代”的医方，也或许是宋臣有意统一修改过的。

　　五代之后，北宋初年时代９８４年的《医心方》中，“末”上升为主流方法，次为“切”，对应的是当时流行煮散；９９２年的《太平圣惠方》中，“锉”和“末”成为主流，“口父咀”已经基本不见。１０７８年的《局方》也是以“末” 和“锉”为主流。北宋末年的《圣济总录》中，以“锉”和“末”为主流，此书中多出现“锉如麻豆”的说法，同时也出现“口父咀如麻豆”的说法，说明在北宋末年，古语“口父咀”的代用词、通用词为“剉”（锉）。由于《圣济总录》、《本草衍义》等医书的镂板被金兵掠运北方，在北方印刷发行，对当时北方医家的影响很大，所以北方金元医家的著作中也好说“锉如麻豆大”。成无己、张元素等人即认为古之“口父咀”即“今锉如麻豆大是也”，当然此时的“锉”具体是“切”的意思，含义比“切”要广。

四、方剂药物碎化加工的历史脉络

     东汉《伤寒论》之前，方剂剂型似乎以散、丸剂为主。《武威汉代医简》中主要是“酒饮”的散、丸剂，比较明显的煎剂大概有两方。药材的碎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类是“冶”成粉末；二是“父且”成碎粒，出现8次，为“煎”或“漬”前的药物碎化（煎煮剂或油膏剂或漬剂）。

     《五十二病方》及《杂疗方》中药材的碎化方式用词更原始些，一类是“冶”成粉末或“捣”、“寿”（捣）、“咀”、“嚼”、“齏”成糊，二是“屑”、“削”“ 尊” （右利刀旁）、“刌”、“父且”等方法加工成块或粒。

      当时药物服用前的碎化加工应该是医生或病家。使用的工具大概是刀斧砧或杵臼。当时病家的药物来源除医生提供外，向市肆中的商人购买药物也是一种途径，有资料表明，汉代的药业贸易应该已经很发达了，可以在市场上买到遥远地方出产的药物。

      汉末的《伤寒论》之后，汤剂成为方剂的主流剂型。《伤寒论》方后药物的加工方式用词年现在看到的基本都是“口父咀”，原用词很可能同《武威汉代医简》一样，也是“父且”， 即用刀斧及砧板将药物砍剁成小块状或粒状。

　　到葛洪（公元284～364或343）、陶弘景时代（公元490年左右），他们认为古方所谓“口父咀”，“谓秤毕捣之如大豆者，又使吹去细末”。又以为“今皆细切之，较略令如口父咀者，差得无末”。大约是因为葛洪、陶弘景提倡“细切”，以及金属刀具的发展，之后“剉”、“切”等药材加工术语在方书中逐渐多见。南北朝时代，病人用药物还是多为临用才切制碎化。按陶弘景的说法，当时的医生已经不采药了，医家、病家的药物主要是在药肆购买。

　　唐初《千金要方》中汤剂方后基本不交代煎煮前碎化方法，从某些汤剂后面交代的药物碎化方法来看，省略的方法应该也是“切”。从孙真人的有关描述来看，隋唐时代的人在市场买得药材后，用时还是要自己碎化加工或者另外在市场上请人加工，这种赶时间的雇人加工，工具大概是以方便快捷的杵臼为多。

　　659年，唐初《唐本草》这部国家药典发行后，重申了葛氏、陶氏的“口父咀” “今皆细切之”的观点。

　　唐代中期的《外台秘要》中，汤剂方后药物的碎化用词大多已经改变成“切”。应该就是《唐本草》发行的影响。在陈增岳的《敦煌古医籍校证》中的唐人写本药方也能看到《唐本草》的影响，２２１页的Ｐ.３１４４中有“以净刀子细切杏仁如米颗大”、“药切如豆”的说法；４０１页Ｓ１４６７中有“并口父咀，细细切”；４３６页的《疗服石方》中有用“口父咀”，也用“ 细切”，还有“口父咀、细切”同用。这些似乎都是《唐本草》刚发行传播的影响所致。

     从有关史料推测，五代、宋、元汤剂的大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医家推崇的“古”汤法，即将药物“口父咀”或“切”或“锉”成麻豆大颗粒过筛后为汤。麻豆即大麻子，如绿豆或大豆大小。

     另一种是就是当时流行的“煮散”，大约成书于1086年－1093年的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 药议》说：“近世用汤者全少，应汤者皆用煮散。”《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宋臣1066年校订）中说：“今世医工，汤散未辨……一切为散，遂忘汤法，传用既久，不知其非，一旦用汤，妄生疑讶” １１２７年之后，北宋末年的《圣济总录 卷第三•叙例 汤散》中说：“……近世一切为散，遂忘汤法”。可见当时“煮散”几乎是汤液的主流方法。

      宋代中药汤剂“煮散” 之“散”多是粗散，与散剂之“散”为细末有别。宋代汤剂“煮散”多是要去渣的，汤液要“用纱滤去渣”或煮时用织物袋子装盛粗散。如《太平圣惠方》的“煮散”，一般有类似下列的表述：“捣粗罗为散（末）。每服N钱。以水一中盏。煎至N分。去滓。每于食后温服”。不过也有少数以细末“煮散”者是汤“和滓服”的。参见《局方》。可见“煮散”可以视为古汤法的精细化操作，不过是药材由麻豆大颗粒变成粗散而已，古法汤剂与“煮散”的关键差别在于用量变小很多。

     当时为什么流行“煮散”？一般多引用庞安时所说：“唐遭安史之乱，藩镇跋扈，迨至五代，四方药石，鲜有交通，故医家少用汤液，多行煮散。”但这句话的开头是“安时妄意”——不过是庞安时的推测而已。也许另有原因。“煮散”法古已有之，最迟西汉的《五十二病方》中“毒乌（喙）者方”、“女子癃方”、“ 膏溺方”就算得上是“煮散”，仲景方中也有连渣服的汤剂。唐代的《千金》两书、《外台》都有“煮散”方，不过当时还不流行而已，当时药材并不短缺。

     比庞安时更早的林亿在《影宋本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就持另外一种看法：“……卒病贼邪，须汤以荡涤，长病痼疾，须散以渐渍，此古人用汤液煮散之意也……”，即认为煮散是用于慢性病的长期治疗。宋代人有把汤药当保健品饮料喝的习俗，名之“熟水”，所谓“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药汤）。城市中早市上卖药汤的就跟今天广东凉茶铺那么多。日常爱喝汤药的宋人流行“煮散”是不奇怪的，毕竟一般适用古汤的大病急病还是少见。林亿还说流行煮散是因为“医工惟务力省”。

     按林亿的说法，古汤法是为了荡涤卒病贼邪，剂量小的煮散汤法是为了渐渍久病痼疾，取其积日之功。由于“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见高保衡、林亿等《伤寒论序》），所以对治疗“最急”卒病之《伤寒论》的汤剂，高保衡、林亿等特意废弃宋初官修淳化本《伤寒论》的煮散法，而恢复了药材“锉如麻豆”的古汤法。

     从《外台》十四个煮散方的细致讲究来看，汤剂煮散法更象是文人士大夫或商业服务发展起来的简便式剂型。《外台》之后到宋初９９２年的《太平圣惠方》，期间两个半世纪，而今天我们对这段历史时期医学发展的了解却近乎空白。汤剂煮散法可能在唐代中后期就已经获得相当的发展，后世认为是因社会动乱药材难得所致恐怕并非煮散法兴起的原因。“煮散”之所以在宋代流行，或许还有其他尚未知的原因，比如是否有隋唐以来外来医学传入的影响？这仍然是医学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迷。

      可能由于官修《伤寒论》、《千金》等书的颁行，林亿、庞安时、朱肱等人对古汤法的倡导，以及名医家对“煮散”法低疗效问题的批评，北宋末期的时候，古汤法已经有所复兴。

      金元时期的方书，我翻看大略有一个印象，煮散虽还相当流行，但对古汤法的复古风气也较盛，方书中古汤法也开始多了，汤法由煮散法充斥天下，变成了古汤法与煮散法并行。尤其易水学派一系，力倡古汤法。张元素及李杲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说：“仲景云∶锉如麻豆大，与口父咀同意。夫口父咀者，古之制也。古无铁刃，以口咬细，令如麻豆，为粗药煎之。使药水清饮于腹中，则易升易散也，此所谓口父咀也。今人以刀器锉如麻豆大，此口父咀之易成也。若一概为细末，不厘清浊矣。”碎化药材的具体方法是“用刀桶内细锉，以竹筛齐之”（张元素）。李杲的学生王好古1289年《汤液本草》、罗天益1343 年《卫生宝鉴》也采用了同样的说法。更早北宋朱肱就说过“古人制咀锉如麻豆大煮清汁饮之名曰汤”。他们都强调了煎汤药材“麻豆大”、汤液要“清”，这是古汤法的特征，与煮散法的药材“捣粗罗为散”或“上为粗末”是不同的。在李杲撰1276年《兰室秘藏》方剂中，注明“锉如麻豆大”或“口父咀如麻豆大”就很多见，其书中略语“上口父咀”无疑也是这个意思。宋元时代的《活幼心书》、《女科百问》、《妇人大全良方》、《瑞竹堂经验方》、《卫生宝鉴》等书中所说的“上口父咀”、“上锉”也应是这个意思。

      但是金元时期复古的汤法却不是真的古汤法，而是古汤法与煮散法的混合体。其药材碎化使用了古法碎如“麻豆大”，但其处方用量不同于古方的一剂日三服用的剂量，而是变成煮散法的一剂一服的小剂量（沈括：“（煮散）一剂不过三五钱极矣”）。简略表述就是“上口父咀（或锉）如麻豆大，每服*钱”，而煮散法则为“上捣粗罗为散（或“共为粗末”），每服*钱”。差别在于药材碎化程度不同，一为粒一为末。有的研究者只是泛泛说金元时代还是煮散法为主，没有注意到这一关键的变化。

      “煮散”法还随着宋代的繁荣文化向外扩散而对周边文化地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今日本汉方的汤剂就很象“煮散”，日本药典今天还沿用《局方》的名称。传统藏药、蒙药的汤剂也是“煮散”。另外，江南地区是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清以来这里的医家用药剂量相对他处偏轻，或许也与此多少有些关系。

     药材切片秦汉以来都有，但在明代以前并非直接用于方剂（特例除外），而是还要破碎如麻豆大入汤或粉碎成细末为散或丸。如陶弘景就说：“凡合丸、散药，先细切、曝燥乃捣之。”

     尽管南宋《武林旧事》提到了“饮片”，南宋朱瑞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中也出现了“铡”字。但从宋金元的方书考察来看，饮片确实基本未在汤剂中直接使用，而基本是要制成粗散后才下汤。此“饮片”似非今日饮片的意思。很多学者认为汤剂“饮片”开始于南宋实际是难以成立的。

     关怀《中药饮片发展史》认为，“饮片”一词的出现可能与唐宋流行的商售“饮子”有关，即商业制作饮子需要能使汤液较清的切片药材。此为一说。

     除《武林旧事》外，比较早出现的饮片史料还有:

     南宋•齐仲甫1220年《女科百问》[ 卷上.第三十五问 妇人昼则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有：“小柴胡加地黄汤……柴胡(一两一分)、人参、半夏、黄芩、甘草、生地(各半两)，上咀片。每服五钱。水二盏。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去滓温服……”这些药材确实是适合切片的，“咀片”一词的出现比《武林旧事》（1290年）提到的“饮片”还要早。

     明•陶华约撰于1445年的《伤寒六书》[杀车槌法卷之三]：“ 一用川大黄，须锦纹者，佳。锉成饮片，用酒拌均，燥干，以备后用，不伤阴血。如年壮实热者，生用，不须制之。此为良法。”

     史料表明，至迟在明代1550年左右，饮片就已经成为汤剂煎煮的主流药材形式。如《云梦县志》记载的名医郑文贤就是生活在此时期，李于鳞《送文贤游大梁序》中提到他生平用药“咀片如丘陵”。

     明代人一般称饮片为“咀片”，它比“饮片”更常用。明 陈嘉谟1565年《本草蒙筌》说：“古人口咬碎，故称咀。今以刀代之，惟凭锉用。犹曰咀片，不忘本源。诸药锉时，须要得法。或微水渗，或略火烘。湿者候干，坚者待润，才无碎末，片片薄匀。状与花瓣相侔，合成方剂起眼。仍忌锉多留久，恐走气味不灵。旋锉应人，速能求效。根梢各治，尤勿混淆。”饮片切制的三道工序“软化”、“切片”、“干燥”，只差“干燥”没有提到。而且反映当时的药材切片技术已经很出色了。

     明代“咀片”汤剂的兴起，如同煮散法的兴起一样，具体的原因目前并不清楚，或比较复杂。可能与煮散法量小效低，以及汤液不清等因素有关。也可能与当时医学尊经复古的风尚有关。还可能是明代某位药商的技术创新而引发的变革，可能是追求陶弘景所说的“细切”，因刀具、切片技术的进步切片越来越薄，最后薄到不需要再粉碎了，毕竟这比先切再捣或锉成麻豆大要简便省事，药材形态也更美观，还有容易鉴别、易晾晒等优点。总之，明代生药完全进入了饮片时代，流行至今。大约明代1550年之后，药店给付顾客的生药应该已经统一为可以直接煎煮的饮片了，汤剂药物一般不再需要顾客自己临用碎化了。方书中的汤方交不交代药物的碎化方式实际都没什么意义了。

     明代药业兴盛、商业竞争激烈，其药材炮制、碎化技术已经达到古代药物炮制的高峰。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泡茶叶喝清茶也是明代成为主流的，明代之前主要也是茶饼、茶团粉碎过筛以末为茶汤。这一相应的有趣现象恐怕不是简单的巧合，或有更深刻广泛的历史背景。

     从上面也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方剂药物的碎化处理一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汤剂药物煎煮前的碎化处理，用切法（含“口父咀”和“剉”）。自古以来汤剂药物煎煮前的碎化处理用词尽管多变，但其实一脉相承，变化不大，就是用斧或刀具碎化成小块、小粒或薄片。另一类就是散、丸剂药物的处理，用“末”法（捣、冶、研等）。宋代以前，方剂药物的碎化由医家、病人自家或雇人进行。到宋代药业高度繁荣，官私药店众多，当时药店应该已经提供按顾客要求碎化药材的服务，或散或粒或饮片。从明代开始，中药店里出售的药品形态主要就是两类：生药饮片和方剂成药，“末”法主要为药业生产成药所用，病家一般很少进行“末”法加工，如确需要则可要求药店代为加工。


后记：

     有网友以为此文关于“口父咀”考究部分有抄袭郑金生先生文章的嫌疑，当然没有这回事。写本文主要是受何茂活先生《＜武威汉代医简＞“父且”考辩》一文的启发，用马王堆医书的原文做些补充深化论证而已，文章的开头已经交代了。当时并没有看过郑氏的文章或书，近两日网购了郑金生先生的《药林外史》，一看确实好书，书中《出土汉代医籍中的炮制与“口父咀”考》确实写得不错，也有与我这篇文章近似的地方，但论证的不同也是明显的，比如对《杂疗方》“内加及约：取空垒二斗，父且，段之，□□成汁，若美醯二斗渍之。……”一段，郑氏主要抓住“空垒二斗”不可能用口咬碎，这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一点我倒是没有在意到，而我是从“父且”后的“段之”入手的，反证“父且”不可能是咬碎的意思。对于马王堆医书的“咀”法，郑氏抓住“咀”不和“口父”连用，也不写成“且”；而我是分析多条原文，推导出“咀”与“口父咀”不同，只用于外用鲜药的处理，而“口父咀”处理的是内服药，“咀”与“父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物碎化处理方法。

     另外，何文发表于2004年第四期的《中医文献杂志》，而郑氏《药林外史》出版于2007年4月。郑氏《出土汉代医籍中的炮制与“口父咀”考》或许也直接或间接的参考了何茂活先生《＜武威汉代医简＞“父且”考辩》一文，但郑氏书中没有提及，也没有提过另外就此写过文章。

     其实最早指出“父且”是“口父咀”前身的应该是1975年文物出版社的《武威汉代医简》，此书在在第十七简“皆父”下解释说，“’皆父’，’父’后脱’且’字，应为’父且’，即将药物切碎之意，后世做’口父咀’”。 何文对此有交代。30多年过去了，很多学《伤寒论》的还是误会“口父咀”的本义。近两千年间也没有人真正搞清楚，20世纪30年代，范行准先生在《古代中西医之关系》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惟旧题《李杲药性赋》之说乃为近真，其言曰:’口父咀’，古制也，古无刀，以口咬细，令如麻豆煎之”，范行准先生为医学史大家，尚限于此，我们今天的学者能够搞清楚这个问题，仰仗的是现代考古发掘提供了新的历史文献，这一点前人没有我们幸运。

     本文第二稿主要改写了第四部分，此部分修改参考了郑金生先生的《药林外史》的相关章节内容。

     是为后记（2012年11月18日）。

汤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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