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伟俊回忆张简斋的文章

刘为立

１９７２年４月，我经皖省组织上的安排，又回南京，正式跟随先祖父学中医。记得在这年夏天与先祖父纳凉时，他常常与我讲张简斋先生昔年在重庆行医时的许多往事，以及他俩之间的交情。我这才知道，先祖父生平还私淑于简老，他俩在医道上也有师承关系。当时，我与先祖父都为简老的生平医道被埋没而嘘唏不已，并直觉到这于中医界乃是一种不祥之兆。其实，简老生平医道的被埋没也就是意味着近百年来中医界所遭受的厄运，乃是吾国中医界的苦难缩影。考张简斋，乃是著名的金陵大医家，当代金陵医派的奠基人。但他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现实，怎么说也是吾国中医界的不幸啊。简老医道的命运太坎坷了！吾国中医界的命运也太坎坷了！为此，我也一直想认真写一写简老那如烟而去的往事，聊以寄托一种人生的哀思。到如今，算来简老逝世六十周年了，所以我就以压抑的心情写出了这一篇文字，亦借以缅怀一下已故的中医先辈。
张简斋（公元1880—1950年），字师勤，祖藉安徽桐城，但在简斋出生时，张氏迁居南京已有数代，前辈皆行医。简斋生于清季，年少时就博闻强记，十六岁时曾参加科举，为前清末代贡生（拔贡）。简斋十七岁时便在其父张厚之的指点下专攻岐黄术，已有志于用医道济世利民。简斋二十五岁时，清廷下令废除科举，于是他更加潜心承继家传医道，已无意于功名。简斋刚过而立之年，便目睹了江山改朝换代。奈他年过不惑时，还未能医运亨通，求诊者尚寥寥无几，当时举家食粥，家境甚为清贫。
１９２５年春夏之交，南京温病流行。当时的时医习用清凉方药作对治，皆效不显著。简斋见状则另辟蹊径，采用小柴胡汤法以求和治之，又以辛温宣散之法取效者甚众，使不少温病患者立起沉疴。从此简斋一举成名，时来运转。到了１９２０年代末，逾不惑之年的张简斋已蜚声中华医坛了，家境也日见小康。当时世称医术高超的“南京二张”，其中之一便是张简斋（另一位是张栋梁）。后来医坛又称“南张北施”为当时中华医林之尊，其中的“南张”便是指张简斋，“北施”则指北京名医施今墨。１９３３年，张简斋曾以二剂药治愈过国民政府林森的隐症，林森便恭亲书写“当世医宗”一匾相赠。１９４２年，林森在重庆病危时依然相信张简斋的医道，曾延请简老诊治（当时简老诊后未开处方，认为病已无可救药了）。１９４１年夏天，简老还在重庆治愈过宋美龄的胃疾。１９４３年，时任抗日远征军司令长官的陈诚因胃病复发，亦曾延请简老乘飞机赴昆明诊治，一周内便将陈诚的胃病治愈，然后速速返渝。１９４５年，简老又曾以三剂中药治愈过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腰痛症，本来渺视中医的宋子文就此也不好意思再瞧不起中医了。抗战胜利后，张简斋还在南京治愈过董必武的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症。１９４７年中共代表团从南京北撤回延安前夕，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特地赴城南鞍辔坊的张氏寓所，与简老话别辞行。
张简斋精通《内经》医理，博采中医各家之长，而于清朝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尤有心得。张兼通临床各科，而尤善治疗杂感和疑难杂症（包括妇科）。因其门诊病人太多，他不得不同时给三个病人看病：左右手分别替乙、丙两人切脉，身旁坐着两个侍诊门生代写处方，口中则报出前一位甲病人的药方让侍诊门生抄录，最后处方则由他亲自审正。如此居然手到病知，药到病除，简老因此被时人称之为医林奇才。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７日，全国中医界奋起反对西医余云岫提出的“废除中医”提案获得胜利。当时张简斋也积极参与了中医界的这次义举，并慷慨资助这项中医运动。３·１７国医事件获得胜利后，山西太原的时逸人提议效仿当时的“中央国术馆”之例成立“中央国医馆”，先曾与当时正旅居太原的施今墨商议其事，后张简斋亦甚表赞同，并向友人陈立夫报告其事。陈亦表示支持成立中央国医馆其事。同时，施今墨也向行政院长谭延凯提请成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１９３１年８月，国民政府终于核准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张简斋也被推选为首届常务理事，后还担任过全国医药学术研究整理公会理事长、中国医药教育社理事、考试院高等考试中医考试委员等职。当时的张简斋已过知天命之年了。
    １９３４年，五十四岁的张简斋偕同南京著名医家随翰英、张栋梁、郭受天、杨伯雅等南京中医界名流捐款筹办成立私立南京国医传习所，以求仿孟河医家丁甘仁，培养中医后继人材。后经南京市长石瑛的批准，将南京保泰街北极阁下的三皇庙东西一带的十七亩地产（地处中央国医馆旁）作为该传习所的产权，并请陈立夫、焦易堂为董事长。当时教职员工已达二十人，招得学生百馀人。所授课程有：国医基础课（由郭受天执教）、儿科（由随翰英执教）、处科（由张栋梁执教）等（还教授一些西医课程），张简斋亦亲自执教。该校规定学生毕业前，须到上述这些名中医的私人诊所去临症实习，经考核后方能毕业。同时，中央国医馆的前辈们又积极集资筹建中央国医院。他们一度壮志凌云，为中医生存危机年代作出努力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奈不久日寇大举侵华，抗战爆发，一时壮志难酬也。
  张简斋在中年时期不幸染上阿芙蓉瘾。早在１９３５年，宪兵司令谷正伧曾向最高当局请示，蒋介石为此而批了“全一人活万人命”七字，表示特许。其实，这是当时中国最高当局对简老的人生评价，也是全社会对简老的一种特殊尊重。当时简老还特地请人将此七个字刻在烟具上。奈自后烟瘾之魔也一直暗随他终生，让他只能与世上众生有七十年尘缘。
抗战初期，年近花甲的张简斋决定离开南京沧陷区，以示民族气节。简老因此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上旬南京失守前夕携全家渡江北走。奈不幸在皖滁州遭到土匪绑架，全家又在匪窟历二月，家财则被抢掠一空。后张氏全家脱险后，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派车接往武汉暂住。简老在武汉暂住期间，陈立夫先生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回忆文字：“民国二十六年，我有一位同事在汉口天主堂医院，患腹膜炎症，发高热。医生束手，诊只有六个钟头可以维持生命。刚巧名医张简斋来访，我就一把拖他去医院。他说尚一线希望，开了方，煎了药。我就用热水瓶带给他吃，居然热度降了下来。我去医院，医生很奇怪！我向他报告经过，并向他道歉说：‘我不该将中药带进医院，不过救命如救火，死马当作活马医罢了！’你们猜猜这位医生怎么说？他说：‘这不是中医的效果，是上帝不要他罢了！’呜呼！世界上竟有如此不重事实的医生，成见之深竟至如此者。”陈立夫先生又回忆他在１９４３年视察青海时患上了痢疾，当时西医用药过量，导致病情恶化。后陈立夫飞返重庆后急请简老中药治疗，数剂即愈。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先生在辛亥年武昌起义时患上了肺咯血症，后不幸积成劳症，张简斋曾与之精心调治，用中药止住了陈果夫的咯血症。１９４８年秋，陈果夫在南京时肺病又发，左胸侧溃洞流脓，请当的中西医界名医会诊，其中的中医就请了张简斋（西医请的是当时中央大学医院院长戚寿南）。陈果夫后来还能在台湾存活到五十年代初，张简斋为其所作的带病延年之法实是功不可没，陈果夫因而倚之如恩星。陈氏兄弟该是深知简老医学功力的当代见证人了。
张简斋在武汉住了半年左右，后于１９３８年秋季从武汉抵达重庆。当时日寇飞机对重庆频繁轰炸，简老家也数度迁移，一度曾避居重庆南温泉乡一带，举家惊恐不安也达数年之久。直到１９４１年，简老才在离重庆市中心校场口不远的石灰市地带安定了下来，继续开设国医诊所悬壶济世。当时简老诊所依然像在南京一样的门庭若市。在重庆时，有一次蒋经国对重庆青年干训班学员讲话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人只怕没有真才实学，如有了真正的本领，是不怕人家不知道的。譬如张简斋医生，你如果要坐黄包车去看病，只要说一句到张简斋那里，用不着说地点，车夫就会飞快地把你拉到他门口。”（在三十年代的南京，问路边穿开挡裤的儿童，都会不约而同地指说张的住所在“鞍辔坊”）。１９４５年冬，美国《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曾带一个女秘书赴张宅专程采访张简斋，并写了一篇专稿，开头便说“现在重庆最忙的人，不是TV宋(宋子文)，也不是陈诚，而是一个医生张简斋。”在这篇专访稿上还报导了当时张简斋对中医学术的看法：“中医学理论是哲学科学，立论气化、天地人三才、自然阴阳五行生克逆顺，非不明生理，是天人相应合而立论的。中医治疗具体分折，按阴阳五行经络脏腑、气血盛衰虚实邪正进行辨证用药，论治是有法则的，这和西医看病不同。中医学本用哲理辨证，有法有方，故中国国医学术是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本位化的，是保持传统的。”因此，当时国内不少以中医科学化自居的人常常指摘张简斋是复古派，保守派。我也曾留意过施今墨先生（北施）的医论，发现此老竟是一位追求中医科学化时尚，后来也提倡走中西医结合之路的名流。而张简斋（南张）却是在中医科学化的时尚面前无动于衷的名医。南张北施虽齐名，其实医风大相径庭。我也注意到，后来北施命运颇佳，被列在北京四大名医中。但颇有好运的北施能代表中医的传统吗？看来，也只有南张保存着传统中医的最后一脉了。
面对时贤们的极端指摘，张简斋却不以为然，他在重庆一如既往地积极促进中医学术的继承工作，并于１９３９年被中医界推选为重庆市国医公会理事长、中国国医学会理事长。当时张简斋的诊所与吾先祖父邹云翔的诊所相距并不远，吾先祖父亦叹服其医道，曾手抄过数百例张简斋医案，自谓私淑张氏医道也。奈这批医案皆因在抗战后船难而沉没于山峡江底，不能重见天日矣。记得先祖父曾于１９７０年代初向我介绍张简斋昔年在重庆时的一则轶事：１９４０年5月3日、4日，日寇轰炸重庆。当时张简斋的石灰市诊所有防空设施，故未疏散到乡间。吾先祖父则疏散到离重庆市区七十馀里的歇马场乡间。当时某官员亦避难此间，因罹木僵病，全身僵直，卧床不能动弹。其家属便请吾先祖父前往诊治。先祖父诊毕，开了药方，并告其家属云，此为督脉经病，督脉属肾阳，肾阳为阴寒所遏，寒阻血凝，络脉失和，宜温通督脉，驱散阴寒，兼活血和瘀渗湿为治，约三剂可起。方用附片、炒杜仲、制狗脊、川续断、枸杞子、潼沙苑蒺藜、鹿角片、炙龟板、阿胶珠、 鲁豆衣、薏米等味中药。其家属审视药方后，顿时脸有喜色，表示对此方极有兴趣，并谓其夫所患此木僵病已是再次复发。１９３８年第一次发病时，曾经张简斋一剂即起。她又随即出示昔年张氏所开方。其方亦开十二味左右，仅二味使药与吾先祖父方有异，馀皆相同，而张氏方中的附子却用至一两。先祖父当时阅后深为折服，并说，简老诊病精当，方子确实高明，其用附子一两，通阳力大，故能一药而起。今吾用附子五钱，故须三剂而愈（后果然三剂而愈）。昔年先祖父在世时曾多次向我介绍张简斋于重庆时用升气的柴胡治愈便秘症之例。当时简老曾答吾先祖父之质疑，指出治病必明升、降、开、合之道，指出便秘若因气机失升而用柴胡升之，何其不可？记得１９８３年冬，重庆名老中医张锡君曾向我介绍过一则医例：抗战期间，重庆一富人于夏秋间因饮食不慎而患菌痢，日圊近百次，里急后重。起初病家延张锡君医师诊疗。张锡君通中西医二术，考虑菌痢既已能确定，炎症无疑，而后重则宜通下，立即用清热消炎通滞之剂证治。奈药后不应，病家急请重其剂，但仍乏效。张锡君于是便介绍张简斋出诊。简老用荆防败毒散合小柴胡汤复方治之，以轻剂升清之法治之。而且柴胡只用三分，荆芥亦仅用至五分。此方居然一剂即获大效，病家泄痢减至每日行二、三十次矣。后简老出诊四次而治愈。张锡君曾问简老，何以如此轻剂而能见效，前投重剂却反不效？简老谓此症为清气失升之象，惟有用轻剂升清才能愈，何必重剂？简老医道之精深，医术之高超，于此已可见一斑矣。
    当时设在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是具有最高权威的西医院，而对中医却是渺视的。有一次，一个住院病人病危，医院准备送其进太平间。后来病者的家属在无奈情况下提出：“你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请张简斋医师来了。”于是张简斋被病家请去用中医医术抢救，后来居然起死回生。这件事当时弄得中央医院无可奈何，十分尴尬。确实，当时的西医很高傲，瞧不起中医，但当时的病家却很相信张简斋这位中医，很尊重张简斋。
    １９４０年，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发起，在重庆柏苓餐厅为张简斋办六十寿宴。开席之日，冠盖盈门，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当时寿宴上那篇祝寿骈体文几乎包罗了以行政院长孔祥熙为首的全部军政上层人物。著名的“圣裔奉祀官”孔德成也亲笔书撰了一幅“灵飞经”字体的祝寿颂文，盛况一时成为重庆的佳话。当时的苦难中国显然都在盼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一代医星健康长寿，希望中医绵绵不绝。１９４４年冬，张简斋又在重庆家宅内贺其六十四寿辰。当时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程潜送了他一幅寿联，其中有“国无良相，唯公独尊”之句。昔年先祖父曾与我述及此，而且总是感慨万千，谓良医有良相之才。观古今，盛世则良相显于世，衰世则良相隐于医，乱世则良医隐于野也。考古今历史，岂非就是一部良相隐显之史，亦岂非就是一部良医隐显之史乎？
    在重庆时，张简斋每天的门诊量多达百馀人之多，故其门诊收入也颇丰，大约是重庆战时中央部会机构中的十个科长月薪之总和。张出诊时，对有交情的显贵一般是不收诊金的，但逢年过节时，这些显贵们馈送张简斋的厚礼也颇为可观。但张绝非好礼之徒。他对一些赤贫者，却长期实行免费看病，还每天送十个号，由设在重庆最热闹的都邮街“社会服务处”向贫病者分发。有时，张简斋还在他的处方笺上批明贫病者免费送药，其药费皆由药店每月到他家中结算。张简斋常常训诲弟子与家人：“积善之家庆有馀。医生济世救人，以德为先。”在南京时，每当岁末年尾，张简斋也总要带上全家子弟，随同他到奇望街口一带，散发米票、零钱。夏天则施药茶水。张平时施衣施材，对慈善事业都能慷慨解囊。就此一德，就值得当今医生的感叹。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见解上是对立的，但张简斋依然去梅园新村为中共方面的董必武治愈了气管炎症，为此也多少让蒋介石有些不快。其实，在张简斋眼中只须保持中医的治病救人品质，政治上的是非观念是并不认真的。为此，中共高层的周恩来先生也甚钦佩张简斋，在重庆时就曾数次去石灰市诊所登门访晤，后来离开梅园新村前也曾前往简老的南京鞍辔坊故居话别。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翌年五月初，六十六岁的张简斋由其儿子张祖淼陪同，乘飞机先行返回他那阔别已久的南京，结束了人生八年的流亡生涯。自后简老依然在他那城南的鞍辔坊一号旧居悬壶应诊，也继续在南京故地举办国医传习所，希望中医能绵绵不绝于世。但这时的张简斋也常常用老庄思想告诫弟子们说：“君子不为天下先。”１９４７年冬，张简斋的夫人陈氏因肺炎而先行去世（终年六十三岁）。陈氏生性忠厚，待下宽和，是一位贤妻良母式的旧式妇女，良有一子一女。翌年春，简老又自撰了一幅对联：“不谏往者追来者，尽其当然听自然”，并请陈立夫书写后悬于客堂，作为暮年的自勉。显然，他当时对自已的人生，对中医的前景都已有所了悟，暮年他也只求顺乎自然，不再去作丝毫的勉强了。当时简老每天的门诊人数也常有百馀人，而他每天的生活规律也还是与在重庆时一样的与众不同：中午起床，吃点心（即早餐）与抽烟，然后看门诊，一直看到晚上十时。这就他一天的主要工作量。张的“午餐”时间实际上已在傍晚了，而且又常在医案上吃完这顿延后的午餐。这顿“午餐”也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不过是四碟小菜，二两面条而已，其生活简朴如是。张在晚上十时结束门诊工作后，便上楼吃晚饭与抽烟，约二小时后，至夜半十二时便又开始出诊工作。关于出诊，他一般预约好出诊对象，按远近路线依次上门看病。出诊毕，已快天亮，便悄然回家歇息，有时甚至和衣而睡。像这样时钟般的医疗生涯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这时他已六十八岁了。那年十二月初，台城的柳树都已枯黄，已近古稀的简老在儿子张祖淼及外孙婿廖作琦的护送下，无奈地赶往下关火车站，乘火车离开了南京，前往上海。这是简老第二次离开他的祖居，又一次的远离古金陵这个六朝帝王之都。
简老到了沪上后，上海闻人杜月笙与寿景伟等都热心为他刊登广告，介绍简老继续在林森路（今淮海路）悬壶应诊。奈好景不长。到了１９４９年春天，简老又无奈地南走，赶往香港这块半洋半土的陌生之地，勉强在香港皇后大道悬壶应诊。这时，大江南北的民众忽然失去了他们心目中的一位神医，南京与重庆的弟子们也只好遥思着这位恩师。后来周恩来曾托人致意，请其回大陆，陈立夫也请他赴台定居。但不知何故，他皆一一婉谢。自后，张简斋再也没有返回南京故里，再也没有见到自已的故居鞍辔坊一号诊所的那些青砖黑瓦。
张简斋是位儒医，是个文人，生平也喜欢与当时文人笔墨往来。于右任曾于１９４８年集宋人陆游诗句“风云未展匡时路，天地能知许国心”书赠张简斋。这年秋，国内著名词曲家卢前又曾集李煜、范仲淹二人名句，写成楹联赠送张简斋：“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他们好像都在无心的预测着简老的人生结局。考简老生平目睹过二次人世间的江山兴亡。早年，他见过一次沧海变桑田。暮年，他又见到了一次桑田变沧海。１９５０年７月，张简斋忽患伤风感冒，后内陷，转为肺炎。这位已经充满无限人生感慨的金陵大医家就此一病不起，在香港溘然长逝，二十世纪最后一颗中医界的亮星也就此悄然陨落。从此，中国永久地失去了“南张”。之后，张简斋的医道及赫赫医迹也随之销声匿迹，国内的中医也更加灾难深重了。简老作古后不数年，国内的中医界又开始遭受中西医结合势力的强力冲击，继续被西医改造，显得更加的魔难重重。显然，“南张”陨落之后，维持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医古塔也随之倾倒了。自后国内中医界再也没有兴旺过。叹简老一生二次离乡别井，最后居然客死他乡。我想，这一定是造化给中国人显示着一种象征，用来预示中医的前途茫茫，将要进入山穷水尽之境。
１９５０年代以后，国内中医界的处境确实越来越艰难。文革结束后，海峡两岸老一辈人又纷纷思念着昔日的一代医星张简斋。到了１９７９年，先祖父也已经成了八旬老人。记得这年１月，先祖父认真地向江苏省中医学会提交了一个《动议》，希望抢救包括张简斋在内的江苏省内所有被埋没着的中医遗产，他在这份《动议》上写着这样文字：“南京有三卿（隋仲卿、朱子卿、伍俊卿），在１００年前擅名当时，还有王筱石。在一百年后有二张（张栋梁、张简斋），当大汉奸汪精卫扼杀我们中医的时代，二张用中医药治病，疗效卓著，力撑危局，深得群众信仰。以上六人定有论著或医案，应当访问，（简老在重庆行医时与余在重庆中央国医馆共事过，以师礼事之，后闻得简老有弟子陶某在重庆行医时代出了一本医案，余未见之。其在南京行医时有医案，其弟子张筱川老中医留有该书，余曾借阅抄录过，将来可整理出版）”这大概就是简老作古后国内第一次提出要求抢救简老医道的呼声了。后来，国内报刊上又渐渐露出了张简斋的名字。显然，世人已都在盼望抢救简老的宝贵医道。据与简老亲近过的学生回忆，简老在抗战胜利后，一度也曾想要整理自已的晚年医案，奈总因当时学生们之间出现诸多磨擦，加上简老昔年诊务过于繁忙，无暇亲自整理这些医案，故而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使他生前没有医著传世。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幸运的是，先祖父于１９５０年代中期从简老门人张筱川先生处借抄了５４１例简老晚年医案，而且悄然珍藏到文革之后。１９７０年代初，我跟随先祖父学中医期间，先祖父曾谆谆嘱咐我要认真学习简老医道，还要我日后整理好这份医案。其实，这份幸存下来的医案，都是简老从重庆返回南京后临症实录，那时简老的医术已入化境，炉火纯青矣，其珍贵也就可想而知。
１９８３年初夏，我便遵照先祖父的嘱付，先将这些经先祖父手抄过的医案整理成《张简斋医案》一书。先祖父阅过这部书稿后，又嘱我竭力弘扬之。但尽管我先祖父在文革之后有过抢救简老医道的如此大声疾呼，奈当时健在的简老门徒及受业弟子们却默然未响应，他们似乎在文革极左政治思潮之后还心有馀悸，统统都不肯露头。那时连简老的外孙濮家健先生也说过这样一些无奈的话：“张简斋没有什么著作传世，如果他的弟子能够将他临床实践几十年的医案收集，整理出版，那将有益于人民的健康事业。”（见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周末》第3版文）但后来我也总未见有能奋勇而出者。在中医处于如此生存危机的年代，居然会有这样眼看着先师遗道默然消失而无动于衷的门生与弟子。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于是我在这个领域里始终缺失同道，不得不孤独地干着这件辛酸的事。当时我先是与《上海中医药杂志》社作了联系，于１９８４年４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性文章《著名中医张简斋证治杂病的经验》，总算首次公布了十八例简老医案。翌年，我又于重庆出版的《杏林学刊》创刊号上再次发表了二十九例简老医案。１９８７年９月，我又向《山东中医杂志》投去一篇宣传简老医疗经验的文章《张简斋治疗外感病的经验》，结果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１９９０年代，我又联系了台湾的《自然保健》杂志，在这家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近百例简老医案，迄今共计发表了约四分之一的简老医案。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杂志肯登简老医案了。
到了二十世纪末，简老的声名已远去了几近半个世纪，而中国再也没有像张简斋这样纯粹的中医在认真地悬壶济世了，吾先祖父也离开了这个过于世俗，过于浮躁的世界。在神州大地上活跃过几千年的中医于此时已经完全昏睡了，而且进入了传承危机时代。此情此景使我悲愤不已，这种悲愤又使我总是会痴痴地想着如何弘扬简老医道这样的事。岁月苍茫，简老的生前好友大多已经作古，经他亲手治愈过病的病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后来我忽然想起了简老生前好友陈立夫老先生还健在台北，他可能已是简老生前好友中唯一还幸存于世的了。幸运的是，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立夫老先生与我已有了数年的神交缘份，于是我速速向海峡彼岸投书。１９９５年的１１月２８日，九十六岁高龄的立夫老先生果然为《张简斋医案》题写了书名，也为弘扬简老医道的事出上了一份力，可见人间的真情常在，在海峡彼岸似乎还有一种深切的期盼。当时我的内心也增加了一丝欣慰。
我见过张文康挂名主编的《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丛书中虽保存着北施（今墨），却缺失了南张（简斋）。张文康啊，你可知道鸿鹄早已飞离了中华神州？缺失了南张，这套丛书又怎么能表达出中医百年的精彩？缺失了南张，即使张文康你能罗列成千上万中医界的时贤，也依然只能算一群燕雀而已，岂能表达出二十世纪中医的艰辛风骨与坎坷真相？张文康的缺失或许也是无奈的，但却表明了国内的中医早已跌入了低谷，变成一具知了壳，悲夫！
１９９７年４月，简老的孙辈们赴台，特地将简老的骨灰迁往美国，安葬于洛杉机的一个公墓内。眼下，中国的一代名中医依然流落在异国他乡，不知何时能回归故里？在这令人感慨的年代，我便常常翻阅《张简斋医案》。其实，简老的医道并未消失，中医是不生不灭的。
岁月匆匆，我也摆脱了令人讨厌的二十世纪，身不由已地挤进了二十一世纪。台湾的立夫老先生也先后远离了人世。眼下也早已是孔方兄当道的年代，商业医学大行其道，大陆的出版社大多也看不上《张简斋医案》这类书，我亦冉冉老矣，更是觉得无能为力了。奈简老的这些珍贵医道以及立夫老先生题写的书名却依然埋在我的旧书箱里。想不到抢救简老医道之路会是如此的坎坷啊。我们邹氏两代对这件事似乎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而迎面见到的却尽是山穷水尽的景象，还有就是我心头挥之难去的无奈与悲愤。在此情此景下，我有时也会无意识地盼望着简老的后裔们能赶来大陆，接上我二十多年前整理成的这份《张简斋医案》，不要让它真的烂在我的旧书箱里。或许也是造化在冥冥中的按排，我这无意识的盼望居然也成了真。２００６年７月，从大洋彼岸前来的简老孙子张继凯与我会晤了。后来我就把简老生前无意识留下的５４１例医案统统交给了张继凯先生。这年秋，他表示在适当的时候将《张简斋医案》刊印成书。我也因此能了却了一桩人生心愿，并为吾国中医界留下这一篇辛酸的序文，使我写完了张简斋的往事。从此，我的心情到反而松快了一些。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０日的上午，我又应张继凯君的盛情邀请，前往莫愁湖对面的一个大厦出席了一次座谈会。当时有十几位中医界人士围坐在一个暖洋洋的小会议室里，纷纷言说着是否应该将以张简斋国医国术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我最后也发了言，既说了些赞成的话，也抒发了一通关于金陵国医兴衰的感慨。我在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上似乎也看到了一点小小的希望，只是座谈会之外的中医界却早已西化，中医界早已如鸟兽散，依然让我异常地失望。当时的窗外已能见到被早春笼罩着的古莫愁湖。眼下，在南京这样的古城还能开上这样一类的座谈会，毕竟还是让我有些欣慰的。现在我似乎有了一种直觉，意识到这样的座谈会，以及这本《张简斋医案》的问世或许也就是一种神秘的象征，或是会成为什么预兆，或许也是一种定数，它似乎是在暗示国医日后可能还真的会春光再现。张继凯君的努力也没有白费。翌年，“张简斋国医国术”这项非遗申请项目终于被南京市政府批准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华国医要得到中国社会保护了呢？这是中医界的幸运吗？我对这一切都还莫明其妙。
我生平见到了简老医道被埋没的伤心事，目睹了中医频临消亡的辛酸事，这样的目睹已足够让我意志消沉了，也打不起什么精神。居然在这样的时候，国内还会有人对着中医落井下石，高喊着要消灭中医，而国内的西化中医更是在为着金钱嚣张不已，而且早已把中医界的老前辈们忘却了。于是又激起我的义愤。２００８年２月３日，我特地为先祖父邹云翔教授举办逝世二十周年的记念会，并邀请了张继凯君参加。这年３月１７日，我又与张继凯君在南京联合主办了国医节七十九周年记念会。会后，我与张君捧着“张简斋国医国术”这个“非遗”铜字匾在当年简老悬壶济世了一生的金陵故地留下了二个尘影。谁知第二天，我俩的尘影在一家小报上露了出来。这一切，或许也都是造化在冥冥中的按排，或许也就是造化在暗示我们中医界后裔，应当团结起来，共同保护中医，留下中医之一脉。岁月匆匆，又是二年过去了，我特地撰写了此文，决意要把简老生前生后发生的事真实地写出来，亦略表吾寸心，祝愿简老在天之灵安然。现在我也依旧在夕阳西下的时光，耐心地等候着尘世间的知音，希望能再次见到“南张”兴旺之日，再次见到国医的曙光与辉煌。我相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也深信：国医是不生不灭的。 （转自网络）

刘为立

最后一句：永生不灭？

凤凰台主人

可惜简斋先生未能悟透阿芙蓉对人体的真正作用，以至其高超的医术，不为上天所爱。人无完人，我们也不能苛求先生。其实在医术上，能与简斋先生相比的并不少，因此并不存在什么简斋医道，无非是正宗的中华医道而已。我们应当领会张简斋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代名医，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才是主因，其严谨的治学精神才是关键。因此，我们应当从简斋先生身上学会如何治学，如何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如何进入中医神圣的殿堂，这才是要害。说简斋先生有什么特别的医术，那都是未明事理，学错了方向。简斋先生的医术，尽在传统中医的范围之内，先生与古来明医，走了相同的路，成了一样的名。如此而已。

谁要想从简斋医案中学到什么东西，一定会失望的。因为那些平常的医案中蕴藏的深刻医理，你是绝对看不到的。必须参透经典，你才会真正明白；而你如果真的参透了经典，还需要看什么医案吗？

刘为立

"谁要想从简斋医案中学到什么东西，一定会失望的。因为那些平常的医案中蕴藏的深刻医理，你是绝对看不到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即使能够悟出点东西来，也得看读者自身有多少水平。

碧草蓝天

看过他老人家的医案，确实境界太高。

今原

楼上各位所言均有至理，但简老一直未能为新中国的人重视，恐怕里面有一定政治原因。各位看现在很多名医介绍，无一不是首先提到的是政治立场，简老的政治立场先不说，但他所看的高官大多是国民党的，如果他入选百年百名系列，他的简历该如何写，张文康为什么不选张简斋，能说没这原因吗？

东周

推荐大家看看“医林旧事”http://www.ngotcm.com/forum/thread-96928-1-1.html。
里面介绍了陈逊斋等大医当年的盛况。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陈逊斋和张简斋这些当年的一代宗师，之所以现在不为人所熟悉，与政治有很大关系。
胡适等大师亦如此。

轻尘

叶天士 张简斋  蒲辅周 赵绍琴  他们用药风格多是轻清灵动  药味也平常无奇  如同太极拳高手的外表不一定就是虎背熊腰大块肌肉隆起 但功夫惊人

刘为立

我手头的一本《医学心悟》作者是清人程国彭。仔细读序，才发现是同一人。